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3期
张宗麟与梁漱溟、李公朴、陶行知
作者：■ 张 沪
两位乡村教育家的“将相和”
张宗麟(1899—1976)，毕生从事教育事业。1925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系后，曾协助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教育。1926年至1928年，署名张宗麟的《幼稚教育概论》等数十篇论著出版，震动了中国教育界。张宗麟与陈鹤琴研究的幼稚园教材和教学法，成为北伐后的国民政府于1929年8月颁布的幼稚园暂行标准的依据。1927年，张宗麟又参加陶行知兴办的乡村教育事业，协助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成为陶先生的得力助手。1930年4月，蒋介石下令封闭晓庄师范，通缉陶行知、张宗麟等人。父亲张宗麟又与我母亲王荆璞到厦门办集美乡村师范。此后，他曾在桂林、重庆、武昌等地任教育学院的教务长、系主任。解放北平后，他是接管北平的文教军代表，后任高教部计划财务司司长。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兴办乡村教育者除陶行知外，还有梁漱溟。1935年，陶行知介绍张宗麟去梁漱溟创办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院，担任下属的邹平县乡村师范校长。
虽然都是办乡村教育，但宗旨、措施各不相同。张宗麟到任后即以晓庄师范为基准，在邹平乡师提倡生活教育，开展民众教育。他先是带领师生拆掉校内一堵残墙，以便实行男女合校。由于乡师设在孔庙内，乡建院认为孔庙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怎么能拆墙？这就引起纠纷。接着张宗麟又改革教学法，把填鸭式的教学改为先由学生自学提出问题，再由教师讲解的讨论式。并订阅进步书刊，实行小先生制；组织学生办灾民教育，为鲁西南曹州菏泽一带黄河决口流离失所的灾民服务。“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爆发后，张宗麟立刻带着邹平乡师全体师生响应，举行游行示威，组织抗日救亡队走上街头宣传，办抗日壁报驳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还通电南京政府，反对“何梅协定”，反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对日妥协投降，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当时邹平县县长及乡建院领导都积极宣传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县长等人扬言乡师“赤化”了。乡建院院长梁漱溟在全院大会上讲话，说“当前中国有三条路，一条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路；二条是毛泽东在陕北领导的共产党的路；第三条是乡村建设的路。”要求大家走第三条路，应凭“东方文化”说服日本帝国主义不要侵略中国。不要抵抗，抗日的是共产党。
一时间，双方闹僵了。邹平县政府和乡建院领导要赶走乡村师范校长张宗麟，封闭学校。乡师学生气愤极了，自发地罢课抗议，还组织纠察队站岗放哨，日夜巡逻。凡是县政府派来的人，都被轰出去，不许进校。学生们并在壁报上画了一幅漫画，画上有三条路：一条是布满荆棘陷阱的路；一条是弯弯曲曲的小路；中间一条是通向陕北的光明大路。学生的行动得到校外人士的支持，反动当局却吓坏了，认为乡师学校闹风潮是张宗麟鼓动的。终于在1936年1月，他们勾结韩复榘，用武装军警把张宗麟押解出境。那一天，学生们集合队伍冲到乡建院找梁漱溟请愿，要求留下张宗麟校长。梁漱溟却说：作不了主，不能管。许多学生忍不住哭了。张宗麟上火车前，对学生们说：“不要哭，哭是没有用的。世界上没有平坦大道可走，道路是曲折的。你们要团结起来，努力学习，奋斗下去，前途是光明的!”
