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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与１９６０年国际共运的两次重要会议
作者：阎明复
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国际共运风云迭起
布加勒斯特会议，是指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其间，先后举行了两次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两次51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已经暴露。作为大事来讲，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建立共同舰队，遭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坚决拒绝和驳斥，中苏矛盾逐渐尖锐起来。接着，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从戴维营会议回来，直接飞到北京，正值我国国庆10周年期间，他和我国领导人、和毛主席谈话，在一系列问题上双方争执得很激烈。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领导人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1960年初，在召开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大肆攻击中国、攻击我们党。会后，苏共中央代表波斯别洛夫专门约见我列席会议的观察团，就我国的国内政策，提出尖锐的指责，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也予大肆攻击，说我们在中印边界事件中的做法是冒险主义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中央采取的对策是，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全面阐述我们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影射批评赫鲁晓夫及苏共的一些观点。之后，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我党领导人邀请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党员代表，就苏联的一系列政策问题提出了我们的看法。这件事被赫鲁晓夫认为是我党在挑拨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关系，在进行派别活动，说这是一个事件。赫想利用罗马尼亚共产党举行党代会的机会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会议，对我们进行攻击和清算。当然，这是后来才弄清的事情。
当时，在国际论坛上，比如世界工联、青年组织、妇联组织等等，我们中国的代表和苏联代表之间有不少尖锐的争论，涉及到两党中央意见分歧，在不同的场合，公开的或是在非正式谈话中，都发表了很多的意见。所以，当时就开始酝酿再重开一次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世界各国工人党和共产党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像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样。1960年6月初，苏共向我们发来了建议，希望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际安排一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会见，在会见时讨论什么时候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对此，中共中央复信表示同意。
当时党中央正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上确定，由彭真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并出席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这时距开会时间不到一个月了。彭真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回到北京后，就组织了代表团。成员有康生、伍修权，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还有一个顾问班子，成员有熊复、乔冠华、张香山、张彭等，着手研究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对策。
还是在上海时，主席就和彭真同志讲，现在看起来与赫鲁晓夫的一场面对面的争论是不可避免了。中央确定我们代表团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新的团结。
代表团出发后的第一站是莫斯科，苏共科兹洛夫出来会见代表团，并举行会谈。双方就一些分歧问题交换了意见，争论很激烈。科兹洛夫讲，到布加靳斯特，赫鲁晓夫将会见你们。当时，代表团就把与科兹洛夫会谈的情况向国内做了汇报。
到布加勒斯特后，彭真同志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六个多小时的会谈，双方激烈争论。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期间，苏共代表团向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国家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散发了通知书，在此通知书中指责中国共产党在搞反对苏共的派别活动，攻击我党一系列外交、内政的政策。通知书附有中文译本，代表团当即将其内容报告国内，同时代表团内部就此问题也做了讨论，准备迎接这场争论。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彭真
果然，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由赫鲁晓夫带头，对我党的立场进行了全面攻击。在苏共的压力下，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也纷纷对我党进行指责。但同时，朝鲜劳动党、新西兰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却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同意见，认为在这样一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谴责是不对的，并且阐明了各自党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特别要指出的是，阿尔巴尼亚党的代表卡博，在会议上公开表示不同意苏共、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这样一个国际性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谴责，说对领导了几十年战争取得了胜利，又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是不对的。赫鲁晓夫没想到阿尔巴尼亚会站在中国一边，公开反驳他，因此他在发言中对其他有不同意见的党没有涉及，唯独指名道姓地对阿尔巴尼亚党及卡博同志大肆谩骂。
