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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朝鲜革命志士
作者：■ 崔龙水
1942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重庆出席中韩文化协会招待韩国临时议政院议员的茶话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大意是：记得在学生时代，和在黄埔时代以及革命军队中，都曾和韩国的同志们同过事。韩国人民的勇敢牺牲精神是大家目睹的事实，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在中国的大地上流过血。抗战以后，朝鲜义勇队(现已改属韩国光复军)在各战线、各战场与日寇作战，流血流汗。在北方平原上，牺牲了很多壮士。这些壮士都出身于光荣的黄埔军校。朝鲜志士们的热血洒遍在中国的大地上。但是，在谈到朝鲜革命问题、复国问题的时候，他们彼此间便有了争执。实际上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韩国的复国与独立，所差的只是办法不同而已。……韩国同志们为中国流血，但在自己的问题上却不能合作，这是很可惋惜的事，但是今天席上韩国领袖们一致团结的表示及抗战五年来他们事实上的表现都证明，他们的团结确有进步。韩国人民既能以他们的血来帮助中国求得解放，更应该把他们的血流到自己的祖国去。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们都能回到韩国，实现韩国的自由与独立。
本文试图以周恩来的上述讲话为线索，归纳现已公开的资料，论述周恩来与朝鲜革命志士的关系。
在黄埔军校的朝鲜革命者
1924年9月秋，周恩来到达国共合作后的广东政府所在地——广州。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着手建立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广州，事实上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吸引了许多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者。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朝鲜革命者，也从中国的东北、朝鲜的本土、苏联的西伯利亚，纷纷来到广州。据1925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志乐回忆：“从满洲的独立军来了将近400名志愿兵。从西伯利亚来了100多人，这些人曾在那里参加过十月革命斗争，后来又在那里打了多年的游击战。从朝鲜本土来了100多人。从莫斯科直接来了30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留学生，充任鲍罗廷的工作人员”。“这800人中除了来自独立军的400人中的多数以外，都是一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同情者，后者中有些是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大部分来自西伯利亚和满州，有70人是朝鲜青年共产党人”。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曾设朝鲜人小组，归中共广东区委领导。
朝鲜青年集中在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在苏联的帮助下国共合作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黄埔，“不仅中国而且是东方各弱小民主革命青年的一个集合场。因为黄埔既能解决一般青年各种困难问题，又能满足他们革命情绪的要求，更是东方各弱小民族学习革命方略及战术的总机关”。据崔庸健的回忆，朝鲜人在黄埔军校最多时达150人，其中有些人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士兵队，有的人是正式学员。查黄埔军校同学录，有据可查的朝鲜籍学生共有34人：第三期有李彬、车廷信、张圣哲、刘铁仙等4人；第四期有姜平国、柳远郁、朴孝三、朴建雄、崔林、杨俭、田义昌、李愚懿、权睃、李集中、王子良、尹义进、崔永泽、金钟、李钟元、卢一龙、李箕焕、吴世振、金(全)洪默、白红、劳世芳、朴益济、文善在、卢建等24人；第五期有金浩元、安维才、张兴、张翼等6人。教官有第三期第四队队长(后任少校技术助教)杨宁。另据散在的国内外材料，还有俄语教官吴成?、少校队副蔡元凯、区队长崔秋海(崔庸健)、李逸泰、安应均，技术助教吴明。另外，孙斗焕、金奎光、张志乐也在黄埔军校讲过课。应该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曾经聆听周恩来的讲话，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影响。
杨林是在黄埔时代和以后的革命军队中，同周恩来共事的朝鲜革命者。杨林(1898－1937)，原名金勋，别名杨州平、杨宁、毕士梯。1924年初从云南讲武堂炮科毕业到广州，考上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下部干部，分配到教练部学生总队工作。1925年2月3日，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同校长蒋介石及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率黄埔军校校军参加东征时，杨林带学生军一个连参加；6月23日，周恩来带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广州各界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大游行时，任黄埔军校三期四队队长的杨林也带队参加。杨林不仅参加了周恩来指导的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而且在“沙基惨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建立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亲自过问排以上干部的名单，团长为叶挺，参谋长为周士第，杨林从黄埔军校调来任三营营长。独立团参加北伐时，杨林根据党组织决定，调回黄埔军校任中校主任教官，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杨林1928年去苏联，在中山大学、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回到上海，被中央军委派往东北做军事工作，先后任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满州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赴上海参加会议，接着派往中央苏区。到达中央苏区后，在周恩来兼任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组建10个补充团，经过训练补充到主力红军去，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做出了贡献。据周保中的回忆，周恩来非常关心杨林，曾过问过调杨林爱人李秋岳到中央苏区工作之事。1934年红军长征时，杨林任中央军委直属红色干部团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1937年2月东渡黄河作战时身负重伤光荣牺牲。
杨林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培养教育下成长的一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支持朝鲜革命者在华抗日
1937年7月7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合作。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为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这期间，周恩来不仅做了大量的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也做了许多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支持了朝鲜革命者在华的抗日斗争。
1938年滞留在武汉的朝鲜四团体组成的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拟成立半军事化的朝鲜义勇队，把报件经政治部送蒋介石审批。蒋介石批示：“应先查明其共有人好几何，及其份子之成员如何。”调查结果是“构成分子多系健全有为青年，且大举系由中央军校及军校特训班毕业者”。经批准成立朝鲜义勇队，建立中朝双方参加的指导委员会和相应的机构。朝方参加领导机构的大部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如：司令陈国斌(金元凤、金若山、崔林)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机要参谋申岳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总务组组长李集中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政治组组长金奎光(金星淑)曾在黄埔军校任教，第一区队队长朴孝三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其他的骨干多为中央军校特训班的毕业生。