1936年2月，张宗麟回到上海，便以生活教育社理事的身份参加救国会下属的国难教育社。从1936年3月至1937年，邹平乡师许多进步学生陆续到上海投奔张宗麟。这时才知道张宗麟被赶走后，乡师大乱，学校瘫痪，许多学生参加了八路军和各地的生活教育社。七七事变后，乡建院部分人投降日寇，梁漱溟几乎被日军和汉奸劫持，是八路军救出了他，直到这时梁漱溟才觉悟。
张宗麟与梁漱溟到1946年3月才在延安重逢。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后，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大肆搜捕抗日志士。由于张宗麟自1936年回上海后就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日寇和国民党特务都把他列入暗杀的黑名单，形势太险恶了。1942年9月，上海地下党安排张宗麟撤退到新四军淮南二师驻地。12月即参加新四军的一个小分队北上。分队队长沈其震，政委薛暮桥。他们由淮南经淮北、苏北、山东、河南、山西，入太行，渡黄河到陕北。途经敌占区、国统区，危险万分。他们一边走一边在各个根据地留下一部分干部，如薛暮桥就留在山东军区做财政工作。历经八个多月，于1943年8月到达延安。在延安稍事休整，张宗麟就参加了边区政府组织的农村调查和普及教育工作，后又去延安大学任教育系主任。
1946年3月13日，梁漱溟到延安。3月15日，正值生活教育社建社十九周年。延大校长江隆基安排张宗麟与梁漱溟见面。十年以来，两人思想都有变化，昔日恩怨都不提了。3月17日，边区教育厅与延安大学联合开会欢迎梁漱溟。会上，张宗麟代表生活教育社在延安的同志致词《锄头与机器联合起来——生活教育社建社十九周年纪念并欢迎梁漱溟先生》，提出了农村工作和乡村教育的重要：“梁先生是领导乡村建设的，抗战以来又领导了民主同盟。陶行知先生是领导人民大众的，初期工作重心放在乡村，后来唱出了锄头与机器联合起来的革命之歌。延安的同志们是乡村工作者也随时在准备做城市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一个——建设独立自主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梁漱溟讲话，题为《我参加的民主运动》，其中一段有关民主同盟的历史：“……1939年我自华北华东回重庆，因目睹国共两党在各地的冲突，乃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参加者有救国会、青年党、社会党及其他小党派。曾以此事见蒋介石先生，同去者有黄炎培、张群、王世杰。蒋先生面允我们的组织。不幸1940年底发生皖南新四军之变，我们更感觉有中间力量的必要，又鉴于从前的无组织、无宣传，于是派我去香港办报，即光明报，同时改会名为民主建国同盟。到了1941年10月10日，发表宣言及十大政纲，除了第一条为坚持抗战外，均为促进民主团结，如国事应商量协议解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都是当时列入政纲的。今则逐渐实现，至堪欣慰。……”又说：“在民主同盟内部并不是主张一致的，但在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团结这一点是一致的。即使如青年党等与中共政见极不相同者，但在那一点上仍是一致的。”他还说：“从清末提倡民主到抗战中提倡民主，其本质虽不同，但是都不把它当作目的，而当作手段的，即救国的手段。以后怎样呢？可以渐渐演变……所以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从促进团结中促成的，与欧洲的民主运动不大相同。……”
梁漱溟的讲话如讲学，用词恰当清楚，不夸张也不过谦。因此听众对他的观点虽不完全同意，但仍是钦佩的。3月18日，边区交际处举行的欢迎会上情况就不同了。黄齐生(王若飞的亲戚)介绍梁后，梁漱溟讲话。内容除补述自己的历史外，并提出有两大问题支配他，一是人生问题，曾经想出家研究印度哲学；一是中国问题，曾经参加清末革命运动及抗战等。第二段叙述自己抗战八年来的作为。第三段表示从今以后，自己要抽身从旁说话，而且主要着眼于如何使中国文化能够建立发扬。梁漱溟讲话的用意是想让大家了解他的为人，所说的话都很平实。但未料到在座的一些中共党员竟起来与他辩论，认为他诬蔑布尔什维克，要求他正视解放区……言词相当激烈，有的大哭，有的大叫。幸而黄齐生出面说明：梁先生是憎恨国民党的，是中共的好朋友，只是语气有些不妥。这样才算收场，不过梁漱溟自始至终没有失态。
当天晚上，梁漱溟即约张宗麟长谈。首先两人互相检讨了当年的误会。张指出梁当年不积极抗战，对干部不信任等等。梁指出张当年急躁气盛。双方都承认了自己的缺点，总算解释清楚。接着又谈了中国的政治和教育。梁漱溟认为中国是有希望的，目前只是暂时的混乱，民主是有望的。但他认为联合政府不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应该要在多党政治机构之上，收取一党政治之效。他告诉张宗麟：近日正与毛泽东、朱德等交换意见。关于中国教育，他表示对陶行知的主张极赞许。十年误解一旦冰释，两位乡村教育家虽然政见仍有不同之处，但大方向即希望中国和平民主，是一致的，因此谈得相当投机，长谈了两个多小时。
