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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国闻周报》创办始末
作者：■ 王 鹏
《国闻周报》创办人胡政之（1889—1949年）是我国著名记者和报刊政论家，也是一位成功的报业经营者。他独力经营的《国闻周报》，是他一生报业生涯的辉煌的一页。
创办缘起
1921年8月，胡政之在上海创办了国闻通讯社，并在十几个城市设有分社，每日向国内外发稿。胡政之是有政治见解的人，他嫌通讯社只能给各报供应消息类稿件，而不能发表言论，其抱负无施展之地。胡政之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地想办一份不受人箝制的周刊或日报，但需要一大笔钱，他当时是力所不及的。
对于创办《国闻周报》，胡政之有这样的回忆：“当我创办国闻通讯社的时候，就有意同时办一个周刊，使通讯与周刊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但是，最初通讯社业务，基础未固，自不敢轻举妄动。后来通讯社业务渐渐有了发展，而且当时国内实在需要这样的周刊，我才不避一切艰难，在上海创办起来。”在谈到创办《国闻周报》的动机时，他说：“我们这一代肩负了清末外交的耻辱，内政窳败，以及国计民生艰难所加给的刺激，在原则上，是内求进步，外争独立；以公正舆论促进国家现代化，以翔实新闻协助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且扫除中国人旧日玩弄文字的积弊，以科学化为一切施政之母。我们距离西方进步情形至少相差一个世纪，距离日本也相差五十年，怎样能使中国踏入进步的世界之林，是我们从事新闻事业人士所追寻的最大目标；进而发扬中国文化，传布于全球各个角落，也是我们的责任。……我创办了国闻通讯社之后，办报与办杂志，自然成了紧跟着的两个步骤；不过，因为我们对于办报都是惊弓之鸟，不敢轻于尝试，冒昧从事。……我之办通讯社就是与外国通讯社争取中国新闻报道的独立。办杂志是争取舆论独立。以真实的报道，争取国人的信赖；以公正态度批论是非，获得读者的共鸣。”
经过一番积极的筹备，1924年7月17日，国闻通讯社在上海《申报》刊登广告“《国闻周报》出版预告”说：“启者国闻通讯社成立有三年，分设上海、北京、汉口，并于通都大邑聘任通信员，每日发行新闻稿件，为全国各报所采用，信誉素著。兹由本社全体社员通力合作，发刊《国闻周报》一种，定期8月3日出版。内容分评论、论著、纪事、特别通信、插页、小说、剧谈、自由论坛、译件等项，印刷力求精美。发刊之始，送登广告两期，并送阅两期。”
如期创刊
1924年8月3日，《国闻周报》作为国闻通讯社的附属事业，在上海如期创刊出版了。实际上，从《国闻周报》诞生之日起，它就不是什么附属的事业，而是一种独立的事业，国闻通讯社倒是渐渐被人淡忘。
在《国闻周报》的创刊号上，有胡政之撰写的“发刊辞”。在这篇“发刊辞”中，他先为新闻事业和新闻记者正名，要人们改变以往对于新闻事业和新闻记者的偏见。他着重阐述了新闻记者的作用，认为“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逾古昔。”创刊号上还刊登了胡政之撰写的两篇社评《外人私运军火之祸因》、《退还庚子赔款之用途》以及专门介绍孙中山的专文。
《国闻周报》从创刊之日起，就致力于培养年青的编辑、记者和翻译者，一些有为青年在这里得到锻炼和提高。他们中的杰出者有王芸生、徐铸成、何心冷、杨历樵、马季廉、金诚夫、徐盈、蒋荫恩、赵恩源等，为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内容特色
《国闻周报》以发表政论和时评类文章为主，并记载每周国内外大事，加以评述。执笔人除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外，还有胡适、陈布雷、叶楚伧、黄炎培、马相伯、潘公展、胡汉民、陈岱孙、孙科、朱光潜、陈博生、戈公振、肖一山、王正廷、丁文江、吴其昌、马星野等。该刊还请专人采写外国通讯，介绍各国政局以及社会情况，以广见闻。由于刊物办得很有特色，联系社会现实问题比较密切，材料丰富，在读者中逐步产生了影响。
