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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与毛泽东
作者：黄方毅
早年神交，听黄讲演
黄炎培生于上海浦东一书香门弟，家道中落，13岁失母，17岁丧父。家境贫寒激发他刻苦攻读，上个世纪初年考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1903年开始在家乡办学，1906年创办浦东中学，这所学校在当时与北方的南开中学齐名，获得“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其后又陆续参与创办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若干大学；1917年创办职业教育。当代我国的著名人士中间有一些曾从师过黄炎培或黄所开办的学校，如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核弹之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董纯才，乒乓球教练傅其芳，影星秦怡、陈述等，蒋介石也慕名送来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在溪口蒋家至今保存着蒋经国在浦东中学的文字。
民国初年，已从事十余年办学且蜚声国内学坛的黄炎培，坚拒不就政府教育总长，而深入考察江南数省的教育，深恶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弊端。1915年又赴美进行了数月的考察，引入了职业教育。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五月黄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布告一发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杜威推崇实用主义，而黄则主张教育要务实，因此，两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处。黄在讲演中极力抨击传统教育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细述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详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惊惑不解，毛讲述了1920年这段往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奔走国事，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竟往返9次。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黄便途中阅读，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与黄一样，毛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两人虽都学历不高，但资历颇深，都属于经验型的政治实行家，长于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
“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二十年代，黄炎培并未见过毛泽东，但认识陈独秀、李大钊。中共成立前，陈独秀常来中华职教社访黄求谈。到了1921年，黄耳闻中共即将成立，友人沈肃文建议他去联系李大钊，于是黄专程北上，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先生。两人相谈甚洽，谈到形势、谈到各自的做法，相约今后密切合作。之后，黄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了李的长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十年内战中，黄埋头于教育，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但是与当时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敢于反抗社会黑暗统治的人们寄予同情。抗战中的重庆，反共高潮迭起，黄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叔羊的画中，有一幅画着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老请黄题词，黄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黄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关于红军在茅台酒池洗脚之事，纯属谬传。《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有专文辩驳。——编者。)沈自己称此画仅为其父“画以娱之”。然而由于黄题上这首诗，这幅画作陡然升值，被呈送到毛泽东手中，最后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1952年，陈毅在南京设茅台酒宴接待赴南方视察的黄，还提起这首茅台诗，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诗，十分感动，在那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陈当场作诗答谢。
搭台唱戏，艰难合作
最早代表中共中央与黄正式联系的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徐特立是黄的学生。徐曾在黄主持的江苏省教育总会开办的讲习所里学习。1938年，徐特立在武汉拜访黄，第一次恰黄不在，徐留下字条，自称是江苏省教育总会讲习班学生，第二次又访，二人相见如故。之后，侠肝义胆的黄，随着对共产党了解的加深，为处于艰难中的中共友人搭台唱戏。
1938年4月，抗战烽火正浓的武汉，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博古）、邓颖超、王若飞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共产党人来到处于抗战前线的武汉，这是经过十年内战后共产党人在国统区的首次亮相。经过一番策划，会议选择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生活书店，以茶谈会的形式召开。生活书店早年是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后来黄请来了邹韬奋先生主持，最后独立出去。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参政员集体赴会，先由黄炎培讲演，后请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的讲演在会后被广泛地传颂。
从武汉会见开始，在国民参政会内外，黄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1940年，周恩来从延安到达陪都重庆长住，不久，由黄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组织的星期讲坛，请周恩来作讲演，听众人山人海。这场讲演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如同一声霹雳，轰动山城。之后，黄受到了陈立夫来信诘问，黄回答，此论坛向各方开放，如君有意，也可来一试。陈无可奈何。为共产党人提供讲台，已入花甲之年的黄当然明白个中的含意。
相见延安，共探“周期”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黄受到了中共友人热诚接待，见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学生，老朋友如周扬、王明、张仲实等。范文澜向黄深深地鞠躬，说他自己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期学生，黄亲自教过他。陈毅等来相见，告知留法出国前夕，黄曾开欢送会送行。这些往事黄自己早已记不起来了。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使黄激动不已，重新燃起了对于新中国的希望。这段难忘的延安之行，在他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延安之行是黄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黄已与前大不一样。当然，黄也要为此付出代价。1946年1月26日，特务曾闯入黄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进行恐吓，当时黄正在政协开会，黄夫人姚维钧正怀着八个月的孩子（笔者）。1949年，黄的二儿子黄竞武因阻止国民党向台湾运黄金，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极为震惊，要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费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被打断腿活埋了。闻讯后，毛泽东十分悲痛，特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为民做官，委以重任