1938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正式成立，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出席成立大会。周恩来发表题为《东方被压迫民族与解放斗争》的重要讲话，郭沫若朗颂自己创作的诗。朝鲜义勇队建立初期，组织上归属于政治部第二厅，但工作可以由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指挥，在武汉失守前做了大量的对敌宣传工作。郭沫若曾高度赞扬朝鲜义勇队的工作，他说：“惹人注目的是在街道的墙壁上，或在马路的正中，用淋清粗大地写着日本语的标语：‘兵士在前方流血，财阀在后方享乐’，或‘兵士的血和生命，将军的金勋章’。这些还是我昨天拟好的文句，而今天已经爬上了墙壁，爬上了水塔，横陈在马路的当中了。”这些反战口号，的的确确把汉口全市造成了一座精神堡垒。朝鲜义勇队从武汉撤出途经长沙时，还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火灾后的善后工作。后来，朝鲜义勇队的基干队伍逐渐转移到华北敌后，在继续做对敌宣传工作的同时，配合八路军直接参加了抗击日军的作战活动。
周恩来在武汉期间还指导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工作。早期的朝鲜族中共党员韩乐然(1898－1946)，原名韩光宇，曾用名韩素功，1937年结束8年的留法学习，陪同赴西欧考察归来的杨虎城将军回国。1937年底到达武汉，苏子元把党的组织关系介绍到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负责人刘澜波那里。经刘澜波报告周恩来同志决定，他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党组工作。韩乐然在武汉期间，负责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曾创作巨幅油画《全民抗战》挂在黄鹤楼上。他与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范长江、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等交往密切，并协助路易·艾黎、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做对外的宣传工作，还介绍朝鲜革命者秘密去延安。
1939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任主任委员，李济深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等13人为委员。此时经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负责人阎宝航介绍，韩乐然去这个党政委员会工作，委任为少将指导员。期间他两次赴晋东南抗日前线考察，来往于八路军前线总部和国民党刘戡93军总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总部，做了大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联络工作。
大量刊登朝鲜抗日团体在华活动消息
周恩来在重庆期间，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联系，利用公开的身份做了大量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与留渝外国朋友接触，做了许多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其中包括对韩国的朋友的工作。
1940年9月17日，周恩来、董必武出席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的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大会。经国民政府核准李青天任总司令，金若山任副总司令。1942年2月27日，重庆为在华北牺牲的朝鲜义务队战士举行追悼会，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送去挽联，挽联写道：“朝鲜义勇队阵亡同志千古。怎样纪念朝鲜民族四位战士，必须打倒日本强盗一个敌人。”10月11日，中韩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周恩来、郭沫若等被推举为名誉理事。11月10日，周恩来出席中韩文协的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比较系统地讲述大革命以来朝鲜革命志士在中国的革命活动。1943年2月28日，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出席中韩文协举办的纪念三一运动24周年的演讲会。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大量刊登朝鲜抗日团体在华活动的消息、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达200余篇。这些报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抗日斗争的大力支持。报道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报道了朝鲜革命前卫同盟、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朝鲜独立同盟的活动，也报道了韩国国民党及留渝韩国临时政府活动的消息。同时刊登朝鲜义勇队队长(后任光复军副总司令)金若山、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的谈话，还发表了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朝鲜独立同盟主席金白渊的论文、讲话。这些都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朝鲜各抗日团体形成广泛统一战线的期望。
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发表有关朝鲜抗日的社论五篇、短评五篇，主题是加强团结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1939年3月1日，为纪念朝鲜三一运动20周年的社论《建立被压迫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指出：“我国的抗战，不仅是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且是为了保障世界的和平，为了推动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奋斗”，“日寇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是远东各弱小民族的共同敌人了”。1942年在社论《朝鲜三一革命二十三周年》中，进一步指出：“朝鲜民族的解放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解放斗争，已经在打倒一个共同敌人的目标上联系起来了，已经在一个共同战场上联系起来了”，“我们认为，朝鲜人民，无论在国内，无论在国外，无论在中国，满洲，以及苏联，必须团结一致”。1943年3月1日，发表了题为《韩国民族的团结与斗争方向》的社论，肯定了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与韩国独立党的合作，并强调“我们更希望韩国民族把他们已经开始的团结运动，巩固下去，发展下去”。1944年4月和8月发表的两篇社论《韩国的民主团结》、《团结复国》，高度评价了韩国临时政府第36届临时议会的成功召开，指出“世界大势所趋，非民主不能团结，非团结斗争不能获得民族解放”，还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对此种精诚团结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成，韩国复国条件的顺利，自然感到异常兴奋”。
韩国临时政府形成的统一战线，关键是朝鲜解放同盟和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参与，其中有许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或在黄埔军校工作过的志士如金若山、朴建雄、金奎光、金铁男等人的参加。据一些老人回忆，周恩来在重庆时曾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于桂园接见了韩国临时政府要员。8月初，韩国临时政府金九等要员离开重庆时，周恩来在住处举行宴会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