首先，《国闻周报》注意政论性的言论。例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胡政之写了一篇题为《中山先生逝世之哀感》的时评，充分肯定了他的革命方向：“孙中山先生以四十年之心力，为革命事业奋斗。近年政治未见成功，社会之向心力则愈见增进而普遍。”孙中山先生的逝世，确实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巨大的损失，他在哀痛中，对中山先生表示了无限的敬意：“吾于先生虽景仰多年，而亲承颜色则仅在最近三四年间。每一瞻对，辄觉精神上如服兴奋剂，不期然而有懦夫立志之感，盖其坚强之意志，诚实之态度，实在足以使人受其感化。吾治新闻事业往来南北垂十数年，所见伟人名士不可数计，求其一见即能予吾一人格的感化。”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为此，胡政之撰写过一篇时评，为中国人民辩护，向帝国主义提出强烈的诘难。时评说：“……人家说学生是共产党排外，我们也不必辩，因为排外是要有事实的。……五卅运动的学生们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尚不可知。假如真是共产党人，从公理和法律上来说，也没有格杀勿论的理由。何况枪弹无情，一排枪下雨，学生、工人、商贩、过路的，胡胡涂涂地倒下许多。这是什么理由呵。”当时，在惨案发生后，上海报界反应异常迟钝。时评由此而产生感慨：“在一般人看来，上海是言论最自由的地方。历来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上海报闹得最起劲。这次当地出了偌大风潮，人心愤激达于极度。上海各报态度却都非常慎重，除两三家以其极悲哀的态度，说两句伤心的话以外，其他有不置一词的，有依旧拿前三十年可用的语调敷衍一番的。而外国报纸反而大放厥词，什么‘暴动’咧，‘共产党’咧，‘排外’咧，每天长篇短论，拿事情往大处伸引。中国人是静穆的悲哀吗？外国人是狂热的愤怒吗？世界公理不眠，我们相信沉默中的严重，终究有不可侮的权威。”
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介绍苏区的情况。如刊登范长江撰写的《陕北之行》、《山西纪行》，漆琪生的《中国赤区的农业政策》、《中国赤区的财政政策》、《中国赤区的商业政策》、《赤区的合作社》，成圣昌的《赤区土地问题》（连载7期）等，说明苏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绝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土匪”、“流寇”，这在当时震动很大。范长江同志回忆说：“我第一次看到苏区的原始材料，是《国闻周报》所连载的‘赤区土地问题’。这个材料上登载江西苏维埃政府一些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以及许多有关土地革命的文件，都是原件，不是改写的文章。我从这里知道，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只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命，平分土地后仍是农民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他由此萌生了去西北考察的念头。
大量发表外国通讯，以开阔国人眼界，是《国闻周报》的第二个特点。比如列宁逝世时，《国闻周报》就约请特约记者写了一篇通讯，报道莫斯科以及苏联各地人民的哀悼情况。另外，还刊登了《美国新闻事业》、《美国总统选举见闻》、《美国人眼中之中国人》、《苏联政府之十大领袖》、《苏俄劳农界之最近进步》、《最近苏俄的科学谭》、《苏俄社会观》、《苏联四大将》等介绍美国和苏联情况的通讯。