1949年2月，黄逃离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京。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在西苑机场，黄站在各界人士的行列中，欢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并随同毛等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欢宴庆贺。黄十分兴奋，这是他与毛四年前延安相见后的重逢。当然这时毛已是历史的胜利者，同样，历史也肯定了黄，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尤其是在访问延安后的种种。毛抵达后的次日，3月26日，在众多等待毛接见晤谈的老友新朋中，毛选择了黄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为什么要选黄作第一位客人呢？一方面是二人交情所至，另一方面似乎是毛找黄有重要的话说。当日，毛、黄长谈良久。毛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毛向黄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有鉴于此，毛寄希望于黄，因为他很清楚，黄在民族实业家中的威望。黄早年与南通张骞，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藕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孚等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毛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这个并非是实业家的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同时，毛还希望黄起到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整个谈话，毛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毛的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难以推却。漫谈中，黄问毛，中共的理财专家是何人，毛回答除了陈云、薄一波外，尚有叶季壮、南汉辰。后来，前者主管新中国的贸易，后者主持银行工作。
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黄与毛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这次谈话，确定了黄在建国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黄毛二人的友情也从二十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如今在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建国初期的年代里，黄对毛是从内心深处钦佩的，共产党人公而忘私，为贫苦人们所做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从小苦出身的黄，他长年追求人类平等、社会正义的理念，在共产党的许多政策中间得以体现。所以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真诚的。几年后黄炎培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叙述了自己对共产党的心路历程。
建国后的黄在周恩来两次来家动员下，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成为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之一，分管轻工业。次年，中央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准备安排黄与薄一波出任中财委的两个副主任。黄考虑到自己七十又四的高龄又身兼数职，故推荐了老友、北大校长马寅初代替自己担任副主任，只接受中财委委员一职。
建国后尤其是1954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黄向夫人，也是自己的事业助手姚维钧交待，任何时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来请，都不得延误。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
肯谏敢谏，真诚为人
黄炎培是真诚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的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是有所保留的。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但无论如何，就向毛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也因为此，在“文革”后的纪念文章中，黄常常被称作共产党人的“诤友”。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建国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黄提出的意见，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已披露的黄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都欣然接受。还有其它一些。毛在建国初期的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这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与不同意见的人合作的作风，恰与其后期形成鲜明对照。
黄炎培是勤奋的人。从1949年开始，他亲笔给毛书信一百零几封。尤其是在建国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毛也是勤政的，毛亲笔给黄书函六十余封。有的信吐漏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喧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多称毛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称黄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应当说，即使到了“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毛与黄无论在相见时，还是书信中都还是以礼相待，客气相往的。无论如何，多年的交谊还是保持了下来，未因某些政见不一而中止，在那个年代也堪称难能可贵。“文革”中还是学生的我，已然明白毛泽东信函的价值，所以在母亲姚维钧受迫害致死后，我把它们收藏起来，以后无论下农村、上干校，我都携带在身边，不敢有半点闪失，直至“文革”结束后，呈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1965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黄溘然长逝。此时这位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已远离了现实政治的老人，对党内斗争知之不详，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华大地上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悲惨一幕。然而在他尚为清醒之时，只要他认为可行，这位倔强的老人依然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坚持正义。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为被打倒的党内老同志李维汉评功摆好，台下人群试图打断他这不合时宜的讲话，但他不为所动，照讲不误。“文革”结束后一些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包括五十年代与黄激烈争辩过的人，都曾夸赞过黄的为人。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先后给黄题字，以纪念这位昔日的老友。江泽民同志也亲笔为黄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字。
至于许多回忆文字中提到的黄向毛催索借去的一位古代书法大家字迹一事，事实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即使是这样，在那个皆呼“万岁”的年代，向领袖献上墨宝都不为过，黄居然在借期过后向毛催索，确实是“不够朋友”，而也确实“够英雄”。然而毛泽东对这位他并不陌生的老友，总算一笑而相容，这也是不很寻常的了。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