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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人民海军的初建计划
作者：晓 松
朝鲜战争爆发，周恩来要海军从长远出发，制定三年计划
早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开始筹划解放台湾的战役，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解放台湾，巩固海防，中共中央积极着手筹建人民海军。1949年底，毛泽东前往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在莫斯科，毛泽东向斯大林表示，解放台湾的战役预定于1950年下半年进行，解放台湾特别需要空军和海军，请求苏联方面帮助中国建设海、空军。访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定了《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政府决定以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三亿美元贷款，其后中央军委决定将其中的一半用于海军建设，这一亿五千多万美元，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在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当前的军事任务是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向全会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会后，海军领导人肖劲光、王宏坤、刘道生、罗舜初根据中央的指示，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为保证我数十万大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海军作战计划，详细地列出了海军所需各型战斗舰艇的数目。
然而就在计划完成的第二天，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这个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发生的事件不仅推迟了解放台湾的计划，也改变了海军建设的进程。
两天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悍然决定派遣美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同时声称：“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执行合法而必要职责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这个声明彻底改变了半年以前杜鲁门政府关于美国不想在台湾建立基地，也根本“不打算动用其武装力量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福摩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出谋划策”的政策。美国政府政策的改变迫使我国的军事战略重点从此由准备解放台湾转为抗美援朝战争；军队建设由重点加强海军和空军转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含高射炮兵)和装甲兵，可以说，这是人民海军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急刹车。
6月3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约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谈话，向他正式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推延解放台湾的决定。周恩来说，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但也有好处，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海空军的建设还需加强。具体到海军，假如以五十万人打台湾，即使分两次运，海军也还要几十万吨船。肖劲光汇报了海军的工作情况后，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朝鲜战争不可能轻易结束，这个战争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战争，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在这种情况下，海军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计划。周恩来要求海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意见，从长远打算，着手制定一个三年建设计划。
对于刚刚脱下陆军装，换上海军服不久的肖劲光等人来说，这是一项工作量巨大，内容全新的工作，经过海军领导共同商谈，并多次征求了苏联海军顾问的意见，终于在7月中旬完成了以执行作战任务之最低需要为基本依据的海军三年建设计划纲要，由海军四位领导人肖劲光、王宏坤、刘道生和罗舜初联名呈送周恩来总理审定。
就在海军埋头制定三年建设计划期间，朝鲜战场的形势发生逆转且日趋严重。中共中央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酝酿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当10月8日这一天，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偕同林彪前往苏联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商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以及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等问题的时候，海军刚好完成了三年计划等有关文件的制定，等待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回来审定后呈送毛泽东批准。