3月19日、22日，梁漱溟在各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果然提到中国的教育，认为解决教育问题必须从解决社会问题之中求得解决，并强调中国社会与欧美日本不同，千万不能抄袭国外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在杨家岭的会上，他坦率地说：“任何人对别人的主张与行为可以怀疑，但对自己的言行不可太自信。”并且举出他与中共主张不合，但相信能相处得好为例。据说梁漱溟在与毛泽东谈话中提出两点：一是民盟内有中共党员，不合适，应该退出；一是中共的上层人士很明白大局，中下层不大好。毛泽东答复：民盟当初建立时，是中共帮忙的，所以难免有中共党员在内，必要时可以退出。可以与重庆董必武商谈解决。另外中共的政策方针是上下一致的，中下层干部或有对政策不甚了解的，难免会有态度、作风过激之处。
3月22日，张宗麟到机场送梁漱溟去重庆。正值毛泽东、周恩来等亦来欢送。毛泽东对梁漱溟说：“目前国内各政党是交错的，也是交流的。”梁漱溟答：“但愿交错而团结，交流而沟通。”
梁漱溟的坦诚直率虽面对中共领导人亦不改变。
烈士的悲哀：谁成全了李公朴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于昆明被特务暗杀，震惊中外，全国为之悲痛。
李公朴(1900—1946)江苏扬州人。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和群众文化教育工作。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为负责人之一。同年11月，与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号称“七君子”，直至七·七事变才获释。于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激烈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卖国行径。被暗杀时他年仅46岁，正当盛年，正是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之时，却被暗杀，令人痛惜。
我的父亲张宗麟更是悲痛，因为李公朴是他的好友与知交之一。张宗麟于1936年初由邹平回到上海不久，救国会负责人之一的陶行知就担任国民政府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等二十八个国家地区宣传抗日。陶在救国会负责教育界与农民的抗日救亡工作，此时便由张宗麟负责。从1936年至1943年，张宗麟为救国会做了许多工作。“七君子”被捕后，他曾积极奔走援救，不仅在次日赶赴南京找冯玉祥设法，而且立刻参加救国会的对策会，选出胡愈之暂代沈钧儒领导。1937年4月，张宗麟又参加入狱运动，与宋庆龄、胡愈之、张天翼等人到苏州监狱，提出：“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我们都为救国而入狱罢!”他们的入狱运动，使国民党主和派的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得更彻底。张宗麟与李公朴多年共事，对他的为人了解甚深。李的牺牲，使张宗麟悲痛万分。但他的悲伤不仅于此。1946年7月14日，张宗麟为李公朴写下沉痛的文章，以志追悼：
“报载李公朴兄于11日在昆明遇害，弹中腹部，不治而死。我识公朴在1936年春，公朴长髯美丰姿，善演说，且诙谐，当时任救国会联络工作，因此有许多朋友怀疑他与国民党有勾搭。而沈衡老(钧儒)与章乃器力为之辩。××书店有个别人攻讦甚力。甚至到了延安亦有人怀疑，在整风运动中，明确提出：‘李公朴是特务!’但是盖棺论定!公朴死了!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他的心迹可以大白于世人。政敌可畏，而内部营垒的可疑更可畏。若必须如公朴之死而算证实其清白，则天下难证实者多矣!所以特务对革命是有害的，而对公朴反而成全了他。这在公朴是想不到的。这是多么悲惨!”
原来正当救国会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对敌斗争之时，自己营垒中却有个别人站在安全的地方说三道四，怀疑攻讦他们。其实救国会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1935年至1937年冬是潘汉年领导，后由刘少文领导至1939年，王任叔领导至1940年，再后为梅益领导。但是即使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亦不能证明其清白。如果当年李公朴不死于国民党特务的子弹，以后难保死于自己营垒中的“子弹”。
不过，作为一个革命者，要让敌人的子弹来“成全”、“洗清”，真是莫大的悲哀!
