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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浦东开发思想历程的认识
作者：本刊记者 朱 地 姚 鸿
浦东开发是中国几代人的夙愿
记者：您是中共上海浦东新区工委第一任书记，也是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第一任主任，亲身经历了浦东新区开发的最初历程。您能否介绍一下，浦东开发的战略决策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
赵启正（以下简称赵）：上海浦西的开发和建设，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了。当浦西已经发展成为繁荣的著名大都市，享有“十里洋场”、“东方巴黎”之称时，与之一江之隔的浦东却依旧是一派荒凉景象。（顺便说一下，浦东开发前，并无“浦西”这一称呼，那时说“上海”主要是指现在的浦西。虽然至30年代其局部景象颇近国际名城，但其功能却相距伦敦、巴黎、纽约甚远。）在世界上，建立在河流两岸的国际大都市不少，如纽约、伦敦、巴黎、布达佩斯，皆有一河穿越，但都是两岸兴旺。像上海浦江两岸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别如此巨大，可以说是罕见的。面对这种强烈的反差，中国近百年来都曾有人筹划开发浦东。上个世纪20年代，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亲自到浦东考察，他在著名的《建国方略》中曾叙述了在浦东建设一个“东方大港”的设想。但是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这一开发计划，如同辛亥革命后他的铁路开发计划一样，皆成泡影。
曾经致力于浦东开发的还有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上个世纪20年代初，黄炎培等浦东同乡以发售股票的办法筹集资本金20万银两，在浦东铺设由庆宁寺到川沙城的铁路，后又延长至南汇祝桥镇，全长33公里。这条铁路一直运行到60年代。但是，由于财力、物力所限，虽然这种小规模的开发在当时也是一个成就，但对于浦东和整个上海面貌的改观，影响甚微。
在上海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曾酝酿、制定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包括了在浦东建立一个大港区及在陆家嘴建设一新市区等。国民党政府还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下专设越江工程委员会，由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赵祖康主持，拟定了三种越江方案。国民党政府还拨款2亿元，作为设计费用。但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使这2亿元迅速贬值，很快就只能买一袋大米。这个计划再次成为泡影。
记者：如果当时这些计划能够实现，现在的开发会不会更容易一些呢？
赵：不一定。有些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细一想，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假设（其实是不可能的）浦东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发了，在腐败的政府领导下，它就会像浦西一些地区一样，建设得杂乱无章。那么，现在面临的任务，首先就不是开发，而是旧城改造。旧城改造，比建一座新城，要困难得多，有的问题子孙几代都改不过来。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中说：改造旧的东京，比在平地上建设一个新的东京要多花九倍的价钱。他所估的数字未必准确，但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要拆多少旧房？道路怎么打通？大规模的公园怎么有地方安排？由此看来，我们倒是应该感谢我们的前人，在上海的宝贵地域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白纸，好画最新的图画。
浦东开发是邓小平关于“造几个香港”战略构想的伟大实践
记者：提到邓小平关于浦东开发的论述，人们最熟悉的恐怕就是他所讲的这样一段话：“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小平同志在这里感慨浦东开发还是晚了些。小平同志这样讲，究竟有什么深刻含义？
赵：这的确曾是一个引起人们纷纷探究的话题。1995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一家大报社的记者就曾向我提出有关的问题。那位记者只问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小平每年过春节都在上海？为什么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是他的失误？当时我回答说：第一，邓小平老人家过冬的时候在上海，是因为上海的气候比较适合他，他也比较习惯。他到上海过春节，不单是休养，还要研究中国的经济。上海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好地方。第二，深圳是1980年开始开发的，浦东是1990年宣布开发的。也许可以问，浦东为什么不可以早两年开发，或者早三年开发？但是不可以问为什么不可以早十年开发。上海和深圳毕竟不同。在开发之前，深圳不过是一个小渔村，以它为试点，即使遇到重大困难，甚至失败了，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影响甚小。
记者：即使如此，邓小平还讲要“杀出一条血路”。可见也是要承受风险的。
赵：而上海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就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这个城市所提供的税收，曾占到全国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以此为试点，一旦失败，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再则，是在深圳开发积累了十年经验的基础上才开始浦东开发的，披荆斩棘的是深圳，而不是浦东。深圳开发时有多少观念是落后的，如土地不能批租，如不能实行股份制，如与外商合作是不是让他们占了便宜，如能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都是一个问号。这些问题都由深圳开发解决了。所以，在改革开放历时10年之后，在深圳开发已经获得基本成功之后，中央才下决心开始浦东开发。这实际上是邓小平对中国的责任心所致，浦东开发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说浦东开发晚了？我理解，这无外乎是邓小平对我们的激励，鼓励我们后来居上。他本人也确实讲过：“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听了我的回答，日本记者很满意，表示能够理解和接受。
记者：您的这个解释确实有道理。那么，您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恰逢其时”呢？