彭真同志在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指示，对赫鲁晓夫讲话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有力的批驳。
大会是按照所有的代表团报名顺序，依次一轮轮地进行讨论。一共举行了两次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的会议和两次有资本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我记得彭真同志曾多次发言，长时间的发言就有五次。
会议开了三天。讨论到第二天中午，大会主席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党领导人)提出建议，说会议要发表一个声明，对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主义进行谴责，也提出1960年10月份利用参加苏联十月庆典的机会，再召开第二次各国工人党和共产党的代表会议。当时彭真同志就提出，希望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把会议的宣言草案报给国内，待国内有指示后我们再谈意见。赫鲁晓夫听后蛮横地说，明天就要表态，不允许更多时间的拖延。就此问题，在会上，双方也有很激烈的争吵。彭真同志讲，我是中共中央委员，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一定要请示中央，这是最起码的道理。对方说明天一定要表决，而彭真同志坚持，没有我们中央的意见，我们不参加表决，双方僵持不下。
这些情况，我们随时都向中央报了。当天晚上，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举行了一个酒会。在酒会进行期间，我驻罗大使馆来了一个同志找彭真说，代表团给国内的电报已收到了，现在周总理请你回大使馆接电话(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都有热线电话，技术维修由莫斯科负责，北京也有一部)。显然，总理是要通过这部热线电话，一方面把中央的态度通知彭真同志，另一方面也让莫斯科知道我们的态度。
总理在电话中讲，毛主席、政治局常委，坚决支持你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反对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下一步怎么办？国内马上会有一个明确的指示。
接着很快就收到了国内的电报。电报的内容大体是：第一，要发表一个声明，批判赫鲁晓夫老子党的恶劣态度；第二，要约见乔治乌—德治，告诉他，我们准备签名，但是我们要对宣言提出修改意见。
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代表团开了一个会。具体研究怎样处理我们在会上要发表的声明，是宣读还是递交？因为以前发生过苏联代表在会上打断其他代表发言，破坏讨论的事情，代表团决定将声明连夜翻成俄文，再装好信封，在会场上由我们的代表、工作人员交给每一个代表团的团长。同时，通过大使馆向罗马尼亚党中央表示，彭真同志想会见乔治乌—德治。过了一个小时，接到通知，说乔治乌—德治在他的官邸等候彭真同志。
彭真 赫鲁晓夫莽 乔治乌—德治
接到乔治乌—德治的通知后，彭真同志和伍修权，还有驻罗大使及翻译一起。到了乔治乌—德治的官邸。我们看到罗马尼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都参加了。彭真同志向乔治乌—德治讲，我们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明天准备签字，但是我们对声明草案要进行修改；同时，我们要发表一个声明。彭真还建议明天召开一次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乔治乌—德治听了我们的意见很感动。他连声讲“中国共产党真伟大，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采取顾全大局的步骤”。乔也讲了一些心里话。比如，像他们和苏联这样的大国、大党相处，有很多不得不忍气吞声的事情。他讲道：有一次，罗工人党和苏共会谈后，要签发一个苏罗关系的声明。这声明本是两家的，但在签发之前居然未给乔治乌—德治看。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他们是大国嘛!实际他也是在暗示彭真同志，在和苏共打交道时要忍气吞声。
后来，当苏联解体后，我们从有关资料得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罗马尼亚和苏联的关系就已经开始恶化了，在一系列问题上，罗马尼亚工人党都和苏共有不同看法。只不过当时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他不好表态。所以，只好对我们表示同情。
第二天上午，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在此之前，乔治乌—德治已将彭真同志的意见转告赫鲁晓夫。会议开始后，彭真同志站起来先发言，说我们接到中央的指示，要求对会议声明草案进行修改，修改后签字。同时，我工作人员在会议上把装有声明译文的信发给参加会议的各代表团。这封信就是那封很有名的声明，讲中国共产党只服从真理，绝对不服从指挥棒，不会屈服于赫鲁晓夫的压力。而且在声明中还指出，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他的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的恶劣作风。重申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屈服于他的压力。
赫鲁晓夫将信交给了坐在他旁边的当时苏共的二把手波德戈尔内，然后站起来讲话，说：“中国人是好样的，要签字了。”话还没说完，波德戈尔内就拉他坐下，说：“你不要夸中国人，他们在骂你!”赫一看信，重新站起来，大骂中国共产党，大骂毛主席。双方又重新吵起来，争论十分激烈。他举了一些所谓的事实，如说“共同舰队”是我们无中生有，在中印边境问题上攻击我们是“民族主义”，讲我们在国内政策上是“冒险主义”等等。彭真同志讲：“你说的这些事情我都清楚，你走到哪一步我就走到哪一步。”彭真同志抓住苏联对中国的不平等态度和错误立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会上争论得很激烈。不少代表团发言。卡博仍然坚决不同意赫鲁晓夫的作法。他强调，这么重大的问题我一定要请示中央，我把你们给中共的通知书送回地拉那后，现在还没有接到指示，我不能表态。但是，我认为赫鲁晓夫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你怎么可以在这么一种会上，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对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党的小组会上，在党内也不允许这样粗暴的作法。
最后涉及到宣言是否需要修改。赫鲁晓夫坚决不同意修改，而我们觉得我们的声明已散发，任务已完成。彭真同志说：“不修改就不修改。”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接着又召开了有资本主义国家党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又争论了7个小时。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争吵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彭真同志理直气壮地对赫鲁晓夫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服从真理，绝对不会屈从于你的压力，我们宁可被压成粉末，也不会屈从于压力。”伍修权和康生也发了言。
