首页 -> 2002年第2期
泛黄了的一页
作者：■ 丹 晨
一
1992年1月底，我从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三个月学术访问回来，恰好那天吴泰昌从广州先我半个小时到达北京机场，报社派了一个车同时接我们两个人。我一上车，泰昌就告诉我，殷晋培殁了，因癌症动手术，又因心力衰竭而死于手术台上。吴泰昌用我们一些在京的同学名义联名发了一份唁电给晋培的家属。这个意外的噩耗震惊得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在谢了泰昌以后很久，才颞颥地说了一句：“人生无常啊!”
回想起近几年晋培的情况，我才发现事先已经有了一些征兆。以前他到北京来，一般都会到我家来吃饭聊天，有时酒足饭饱以后，还兴致勃勃地和我孩子开玩笑说(用上海话)：“爷叔老酒吃饱，黄汤灌满了，现在要走了。”但是，近年来时，我备的酒菜虽然也是满满一桌，且知他是美食家，但他却举箸不下，甚至带着愁容说：“现在对吃一点没有兴趣。这酒，我也不大碰了。”他还说：“我现在什么想法都没有了。我只想到两个孩子还小，特别是小的还刚上初中，我老婆也还年纪不大，文化又不高。所以，我只想尽量多积些钱，留给他们。”那时他才50刚刚出头，我不明白他何以出言如此凄怆，更没有想到不幸竟成了谶语。
他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现在他却最早离开我们，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他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浮现徘徊，但不是那个颓唐萎靡的形象，而是精神清朗、潇洒自信的殷晋培。我常常痛苦地想，如果有个正常的发展，像他那样聪慧而富有个性的人，在学术或写作上，该能作出多少贡献；他又该健康地多活多少年啊!
二
1955年9月，全国莘莘学子中的两千多名被录取的优秀者，从各地来到北大。那年，北大的在校学生达到近万人，经过院系调整后大批著名教授也云集于此，真是一派空前的欣欣向荣的盛况。校园里也正大兴土木，建造教室楼和宿舍，但还未来得及完工。我们这批刚报到的其中约五百名(?)新生也就只能暂时栖身在小饭厅里。双层铺密密麻麻，挤得像沙丁鱼似的。
这时，我认识了殷晋培。他的穿着很平常，一身布衣，只是比较整洁、比较新一点而已，但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已属不易了。特别是中文系学生，都穿得很破旧，不修边幅。像殷晋培那样稍稍讲究仪表修饰，就显得有点扎眼了。他平时扬着头，一副不大爱搭理人的派头，大概也是容易引起非议的原因之一。尤其那时总是管头管脚，即使生活细节，言行举止，也都在大家关注之下，甚至上纲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什么什么的。
有一次，我在小饭厅外的水池旁，遇到新闻专业的一位姓许的同学。闲聊时，说到殷晋培。他不同意人们对殷晋培的某些偏见。他说了一件具体事情：有一天早晨，水池堵塞了，脏水积满了大半个池子，人们都匆匆地只管自己盥洗，任凭水池愈涨愈满，都不理会这件事。只见殷晋培正用自己的雪白的牙刷泡在脏水中捅下水道的管眼。姓许的同学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从中也能看到一个人的品质。
我当然同意他的看法。后来与殷晋培更熟悉了，彼此相处友好，了解更深，愈加觉得当年姓许的同学的话是非常正确的。
三
殷晋培出身在一个手工作坊主的家庭。他的家在上海闸北基层的市民居住区里，是一座简陋的二层小楼，楼上是住家，楼下是作坊，所谓前店后宅的家庭作坊。可能生意还不错，日子过得可算小康。他有五个兄弟妹妹，他排行老大，极受母亲宠爱，也为全家所钟爱。他生于1938年，因资质聪颖，学习成绩优秀，升学时有过跳级，中学毕业时只有十七岁。他就读的市北中学是个老市立的学校，相当于现在的所谓重点中学。如今又考上了北大，在他周围的老师、同学、家人，无不投以赞美的眼光。他自己当然也踌躇满志，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我后来与他开玩笑时，就叫他，“小神童”。