赵：首先，必将兴起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迫切要求中国有几个能够与世界经济对话的国际大都市。国际上的交往需要对话，而国际上的对话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对话，一种是经济对话。政治对话是在首都间进行的，比如北京怎么说，华盛顿怎么说；而经济对话则不同，是具有世界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的大都市代表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当然，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首都同时也是世界经济中心城市。一个国家，特别是大的国家，没有这种世界级的大都市参与国际经济对话，所谓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十分困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除了还在英国治理下的香港，中国实在还没有一个城市具有这种地位。
记者：我的印象，当时人们还很少提“全球化”这个词，后来有些人还很反感和排斥这个词。
赵：是这样，当时，“全球化”这个词至少在媒体上还使用得较少，但小平同志是有中国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比如他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正是基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站在一个有利位置这一战略思考，邓小平才提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当时我们对这段话不是很懂，有的同志问：造几个“香港"是什么意思？80年代后期香港还在英国的治下，是个自由港，简单地说是不是造几个自由港？我的理解是：小平同志的话是有深意的，其实就是说，在国际经济发展格局中，中国需要有几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中心城市，这样的城市在全世界是屈指可数的。中国有一个香港，它是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但是它在回归以后是“一国两制”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当然我们还需要“一国两制”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际中心城市，与香港形成互补之势，面对全球。当时中国哪一个城市最具有这种潜力呢？首选是上海。邓小平在1990年3月初即指出：“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1年初，他更加明确地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因此，浦东开发一开始所确定的战略目标就是建设一个国际经济对话中心城市。
记者：小平同志的这个思考，确实是远见卓识。我还看到一篇报道，说江泽民总书记十年中曾十下浦东，平均每年一次。江泽民同志如此关心浦东的建设，可能也与这一战略思考有关吧？
赵：是的。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工作时，直接领导制定了浦东开发的计划。1992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上专门提到了浦东开发，他说：“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实际上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确定了浦东开发的战略目标。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具体部署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这还是第一次。此后，江泽民总书记对于浦东开发的进展非常关心。1996年4月，总书记视察浦东。他在审阅陆家嘴中央商务区规划图时，看得非常认真。他问我们，这些规划的高楼，到香港回归时都能建成吗？我们回答，现在已经在建的，到明年大多数都可以封顶，陆家嘴的中央商务区可见雏形。总书记非常满意。一年多以后，党的十五大闭幕不久，总书记再次来到浦东，见到中央商务区初步形成规模，高兴地说：“浦东开发不容易，每年都有大变化。”他还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题词：“努力把陆家嘴建设成为面向国际的现代化金融贸易区”。
记者：这个题词，可以说是把小平同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上海建设的战略思考具体化了。当年邓小平只是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金融中心；而此时已经非常明确，这个中心的核心就在陆家嘴。
赵：我曾经把浦东开发比喻为一支交响乐。乐曲的总谱是邓小平写的，乐队指挥是江泽民同志，而我们则是有幸参加演奏的演奏员。
记者：邓小平所说的浦东开发可以起点更高，是否也是指要把目标定在国际经济中心上？
赵：这也体现了他的同一战略思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常说这样一句话：“要站在地球仪旁来思考浦东的开发。”后来我们的宣传部长把这个口号写在了我们的机关食堂里。浦东人应该时刻明确这样一个目标：要使外国人到了浦东，能够感觉到国际市场的气息。
记者：现在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当年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考，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具体战略目标，是否实现了？
赵：从计划的日程表看，阶段性目标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但和世界几个经济大城市相比，还有许多路要走。据最新统计，全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目前已有150家在浦东投资了200余个项目，26家跨国公司将其地区（亚太）总部设在浦东，160多家中外金融机构聚集浦东，使浦东初步呈现了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中心、创新创业中心、大企业决策管理中心这样一种面貌。中国各省市在浦东的机构都有置身国际经济社会中的感觉，从而帮助本省市缩短了和世界的距离。浦东GDP从1991年的6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去年的108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增长达到16％。浦东开发前GDP只占整个上海的6.5％，而现在占到22％。浦东人均GDP是上海人均GDP的1.5倍，而上海人均GDP是全国的4倍。这就是说，上海已经初步具备了与世界其他国际大都市对话的地位。如今，我国已经加入了WTO，国际间的经济对话日益增多、日显重要，上海的经济中心作用也日益突出。如果没有当年浦东开发的战略决策，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肯定要严峻、困难得多。
