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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始末
作者：■ 郭化光 齐文学
毛远新和几个随行人员用丁字镐在冻土地上刨了一阵，便作出决策……
哈尔套处于半干旱地区，土地贫瘠，春季风沙肆虐， 加上当时受极左政策的影响，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和批判所谓“资本主义”，不仅粮食产量没有增长，种植经济作物和家庭小手工业也遭到禁止，农民收入极其微薄，许多农户一年到头从集体处所得货币收入几乎为零。为了维持生活，许多农民违反禁令，搞起了“小自由”，通过集市交易增加自己的收入。
1974年秋后，全国掀起了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 中共辽宁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也相应作出了工作布署。一般说来，在低洼易涝和有灌溉条件的地区以及部分丘陵地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处于科尔沁沙地边缘地带的哈尔套来说，脱离实际按一个模式进行农业建设并不能给农民带来收益。“辛辛苦苦干一冬，不抵春天一场风”。第二年春天的狂风毫不留情地将农田工程毁于一旦，无论是平原的百里长渠或山上的梯田田埂都不能幸免。因此，当地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这种劳民伤财的农田建设并不热心。辽宁西部的其他地方同样没有大的举措。
1974年12月2日，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到彰武县检查农村工作。他批评彰武县干部对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认识不足，行动迟缓，其他地方都在轰轰烈烈、大张旗鼓进行，而这里仍然冷冷清清，沿途“只见几头毛驴在啃草皮子”。第二天， 为了“让实践证明”在冬季里能够动工，毛远新和几个随行人员用丁字镐在冻土地上刨了一阵，然后便作出决策：一是召开路线分析会，把是否搞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上升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冬闲是“闲了社会主义，忙了资本主义”；二是要求省市县公社有关领导干部到哈尔套公社敖汉大队进行现场示范，破除冬季不能在田里劳动的观念；三是动员哈尔套全体干部群众参加农田建设；四是召开辽西农田建设现场会。根据这一指示，阜新市、彰武县和哈尔套公社立即动员和组织农民修建农田工程。12月4日，仅哈尔套公社就出动2500人。5日，辽西各市县负责人来到哈尔套，见到了全民齐动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热烈场面。毛远新在现场会发表讲话，要求各地破除“猫冬”旧习（东北人将冬季呆在家里停止户外劳动称做“猫冬”），学习哈尔套公社大搞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但是， 农民自有农民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做法的结果并不能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更不会给自己带来收入，还不如到集市上卖点东西换回点钱准备过年更实在。几日过后，上工地劳动的农民越来越少，而赶集的农民逐渐多了起来。
有人建议搞一个特珠形式的大集，叫做“社会主义大集”，这正合毛远新意愿，认为是限制“小生产”的好办法。
1974年1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基本思想是，我国现存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引用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指出“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毛泽东这一谈话，反映出他在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其中包含了对马克思、列宁有关论述的误解。
客观地讲，哈尔套大集的出现与毛泽东上述谈话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将毛泽东谈话内容具体化并将其推向极端的则是毛远新。如果说他强迫农民搞农田建设体现出他不了解情况进行瞎指挥的官僚主义作风的话，那么，导演所谓“社会主义大集”则暴露出他急于捞取资本进行政治投机的浮躁心态。出于特有的政治敏感，毛远新很快将注意力由农田基本建设转向旨在限制商品自由交换和消灭“小生产”的“大集”上来。12月28日，毛远新将在哈尔套“蹲点”的省水利局张局长召至沈阳。张局长向毛远新报告说，哈尔套那里现在是人在山上，心在集上，为了能使农田建设坚持下去，他建议搞一个特殊形式的大集，叫做“社会主义大集”，取代原来那种自由市场式的集市，并且动员农民将自家的黄烟等产品按公价卖给当地供销社。他的这一建议正合毛远新意愿，认为这是限制“小生产”的一个好办法。张局长连夜赶回哈尔套，发动县、社、队干部为大集做准备。第二天，毛远新等省委、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来到哈尔套。12月30日，300多农民在干部的带领下，将自家的黄烟卖给了供销社，完成了“社会主义大集”的试点工作。
毛远新认为,这一“创举”就是为了“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1975年元旦，哈尔套第一次“社会主义大集”正式开张。这天，各大队农民在社队干部的组织下，打着红旗、敲锣打鼓，将黄烟、席子、大葱等农副产品送到供销社。然后从供销社买回一些日用品。公社及各大队的文艺队在大集上演出了文艺节目。毛远新亲临现场发表讲话，声称“社会主义大集堵住了资本主义的路”。在场的几位省委领导人当即决定，1月5日在哈尔套召开现场会，全省各市、地（盟）、县领导干部参加，并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做下一次大集的准备工作。
