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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年谱》披露“西路军”问题历史真相
作者：林蕴晖
1981年11月22日
陈云“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1982年2月27日下午
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即朱玉以“竹郁”笔名撰写并报送邓小平的短文：《“西路军”疑》——笔者注），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1983年1月5日
陈云“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及所附当年中央的电报——笔者注）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三月八日，又就此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三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长时期以来，在涉及西路军问题的书中，把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说成是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私自命令，所执行的是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甚至把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最后惨遭失败，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从《陈云年谱》记载的上述谈话，不难看出，陈云对西路军长期背着“张国焘路线”的黑锅，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极其动情地说：“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充分反映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高度历史责任感。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历时一年，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如前所述，这个《说明》得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的赞同。这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是非终于得到澄清。但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并不为公众知晓。《陈云年谱》对重评西路军历史是非的前后经过，及有关西路军组成、行动等档案的公开披露，则是对西路军的历史是非作了公开澄清。现就《陈云年谱》涉及西路军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一解读：
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决定的
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又说：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
事实正是这样。早在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前后，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敌我情势，在力主红军主力应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同时，从长远考虑，就把西进新疆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方向。当时，中革军委致四方面军领导人电中就曾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同张国焘的分歧主要是：向中国西北部前进，还是退居西南边陲。1935年9月，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中央政治局决定：应经过游击战争的方式打到苏联边境去，得到国际的帮助，“更大规模地来进行国内战争”。
1936年，随着敌我友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对打通国际路线更有了具体的考虑。即：从外蒙和新疆两个方向出击。6月，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说，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至于出动的时机，毛泽东提出，一是夏秋，一是冬天。8月，毛泽东更具体提出了：一方面军取宁夏、四方面军取青海和甘西、二方面军居甘南的战略行动方案。党中央当即致电王明，将上述方案报请共产国际批准。9月，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中央报请占领宁夏、甘西的河西计划。毛泽东随即分别电告彭德怀和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
由于敌胡宗南部这时向西北急进，党中央决定：由一、四方面合力先取宁夏，然后分兵再取甘西。
四方面军一部过河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陈云说：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对此，《陈云年谱》有以下记载：
1936年8月12日
中共中央提出夺取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为：（一）红军同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二）红四方面军夺取岷县，进攻陇西和河州（今临夏），支援东北军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三）红军三个方面军于十月或十一月在甘肃北部会师。（四）以两个方面军乘冰期过黄河，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五）宁夏占领后，红军和东北军出兵绥远，直接抗击日军。
说红四方面军过河是执行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更有党中央和军委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为证。在这份《纲领》中，中央命令：“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西渡黄河的具体过程是：
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当即确定：由三十军开至靖远附近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李先念回忆说：“会宁会师时，我率一部兵力在后面打掩护，忽然接到总部的电报，叫我赶快去会宁。我带个骑兵连急速赶到那里，朱、张、徐、陈、李特都在。他们拿了几份中央的电报给我看，内容是要四方面军造船，过黄河，打宁夏战役。我反复地看，几乎都能背下来了。向前对我说，三十军先过河，其他部队跟进。我说，过河主要是解决船的问题。这时，旁边的小参谋说，这一带有不少杨树。我说，有杨树就好办，制造百十条船不成问题，但还需要搜集铁钉。那天，他们留我吃饭，我都没有吃，急忙赶回部队，布置任务，赶造船只。铁钉是中央叫一方面军给我们送来的。”
在经过紧张的准备以后，三十军于10月25日从靖远虎豹口渡河成功。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报告三十军渡河成功，并提出部署意见。中央复电同意九军渡河。于是九军开始渡河，方面军总部也过河指挥。
但前方军情瞬息万变，徐向前、陈昌浩率九军、三十军渡河北进后，背水作战，三面受敌——南临兰州北进之敌，西受马步青、马步芳的攻击，北有马鸿逵、马鸿滨部的遏阻，要完成以一个军出中卫、一个军取定远营的任务，困难极大。因此，徐、陈致电军委，建议：三十一军过河随总指挥部行动。中央当即表示同意，电称：“为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