陶行知的遭遇
陶行知是伟大的民主斗士，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他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永远是我们的楷模。但是他也遭受谗言的攻击，他和他的弟子的遭遇后来甚至不如李公朴。
李公朴被暗杀后十天，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忽然逝世。陶行知在国内外的影响更为广泛，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民同声哀悼，陕甘宁边区在延安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陶行知生前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他的学生有许多人是中共党员，他的政见和从事的乡村教育工作与中共一致。中共领导称他是亲密战友、“党外布尔什维克”。1944年3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李维汉)在安排张宗麟去延川等地考察调查时说：“陶先生是继续不断的进步的，生活教育是中国最进步的教育，没有教条主义。晓庄时代还提‘教育救国’以后就和政治结合。到1935年后，把锄头舞歌加了一节‘光棍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这是生活教育社一大进步，从此以后，生活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了。根据边区实际情况，用生活教育的办法来办教育，一定可以发出更大的力量来。生活教育没有教条主义，共产党也没有关门主义，我想可以合作的。”还嘱咐张宗麟：“你在调查中可顺便告诉教师们怎样办老百姓需要的教育，千万不能办老百姓不需要的教育。”同年6月17日，张宗麟向刘少奇汇报了去延川考察的见闻，后又谈到生活教育社。刘少奇说：“生活教育社与共产党的教育主张是一致的。不过以前共产党在搞军事政治经济，无暇及此，今后一定会搞教育，并会搞得更好。”7月11日，张宗麟见到毛泽东，他的看法与刘少奇一样。毛泽东说：“生活教育社的主张与我们完全一致，特别是方法论上尤为一致，所差的只是你们没有政权的支持，所以弄得屡败屡战。”张宗麟听了觉得很对，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共产党高级领导对生活教育是了解的。”
当时生活教育社社员在延安工作的不少，从1940年起尚有组织活动，分社理事长为吕骥，社员多从事政权、党务、民运工作，每年3月15日前后，都在党政领导主持下举办纪念会。到会的人很多，也很隆重。以1944年及1945年最特出。1944年3月19日，生活教育社十七周年纪念会是由徐特立、柳湜召集，凡是生活教育社社员在教育工作岗位者都发请柬邀请来参加，此外还请了边区政府专员和负责教育工作的干部。到会33人。张宗麟认识的除了徐特立、柳湜外，还有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周扬，解放日报社的艾思奇、余光生，中央党校的齐××，中共中央的范文澜、李卓然、胡乔木，边区政府的李鼎铭、罗迈，及董纯才、张健等，其他为边区师范、完小教师和绥德、陇东、延安、关中、三边地区的五位专员。会场设在边区政府交际处，入门处悬挂纪念生活教育运动十七周年横幅，场内贴了“根据边区情况办人民的教育”的标语。会议开得很紧凑。上午十时开始，由徐特立致辞，对陶行知赞扬备至：“我生平对中国人只佩服两个人，一是墨翟，一是陶先生。所以曾经用笔名‘师墨’与‘师陶’……”然后柳致辞：希望通过今天的纪念会讨论边区国民教育。接着张宗麟讲话：“来到延安8个月来觉得边区各种工作和生活教育社的主张一致，从识字小组到边区小学、干部学校；从自然村长、县长、专员到边区政府主席都和生活教育社的主张相同。我不禁想起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是真正的生活教育者’。我们社员也常常以此互相勉励。陶先生领导生活教育社是没有教条的，要根据革命的实际情况来办教育。有少数社员用当年晓庄和工学团的办法到各个情况不同的地区去办教育，碰壁了就以为生活教育过时了。其实他是犯了教条主义,做了八股先生，糟塌了生活教育。应该根据边区情况，活用生活教育社的理论与方法，即把生活教育边区化。在边区除了干部教育都是国民教育，不论是生产的、文化的、政治的、教育的都是群众需要的。农村办学要符合农村特点，要根据情况办正规的或非正规的学校。学习材料着重是希望老百姓学什么，老百姓希望学什么，要学了就能用的教科书。教学法问题则是只要教了有效，什么都可以。小先生制在边区推行，应是有条件的，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空闲，且应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最后他号召生活教育社员们加油，为中国的革命教育创造新的一页。
张宗麟讲完后，便是五位专员报告各区国民教育情况，完小和边区师范负责人报告本校情况。会开到下午6时结束，其中仅中午半小时用午餐。晚上边区教育厅又召开座谈会至深夜11时。参加者有罗迈、胡乔木、李卓然及边区教育厅长、财政厅长、民政厅长、五位专员、张宗麟和民政厅有关干部。会议商讨边区国民教育的具体措施，决定把张宗麟根据在延川农村调查提出的“发挥小学教师的创造性”列入议程。1944年12月，边区政府还因张宗麟工作成绩特出评他为文教工作模范。
