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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如文存》的“评文记事”
作者：■ 龚育之
我觉得这些《评文记事》值得介绍一下。便请《百年潮》杂志社的同志帮我选一选，我再加补充、选择、节录，有些地方还加了评语，便成了这篇别具一格的书评。
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龚育之于万寿路寓所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原载《光明日报》1959年5月5日）的【评文纪事】：“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这里选了一篇，反映一下当时的水平，留点历史痕迹。文中的缺点，十分明显。不仅论断绝对化、简单化，如对胡适的分析之类，而且叙述方法上也很呆板。这种方法至今还在沿用，能不能开拓一种新的叙述方法，搞得活便点，令人愿读。
龚评：这是开卷第一篇的《评文记事》，格外引人注意。并不是全部否定旧文的观点。旧文还是入选，总是有值得自珍之处。更不是简单地把从前的观点掉个个儿，那也是绝对化、简单化。而是重新审视旧文，批评它的缺点，从摆脱无益于为学的绝对化、简单化中求得进步。
对胡适的分析，学术界近年来讨论甚热。胡绳晚年谈话，说：“过去讲，新文化运动一分化，胡适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变成了新东西的敌对方面。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就全国政治的分野来看，胡适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主义至少是认为目前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是主张改革政治、主张和‘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我以为这是确论。既不是简单地把“问题与主义”论战时的胡适当作反动派，也不是简单地反过来批判马克思主义，把胡适的改良主义奉为圭臬，而是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分析。
《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5、6期合刊）的【评文纪事】：今天看来，观点基本上是对的，也有一些提法不妥当……另外，叙述毛泽东的观点时，常把后来的观点放到前边说，这都是不应该的。
龚评：这是作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所述不应该的情况，大概是指叙述史实时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话而造成的情况。选集出版时，经毛泽东审定，作过一些修订。这种审定本，基本保持原来面貌，有所修改一般也较原本更为完善，对广大读者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研究历史、思想史的人来说，在必要的地方应该严格引用原本，才不致发生脱离历史、拔高观点、以后为先的毛病。所以，研究者还应该做一番查考原本的工作，文献编辑者也应该做一些为研究者提供查阅方便的工作。
《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原载《光明日报》1978年2月16日)的【评文纪事】：这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为李大钊平反的文章。内容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都是“文化大革命”前众所周知的，但发表后却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成为重新研究李大钊的起点。特别值得记一笔的是，当时《光明日报》让我找一段毛泽东评价李大钊的话。这事把我难住了，确实没有，只能找了一段毛泽东没有公开发表的话。可见当时平反之难。
龚评：评价李大钊，一定要找一句毛泽东的话，那是“两个凡是”影响犹在的表现，不足取的。不过，有了毛泽东的评价，的确更为丰满。当时文中所引的，是毛泽东没有公开发表的话。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那是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时讲的话，“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印过那篇讲话的记录稿，我读到过的。二十多年来，毛泽东文献的出版情况已经大为改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出了整整十三卷，《毛泽东文集》出了整整八卷。前者内部出版（其实是半公开的），第八卷载有一篇《关于枚乘〈七发〉》，讲到李大钊。“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把李大钊摆在这一系列名人之中，是评价极高的。不过，张文中所引的那段话，好像至今还没有公开出版。《毛泽东年谱》中关于布化十二条的演讲，列了条目，介绍得也很简单。说明公布毛泽东文献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论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的【评文纪事】：这篇文章发表后曾引起一些争论，这是好事。我至今不同意那种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说成与马克思主义不沾边的看法，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我的好友、著名的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彭明对我说，他同意了我提出的标准，收回他的看法。二十年了，也真不容易。彭明的这种科学态度值得赞扬，青年学者应该多向这样的老学者学习。
《关于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未刊稿，1979年5月)的【评文纪事】：1979年5月，山东高校党史教学研究会在济南举行全国高校党史教材讨论会。我（在会上）的报告没有公开发表，把它收进来，是因为它第一次把有关李大钊的研究做了系统的总结，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研究李大钊的时候，材料极少，除了《守常文集》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只好从头做起。为了找材料，我结识了李大钊介绍入党的刘弄潮和他的助教刘桂生。经刘弄潮的指引，我到中共北京市委找到李乐光收集的李大钊的文章，把它抄下来。同时，我又在北大、清华、师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翻阅旧报刊。这样，我手头就有了将近四百篇李大钊的文章，成为研究李大钊的基础。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研究李大钊的学者都是靠这套材料进行研究的。如这次到山东做报告，在曲阜师范学院认识了吕明灼。他当时正在研究李大钊，手头只有《李大钊选集》，我就把全部材料借给了他，不久，他写出了《李大钊思想研究》的专著。