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撤退专家、撕毁合同，把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地恶化了两国关系。
莫斯科会议上彭真两次将苏斯洛夫叫到列宁像下
这时，越南党胡志明主席出来调解，他先到中国后去莫斯科，建议中苏两党通过谈判解决存在的分歧。9月份中苏两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没解决任何问题。紧接着，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率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前的文件起草委员会工作，吵了二十多天，在后来的莫斯科会议上，又吵了两个多礼拜。
莫斯科会议未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文件中是否要重申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
2在文件里是否保留影射攻击中共的所谓民族共产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提法。
3在文件里是否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
其它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和理论上的问题，经过四十多天的工作，双方妥协，达成协议。
代表团及时将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向国内报告。毛主席非常重视莫斯科会议的情况，为此专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在哪些问题上可以妥协，哪些问题上必须据理力争，应该怎么办，等等。政治局扩大会后，中央向代表团发来了详细指示。这个指示精神是：我们要摆出一个决不让步的架式，摆出一个不惜分裂的姿态，坚决把这些钉子拔掉，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多数的进步人士，包括好多国家共产党、兄弟党，他们在思想上并没有和苏联决裂的准备，即使那些在会上表态支持我们中共的兄弟党也是这种状况，所以，我们要力争能通过一个比较好的文件。如果保留这些钉子的话，我们就要发表声明。
在实际斗争中，开始我们表示，宁肯破裂也不签字。经过几个回合后，胡志明主席联合了七、八个党，组成劝说团，一会儿找我们谈，一会儿找赫鲁晓夫谈。据现在看到的材料，一直到最后一刻，赫鲁晓夫也认为我们不会签字，要和他分裂到底了。通过和其他党的接触，我们了解到，苏共千方百计要保的是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意义的提法，只要在文件中保住二十大，赫鲁晓夫的地位就保住了，苏共的面子就保住了。
起草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要像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样，除了搞一个正式的、有社会主义国家党签字的声明外，还要搞一个宣言，是有81个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党统统签字的一个一般性的和平呼吁。
在讨论到谁来参加宣言的起草委员会时，苏联提出亚洲只有中国一家可参加。彭真同志听此话大怒，拍着桌子说：“你们老子党的气息到今天没有改，我们坚决不参加这种起草委员会，我们希望多一、两个亚洲国家参加起草委员会，你们都不干。你们横行霸道到如此地步!”这样一来大家就很紧张了。彭真同志说：“休息休息，以后再说!”会议主席、苏方的苏斯洛夫宣布休会。彭真同志拉着苏斯洛夫说：“我们到外边谈一谈。”二人走到苏共代表大会的大厅，大厅主席台后面立了一个高大的列宁雕像，彭真同志拉着苏斯洛夫到列宁像下，说：“你说怎么办吧？”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给代表团的指示里已经提到，可以同意保留文件里提到的有关苏共二十大的提法，但是要打掉那几个钉子。所以，当彭真同志听苏斯洛夫说对二十大的提法要保留，这是所有参加会议的兄弟党的要求，而且说到不保留这个提法，我们苏共无法交代时，彭真同志表示，我们可以同意保留这个提法，但要加上协商一致的原则，而且其他那些钉子，什么民族主义呀，宗派主义呀等都要撤掉，苏表示同意。彭说，你说话算话不算话？苏说，当然算话。彭说，我们各自回去和我们的领导汇报，双方达成协议后，建议中共刘少奇同志和苏联赫鲁晓夫见面，最后敲定。
起草委员会本身斗了二十多天，莫斯科会议又斗了二十多天，经过四十多天的努力，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一切说明，彭真同志很会掌握斗争的时机。在关键时刻，把苏斯洛夫约出去谈了关键的几点。其实，苏方也不希望破裂。对他们来讲，命根子就是二十大，如果二十大在文件里可以保留，他就大功告成。后来他们通过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告诉我们，彭真同志与他们达成的协议苏共同意，并提出赫鲁晓夫同刘少奇见面的时间。
在这四十多天中，彭真同志一直在一线。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到中苏两党谈判，到起草委员会，到莫斯科会议，彭真同志参加了所有的会议和争论，是中共代表团参加起草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宣读双方都同意的文本时，我一句一句地翻译，彭真同志说：“你不要一句一句翻，你看看有没有协商一致的问题。”毛主席提出的一定要协商一致，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在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上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党内表决原则，多数人意见强加于少数人是不对的。彭真同志还让我看看那些钉子拔掉了没有？我一看，钉子都没有了，什么民族共产主义呀，宗派主义呀，分裂主义呀，都没了。彭真同志又说：“你再看看有没有‘协商一致’这个词”。我找了半天还真没有“协商一致”这个词。彭真同志说：“来，来，小阎，跟我走!”绕了半天，找到苏斯洛夫，又把他拉到列宁像下，彭真说：“你说说为什么没有‘协商一致’这句话？”苏说：“怎么会没有？我让他们写了!”后来就补上了，彭真同志就是这样抓实质问题的。
在1960年这几场大的政治斗争中，彭真同志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党的代表，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细密的斗争艺术，坚定而有效地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他不愧是一位善于将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的典范。我们在他身边工作，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
(本文根据阎明复同志谈话的记录整理。整理人王燕玲、李海文。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