1945年3月11日举行的生活教育社十八周年纪念会也很隆重。前一天登报通知，又由徐特立、柳湜具名发了请柬。主席团是徐特立、柳湜、董纯才、张宗麟(代表总社)。徐特立致开幕辞，说得极好。他说：“要抬高自己的地位就要先到群众中去，要群众抬你才是真正的高，陶先生就是个例子。”“干部要到实际岗位上去才不落空，否则尽是空谈。陶行知是典范，生活教育是从实际岗位上成长起来的。”“陶行知是革了杜威的命，是中国货，不是照抄杜威。如杜威说学校即社会，而陶行知说社会即学校，大不相同。”又说：“教师与学生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只要教师肯研究儿童，处处为儿童着想，两者决不矛盾。”接着董纯才报告生活教育社简史；柳湜说明会议主题——介绍育才学校；丁华报告育才学校开办的经过、课程、训导等等情况。休息后，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辞，提出“教育革命要有政权配合”。正好周恩来打电话来，传达了陶行知在重庆开展新农村运动以及把秧歌舞推广到大后方的情况。全会听了掌声大起。徐特立当即致辞说到专门教育如何与普通教育配合，又说过去某些人批评生活教育是不妥的。宁越又接着报告育才学校如何开展集体新武训运动。报告完后，大家提问题，由育才教师沈裕、丁华、宁越三人回答。会上还讨论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的改组发展问题，并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出一专刊，报道这次纪念会的内容。
由这两次会议可见当时生活教育社和陶行知在解放区极受重视。但是解放以后，陶行知成为批判对象。在“三反”“镇反”的同时，教育界开始清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矛头便指向陶行知。1950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署名文章《杜威批判引论》。1951年发表了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开始点在党内的生活教育社社员。1951年8月8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周扬的一万六千字的长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这时的陶行知由“党的忠实朋友”与“党外布尔什维克”沦为“反人民”。
陶行知已不在人间，这些批判明摆着是整当年拥护陶行知的人。作为陶行知的得意门生，又曾是生活教育社骨干的张宗麟，他的日子不好过了。首先是党组织令他批判陶行知。耿直的张宗麟从不作违心之言，他在1952年3月1日《人民教育》发表的《陶行知先生的认识和我的初步检讨》一文中一开头就说：“陶行知先生是我三十几年前的老师，而且我做过他的得力助手，直至今日，我还敬爱这位老师。”并且坦率承认“凡是看到或听到有人批评指摘陶氏的，不问他是否有道理，一概极气愤，而且立即给以各种回答或责问。相反的，听了称赞陶氏的话，觉得很舒服，认为是的评。”他指出某些批评陶行知者“有些两面手法，当面捧陶氏而又用笔名骂陶氏，太不应当。”他对陶行知给以正确评价：“他是靠拢共产党的，行动也光明磊落。陶先生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是中国革命同盟军中最积极的一员，但不是领导革命的先锋队员，当然也决不会是反革命分子。”对于许多批判文章，张宗麟明确表示不同意说陶行知与武训是同流人物，也认为应把陶行知的思想和美国资产阶级杜威的思想划分开来。要求大家以“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态度还出一个真实的陶行知评价。1956年7月，张宗麟在上交中组部的自传中坦白地写道：“我爱很多师友，唯独对陶行知先生不但爱而且十分敬。……他在1930年晓庄被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一个英勇的民族救亡运动者的姿态出现了。从此以后，他紧紧跟随我党。他的周围有不少党员……经常帮助他，做了不少工作。我党地下组织也借重他做了不少工作。直至他暴病而死，始终是一个革命斗士，是我党的亲密朋友。”
当时正值轰轰烈烈的“批陶”之时，这样写当然不行。1957年10月高教部党委书面通知张宗麟：“张宗麟在自传中对许多事情歪曲夸张，……责令张宗麟采取老实的态度，把自传中不老实的地方重写。”所谓“不老实的地方”指的就是他对陶行知的认识。