也许因为这样，殷晋培身上有点孤傲的脾气，对政治几乎不感兴趣。他在中学时没有入团，到了大学也从不曾想到入党入团，可能他对自己这种身份还颇表示满意：一个无党无派的民主自由人士。他也从不参加任何学生课余社团活动。他与其他系科专业、其他年级的同学也无交往。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在北大读理科，偶然来看望他，关系不算特别亲密，后来这个哥哥被派去捷克留学了。因此，日常除了上课、跑图书馆以外，生活是寂寞的。星期日，偶然他也会一个人跑到城里去看京戏，吃小馆。回来与我大吹一通，对京戏赞不绝口；然后，又对我坐冷板凳看了一天书，调侃一番。他好象很满足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入学头一、二年气氛相对来说还比较宽松，也就能容忍像他那样独来独往的“独行侠”的存在。有的同学叫他，“小少爷”；还有的开玩笑叫他，“小坏蛋”。完全没有恶意，只是嘻嘻哈哈地叫，他倒也不恼，随你们乱叫。
殷晋培对老师很尊重，也愿亲近。学先秦文学时，他与萧雷南先生接触较多；学魏晋隋唐文学时，与陈贻欣先生有所往还；后来又与冯钟芸先生师生情谊甚深，可谓成了入室弟子，离校后工作多年，也还常去探望问候。他虽自视较高，也有清高思想，但传统的尊师观念还是很深的。所以，这几位老师家里(萧先生不久调内蒙古大学工作)，有时也常去走动。
到了魏晋隋唐文学这段时，殷晋培显得特别活跃。他喜欢诗歌，听林庚先生讲建安风骨，讲“风”字，大家几乎都如痴似醉了。他和顾卓宇在寝室里说着说着模仿起林先生讲课时的神情，那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样子，大家都乐了。殷晋培也欣赏李白，爱借用“布衣”自况，诸如“生不用封万户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些豪放、清高、张扬自我个性的浪漫诗句，是那时殷晋培常喜欢背诵吟唱的。其实我们都喜欢、都欣赏。但因为他讲得多，又不无偏激处，说话急了，还有点大舌头的“嘶嘶”声，大家就故意与他争辩，把他攻一顿。我学他那种“嘶嘶”声揶揄他，他恼了，就把我出气，骂我“老棒菜”。“老棒菜”是王大鹏给我取的外号，因为我是班上年纪最大的之一，当时二十四、五岁的人，在他们眼里当然是个老家伙了。
那真是我们的黄金岁月，没有什么忧愁牵挂，只须埋头读书，考试时几乎门门都是五分，好不得意。就这样在北大校园里度过了这一段比较自由的、学习气氛浓厚的、心情舒畅的学生生涯，可惜过于短暂了些。
四
我们进北大不久，就迎来了向科学进军、重视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比较开放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高教部批准的《高校专业介绍》(书店里公开出售的)中说，北大主要是培养高等科学研究人才、高等学校师资……。马寅初校长、江隆基副校长在作报告、讲话时，都对北大的教学培养目标讲过类似的意见。系主任杨晦先生对新生讲了上述任务后，还特别强调：我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比我们高一届的刘绍棠，不久就退学当专业作家去了。
就在我们孜孜以求于学术的时候，社会上的所谓“鸣放”渐渐活跃起来，各种对时弊、对官僚主义、对一些消极负面的社会现象、政治生活的批评也多起来了。我们这些大学生很自然表现了热情的关注：天天看报，天天议论，都是自发的……。后来校园里也有了大字报，还有了演讲，辩论。至今，我的印象里，周围同学虽然对此都很热心，却少介入的。也就是说，似乎没有人去贴大字报、发表公开演讲，不过是在寝室里议论纷纷，互相争辩，即使很激烈，争得面红耳赤，也就如此而已。
当时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绝对相信的。但面对日益活跃的社会思想，我显得很矛盾：我为报上揭露的很多消极、丑恶的现象感到震惊和激怒，但又惶惑不解。如有些报刊透露的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点滴；对于有些文章，如田汉的《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等，十分赞赏和共鸣；但对有些涉及政治制度的大问题的批评，我有点不知所措，以至反感。所以，那些日子我是在兴奋、困惑、不安中度过的。