遗憾的是周恩来此行并不顺利，在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休养胜地，周恩来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意图，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朝鲜。斯大林表示可以向中国提供武器和装备，但不能出动苏联空军进入朝鲜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苏联之行使周恩来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将非常有限的经费集中起来建设空军，尽早向朝鲜战场出动并投入战斗。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他处理完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后，于10月24日，约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海军领导人肖劲光、刘道生、罗舜初一同研究海军三年建设计划和1951年向苏联提出的装备订货计划。周恩来十分委婉地建议海军暂缓建设海军航空兵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加速空军战斗部队的建设，争取尽早开赴朝鲜战场，支援地面作战。三位海军领导人从大局着想，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
周恩来同时主张，海军建设的三年计划应先提请苏联海军帮助审定，然后再确定下一年的订货计划，遂起草了一封致菲利波夫(为保密起见，中苏双方商定的斯大林代称)的电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请求苏方帮助。在他为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中说：“由于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为建设海军，我们亟需从苏联获得海军装备，因此，我提议即派我国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偕参谋长罗舜初，顾问顾济民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海军方面负责人磋商我国海军问题及其所需装备的订货事宜。”周恩来还将海军起草的有关文件亲笔题名为《建设中国海军的初步计划(草案)》，由肖劲光和罗舜初带到苏联当面提交苏联方面审查。
10月30日，苏联在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大将告诉周恩来，菲利波夫已复电同意肖劲光等去苏联商谈中国海军建设问题。
海军的三年建设计划尽管是按最低需要制定的，但是经费预算也大大超过了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苏联定的一亿五千多万美元的盘子。为了进行抗美援朝作战，中国政府实在挤不出更多的钱用于海军建设。在开会研究如何执行海军三年计划时，苏联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出主意说，中国可以多出口些大豆，矿砂，周恩来问外贸部部长叶季壮，有没有这种可能，叶季壮回答，不行。因为接连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国民党军队撤退前的彻底破坏，中国当时正处于极度艰难的经济恢复时期，生产能力十分低下，国民生产总值还达不到抗战前的水平。于是周恩来请沙哈罗夫把中国的具体情况向苏联政府反映，是否可以向中国提供贷款建设海军。
周恩来十分重视海军这次出访，代表团临行前，他在中南海春藕斋向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的罗舜初亲自交代谈判中应注意的要点及有关事项：(一)请苏方帮助研究与审查中国海军建设三年计划；(二)确定1951年海军的订货内容；(三)向苏联学习海军建设经验。
到了莫斯科以后，肖劲光和罗舜初根据周恩来临行前的指示，随时将谈判情况报回国内。11月28日，周恩来致电肖劲光、罗舜初：“为了更快的与苏方商定我之海军建设计划，同意你们直接与布尔加宁一谈。”“如果三年计划一时不易谈定，最好只谈明年最少限度的并只能用车运的海军防御设备。”从《周恩来年谱》这则简单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这次谈判进行得并不很顺利。
当肖劲光和罗舜初回到北京时，正是志愿军空军开始向朝鲜出动之际，经过两次战役，志愿军虽然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大部地区，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撤退。但在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下，志愿军的后勤支援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随着战线的南移，与美军争夺制空权的斗争将愈发显得重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心倾全力加速空军的建设，以夺取抗美援朝的进一步胜利。
1951年1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为了集中财力物力，支援朝鲜战争，将原准备给海军订货的钱，大部抽出，主要用于解决朝鲜战场急需的空军和炮兵。1951年只能给海军少量一点钱购买教育器材，训练干部，准备条件，待朝鲜战争结束时再来发展海军。
这是一个无奈的决策，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尽其所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当参加会议的罗舜初将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向尚在外地的肖劲光等海军其他领导人通报之后，大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说两个月前周恩来建议海军航空兵的建设暂时让位于空军，对整个海军建设还仅是受到局部影响，而今天的现实，则意味着整个海军的建设步伐将整体放慢，作为海军领导人，不仅自己要能够顾全大局，愉快地服从中央的决策，还要教育海军全体人员都能正确认识，积极对待。
海军初创时期的几位领导人很快就从最初的惊愕、困惑转为冷静、理智，他们识大体，顾大局，统一了认识，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开源节流，共同渡过海军建设最困难的关头。