基辛格博士有一段话，很能说明浦东所形成或将要形成的世界性意义。他多次访问过浦东。面对陆家嘴风格各异的摩天大楼，他激动不已。当他了解到这一地区规划的三幢超高层楼宇中，两幢已分别由中国和日本投资，他风趣而又不失深刻地对我说：“第三幢高楼最好由美国人投资，以体现世界格局，如果另一个亚洲国家投资这一幢高楼，就体现亚洲的格局了。”为此，他还真的介绍过一位美国投资家来见过我。
还有，小平同志曾嘱咐说：我们的机会不多，要抓住这个世纪的尾巴。当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庆幸：浦东开发已经开始了7年，我们抓住了这个世纪的尾巴。倘若再晚几年，我们就一定会遇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巨大困难。
浦东开发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记者：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刻。实际上，对于改革开放，当时有两种选择：继续前进，还是知难而退？浦东开发，是否与这一背景也有密切关系？
赵：在当时，我国的改革开放确实遇到了严重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价格闯关导致一场建国以来罕见的抢购风潮，为防止许多国家曾发生的经济失控局面，中央不得不做出对国民经济实行“治理整顿”的决策；其二，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制止了经济过热现象，但同时也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GDP增长速度放缓；其三，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首都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挑起了一场“制裁”风潮。这样，在80年代末，我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国内稳定以及国际关系方面同时遭遇严重困难。这种“三碰头”的严重局面，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所仅见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慎重稳妥而又高瞻远瞩的浦东开发决策，上海也走进了改革开放新阶段。
记者：当时，国内一些人对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产生了怀疑。而国际社会则对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也持观望和怀疑态度，由此在1989年导致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的第一次负增长。显然，不克服国内的思想阻力和国际上的疑虑，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很可能会半途而废。
赵：所以，邓小平在1989年6月16日就提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由此可见，浦东开发实际上也是向全世界宣布：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重点的地区一般都在边境前沿及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其原因就是前面所讲的，尽量减轻改革的风险。而浦东的开发则具有更深刻的含义，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拿出中国最发达、最富庶的区域来继续改革开放的试点。这一重大举措足以证明中国把改革开放推进到新阶段的义无返顾的决心和信心。
记者：在浦东开发刚刚起步时，国际社会有什么反响？
赵：当然，一开始有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1990年我们宣布开发浦东时，有许多西方报纸说：这只是政治口号，而不是行动。但是随着浦东开发的进展，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家和企业家被浦东所吸引和感染。后来基辛格博士来访，他很自豪地对我说：“当时我就认为，浦东开发不是口号，而是行动。”基辛格博士还说，你们这些大楼和高科技工厂都很成功、很宝贵，但更宝贵的是你们的国际信誉，使你们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公共关系。当初那样偏僻的浦东人家敢来投资，是对你们的信任，这比这些大楼和工厂更宝贵。基辛格博士的这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到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在促使这一转折的关键环节中，浦东开发的决策和行动是很起作用的。
记者：据说浦东的开发还吸引了世界闻名的迪斯尼公司？
赵：那是在1994年我访问美国时，在迪斯尼公司洛杉矶总部，迪斯尼总裁福兰克·韦尔斯在听了我对浦东开发及上海发展的介绍之后表示，“迪斯尼若要进入中国，最好的地点是上海。”这次会谈是在3月1日。随即，韦尔斯先生就派出先遣小组到浦东考察。不幸的是，4月3日，韦尔斯总裁因飞机失事而丧生。由于突发事件，韦尔斯先生把迪斯尼建在浦东的愿望没能及时实现，但他对浦东的热情和向往，却令人难以忘怀。
浦东开发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成功实验
记者：前面您谈了对外开放方面的情况。浦东开发对已经进行了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什么作用？
赵：当改革进入第十年的时候，一方面，一系列改革措施大体上结束了长期困扰传统计划经济的许多弊端，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其效果十分突出；另一方面，“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有限体制改革目标又束缚了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步伐，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突出问题。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容易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胀现象；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带来生产、流通领域的秩序混乱和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土地、房屋、资金、外汇、产权等要素领域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主导，导致这些方面的供给仍然处于瓶颈状态，与整体的改革趋势严重背离，这些都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何去何从，可以说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有两种改革的思路可以选择：第一种思路是放慢速度求稳定，推迟与减轻改革开放的进程与力度；第二种思路主张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深化改革。