1957年6月8日以来，社会上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学校里也有了所谓“反击”，但并没有布置到班级。7月初，我按惯例在放假的第一天就回家去了。后来才知道在我走后，上面紧接着就把反右派斗争深入到学生中间、以至具体到班级里来了。晚走的同学因此又滞留在学校里参加了半个多月的反右运动。
9月初，人们返校开学上课，同时更大规模展开反右派运动。随着斗争旷日持久开展下去，上面追查的范围也愈来愈广，凡有一言半语被认为不合适的都有可能成为运动的对象。班上的王大鹏、李坦然也都随之落网了。有一次在杨晦先生家中，系党总支召开的各支部书记会上，研究学生中的右派问题，有一位总支委员(新闻专业的老师)说到米震中：这样的人你们还不划?我在会上作了一些解释，说明这个同学平时对党的态度还是很好的。人们似乎觉得我的这种解释很可笑，有点右了，也就不由分说给划上了。米震中也是与我同室多年相知很深的，这时我心里翻腾不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愧疚，觉得很对不起他。回到宿舍，我都不敢正面看他，殷晋培的处境也愈来愈不好。我至今都想不起来当时他有什么言论。至于与人争辩问题，对校园里的某些大字报讲点自己看法，讲话时容易激动，总是有的，这也算不了什么。但学生中被煽动起来、杀红了眼的也是有的，要揪他的声势不知怎么大了起来，别的班同学甚至把大字报贴到他的床铺栏板上、床边墙上，要他交代。殷晋培出生以来哪里见过这等场面，当然很紧张。平时的傲气一下子没有了，进进出出沉默寡言，心事重重。我也为他着急，后来与班上党小组同志商量，决定由我找他谈一次话。我约他走到哲学楼，找了一间空教室，谈了一、两个小时。几年来，我们头一次这样严肃地谈问题，而且我是以党支书的身份，居高临下地与他谈话。他也头一次那样虚心驯顺，表示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是拥护的，对当时校园里的某些言论也是不同意的。他说到自己每天记的日记可以证明。我照例批评了他平时的骄傲、不要求进步等等，希望他从此吸取教训。为了避嫌，我请班上团支部书记古萍要来他的日记审看，然后我再看，然后我们两人交换了意见，都认为他对党的态度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好的。班里的党员也都同意这个看法。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
但是我后来渐渐感到殷晋培变了，大大地变了一个样。我看殷晋培是吓怕了，因为恐惧，至少在表面上不那么狂了，凡是政治问题，他很小心，决不乱说，力求紧跟党的指示，态度鲜明，甚至努力表现得积极一点。但他还是不会去伤害别人。他收敛了自己的狂傲，压制了自己的思考，也渐渐扭曲了自己的个性。他不再是那个天真、单纯、狂放的少年了。
五
有一次，我到校医院作X光检查，发现我的肺病病灶又有一点活动的迹象，栗逵大夫要我服用“雷米封”。那正是我的心情十分苦闷的时候，如今有了这个生病的理由，我就向系党总支领导吕德申先生提出辞去党支书工作的要求，党总支同意了。然后我又发现二十九斋的三楼西侧，有一间空房，就向学生科提出能否暂时借我住用，以免疾病传染给别人。学生科也同意了。从此除了上课和一些班上的活动外，我和大伙有一点疏离。在当时情况下，我竟然还能独住一室，不受干扰，一个人安安静静读点书；几乎是每天下午，都独自到西校门内北侧的树林里散步徘徊，那里几乎人迹罕至，是我排遣烦恼的地方，我甚至想退学回家，因为那时课上得愈来愈少了，我觉得既然不能好好学习，留在这里也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当然，也只能是想想而已。这已是1958年上半年的事情。
暑假来临时，我又一放假就走了。晚走的同学留在学校里，竟轰轰烈烈破除迷信，搞起科研，集体写作了一部红色文学史，我是在家中看报才得知的。假期结束后，回到学校，大部分同学下乡参加秋收劳动还没有回来。系里派我领着一拨老教授(包括游国恩先生，但来了一次就没有再来)，在南校门外日夜“大炼钢铁”，其实就是坐在地上砸砖头、和泥，想砌“炼钢炉”。折腾了一个星期，留下了一堆堆土疙瘩就收场了。
当同学们回校后。我看到殷晋培的精神特别好。对于科研、写书、劳动，都充满了热情，讲起话来总是很兴奋的样子。我深深感到他是真诚地有了变化，变得积极、向上了。对照我自己，反倒变得颓唐，因而自惭形秽。但他在后来发生的“全校”(实际上是上面指挥的少数人)讨伐马寅初(开始是以“辩论”的面目出现的)的高潮中，又忍不住悻悻地骂那些上台批马老的人，骂他不讲道理，胡扯。
