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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对两场文艺风波的关注
作者：徐庆全
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以其毫不掩饰的愤激与怨恨，展示了“文革”这场浩劫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突破了“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规范，以宏大深沉的悲剧风格震撼着每一位读者。
“伤痕文学”的突出特点，是批判“左”的思想，清算“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但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思想在交织碰撞，“左”的阴影依然存在。在文艺界“伤痕文学”如火如荼时，对这一文学的争论也随之而来。
河北军营里的“兵秀才”李剑的两篇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就是在这种思想交织的转型时期里发生的。这两场风波，因为有了胡耀邦的关注而迅速平息，并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风波之一：《歌德与“缺德”》
关于“伤痕文学”争论，首先是从广东开始的。
1979年4月以后，广东文艺界开展了关于文艺“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讨论。有人把新时期产生的描写“伤痕”的作品称之为“向后看”的文艺，认为应该“提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这场讨论虽然主要在广东文艺界进行，但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也引起了青年作家李剑的思考。
此时，李剑还是个未到不惑之年的小伙子。身为文艺界人士，对林彪、“四人帮”对文艺界的专制自然极为反感，但是，对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在党尚未对“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作出正式结论之前，就这样以“伤痕文学”的形式反映历次的政治运动，这种做法是否符合于党的利益？会不会矫枉过正？年轻的李剑显然是做了思考的。思考了就要说话，何况他是个笔锋颇佳的“兵秀才”。
1979年6月号的《河北文艺》，在显著的位置上，推出了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对“伤痕文学”作了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批判，而且，由于“文革”“流韵”的影响，这种文章还明显地像一篇“大批判稿”。文章首先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的作品斥责为“缺德”，嘲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并进而狭隘地主张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歌德”。文章最后，作者采取了一种极端的立场：如果不“歌德”就是“缺德”，就是“怀着阶级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
现今重读这篇文章，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首先是那种人们熟知的“大批判”的语言，那种给人戴政治帽子的语言。至于文章中关于“歌德”与“缺德”的论述，则既不是“前无古人”，也不是“后无来者”，只不过现今是以“正面”与“负面”来替代而已。但是，在当年“左”的思想正在受到清算、“伤痕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时代的变化，人们审美心理与文学观念的转变，使这种论调早已失去了市场。这篇文章显然要惹起一场风波。
不久，争论就展开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大报刊，很快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李剑的文章进行了批驳。限于当时的环境，一些批驳文章也类似“大批判”稿，其中不乏戴政治帽子的。但是，另一种声音，也就是为李剑文章叫好的，在大报刊上也时常能见到：有人认为李剑的文章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甚至指责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大都是“欧洲18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
现今看来，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说，这场争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当年出现非“歌德”而缺德的观点，说明“左”的思想仍有市场，也说明对于文艺领域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正确的认识。
大约在8月底，担任中宣部部长半年左右的胡耀邦，通过一封反映情况的信，对这场争论的大致状况有了了解。
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部长之前， 即在拨乱反正中冲锋在前，并屡有见树。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首先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理论上对极左路线的清算开辟了道路，此后又在中组部部长任上，以非凡的胆识平反冤假错案，从实践上鉴证和消除“左”的错误的恶果。调任中宣部部长后，胡耀邦感到了对文艺界的陌生。但是，胡耀邦以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来消除这种陌生。胡耀邦在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调查后，大致了解了文艺界的状况。他对转型时期文艺界的争论，则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来对待的，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三不政策”：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