《浩然正气 耿耿丹心——读李大钊传》（原载《北京日报》1979年10月25日的【评文纪事】：我不爱写书评，因为这年头书评不好写，很多书评给人的印象只是捧场，没有认真批评。任何一本书都存在缺点，只有指出问题，才能进步。但现在已形成风气，似乎一讲缺点，就像出了什么大问题。希望学术界能克服一下书评中的不良风气，以利学术的发展。
《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之史的考察》(原载《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6期)的【评文纪事】：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少人同意我的看法。但过了一段时间，新成立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研究“一战”时认为对党的四大估价过高，只有到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才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于是，不少人又倒向了这种看法。我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至今未变。郭德宏当时也有一篇文章，认定中共四大已提出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最近我问他，他也表示观点不变。我认为，类似这种问题，还是应该展开讨论的，不急于求得一致的结论。
文中关于李大钊《土地与农民》一文的评价是不恰当的，在本文集所收的《关于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做了纠正。
《陈独秀评传》（原载《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齐鲁书社1983年4月）的【评文纪事】：我以为，陈独秀这个人所处的时代，离现时已很远，可以实事求是地去分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意见，尽管争论，这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史的研究是有益的。1988年，林茂生、王绍棣找我，说他们想成立陈独秀研究会，但批不下来。我说，你们委屈点，挂在北京的党史学会的下边，我支持你们的活动。
龚评：研究会批不下来，有诸多原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也没有批下来，现在挂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下边，作为一个专业委员会在活动。
《二十种中国革命教材的简略比较》(原载《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3期)的【评文纪事】：从1984年开始把中共党史课逐步改为中国革命史课之后，中国革命史教材如雨后春笋，争相出版。到我发表此文时，已有一百多种之多。后来，编的本子就更多了。我认为，教材只写一本的办法并不好，可以多写些，但写得太多且大同小异也不好。我写这篇文章时，就感到出得太多了，但人们的劲很足，也不好过多指责。
龚评：人们的这种编书之劲，有正确之劲，有盲目之劲，还有浮燥之劲。此劲的造成，有现行规章管理办法上的原因，也有学风上的原因。老同志对此有意见，还是以及时郑重提出为是，虽然未必有多大效果，说了总比没有说为好。
《“五四”与青年》(原载《中国高等教育》1989年第4期)的【评文纪事】：本文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而作。写时已隐约感到要出点事，所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问题，并做了分析。文中所讲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点，现在和将来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这才是应该继承的五四时代的精神。
《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原载《东岳论丛》1989年第5期)的【评文纪事】：1985年以后，我在指导我的研究生姜秀花研究五四运动的问题时，提出这个论断让她考虑。所以，姜秀花的毕业论文就有一个部分论证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在此基础上，我让她改成一篇文章。写成后，我觉得论证不充分，遂进行改写，然后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有人很不以为然，甚至把它视为“自由化”。有人在会上说，“博士生导师张静如，居然说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开端。”有人还背地整我的材料，想把我打倒。我听到后干脆把它公开发表。我的好友，主持《东岳论丛》的吕明灼，给我很大的支持。我以为，这是个历史分期问题，可以长期争论，不必急于求一致。在上海有同行问我：“你的文章可不可以批评？”我说：“毛主席的文章都可以批评，我的文章算什么，为什么不能批评？”我是非常欢迎别人批评的。这里只想提出两点请研究者注意：第一，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上收的毛泽东的《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没有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21年开始这段话提出不同意见。第二，这里研究的是五四运动是不是开端的问题，即1919年5月4日到6月28日是不是开端的问题，不是讨论五四时期是不是开端的问题，所以不要在讨论中把五四运动改为五四运动时期。
龚评：在中共党史学会召开的胡绳追思会上，张静如回忆，胡绳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讲到他同意《论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观点，并在会下向张表示，他自己的文章中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张后来查了，果然没有。
在我看来，“开端”恐怕不是一个时间点，也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段，还是当作一个逐步的过程来理解为好。近读《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其中丁伟志等起草的书稿的第一章第一段，就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座标志着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里程碑。正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民主革命的列车，从旧民主主义的轨道，逐步转上了新民主主义的轨道。”对于这个说法，不知静如同志以为然否。