三年计划的再次调整与“斯大林计划”的出台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国内整编部队，精简机关，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以支持朝鲜战争，并保证国内财政状况及市场物价继续稳定和国家建设主要是国防建设加紧进行。
面对这一形势，中央军委11月16日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整编会议，军委副主席林彪在谈到特种兵的发展时说：“特种兵应发展和扩大，但不要盲目的扩大，应有一定的限度，各兵种的武器问题，目前不要开大口，要求买过多的武器，而是挤出钱来建设工厂，将来生产更多的武器”。周恩来也在同一天的居仁堂会议上代表中央宣布，根据国家的财政能力，海军的三年建设计划要调整，并且要推延两年，到1955年完成。将原定三年完成的计划改为五年完成，而且还要缩减数量。这是海军建设史上又一次重大调整。为了顾全大局，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家经济建设，海军坚决执行中央的决策，又一次修改了建设计划，减少了舰艇，飞机和岸炮等装备的数量。
海军遵照中央的决定，把三年计划修改为五年计划，经毛主席批准后，这个计划送到苏联。不久，斯大林给中国领导人发来一个电报，说是计划小了，要中国方面把这个计划再扩大一些。于是中央军委要求海军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对五年计划做了扩充，并于1952年4月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和副司令员罗舜初带着扩大了的五年计划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海军商谈。
因为是斯大林主动提出要扩大计划，这次访问总的说来是很成功的，苏联海军部部长库兹涅佐夫海军大将曾三次会见肖劲光和罗舜初等，并反复表示，苏联政府指示他们，要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中国建设海军。双方除了六次正式会谈外，还进行了多次座谈，就技术性问题交换了意见。最后，确定了中国海军1952年的订货内容，对中国海军五年计划需要购置和要求转让的各种装备、技术，达成了初步意向，苏方还对中国海军建设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并安排中国代表团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参观了苏联海军舰艇及造船厂和柴油机厂。访问结束前，罗舜初问苏方首席谈判代表、苏联海军副总参谋长法金将军，双方是否应该签一个供货协议，法金回答说，这次会谈的结果，他们还要向政府汇报，所需经费，也要由政府核准，待政府批准后，由两国政府签定正式的协定，然后才能执行。因此两国海军在形式上无须文字协定。
回国后，肖劲光当面向毛泽东做了一次口头汇报，并与罗舜初两人联名于6月28日向中央写了一份正式报告。中央很快就批准了海军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后来被称为斯大林计划)。计划虽然批准了，但是中央拿不出这么多的钱给海军，虽然1952年用于战争的经费估计只有去年的一半，但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更需要钱。既然斯大林建议我们搞一个大的海军建设计划，有关经费问题，最好还是通过从苏联谋求新的贷款来解决，因此，能不能得到苏联的贷款，对这个计划能否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随后，毛泽东主席于7月10日致信菲利波夫(斯大林)，同意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五年计划的意见，并向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表示谢意。同时希望1952年的海军订货能于8月初拨给。信发出后，毛泽东又亲自给斯大林打电话，希望尽快落实两国之间关于海军装备购置事宜。令人奇怪的是，苏联方面却迟迟没有任何动静和反应。
8月15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商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周恩来就表示，此次来访还想讨论海军方面的供应问题，并提出中国政府想请求新的贷款(当然不仅仅是为海军所用)。在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又一次提到海军的货款问题并问斯大林原来的协议是不是依然有效。斯大林回答：陆海军方面业已达成协议的一切供货依然有效。特别是海、空军方面的供货需要保障。他还说：中国应当很好地武装起来，特别是要有空军和海军。关于贷款问题，斯大林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说，款是要贷的，但究竟贷多少，要经过计算，不可能贷40亿。随后周恩来又与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商谈帮助中国军队建设问题。关于海军问题，布尔加宁认为两国领导人已经谈好，具体问题可由两国海军对口谈。于是，周恩来指示代表团顾问罗舜初前往苏联海军部商谈当年的订货计划和五年计划的审批情况。经与苏联海军副总参谋长法金将军两次会谈，对于1952年的订货，苏方答应尽快解决，而中国方面迫切要求的几种舰艇的设计、生产图纸，苏方当年则只能转让一部分。关于1953年的订货，一是要待1952年的订货解决以后再考虑，二是要等到政府研究中国提出的五年计划时一并考虑解决。在整个访问期间，苏方始终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尽管斯大林的态度很好，但是中国海军1952年下半年没有从苏方手中得到任何海军装备，原因很简单，一切都只是口头上的表态，双方并没有签订正式协议。
“斯大林计划”因斯大林去世而搁浅，“六四”协定签订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斯大林的葬礼结束后，周总理数次向苏联新的领导人马林科夫提出海、空军的订货问题。关于海军的五年计划，马林科夫矢口否认，推说他从未听说过此事，不知道还有一个斯大林计划。然后又反复强调，他对空军还熟悉一些，对海军不熟悉，听说海军很复杂、不容易搞。很明显，苏方对中国海军的援助有可能往后缩。周恩来在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捷共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葬礼之前，建议罗舜初留在莫斯科与苏国防部进行具体商谈，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并答复说海军的计划3月底可以最后定下来。为了让对方全面了解中国海军的建设情况，周恩来指导罗舜初准备了一份中国海军情况简介，并亲自做了修改。
