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史迪威在中国的早期经历
作者：［美］约翰·伊斯特布鲁克黄开蒙
史迪威将军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美国友人。他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在美国《交流》季刊上撰文叙述了史迪威在中国早年的情况。文章的素材来自其家人经年相传的家庭故事、作者祖母未发表的回忆录，以及有关史迪威生平的书面材料和著作。
约瑟夫·W·史迪威与中国的长期关系始于1911年11月。那年，辛亥革命结束了数十世纪的王朝统治，史迪威当时是名陆军中尉，在菲律宾服役。作为亚洲延伸旅行的一部分，他在中国逗留了17天。史迪威在上海登岸，去了香港，而后溯江而上到了广州和梧州。他对中国最初的总体印象不太好。他的笔记和评论谈的主要是贫困、肮脏、恶臭、缺乏甚至最基本卫生条件、杀戮、死亡等等。史迪威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写道，他不会赞成她来中国。当年28岁的史迪威并不知道他会四次返回中国(三次是携家带口)，总共在中国住了12年多，给后人留下了延续至今的美中两国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遗产。
1883年史迪威生于佛罗里达州，但童年的大部分岁月是在纽约州扬克斯度过。他16岁中学毕业后并未直接上耶鲁大学，而是读了一年预科中学。就在这一年，史迪威策划了些年轻人的恶作剧，其中有个是在中学舞会上干的，叫“冰淇淋大掠夺”。他的父亲看出史迪威需要受到纪律的管束，告诉他说沿哈得孙河上有所好学校，在那里他能打网球(当年史迪威喜欢的业余爱好之一)。这样，他未去耶鲁而最后上了西点军校，从此开始其对历史和全世界有深远影响的军事生涯。
史迪威在西点四年期间语言成绩出众。他有语言天赋。在法语和西班牙语上，他跻身于最优秀学生之列——这是后来事态的预兆。
1904年史迪威自西点军校毕业，他选择了能亲身参与战斗的岗位——菲律宾。在那里，美国陆军仍在镇压游击份子，他们反抗美西战争后美国占领菲律宾。不久，史迪威就随军出征镇压游击队活动。1905年初有一次出征中，他学了一堂意义深远的领导能力课，那次经历将伴随他的余生，并使他成为激励部下耿耿忠心的领袖，包括数十年后由他指挥的中国士兵。那天，连队单列穿经又热又密的原始丛林时，指挥官命令史迪威去队尾殿后。他走在最后，还领着一名绳绑的游击队俘虏，碰巧遇上走在队尾的二级军士长因温度太高而昏厥。史迪威竭力抢救他。就在这短暂时间里，那单列连队已经消失在稠密的丛林中。三人立即发现自己掉队了。没有水、不知道连队的目的地是哪儿。他和那俘虏轮换驮着二级军士长，史迪威竭尽全力追队。一路上他始终没怀疑过，游击队会从隐蔽处跳出来把两个美国兵干掉。前行后，又从原路返回，折腾了几个小时，他们终于找到在小溪旁露宿晚餐的连队。士兵们拖着疲惫的步伐进入临时兵营时，连长漫不经心地说，“哦，你们来啦。”没有派人去找他们，只是史迪威的耐力才把他们带回队伍。30年后，史迪威仍然不知道，如果他们三人没找到连队的宿营地，连长是否打算想办法找到他们。在其整个军事生涯中，史迪威一再表现出他是个不同类型的指挥官，一个关心部下利益，竭尽全力保证他们受到公平善待的领袖。
在随后的12年里，史迪威交替地在菲律宾和西点军校任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任情报官后，他意识到和平时期的陆军不能满足他寻求惊险和刺激的愿望。但他听说陆军在找军官去学日文后，他志愿参加。像是命里注定，所有名额都满了。不过，负责人事的军官告诉他说新的中文项目有个空额。史迪威立即同意，从而成为美国陆军的首名中文学生。
伯克利的加里福尼亚大学开始该项目的一年课程。但是，史迪威报到时却发现三周前就开课了。然而，由于他语言的天赋和勤奋学习，很快就跟上，而且进步很大。但是，课后找不到人练习中文，史迪威觉得那一年多少有些浪费时间。
史迪威、妻子威尼弗雷德、儿子小乔，两个女儿南希和威尼弗雷德于1920年7月乘船前往中国。到达北京后，住进就在外国使团区外面的北总布胡同里的3号院。他们和另一美国人家合住。史迪威一家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他们被引人注目的食品市场、过往的骆驼队、黄包车和色彩绚丽的婚丧仪式所迷住。他们去西山郊游，参观建于1279年的城墙上的观象台，以及那时已废弃的考场。全家人都学北京话。当然，孩子们比谁都学得快。他们高兴地会见几位慈禧太后宫廷里的显要满族仕女。他们和唐夫人(即容龄公主)交往甚密，她是慈禧太后的女侍臣。