1月5日，哈尔套“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集”如期举办。这次大集采取了有组织游行的方式进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公社党委书记那顺，他肩扛半扇猪肉，领着妻子和在医院工作的女儿，女儿背负行李，身带大红花，表示同传统观念决裂，离开医院当农民。公社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党委常委跟在书记后面，两人抬着一头猪。接着是各生产大队的赶集队伍，车拉肩挑地将生猪、猪肉、黄烟、辣椒、大葱等送到指定收购站。为了显示购销两旺，县商业和物资部门特地把当时计划供应的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运到大集分售给赶集的农民。
省及各市、县领导干部参加了赶大集现场会。看到“扭着秧歌卖鸡蛋，两家合卖一头猪”， 许多与会者便知这是一场事先导演好的滑稽闹剧，但是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毛远新对他的这一“创举”感到十分满意，他说，举办这样的大集就是为了“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要求全省各地都要组织这样的大集。会后，全省各地纷纷效仿哈尔套赶“社会主义大集”。
1975年1月20日，哈尔套公社党委组织了第三次大集。到2月5日第四次大集的时候，农民手中几乎无货可卖。无奈之下，公社把这次大集的内容变成了学“理论”、批“孔孟之道”和“小生产”的批判会。入春以后，鸡蛋生产趋旺，公社组织了以收购鸡蛋为内容的第五次大集。6月5日举行了以计划生育为主要内容的第六次大集。计划生育居然也要赶集，更是令人感到荒唐可笑。
秋收以后，哈尔套于11月和12 月组织了以收购粮食和生猪为主要内容的第七次和第八次大集。1976年1月25日又举办了第九次大集，为了支撑这次大集，公社从县供销社借来1.5吨猪肉，在大集上展示一下又交还给供销社。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表明所谓社会主义大集实在难以为继了。
为完成拍摄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新闻纪录片的任务，哈尔套所有劳动力全部出动，……
当时正处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气候下，一切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不允许夭折的。由“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为了给大集造声势，指示长春电影制片厂到哈尔套拍摄“社会主义大集”新闻纪录片。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彰武县派出大批干部来到哈尔套公社，同当地社队干部到农户家里做工作，实际上就是强行指派。他们要求农民赶集那天必须把农副产品卖给供销社，实在没有东西可卖，也要到其他地方买回一些鸡蛋黄烟等物品拿到大集上去卖。这样还不能充分显示“踊跃交售”的效果，于是又决定将供销社以前收购的黄烟借给农民去卖。经过一阵紧张准备，1976年4月17日，哈尔套第十次“社会主义大集”在摄影机镜头前正式开始。
这一天，哈尔套所有劳动力几乎全部出动，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赶集大军。前面是秧歌队开路，接着便是长长的赶集农民，他们组成方队，把猪肉、鸡蛋、黄烟、席子等物“交”到供销社收购点，然后他们又从供销社“买回”平时根本就买不到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高档日用品，真可谓购销两旺。然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做样子拍电影。许多农民携带农副产品在收购点门前经过，并没有将其卖出，而是绕道带回来交给另一个农民赶集用。蔡家生产队一农民养的一只鸡就这样接连拿去赶了三次集。农民所携带的鸡蛋，看上去是满满一篮子，实际上只有最上边的一层是鸡蛋，下面全是草屑。至于农民买回的自行车等物品，只不过是供拍电影用的道具而已，拍完片后须如数交回。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哈尔套大集“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197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一文，称哈尔套大集“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仅是打击资本主义活动的一种措施，也是教育农民，改造小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实际步骤，”“为堵住小生产通向资本主义的渠道，有效地限制农村商品交换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提供了新鲜经验”。在《人民日报》的鼓吹下，“哈尔套经验”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实际上，这种大集完全是违背经济规律和农民意愿的官僚主义的产物，它断绝了当地农民仅有的一丝生财之路。交到大集上的产品价格通常是自由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三分之二甚至更低。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生产，结果农副产品越来越少。每赶大集都要在几天前做准备，开大会、做动员、练节目、排方队，大批干部和农民把时间用在赶集或准备赶集上，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赶大集造成了很大财物浪费，每次赶集，公社都要支出一笔开支，少则数千元，多则万元。收购上来的农副产品因得不到及时处理而造成大量损失，冬天鸡蛋冻裂、马铃薯冻得如顽石一般坚硬；夏天鸡蛋腐臭，生猪中暑而死时有发生。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要等到赶大集那天才能够卖出，结果蔬菜长老了，放烂了，鸡蛋放臭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5年起到1976年8月，阜新地区赶“社会主义大集”500多次，耗费劳动工作日90万个，资金将近130万元，因影响生产而造成的间接损失则无法计算。
一位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说，哈尔套大集“冲破了过去的集市贸易，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战场”。