《李大钊与现代化意识》(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的【评文纪事】：我的文章是一个完全新的角度。我认为，要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使人具有现代化意识。所以，研究历史人物的现代化意识很有意义。文中提出衡量现代历史人物的作用，应该考察现代化意识之强弱，考察其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贡献之大小。据此，历史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群体现代化意识，将会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本文的缺点是只说了现代化意识的载体，而没有对现代化意识的特点进行概括。
《党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学点党史学史》(原载《党史博采》1991年第1期)的【评文纪事】：由于我认定中共党史是历史学科，所以我一直想搞一部党史学史。《中共党史学史》这本书虽然把党史学研究的历史概况做了描述，但并不理想，主要是缺乏史评基础。后来，我的博士生王学勤(现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写了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提出些不同看法。我以为很好，应该提倡。可也有研究生问我，为什么学生要批评老师呢？这正说明人们对评论是很不习惯的，也正说明应该多搞点史学评论，才能有助于学科的发展。
龚评：提倡不同看法的讨论，学术界才能有生气。学生不但可以批评老师，而且应该勇于批评老师。如果学生对老师只说学习，只说领会，而没有不同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意见，这样的学生怎能青出于蓝？不是太没有出息了吗？当然，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为立异而立异，应该是确有研究心得的批评和立异。
《化干戈为玉帛》序(张梅玲著《化干戈为玉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3月版)的【评文纪事】：序中提出的关于在研究中加强理论性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多大改善。这是搞史的人的一大毛病，不改，学科发展就会受限制。就党史学科来说是有根源的，一代传一代，习以为常。结果，搞理论的人如龚育之、石仲泉等一步入党史界，写出的文章的水平，就是搞了多年党史的人也赶不上。所以，我多次倡导加强理论研究，是完全有道理的。
龚评：龚育之不足为法。但党史研究者要加强理论研究的道理，的确是中肯的。效法乎上，仅等乎中，效法乎中，仅得乎下。所以，要效法上游，效法大家。党史大家，一个胡乔木，一个胡绳，都是理论家兼而为史学家，而且都是诗人和文章家。现在许多同志写党史研究文章，理论不足，文采也不足。
还有，在党史领域，研究者的眼界也要宽阔一些。专是必要的，要有许多专于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精深的专家，但是，只限于一个狭窄的领域，没有宽广的眼界，成不了大家。
《评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原载《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5月版)的【评文纪事】：1991年8月，南开大学组织了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作为会议中方评论员的发言，实际讲的要比稿子尖锐，一是批评大会组织者不注意安排年纪大的学者休息；二是批评外国学者不注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把我们说了几十年的观点当成新发现来吹牛。我觉得，不要以为外国人说的做的都是对的。好的、对的要吸收，不好的、错的要批评，这才有利于中外学术交流，有利于学术发展。
《当代美国的“显学”》序(侯且岸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的【评文纪事】：序中对外国学者说的几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说出来对外国朋友有好处。我的日本朋友斋藤道彦长期研究中国现代史，可谓“中国通”，但就这样，他也有些理解跟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差很远，说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很难。今年8月，我参加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并被逼在闭幕式上发言。这个会来了许多外国学者，他们的研究都很认真，但同样存在研究中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存在着费很大劲才弄明白并不重要的事还以为是重大发现的问题。
《论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原载《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5期）的【评文纪事】：学术界中一部分学者常把社会现代化与社会革命割裂开来，强调现代化就否定革命，论证社会革命的必要就避开现代化。这是不对的。我以为批评不同观点，一定要充分讲道理，不必横眉冷对。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会引起旁观者的反感。
《与胡华同志一起去山东讲学》(原载《胡华纪念文集》，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的【评文纪事】：胡华在中共党史学科发展过程中有很大的作用。他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共党史人物传》在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同时，他还发表过许多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和论文。另外，他培养了大量学生，成为党史界以及其他学界的骨干。胡华的功劳，后学者应该谨记。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完人，胡华在学术上的缺点是对理论重视不够，这对党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理论薄弱现象不无影响，后学者应该认真总结，以促进党史学科的发展。
龚评：解放之初，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清华大学开政治课，开始的时候，是由清华文法学院的一些教授给讲，这些教授热情甚高，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太不熟悉，讲得不受学生欢迎。于是，改变方法，请艾思奇来讲哲学大课，请胡华来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课，学生都来听，许多老师也来听。所以，胡华是教我党史的启蒙老师。四十多年后，没想到三转两转，我竟转到研究党史的岗位上来了。借评静如同志这则《评文记事》，表示一下对党史界这位前辈的怀念之意。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