史迪威的活动包括早上去由W·B·佩特斯博士办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下午再跟私人教师学中文。佩特斯博士指出史迪威的口音很糟，同意后者认为加州大学中文课水平不高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纠正得很好，这为他日后遇到的许多中国学者所承认；也被以下事实所证实：尽管他有白种人的相貌，有时他被错认为来自中国另一个地方的中国人。事实上，在以后的年代里，史迪威掌握了出色的标准北京话发音，他努力不使乡音极浓重的蒋介石丢面子。只有他们俩在一起，就用中文侃侃而谈，有其他中国人在场时，史迪威则用翻译，为的是给蒋介石留面子。
史迪威还从语言学校请了位家庭教师——管先生。他和史迪威家关系密切，孩子们甚至认他为中国祖父。他曾是紫禁城里的骑兵卫士，但实际上是个学者和三品官。清朝被推翻后，他能找到的唯一的工作就是在语言学校里当一名低薪教员。因此，在史迪威家佣人院子里有一间单独的屋子，教主人一家学北京话，他感到高兴。以后数十年里，史迪威家每次回到中国时，这位年事日高的先生总与他们重聚。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家人出外旅行往家写信时，总是向管先生问好。
虽然后来史迪威家和管先生失去联系(如果有人能提供有关他后来的情况，作者将不胜感激)，他的重要作用影响至今，他起的史迪威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明证。回想起来，那是个十分恰当的名字。
史迪威家很喜欢中国的手工艺品和艺术。他们多年来不断收藏刺绣和象牙雕刻。如今，许多收藏品可在博物馆和史迪威后代家中找到。约20件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皇帝和高官穿的精致长袍馈赠给蒙特雷历史与艺术博物馆。一大批史迪威获得的象牙雕刻扇柄赠送给了蒙特雷美术博物馆。
1921年2月史迪威的第四个孩子、女儿艾利森出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即豫王府)。这是出生在那所新建大楼里的第一个人类婴儿。(在该建筑里首次接生的是一只骆驼，它的妈妈是个血清捐献者!)
早在1921年，美国红十字会就为在山西建造一条130公里长的铁路找一名工程师。尽管史迪威的工程阅历只限于近20年前在西点军校上的工程学课，他趁机获得这份工作，以便在课堂外提高中文能力。山西正遭受饥荒，红十字会想要从汾州府(现称汾阳)到黄河建造铁路以改善赈灾物资的调配。当年4月，史迪威当上总工程师，指挥多至1万2千名工人。他骑驴或步行选择路线，指挥工组和路段工程师进行勘察、修建坡道、建造路床、叉口、涵洞和桥梁。结果，史迪威不仅提高了语言水平(尽管大多数工人说各自的方言)，更为重要的是他每天和筑路工人接触。他宁可和工人而不愿意和穿着讲究、肥胖自负的工头打交道。在此期间，他对老百姓的耐受能力、不管条件优劣都愿意干活和他们悦人愉己的幽默，产生爱慕。史迪威写道，因为他“一再遇到能懂玩笑的人，即使玩笑的目标是他自己，他也跟旁观者一样开怀大笑，他(史迪威)对整个民族产生了好感。”
那年夏天，史迪威举家迁至山西，在铁路旁的玉带河村租了处磨房住下。四周有数百棵树、潺潺溪水、青草、泉水和花朵，和北京的生活有不小的差别，而孩子们过得很开心。全家迁回北京后，住进大方家胡同一座有三间卧室、两个院子和一个花园的房子。
1922年，他们目睹了溥仪结婚时新娘行列进入紫禁城，壮观的景象使他们如醉如痴，从在铺路面上的黄沙，到豪华富丽的长袍和蔚为奇观的队列，那一天太令人难忘了。史迪威夫人写道，“真是太迷人了，传统的斑斓夺目的华丽景象和缤纷色彩构成一幅永生不忘的图画。我们到家已经六点了，浑身冻僵，但我们庆幸所做的努力，因为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而且体验到能在这一重要时刻置身北京是一大幸事。”