从1976年春开始，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在中国掀起，矛头直接指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主张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老一辈革命家。这场运动的理论依据就是：党内有一批人，过去搞民主革命是赞成的，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他们就不想革命甚至反对革命了；他们过去是“民主派”，现在成了“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按照这一理论，全国上下开展了以批判“走资派”、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主要内容的批判运动。
哈尔套前十次赶大集，尽管带有浓厚的政治批判和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内容， 然而毕竟还是以物资流通和物资交换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展，哈尔套大集也改变其原有功能，用当时主管农业的一位省委书记的话说，就是“冲破了过去的集市贸易，变成了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战场”。
1976年8月5日，在省、市、县三级党政组织的帮助下，哈尔套第十一次“社会主义大集”又以新的面孔出现了。由于哈尔套大集几个月前被《人民日报》叫好并拍成新闻纪录影片，因此，除本省外，全国有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派出代表前来学习经验。大集除了以往的文艺演出和自欺欺人的购销活动之外，突出特点是反“右倾翻案风”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公社党委负责人在集上带头作批判发言；一些中学毕业生和已经在非农岗位就业的青年，或出于自愿或迫于政治压力，表示要到生产队当农民，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明显带有弄虚做假形式主义痕迹的“大集”使得不少慕名参观者纷纷摇头而去。
但是，大集的组织者办“政治大集”的决心不改。他们对今后赶大集作出若干规定，其中的两条是：必须有批斗“走资派”的内容；必须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内容。于是在彰武县乃至阜新市又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批判迫害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风潮。在这一风潮中，出现了诸如“开刀”、“爬坡”等新经验。 所谓“开刀”就是干部在批判会上无保留地暴露自己的各种“错误”，并尽可能的进行自我谴责；“爬坡”就是干部在“开刀”之后要对“错误”进行无限上纲，从“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错误”的严重性，通常是承认自己是“民主派”、“走资派”，表示“愿意悔改，转到正确路线上来”一类言不由衷的套话。如果得不到群众认可，还要继续“开刀”和“爬坡”。整个过程，群众帮助当然不能少，有触及灵魂的口诛笔伐，也有触及肉体的拳打脚踢。根据后来辽宁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反映，“仅在哈尔套公社所在的彰武县的17个单位中，就揪斗走资派42 人，还以各种粗暴方式对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身体伤害，四堡子一个公社受毒打的干部群众454人，其中致残的30多人，死亡4人。”
任何对哈尔套大集提出非议的人，自然都在被打击之列。哈尔套公社黄花大队农民赵洪恩因为说“大集把东西赶没了”而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五次遭到批斗；哈尔套公社哈尔套大队农民赵凤林因为说过“大集没什么好处，赶大集把东西赶少了，该买的东西买不到，该卖的东西也不敢卖，把群众整得够呛”而在群众大会上遭受批斗；党员王景祥在闲暇时间利用高粱杆编帘子准备出卖，被认定为“开地下工厂”，是“党内资产阶级”。全国供销总社基层局副司长傅乐廷在视察哈尔套时对哈尔套经验的普遍指导意义和对批判小生产提出了不同意见，结果遭到了辽宁省有关部门领导和当地县、社干部的围攻。他们给傅乐廷定了四条罪名：一是否定哈尔套经验反对社会主义大集，反对新生事物；二是篡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反对改造小生产；三是制造谣言，攻击中央领导；四是干扰“批邓”大方向。围攻持续两天，直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直接干预，傅乐廷才得以解脱。后来，在新华社的一份内部材料上登载了这一事件，认为傅乐廷“在辽宁散布奇谈怪论”，傅因此在本单位受到批判。
从“社会主义大集”到商品贸易大集
粉碎“四人帮”以后， 名噪一时的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也偃旗息鼓，走到了尽头。拨乱反正期间，在新组建的中共辽宁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辽宁出现的一系列极左做法进行了广泛的揭露和批判，哈尔套大集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得以清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哈尔套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再次建起了名副其实的商品贸易大集，当年被迫赶“大集”的农民如今办起了商店，搞起了运输，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巨大的变化使广大干部真正体会到，做好农村工作，必须在经济上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力， 这也是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留给后人的宝贵教训。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