第二种思路，实际上就是小平同志的思路，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思路。当时，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基础上再跨越一步，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阶段。浦东开发其实就扮演了在我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的区域经济试点角色，由此也拉开了我国90年代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浦东开发的成功，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
赵：确实是这样，对此我深有体会。浦东开发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开发，而不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开发。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开发，就形成了一些显著特点。例如，浦东开发不是靠政府的命令进行的开发，政府是创造一个宏观条件，提供规划和服务，引导开发，而不是政府按照计划经济那样直接投资和安排所有项目。两种开发，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现在，我们站在黄浦江边眺望浦东，都会为那一幢幢大楼的精美形态所折服，更为那众多楼宇错落有致的组合而击掌。浦东向人们展示了现代国际城区所应有的整体建筑风貌。这正是我们按照市场经济法则，在开发过程中十分注重城市整体功能目标而要求现代形态规划的结果。为了把陆家嘴地区建成世界一流的金融贸易区，我们利用了世界智慧对它进行整体规划。有5个国家的著名设计专家参加了规划工作，最后由中国专家统筹诸方意见，提出整体规划方案，然后呈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定。浦东的土地批租遂由“被动批租”变为“主动批租”。投资者需要土地，必须严格按照规划进行选择，而不能随意变动规划。在严格控制整体规划和个体主要参量，保持政府主动性、避免被动性的同时，我们对投资者的每一单体设计不随意干预。在建筑风格上，我们不表现出对某一建筑风格或类型的特别偏好，以免造成建筑风格的趋同；在具体的建筑工程设计上，尤其是美学上我们更不加以干涉。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管理方法。错落有致的城市整体形态证明了这一点，争奇斗妍、风格各异的建筑单体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上海城市建设比北京方便的地方，北京必须在保留古城风貌的条件下进行建设，那是个极难，但又不可回避的课题。）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开发，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浦东开发以功能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形态为出发点。什么叫形态？就是有多少路，有多少楼，有多少居民区，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就像计算机的硬件。而功能就是这些形态是拿来做什么用的。没有软件或没有先进软件的计算机，只是一件摆设。所以，1991年，我们就提出了要搞功能开发，反复强调形态规划必须服从功能规划。就好比建成一个绿草如茵的足球场，这只是形态开发，还要有国际规则、国际裁判、国际球队，一年要赛50场，这个足球场才发挥了功能。浦东就像一个大球场，所谓实现了功能，就是举办了“世界杯”。当我们请5国专家规划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时，给他们5张地图，5张说明书，说明这个地方将来是一个金融中心，是外国商社的中国总部所在地，不仅是一个与浦西连接的区域，还是与世界的交接面，我们预定总的建筑面积是400万平方米，这些简约的说明，实际上就是功能的说明，以功能带动形态规划和建设。
注重功能开发的一个明显例证就是浦东“绿色工程”的建设。当时，东南亚一位很有名的企业家劝我：陆家嘴中心区的地价这么高，沿江边和在中心位置搞绿地太可惜了，不能这样做。当时我回答：从城市的功能考虑，必须这样做。因为城市需要呼吸，需要“肺”，需要绿色。再说，这里全盖大楼，一下班，到处是人，到处是车，交通非阻塞不可。有一篇文章说：“上海人气魄大，7个亿修个大花园”。潜台词就是说我们太奢侈了，其实7亿是动迁了10公顷土地上的3500户旧住房的成本。从城市功能来考虑，这个大花园的价值就远远不止7个亿，当有了这个绿地的规划时，周围的地价就已大幅度上涨了。实践证明，这样考虑问题，既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又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将来这绿地之下会修建停车场，就更能取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了。
记者：浦东开发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行性的论证和实践过程。这也可以说是浦东开发的一个突出贡献。
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经产生，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优势。这里有一个对比。90年代初，在浦东开始开发后，台湾也搞了一个与浦东开发决策相仿的“亚太营运中心”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著名的美国麦肯锡公司替台湾作的，论证相当完备。1994年，台湾公布了这个计划，也轰动一时。当时在开全国人大时，有一位台湾大报的记者问我：浦东开发如何呼应这项计划，我告诉她：“浦东开发已经起步了，‘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刚刚宣布，应该问后者如何呼应前者，然后再互相呼应。我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成功。”没想到几年过去，“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消失了，胎死腹中了；而浦东新区则崛起在东海之滨。两个看起来有些类似的计划，竟有如此不同的结局，确实令人深思。这一对比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可行性和生命力。同时也说明，台湾“亚太营运中心”的规划看似完备，但忽略了大的前置条件。而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设开发区时就充分体现了它的优越性。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