说起那次“辩论”，断断续续对马老批判了一、两年，到了1960年春，不仅开大会，还用麦克风在全校园直播，我们被组织在宿舍里听。马老在学生中一直是深受尊敬的，甚至喜爱的。当时他在论辩文章中正气凛然地说：“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在宿舍里都毫不掩饰地叫好，殷晋培就是其中一个。现在，面对这种蛮横的、恶意整人的办法，打击、伤害这位有崇高威望的老学者、老校长，人们的心里是过不去的。像殷晋培那样平时说起马老几乎引为骄傲的人，当然不能容忍。所以，他的本性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了。
六
那时，我总有一种凄凉感。可能因为五年北大生活要结束了；也可能因为连续搞了二、三年的运动、劳动，入学时公布的教学计划早已被抛在一边，许多学习课程也已停掉，竟然说不清楚学习的成果是什么(既没有做毕业论文，更无答辩等一套)；还可能是同学们工作分配的情况远不是像入学时所说的那样，几乎像鸟兽散，各奔东西，谁知何日再见；大跃进失败后，社会上物资、食品供应紧张，市场萧条，也因此使自己对未来的命运忐忑不安；当年我辞去上海政府机关中的工作来到北大，是为了想从事自己心爱的文学事业，如今又分到另一个政府机关，这又能做什么呢?……我就是怀着这样的烦恼、忧愁和无奈离开北大的。
殷晋培分在文学研究所当研究生，这可说是上上的结果了。过些日子，我去文学所看他，意外的是，他说，国家经济困难，文学所人员要减少，他和孙明惠等都要另行分配，他可能去东北鞍山。他好像并不在乎，很平静地谈这些事。我和他还谈到去那里后，搞研究恐怕不行了，不如深入生活搞创作吧。他竟表示，搞什么都无所谓，自己甚至对文学已没有多少热情了。我只好劝慰了他。其实连我自己都很茫然。
没有想到这一别，竟过了14年后才得重见。1974年夏，我因公出差到沈阳，见到黄衍伯、张毓茂。然后，特意到鞍山去看殷晋培。当我走出车站第一眼看到他时，不禁大笑了起来。这位最小的师弟竟然已经谢了顶，头发稀稀疏疏的。他笑着问我：“笑什么?”“你才36吧!怎么……”他倒很开朗地大笑，并不介意。
那次重聚，我们都很高兴。他讲述了毕业后的情况，几乎没有正经做过什么与文学有关的事情，文革中随大流闹腾了一阵，后来到鞍钢去当工人，在炉前实实在在干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告诉我，在炼钢炉前干活是如何沉重累乏，下班后像垮掉了似的。他常常一口气喝掉两瓶啤酒用来解乏。但是，他和工人关系相处得很好。现在已经到机关(文联)，也没什么正经事可做。
他大概就是这样混到“文革”结束。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混过来的呢?
七
七、八十年代之交，他到北京来，看访了谢冕等同学，听到了许多“新奇”的意见，大为惊讶，笑着对我说：“不得了，北京思想最解放的、也是最‘右’的，竟是那些‘布尔什维克’。”他当然很欣赏这种变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的思想却并没有太多的大的变化。
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每年都有机会见面，他总有点公事来京。隔些日子，也有信函往还。可说是推心置腹，无所保留。所以大致情况还是了解的。用他信里的话说：“我仍浑浑噩噩、自由自在过日子。有时倒也想做些什么，但又觉得无啥正经事可干，也就看些闲书，且逍遥度日。”其实，他内心何尝不渴望好好工作。随着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政策的变化，当地对他的工作安排也有过考虑。开始是酝酿调到省作协，结果市里因“爱惜人才”而不放。后来又曾想安排他当市政协委员，他对着领导哈哈大笑，说自己想参加共产党，决不以民主人士身份进政协，弄得领导好尴尬。再以后，又曾想让他去文化局担任个职务，大概因为人事关系等种种说不清的原因，还是没有结果。后来有一位新领导甚至想调他去市委当文艺处长，一了解他连党票都还没有，大吃一惊。总之，80年代前半期，为了他的工作问题，颇有点故事。最后都不了了之。我想原因还是不理解知识分子需要什么，没有更多考虑怎样发挥他的专长。