1957年2月，张宗麟被当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鼓舞，写了一篇文章《关于陶行知先生》。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中国近百年来有两位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已经盖棺多年，而论未定，这是我们教育工作中缺点之一。”（这两句后为《人民教育》的编辑删去）。文章尖锐地指出：推崇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在陶行知逝世后的悼词。文章认为这是我党对陶行知极正确的评价。同时也提出：陶行知毕生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因为他没有入党，不能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陶行知。文章引用了毛泽东《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所说的：“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也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文章认为“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本着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整理和说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事业，这样，才能得出公允而正确的结论。”（《纪念孙中山》一文并未收入《毛选》，但是毛泽东这篇文章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却正确地指导后人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历史人物，也包括如何公正地评价毛泽东自己。——本文作者注）张宗麟接着在文章中写出，陶行知的思想是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不能把陶早期的思想拿到今天来批判。陶先生早就把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了；1933年就在《锄头舞歌》中补充了“联合机器来革命”了。文章认为不应用高标准来要求陶行知，幽默地说：“否则陶先生不是共产党的好朋友，而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了。”张宗麟还逐点批驳了“批陶”的不实之处：不能认为陶行知是杜威的翻版。杜威一生为帝国主义服务，而陶行知一生是反帝国主义的勇士，陶的主张与杜威也不同。还说不能把陶行知与武训相提并论。武训培养的是什么人？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工学团培养的是什么人？“倘若只看到陶行知曾经提倡武训行乞兴学，就把他和武训划一个等号，那是极幼稚极粗暴的棍子。这一棍子不但打灭不了陶行知的功绩，也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平。”张宗麟又指出：不能歪曲陶行知的观点。“教学做合一”不能和“做学教”等同。小先生制和工学团的办法在勤俭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下，不应该全部否定，还可以适当运用。“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今天还应该反对。“五生论”不是有意宣传马尔萨斯人口论，而是与现在提出的节育意义相似。最后，张宗麟认为陶行知的短文、诗歌、教育论文，不但在当年宣传革命，教育人民，即使在现代也不愧为出色的文献。建议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印陶行知全集。
这篇1957年2月写的文章到7月才在《人民教育》上发表。此时已进入大批右派的阶段，《关于陶行知先生》加上张宗麟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时提的其他意见，就成为张宗麟的右派反党言论。株连立刻开始：1957年7月29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始揪右派。7月30日，张宗麟被定为右派重点。8月7日，张宗麟的儿子、清华大学调干生、机械系党总支委张闽变成右派。8月11日，北京日报社反右积极分子贴出“揭发右派分子张沪（张宗麟之女）”的大字报。9月，已下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从维熙（张宗麟之婿），被北京日报社反右办公室揪回定为右派。北京日报编辑部一位文教组组长以前多次让我向身为高教部计划财务司司长的父亲张宗麟探问新闻线索，这时在批斗会上大吼：“张沪，别以为你是革命家庭！你在家里得不到好影响！”
张宗麟立刻一抹到底，不再担任司长，由十级降到十二级，分配到部图书馆打杂。文革开始后，又下放安徽凤阳干校，以七十余岁的高龄去烧锅炉。我与从维熙则于1957年定为右派，1960年被判劳动教养，在劳改单位过了20年。
张宗麟没能等到“河宴海清”之日，1976年10月14日，因脑卒中逝世，终年77岁。在教育部，在各地，被划为右派的生活教育社社员还有许多。不少人也没能活到平反昭雪。
这是上个世纪的悲剧，由于希望不再重演，所以写了本文。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