同年，关于史迪威头年在山西成功建成铁路的消息传到陕西冯玉祥那里。他也决定建造一条相似的铁路，而且要用同一个总工程师。史迪威到达西安后，那是至潼关长150公里铁路的起点，种种见闻使他惊喜。他看到冯玉祥的军队与众不同：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士兵健康状况良好，每天接受教育，军服洁整——显然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部队。
不久就清楚了，建造铁路不是冯玉祥约请史迪威来西安的唯一原因。他们俩长时间谈论军事战术、军事装备和军事战略。筑路一事始终进展不大。吴佩孚向冯求援联手对抗张作霖后，冯玉祥部队的筑路人员消失了，他的队伍开往北京。就在小规模战斗在京城打响后，史迪威回到北京，但是陕西之行并非得不偿失——史迪威会见并结识了这位中国历史上富有特色的人物。
史迪威离开陕西前，冯玉祥送给他一块地毯。它是他们俩友谊长存的见证。史迪威要动身回北京时，得悉冯玉祥要他等一等，但未说明理由。战事即起，史迪威急于返回北京就启程了，有个人骑自行车追了他两天才赶上。来人浑身是土，既渴又累，呈递上冯玉祥临别礼物地毯。(如今，本文作者私人收藏着这块地毯。他的外祖母传给了他母亲，又由他母亲传给了他。)
1946年，史迪威去世后几天，一些客人来到他在加州卡梅尔的家。史迪威夫人在楼上，有人通报说有位“克里斯蒂娜·冯”要见她。虽然她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也还是下楼来。史迪威夫人十分惊讶地看到冯玉祥高大的身躯。在西方他还被称为“基督将军”，而英语的“基督教的”一词与人名“克里斯蒂娜”发音相似。因此，口齿不清时，会将“基督教的”读成“克里斯蒂娜”。冯将军说，“我是来向你表示我对我的朋友史迪威的哀悼。”那时，冯玉祥正在伯克利进行访问。
史迪威在学习语言的最后一年中，就进行过两次为期不短的中国旅行。他去了包括浙江、广西和湖南在内的长江以南地区，最后在上海结束全程。同年6月，史迪威前往外蒙古。这两次行程中，他独自到外国人通常不涉足的地方，并且同从巨头到船民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交往。
为接受新任务，史迪威一家于1923年回到美国。在随后的几年里，史迪威继续研究中国、中文和中国军事。1926年原安排他上一所法国军校，但他听到天津有个空缺职位，他便要求上级改变命令，于是携家再次来华。
这次在天津的任务与前一次明显不同。虽然他在第十五步兵团的职务还令其满意，而且有助于事业发展，但是安排给他们家的住处却令人失望。史迪威曾特意要求住一所中国式的房子，就像在北京时一样，但是除了外国租界区内马场道242号的一幢英式成排房子外，他别无选择。他们用不上从美国带来的汽车，因为生活集中在租界区，所以就把车卖了。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能重新雇用几个原先在北京的佣人，其中包括管先生。
1927年6月，美国驻北京的公使请十五步兵团指挥官为执行一项任务派遣一名军官。当时，南方军队在蒋介石领导下正向北方军队发动进攻，有报告说南方军队在南京杀了几个外国人。美国公使馆急切需要获取有关军事冲突的准确情报，要史迪威去评估形势。他和一名姓赵的仆人同行，来到徐州北方军队前线搜集情报。在南方军队攻击下，他们处境危险，但他们成功地摆脱了困境，经南京北上。史迪威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长时间忍受中国士兵推搡他，并向他吐痰，他们试图激怒他以便找到借口把那“洋鬼子”干掉。史迪威此行的报告对美国公使馆极有价值。此外，由于他的英勇表现，报告格外得到赞扬。史迪威直截了当地承认那次南方出差中他从未如此担心自己的性命。他一生都对仆人赵的忠心感到惊奇。赵始终紧随史迪威历尽艰险，从未屈服于明显的诱惑——跟这个外国人保持距离。史迪威写道,“当赵的同胞高声尖叫‘宰了他们’时，为什么赵甘心涉足危险，以生命的代价对一个‘老毛子’忠心耿耿呢？”
史迪威从险象环生的南方之行归来，那时离他第五个孩子——儿子本，在天津医院出生还有一个月。
史迪威与中国人直接接触，对他们的痛苦境遇有特殊的理解。1928年他为第十五步兵团每周刊物撰写的文章中写道，“中国人民遭受横征暴敛，生活和财产没有保障，抢劫活动司空见惯，饥饿屡屡发生，没有一个省……人权得到尊重。”日记描述他见到因战争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老百姓时，史迪威同情地写道：“他们的车子和牲畜被军队强夺，他们的儿子被强征入伍，他们的粮食被蝗虫般的士兵吃光，他们的家被推倒当柴火烧，他们的妻女被奸淫，他们的孩子可能流落他乡——这是中国战争最悲惨的一面。”然而，史迪威始终相信中国人民优秀的品质永远不会被抑制。