既然他自己无意于做“官”；说实话，这“官”也不是他这等人做得“好”的。于是，他就长时间成了一个“闲人”。因为分给他做的一点事，实在经不起他一做，有时“整天无事可做”，只得用写作来打发光阴。高兴时，写一点文章；没有情绪时，索性闲荡着。他说：“我只想求得相对自由身就可以了。人生难得自由，愿闲则闲点，愿干则干点，能有这种相对的清静和自由，实在该知足了。”他就是看重自己的这点“自由”，也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他给他大儿子取的名字叫“殷方”。我问过他是什么含意。他说：“我希望他做人要方正，要端方，要正直，不要圆滑，不要投机取巧……”可见，他对工作、生活的态度，貌似玩世不恭，其实是渗透了自己一生的痛苦经验，但又不愿屈服于世俗，只好用这种曲折的游戏人生的假象出现，真正的内心里却是充满着对于理想的执着热烈的追求。
所以，那时他写的文章、表述的一些文艺思想，常常出现较多的矛盾。试想对他这样一个人，省里竟有一些人会认为他“左”，有时还会闹成一点不小的风波，一时成为人家欲射之“的”。这实在是对他的很大的误解。他说，“这些年来骂我‘左’的人有的是，听得多了，我倒反而不往心里去了。”为了这个事，我与他聊过好几次。我自己早在80年代初就已被一些权势的人目为“自由化”，可见我的思想是什么样的了。他却很明确地对我表示，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说：“老兄还是一介书生，书生气太足，依你的书生之见去治国，一定失败。你讲的道理都对，就是不切合实际。”他的一连串的所谓“书生”，是指说什么都是白搭，当政者的事最好是少管少说。
他对我说过他的基本思想是：“现在中国，吃饭不能撑饱的大概还大有人在。我可能有点偏激。我始终认为中国现在要解决的是生活中最紧迫的吃穿问题，是要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然后才是其它。”所以，他对文学，远不像有些人那么看得重，更不主张帮倒忙。他说：“我还只能更多从政治的眼光去看待文学，我也颇能理解政治家们的苦衷，所以不愿为他们制造麻烦，而应当让他们有一种机会，让他们试着去改变目前的现实。不这样，又能是什么别的出路呢?”
这些话，当面讲过，信中也讲过。他完全是一个邓小平理论的忠实拥护者，最好的宣传者。只是对思想文化的作用估计不足罢了。无论如何是不能把他推到“左”的一面去的。然而，过分的体谅和信从，有时就会影响自己的独立思考。时间长了，渐渐地就少了批判的锋芒，创新的动力，甚至折断了思想的翅膀，使自己的精神变得平庸、委顿起来。青年时代的那次打击和威慑使他恐惧害怕，影响到一生的做人，都不能从那阴影里走出来。那个狂傲、富有激情、充满幻想的北大学生殷晋培再也见不到了。虽然，他对周围的庸俗和腐朽继续保持着嘲弄、蔑视的态度，也只是个人化情绪化的表现，因为他并不真正的想去触碰什么，创造什么，而本来他是可以做到、做得很出色的。
人们已经谈得很多的话题是，那个年代被戴了政治帽子的人的故事。我却讲了一个被那场风暴惊吓了的另类，那是更广泛的难以估算的一群，人们恐怕还没有来得及注意到那种更深沉的悲剧。真是祸及全民族啊!我无意、也没有资格对我的老同学作任何评论，更无擅加褒贬的意思。我只是在回顾反思往事时，禁不住自己的痛惜、伤感和遗憾之情。
但是，我永远认为，北大是一块奇异而膏腴的土壤，无论有过怎样的气候和风向，有过怎样曲折和灾难，都不可能把她的植根很深的独特的历史精神摧毁或动摇。凡在这里学习、生活过、受过熏陶滋润、哺育营养的人，都不能不受到那种自由的思想、民主的精神、张扬个性和独立思考的风气，以至宽容、大度、追求科学创造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在这样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呼吸成长。我和同学们都曾拜领了母校这种赐予和恩泽，才能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殷晋培，他那张狂不羁、心存正直的作派和为人，不也可以看到北大的某些血缘因素吗!
往事已逝，留下的是空悲怅。“觉今是而昨非”，来者还可追。我们这些生者又将如何呢!这正是我写这篇文字时需要面对的。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