当三十一军按中央电令向河边开进时，军委又根据彭德怀建议电令该军暂不渡河。于是，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复折回麻春堡地区阻敌北进。此时，敌关麟征师已突进到靖远附近，担任警戒和看守船只任务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朱、张遂令五军于30日全部随船渡河，待命行动。此后，河东、河西的红军即被敌军割断。
总之，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如陈云所说，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而具体过河的三个军是：三十军、九军、五军；而非中央指示的：三十军、九军、三十一军，则是由于战场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西路军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
关于西路军的组成及其后的行动，《陈云年谱》记载有：
1936年10月24日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几天，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以及第五军也西渡黄河。由于河东红军主力多次设伏诱歼南敌未达目的，国民党军隔断了河西红军与河东红军主力的联系。夺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十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决定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并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以打通远方为任务。此后，西路军开始孤军奋战的悲壮历程。”
10月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派回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代表团由陈云任团长，滕代远任副团长，成员还有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负责译电）、冯铉（负责翻译）。代表团组成后，曾到共产国际的‘留克斯’饭店集中三天。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笔者注）设家宴招待陈云、滕代远，问他们需要什么。陈云提出需要武器、弹药。季米特洛夫遂通过苏共中央要了九十辆坦克和九十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运往苏中边境。”
11月11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问西路军‘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报告渡河部队已组成西路军，正依照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方向前进。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西路军，同意他们向凉州（今武威）前进，说‘新疆接济正准备中’。西路军遂进至永昌一带。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数次致电西路军，指出‘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远方接济，三个月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西路军，指出：‘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位于甘肃西部，靠近新疆——笔者注）。’西路军领导人复电表示，翌年二月十五日以内可到达安西。”
12月27日
“中革军委复电西路军领导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月底，西路军顶风冒雪，从山丹、永昌地区出发西进。”
以上说明，从西路军的组成到尔后的行动，都是由党中央直接指挥的。
首先，西路军的组成，是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决定的。这个新计划是，河东红军实行外线出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为此，中央决定以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这就是说，中央下达西路军番号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时组成南、北、西三路军总计划的一部分。为统一领导，中央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其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忽西忽东，完全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
西路军组成后，中央即电示徐、陈西进。不久，中央根据河东战略部署的需要，提出西路军应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
但是，西路军处在既无后方，又无补充的境地，孤军奋战，困难极大。于是，徐、陈多次将在河西走廊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不利处境报告中央，请示行动方针。报告中说：“据我们现有实力，各军子弹平均三排到四排，五军每人只两排，各军机枪子弹甚少，炸弹消耗甚多，存者无几；伤亡共二千八百，掉队约六百，棉衣缺少四分之一，皮衣收集甚少。天寒，早晚零下二、三十度。……现全人数一万八千四百二十五，战斗员百分之六十。”“此间地区为堡寨、土围，不便出击与运动战。大路两翼平行路多，便敌迂回，敌以集团骑兵猛犯。白天只能围寨，如无火力可被敌攻破，固守则子弹消耗极大。夜出击敌每散逃，不便消灭，行动必多在夜间，异常疲劳。小部不能远出活动，如稍离堡寨，敌骑即乘机袭击。”“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中央虽然了解西路军面临的巨大困难，但为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需要，仍要求西路军在甘东地区牵制马敌，并保持向东回旋余地，目的是造成河东、河西红军将在结冰期会合的战略态势，迷惑敌人，以策应河东红军主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军委主席团遂即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于是西路军开始准备二次西进。此时，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派“讨伐”军进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为保证西安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胡（宗南）敌。这样党中央又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西路军刚调动部队，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又调集四、五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根据形势的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寡不敌众的绝境。
综上所述，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的任务和行动，分为两个阶段：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受领西进任务，建立河西根据地并打通新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由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和批准的。由于形势的反复多变，为确保河东红军主力的战略计划，打开联蒋抗日的新局面，西路军按照中央的部署在“河西走廊”不进不退，以最大的牺牲保证了全局的胜利。
正是基于以上历史事实，陈云结论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
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为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
(责任编辑：徐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