3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国防部副部长朱可夫和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三位苏联元帅共同接见了罗舜初。在介绍中国海军情况时，罗舜初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反复强调海军五年计划的制定是根据斯大林建议，经毛主席批准的，希望苏方能予以帮助，并明确实施办法和步骤。朱可夫在会谈中也像马林科夫一样，表示根本不知道斯大林曾经提出过这个计划，布尔加宁则一再说海军建设如何复杂，造船如何不容易，对罗舜初提的要求就是不予答复。最后，他们把海军问题又推回到海军部，要海军总参谋长法金中将在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指导下研究解决。
两天以后，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和法金中将约见罗舜初和王秉璋，法金倒还痛快，表示海军的五年计划早已商量好了，中国海军五年计划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1953年的供货计划还要再详细研究一下，关于海军五年计划的贷款问题，法金认为应该不成问题。最后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表示，再过三、五天就可以将全部计划送布尔加宁审批。
代表团启程回国前，苏联方面仍无半点消息，周恩来只好于临行前致信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建议罗舜初暂不随代表团回国，留在莫斯科继续与苏方商谈有关中国海军建设及五年计划等问题。
周总理回国后罗舜初一连坐了十几天冷板凳，苏方就是不予答复。联想到去年参观时看到的情景，罗舜初觉得苏联海军本身装备陈旧，急需换装，而造船厂仍处在战后恢复阶段，开工不足，可能有其自身的困难，或其他难以启齿的原因。总之，他预感到情况可能有变，需要提前有所准备。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国内，并向正在莫斯科主持苏联援建项目谈判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席李富春汇报。李富春也感到苏方可能要改变计划，但又不好开口。为了促一促苏方，经李富春同意，罗舜初向苏联国防部外事处提出：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苏方有无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如果没有，就准备启程回国了。随后又给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写了一封信，说明奉周总理之命，我留在莫斯科商谈中国海军建设及五年计划问题，如苏联国防部仍须进一步了解中国海军情况，我将再留数日，如对中方提出的问题已做原则上的确定，我将于4月14日回国。
这封信送上去不久，苏联国防部的三位少将共同约见罗舜初，正式告知，关于中国海军建设五年计划，苏方只能作出前三年的供货计划，理由是苏联现正执行的五年计划已过去了两年，只能在余下的三年时间中对中国海军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供货，至于后两年的供货计划，要延到苏联下一个五年计划再讨论。同时还提交了一份1953年到1955年的逐年供货计划。罗舜初发现苏方提出的计划内容比中方原先要求的要少得多，舰艇仅是五年计划的三分之一，飞机是六分之一，驱逐舰的数目砍了一半。关于中国方面最为关心的苏联向中国提供海军贷款问题，对方只字未提。罗舜初当即表示，这个计划距离中国海军的要求相去甚远，希望快艇、飞机、潜艇的数目尽可能地增加，舰艇制造图纸尽量早些提供。但是任凭罗舜初磨破嘴皮，苏方就是不吐口，坚决表示就是这个计划，已不可能再做大的变动了。
听了罗舜初的汇报，李富春感到再争也争不出什么结果了，决定罗舜初立即回国，把谈判情况向周总理报告。
5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约见仍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和叶季壮，表示关于海军订货问题，仍然只能作出三年供货计划，贷款也只能解决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货款需按正常贸易支付。接到李富春的报告，周恩来经过反复思考，觉得只能接受苏方的条件，先签一个三年的协议，后两年的计划以后再说，遂指示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于1953年6月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海军装备技术的协定。这个协定就是新中国海军史上有名的“六四”协定。
为解决海军的一五计划，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西花厅会议
正当海军为执行“六四”协定积极作准备时，国家财政发现了新的问题。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出现了二十一万五千亿元(指旧人民币，相当于人民币二十一亿五千万元)的赤字。主要原因是在制定年度收入预算时，把上一年的财政节余四十多万亿元打了进去，事实上这笔钱已存入银行变成信贷资金，被银行贷出去了。
1953年6月至8月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周恩来在结论报告中强调：“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贪大，贪多，贪快必然盲目冒进，造成混乱，不利于国家建设”。此时他已预感到海军的五年计划需要调整。会议结束不久，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这实际上是在弥补上半年巨额赤字造成的窟窿。