《国闻周报》的第三个特点是，为满足读者的需求，刊登了大量文艺作品。如连载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连载了10期）和《记丁玲女士》（连载了21期）；还大量刊登知名作家的各种文学作品，如张天翼的《在城市》（连载44期）、蹇先艾的《踌躇》和《生涯》、叶圣陶的《得失》、老舍的《月牙儿》（连载3期）、何其芳的《我们的城堡》、陈荒煤的《那家伙》和《年夜》、丁玲的《陈伯祥》、施蛰存的《徽章》和《一个学生的故事》、严文井的《弟与兄》、张俊祥的《吴康的船》、艾芜的《囚徒们》、杨刚的《爱骏香》和《母难》、王照统的《石》和《湖滨》、王西彦的《两姊妹》和《清明节》、王任叔的《黄犬的悲哀》和《仇视》、姚雪垠的《小罗汉》等。辟有版面大量刊登了苏联文艺作品，如屠格涅甫的《邻人莱荻洛夫》、高尔基的《小丑》、库勃宁的《歌人的爱》、左勒克的《生金块》和《婚礼》、郭里布诺夫的《新年之夜》。还连载徐凌霄、徐一士兄弟撰写的《凌霄一士随笔》（连载了335期），记述了人物事件、历史掌故、典章制度、逸事趣闻等。
第四个特点是，每期刊登一周日志、一周述评，留下了第一手资料，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翔实的情况。例如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记载，详尽而真实，利用日记体记事，逐日刊载战况，讴歌了二十九军将士不屈的英姿以及民众支援抗敌的感人事迹。还辟有“时人汇志”专栏，介绍了一批各界知名人士，如邓演达、马寅初、辜鸿铭、邹鲁、傅作义、刘敬宜、严修、张学铭、杨虎城、顾颉刚、顾维钧、蔡元培、李烈钧、张学良、于右任等等。
被迫停刊
《国闻周报》社于1926年9月移至天津，1936年4月又回到上海出版。1937年的“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战事扩大到上海，受炮火笼罩，内外交通阻塞，各家报刊纷纷撤往大后方。
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国闻周报》坚持在沪办刊，编辑出版了两期“战时特刊”，着重反映抗战的情况。先后发表了巴金的《站在十字街头》和《自由快乐地笑了》，茅盾的《接头一瞥》，胡愈之的《忆北方的友人》，王芸生的《寄日本国民》、《诫日本军阀》、《东亚大时代》，张香山的《鼓吹黩武的日本文学》、《友人之书》，章靳以的《我的家乡》，王莹的《从上海到苏州》，张天翼的《抗战与民众》，沙汀的《这不比强盗更可恶么！》，胡风的《为祖国而歌》，郭沫若的《复建县县小同学书》，范长江的《如何巩固抗战阵线》，徐迟的《从北平逃亡出来》，艾芜的《八月的上海》等等。
1937年12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国闻周报》社所在的法租界形同孤岛。日军要求新闻检查，《国闻周报》为争不受辱的报格，在它发满十四卷（总计700期）后毅然停刊。12月27日，《国闻周报》在停刊号上刊登“启事”：“本报决定出至第十四卷第五十期为止，暂停在沪出版，另移地点发行，一俟筹备就绪，再行奉告。敬希?爱读诸君注意为荷。”《国闻周报》在停刊前，每期发行近3万份。
《国闻周报》停刊后，胡政之与张季鸾、王芸生等多次商议，有机会一定争取《国闻周报》复刊。1938年2月4日，王芸生在给沈从文信中，有这样两句话：“《国闻周报》自去年末停刊，现定港版筹备妥当时，即在港复刊。”说明《国闻周报》正在香港寻找复刊的时机。
1938年9月2日，《国闻周报》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复刊“启事”，说《国闻周报》拟于10月2日在香港复刊。可是，在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接着英法对德宣战。于是，9月25日，《国闻周报》在香港《大公报》又登出“紧要启事”说：“本报原定10月2日复刊，一切筹备早已就绪。不意欧战勃发，致交通及纸张、原料均发生障碍，本报在此困难环境之下，只得延期出版，容俟局势稍定，再以出版地点及日期奉告，诸希鉴谅是幸！”以后，因抗战等种种原因，《国闻周报》再也没有复刊。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