现今的文艺界老同志，都记得胡耀邦对文艺工作的多次指示。他在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几次向大家推荐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他说：这是《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他甚至兴致勃勃地向大家朗诵了文章中一段诗一样的语言：“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黑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胡耀邦接着感叹地说，大家看看马克思讲得多好啊！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要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他还说，我们提倡作家的作品要“文责自负”，至于有错怎么纠？要作家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对于文艺界关于“歌德”还是“缺德”的争论，胡耀邦也持同样的态度。他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主持召开小型的座谈会，专门谈谈这篇文章。目的是树立一种新的文艺批评风气，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繁荣文艺创作。
9月4日，在中宣部的主持下，全国文联的一些负责同志和在京的文艺理论评论家约20人，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会议邀请了河北省文艺界的一些负责同志，文章的作者李剑应邀到会。到会的同志分析了这篇文章的缺点与错误，以及如何看待文艺界拨乱反正后的形势，与怎样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工作。
9月7日，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在会上讲话。他指出：《歌德与“缺德”》的缺点与毛病，就在于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相违背，同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反复强调的方针不合拍，这就是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在内的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应当保护和爱护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胡耀邦说，李剑同志是个好青年，写了这篇有错误、有缺点的东西，我们不要过多地追究。我们要允许青年人犯错误，我们采取教育的方法、诱导的方法，诚诚恳恳地帮助他。这是我党历来的传统。对文艺上的争论问题，我们都要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来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非常健康的轨道上来。
胡耀邦的这番讲话，使这场争论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也作了自我批评，并进而摆脱了被追究责任的窘局。河北省委宣传部及文联表示，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准备以《河北文艺》的名义，写一篇由于《歌德与“缺德”》引起争论，吸取教训的文章。
我曾电话采访李剑，谈到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李剑兴致很高，他说：开座谈会时，我恰好坐在胡耀邦的侧面，胡耀邦讲“李剑同志是个好青年”那段话，是指着我说的。李剑的兴奋之情，虽然在电话里，我也能感受到。
关于在座谈会的发言，李剑只作了简略的回忆。他说：我在发言中说，要抓紧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当时，并没有逼着我作上纲上线的检讨。
此后，胡耀邦一直在为倡导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评论风气而努力。这从李剑引起的第二场风波时胡耀邦的批示可以领略到。
风波之二：《醉入花丛》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过去，我一杯又一杯……”喝得醉醺醺的当年的女红卫兵叶丽，唱着颓废的歌曲，跌跌撞撞地在金色的田野上走着，恍恍惚惚地开始了回忆：十年前，她在串联途中掉队，不得不留宿于一个青年农民家里。半夜时分，在这个农民的哀求下，她“急贫下中农所急”，和他发生了两性关系。第二天，和他结了婚，成了实行“两个决裂”的“先进典型”。不久，她又被地委书记奸污。她的农民丈夫因为她“不贞”，加上只会生女孩子，经常随意打骂凌辱她。现在，她一无所有，也已无所求，醉卧在油菜花丛中，茫然而不知所归。
这是李剑在《醉入花丛》这篇小说中所讲述的悲惨的故事（载《湛江文艺》1980年第六期）。李剑显然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阐述他对“文革”的反思，表现他对现代迷信和极左思潮酿就的“万吨苦酒”的憎恨。
小说发表后，首先是上海文艺界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接着，北京文艺界也刊登文章，对小说大加批判。文艺界很快又酿成了《醉入花丛》的争论风波。
从胡耀邦对文艺界的关注来看，这一风波想来他应该是知道的，也注视着这场争论的。1981年第19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华铭的文章：《评〈醉入花丛〉》。文章以说理的方式，对李剑的小说提出了批评。10月13日，胡耀邦读完这篇文章后，挥笔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默涵、敬之、光年、冯牧同志：