还在紧急通知下达之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就在军委例会上根据财经会议的精神，向军队系统的负责同志打了招呼，为了做到外汇平衡和发展重工业，军费将有所缩减，要求大家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重新考虑原定的五年计划，使之更加符合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中央的要求。关于海军的五年计划，彭德怀谈了他个人的意见，认为苏联方面提供贷款有限，国内又拿不出那样多的钱，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原定的五年计划已不可能执行，有必要修改。参加会议的罗舜初当晚就和在家主持工作的海军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商量。将会议情况和彭总的意见报告了当时正在青岛的肖劲光司令员。
肖劲光接到王、罗二人的报告后，心里非常着急，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对于军委的这一意见，我当时有些想法，便于8月24日，给毛主席，并朱、周、彭副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海军建立以来，恰值朝鲜战争时期，海军建设处于极次要地位，原来海军在苏联订货之经费，大部转拨建设空军，’‘海军建设四年以来，新增力量仅有46艘快艇(其中旧的36艘)，螺旋桨水鱼雷机32架(今后只能做教练用)，小口径海岸炮4个团’……‘为了国家重工业建设削减军费，我们认为是应当的，但海军建设是否可以从整个军费以内，适当调整，以使其逐渐生长，以应付海上斗争的需要’。这封信送上去以后没有接到书面答复，但是中央和军委都在认真考虑海军的建设问题。”
接到中央紧急通知后，海军又制定了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于1953年10月上报。1953年12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对海军建设作了原则指示：
“(一)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
(二)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
(三)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1954年2月12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才两天，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专门磋商海军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问题。应邀参加会议的有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军委领导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罗舜初、方强和参谋长周希汉，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等。众所周知，海军仅是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兵种，在各特种兵中，当时并没有排在国防建设的首位，也从未成为国家计划单列户，海军的五年计划难道中央军委不能独自解决，一定要由政务院总理亲自出面邀请一位副总理、五位元帅、两位大将和如此众多的部长、将军们共同开会研究，方能解决问题？这在当时任何一个同级别的单位都是不曾有过的，在人民海军五十余年的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
会议开始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首先发言，他提出海军的五年计划是，前三年先按照“六四”协定，从苏联方面获得一部分武器装备及一部分成套造舰材料由我国国内船厂装制，后两年再从苏联订购一批舰艇和造舰材料，由国内装制，前后加起来，五年共需外汇十三亿多卢布，约合人民币(旧币)十二万六千亿元。到会的海军其他领导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听了海军同志的发言后，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接着发言，他说：“毛主席指示，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国家机构经费最后要做到不超过国家支出的百分之三十。根据这一原则，军费今后只能每年递增四万亿元。不管你想干什么，钱就是这些，否则只有改变百分之三十的比例。”
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接着补充：“按邓小平同志所说，第一个五年内的军费，除去经常费必须开支外，现各兵种提出的五年建设计划尚差七、八万亿元。”
彭德怀在发言中强调：“第一个五年内国家机构经费最后做到不超过国家支出百分之三十的原则不要动摇。应以此为标准，拟定各兵种的均衡发展计划。”
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目前我国造船工业的情况，他说：“第一个五年内，除海军要求装制军舰三万吨，辅助船六千吨以外，民用方面要求制造民船四十八万吨。从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来看，无法满足(海军)上述要求。”
随后，陈毅、贺龙、刘伯承、李富春等同志都相继发言，一致主张应集中国家主要财力建设重工业，各特种兵建设，应尽可能缩减。
最后，周总理把大家的意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他说：“从我国造船工业发展速度、国家财政能力和与苏联订有三年海军协定等情况出发，海军五年的建设计划应该是在五年时间内实现中苏三年海军订货协定，即以苏联根据协定供应的海军装备，作为我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方案，不可能再增加新的两年订货计划。”
对于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会后，周恩来将这次讨论的意见，向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和中央做了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从此，中国海开始以执行“六四”协定为主的第一个一年建设计划，实践证明，这个计划是符合我国当时的财政能力和工业水平的，对于提高海军战斗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责任编辑：毕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