在美国供职一段时间后，1935年史迪威一家又回到北京。史迪威被任命为驻中国和暹罗武官。尽管他们家刚在卡梅尔靠加州海岸盖了一座漂亮的房子，并在那里住了约一年，如史迪威的妻子所说那样，他们还是为“回老家”感到高兴。史迪威担心他的家人不愿意再搬迁，但是他们的反应使他喜出望外。威尼弗雷德写道，“他大约在11点钟给我打电话，我记得很清楚我惊喜地尖叫了一声，把全家都吵醒了。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他不能相信我愿意离开新盖的房子。我让他放心，我不会让他撇下我们而只身前往中国。本又上床睡觉，其余的人连续几个小时谈论再次看到北京的喜悦……除了本，如果需要，个个愿意立刻就动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生活在那个奇妙的北京城。”那时只有7岁的本，说他不愿意去是因为“他不想再说中国话”。但是当他爸爸向他保证如果他不想说，他可以不说，他又欣然同意了。“等本上了床，我们全都开怀大笑，我们知道本一见到姓李的苦力，他的中文就会再次倾口而出。”
回到北京后，这一家住进喜鹊胡同4号一处中国式的房子，还为新家买了多件中式家具。他们立刻雇来了仆人，把前两次住北京时用的仆人中的多数都请了回来。史迪威家又继续一度中断的友谊，友人中包括唐夫人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霖，并继续收藏象牙、宫廷长袍、瓷器、马鞍垫和马鞍毯。
随后4年中，史迪威的任务是搜集日本侵华情报。他出差各地了解情况，对日本军事、中国官员和中国领导人形成成熟看法，并巩固了他对中国士兵的高度评价。
关于中国士兵，史迪威在不同时期写道，“他们吃苦耐劳，忍受生活物资的匮乏，普通白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无能为力；我们大书特书的行军，他们却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能靠一个白人无法吃的食物而活得挺好。他们知恩图报，并遵从他们对其有信心的上级。”“中国士兵是出色的材料；他们比日本鬼子好。不能为中国遭受灾难而责怪普通的中国士兵。”史迪威补充写道，“愚蠢的领导浪费和背叛了”中国士兵的优秀品质。
史迪威对中国将领的印象远非如此。他写道，“他们没有道德勇气，他们出奇地胆怯和过度地谨小慎微。他们总是保留至少四分之三可动用的兵力，他们夸大困难，他们高估敌人的力量，他们为不履行职责而搬出种种借口，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保存实力，否则就怨声载道，他们总是推诿，要别的部队替他们出力。”
但是史迪威最严厉的言辞是针对在北京的日本人的，他称他们为“骄横的小杂种”。“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让人难以忍受，而我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还得面带笑容，”史迪威写道。“我喷吐的怒液足以浮起一艘战舰。”
1936年6月出差徐州、开封、洛阳和河南北部检查抗日备战过程中，史迪威开始对蒋介石的领导有看法——根本没有准备。“没有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计划。没有扩军或甚至没想到扩军。没有练兵，也没有演习。”史迪威得出结论：要么有所准备，“用任何其他军事强国还没学会的方法巧妙地隐蔽了起来，要么根本没有准备。”
芦沟桥事件后的第二天，史迪威视察了该地，并看到惨遭一支日本部队杀害的500至600具令人毛骨悚然的中国士兵的遗骸，他们原试图在去天坛的路上投降。史迪威和美国新闻记者阿格尼斯·史沫特莱一起分析林彪率领的八路军歼灭日军一个旅的平型关战役。他记载下日军在南京和保定的暴行，在保定3万日军奸淫烧杀无恶不作长达一周之久。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迁往汉口，史迪威也去了。他没获准去前线访问而心灰意懒，但与冯玉祥相会他感到高兴。当史迪威最终获准去前线时，他会见了商震将军，他是可信赖的将领之一。他还会见了赢得台儿庄战役的李宗仁将军。