这篇小评论，也许你们都看过了，如果谁还没有看过，请他看看。我对文艺批评能够健康地发展是充满信心的。文艺报已经带了一个头，从这篇小评论也看出了一个好苗头。我不是说这篇东西写得很成熟，而是说他多少说了一点道理，并且根本没有打棍子。再进一步说，也只有报刊上，首先是各种文艺刊物经常有点文艺评论，才能真正带出一个好的文艺批评的风气来。坐而论道，什么恰如其分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艺批评风气，永远学不会，永远带不出。能不能向文联和各个协会的负责同志提出一个指标：每人每年亲自写两篇？当然可以评论好创作，也可以批评坏作品。能不能把这个指标看作是加强对文艺工作领导的一条重要要求？请你们议一议。
显而易见，胡耀邦的这条批示，中心意思是，要在文艺界倡导一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的民主的文学评论风气。
胡耀邦又一次关注了李剑。
胡耀邦的这一批示，刊登在当年的《文艺通讯》上，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也有记载。在我看到的胡耀邦这条批示的材料中，后面附有《评〈醉入花丛〉》影印件。上面有胡耀邦阅读这篇评论时划的道道，可见，他是很仔细读了这篇评论的。
这篇评论的作者署名“华铭”，我的第一个推测是，作者没有署真名，用了“化名”的谐音。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档案室里，保管档案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将这篇文章的原稿找了出来。稿签上“作者地址”这一栏中写的是“文艺部”，这证实了我的推测：这篇文章是《中国青年》杂志有意安排写的。
胡耀邦曾当过团中央书记，《中国青年》杂志是他喜爱看的。这篇文章是不是《中国青年》知道耀邦的意思后，有意安排写的呢？带着这一疑问，我找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当年《中国青年》杂志的文学评论编辑、现任中国摄影出版社社长的何志云。
何志云经历过“文革”，曾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当过知青。在1976年前后，曾在东北发表过一些稍有影响的文艺评论。1977年返回江苏老家后，又陆续地写了一些文艺评论。新时期以来，《中国青年》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阵地，因而也需要大量的人才。这样，将何志云从江苏调到《中国青年》杂志社，担任文学评论的编辑。
“说这篇文章是有意安排是对的，但是，不是胡耀邦的意思。”明白我的来意后，何志云说。接着，他讲述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
《中国青年》杂志在新时期的作用，我不用多讲。中青社内部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提倡研究的学术、民主风气。我一进社，就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这篇文章的问世，与社里的这种气氛是有关系的。
《醉入花丛》发表后，首先是上海《文汇报》发表批判文章，接着《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这几篇文章对小说上纲上线，说成是否定毛泽东。这样，对这篇小说就形成了一种围攻与否定的态势。
在文艺部，我们也在议论。我们认为，这篇小说是有缺点的，但是，绝对不能上纲上线到否定什么的问题。我们部的两个主任宋文郁、陈汉涛也参与我们的讨论，赞成我们的看法。讨论起来后，我提议，写一篇文章，表述一下自己的看法。两位主任也都同意。报到社委会，社委会也同意，并希望就这个题目扎扎实实地来写。于是，就由我来执笔。
文章虽然是我写的，但是文艺部和社委会讨论的结果。我的文章最初是以为李剑辩护的手法写的，辩护的色彩浓一些，火药味也浓一些。那个年代写文章，或许都有一点火药味，因为刚经历过“文革”嘛。文章写完后，文艺部讨论过一次后，社委会又讨论。我记得当时主编关志豪和副主编郭楠柠都来参加了。讨论的结果是，我们写文章不是要参与辩论，也不是为李剑辩护，而是要重点分析小说的内容，从创作手法、价值手段等方面来分析，评论小说的优劣。这样，可以写成一篇说理的文艺评论文章。
根据领导的意见，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我着重说理，而有意避免了那个时代的火药味语言。文章发表时，编辑要署名，我就取了个“化名”的谐音，用“华铭”的名字发表了。此后，我发表一些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也经常使用这个名字。
当我问到耀邦同志批示后，杂志社有何反映的问题时，何志云说：“文章发表后，我就去宁波出差了。回来后，听说耀邦同志有批示，刊登在《文艺通讯》上。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当然很高兴。但令我佩服的是，耀邦同志站得很高，他的批示虽然是就这篇评论文章，但是，批示的内容却是就整个文艺界的问题，并由此上升到重建文艺批评的问题。至于杂志社，也没有觉得得到耀邦的批示是多大的荣耀，因为《中国青年》得到中央重视的文章很多，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反响。胡耀邦的批示，在文艺界领导人中传阅，并很快付诸行动。在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中也有记载。李剑的第二场风波也就结束了。
何志云还给我讲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1984年，我和李剑都到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开学时，北京市一位文艺界的老前辈给我们讲课。谈起这个问题时，他风趣地说：挑事的李剑和平息风波的何志云，你们两个都凑在一个班里了。其实，哪里是我平息风波，是耀邦同志对文艺批评工作的指示平息的。
采访结束时，何志云建议我，不要拘泥于这件事情本身，而是要从这件事入手，写出胡耀邦所要求的民主的、说理的学术气氛。但是，我写不了。其中的原因，一个是理论水平有限，另一个是，文章中所引用胡耀邦的谈话和批示，至今也是很重要的，还用我再来说什么？
在此，我只能对他的建议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