在这段时间里，史迪威尽可能地了解共产党的部队，他注意到它优于国民党的军队。在汉口(经史沫特莱介绍)他与周恩来和叶剑英相识。他发现共产党人“一贯坦诚、谦恭有礼、友好和直言不讳，与穿毛领大衣和装有踢马刺靴子、极其装腔作势、自以为是的国民党新型拿破伦形成鲜明对比。”史迪威还把国民党视为“油滑的政客……逃避责任的背叛者、自私自利、没良心、肆无忌惮的骗子。”1938年3月在重庆他与蒋介石有一次15分钟热诚愉快的会面。然而，史迪威准确地觉察出“蒋介石本人对指挥中通常出现的混乱负有直接责任。”
为了过1939年的阴历年，史迪威特地为他家附近的十几名黄包车夫举行了一次活动。他在院子里摆上特设的酒席，每个席位上都有一个装着赏钱的红包。对这些车夫来说，这是一件意外和意义特殊的事情。几周以后，他们回了礼。一天星期日，敲锣打鼓声中，在足有数百个看热闹的人簇拥下，那些拉车的拿着一件镶框、挂着红绸的礼物来到史迪威家。那礼品被放在一个祭坛上，点上了香，个个车夫跪下磕头。然后，衣衫褴褛的车夫老金骄傲地站着，他那独眼闪烁着激动的光芒，用标准的北京话颂扬起善心老人史迪威。随后，史迪威讲了话，感谢他们对他表示的敬意。后来，等人群离开庭院时，史迪威把老金叫了回来，给了他一叠红包，让他分发给所有拉车的。日后史迪威说，“来自那些衣衫褴褛的年迈车夫的颂辞比高官颁给我的奖章更有意义。”
带着对国民党官员成熟的看法、对他所知的共产党行为的尊敬、对中国老百姓坚定的爱慕，以及优于任何美国陆军军官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入了解，史迪威于1939年夏回到美国，全心全意盼望能在退休前接受最后一次任务。
然而结果表明，退休为时尚早，史迪威的中国情结远远没有结束。他对中国和美国有待作出最大贡献。史迪威将于1942年初重返中国再逗留两年半。为此，他放弃了在二战时担任美军作战指挥官的愿望。他充分了解所承担的中国任务不会在物资供应上占有优势，而且要考虑国际政治的方方面面。尽管如此，史迪威以他独有的方式，简单地认为“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而接受了新的使命。
文献资料已经如实记载了史迪威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场所做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与受尊敬的中国将领如孙立人、廖耀湘、戴安润等协同作战所表现的指挥能力和英勇精神为他在中国赢得十分光荣的地位。史迪威之所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只是因为他已经在中国以当时外国人几乎闻所未闻的方式生活，并和中国人共事了若干年。他罕见的知识积累对战时的中美两国具有重要价值。
或许最后所叙述的轶事能描述史迪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和一名领袖，以及他多么深谙中国人的思想倾向。
1943年12月，史迪威会同中国的当时由廖耀湘和孙立人指挥的第二十二师和第三十八师在缅甸北部发动了一次进攻，这是开辟一条向中国提供物资的陆地运输路线计划的组成部分。尽管蒋介石已经宣布史迪威也指挥这些部队，他却经常绕过史迪威，并敦促那两师行动谨慎以免伤亡过多。然而，史迪威利用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使部队采取行动。每天早上他习惯地步行好几公里路前往前沿阵地，呆在那里直到部队主动出击。日本人已经宣布他们要活捉或杀死史迪威。中国指挥官知道只要史迪威在他们部队，就要负责他的安全。他呆的时间越久，安全失去保障的机会就越大。唯一能让史迪威向前推进的办法是向日军发动攻击。不久，他们发现确实能击败敌军。世代相传的军事劣势感如三尺冰冻非一日之寒，克服它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是史迪威经常出现在前线，激励部队出击，他们的信心开始增强。史迪威对中国士兵的信念被证明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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