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张春桥开座谈会
作者：吴永川
那是1975年2月8日，也是春节前夕，按照总政治部的通知，我们理论宣传处的全体编辑到总政办公大楼去。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要找大家座谈理论学习问题。我们的心里满是疑惑，因为这种事很少有，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坐在大轿车里，没有平时的说说笑笑，想着面临的不知将是何种场面。
参加座谈会的，除了我们十几个人之外，还有总政宣传部搞理论宣传的几位同志。等了一阵子，张春桥披着军大衣进来了。他先开腔：“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找你们，一是觉得你们的学习需要推动；一是《人民日报》明天发表社论，基本上把主席的指示公开了。你们需要抓紧学习，先弄通一点理论吧。”张春桥还要大家谈谈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看法，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他还说：“主席那个讲话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二十六号是主席的生日，他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想了一个晚上没睡好觉。这是主席的精神状态。八十一岁生日想的是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还会不会变修正主义。”
当时，我们知道，1974年10月20日，毛主席会见外宾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当年年底，毛主席同周总理等在长沙谈话时，又谈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不明白毛主席这时为什么要强调这些问题，但对老人家器重张春桥、姚文元，要他们写文章，总觉得不是件好事。因此，座谈会上，谁都不想先发言，冷场了好一会儿。我有意坐到角落里，唯恐点名让我发言。我们理论处长比较有政治经验，他又是带队的，不得不首先发言。他介绍了部队当前理论学习的情况、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后，又介绍了《解放军报》理论宣传的内容、编辑人员和报纸版面情况，等等。他只是情况介绍，不谈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看法，谈的时间还不算短。
那时，《解放军报》已不是造反派掌权，社领导大多是被打倒后，又解放出来的“走资派”。张春桥对那段时间的许多宣传不符合他的意图不满意，听了我们处长的情况汇报后，就把军报批评了一通：“军报现在没有生气，实在没看头!”他问：“军报搞理论宣传的有多少人？”我们处长回答：“理论处有十五个人，加上评论处的，共有二十多个人。”张春桥又问：“宣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你们写了几篇文章？”我们处长汇报：“编辑人手紧张，主要是编稿子，还没有写什么文章。”其实，当时理论处的编辑，对“四人帮”鼓吹的那一套很反感，除了不得不编些稿件填满版面外，不愿意跟着“四人帮”的调门写文章。张春桥听说我们没写那方面的文章，心头火起，怒气冲冲地说了一大篇：“编辑只编稿不写稿，这是谁规定的？十五个人不少了，其实二十几个人就可以办个军报了。不能人浮于事。只要有一个人干就可以。列宁写《国家与革命》，也没人给他搜集材料，没人给打印，而且有被捕的危险。我相信你们那二十几位同志总不会只有一位同志愿意干吧。《红旗》杂志现在只有二十二个人，关于主席学理论的指示，他们写了三篇文章。他们和你们同时得到主席的指示。文章也许不太高明，但毕竟他们写出来了。还是要有股劲才行。1958年我写那篇文章(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只花了一天时间，并没改来改去。是早憋了一股气，听到主席的讲话，一早上就开始写，中午不吃饭，写出来就去打印。”
我们处一位老编辑，理论水平比较高，能言善辩，平时喜欢跟同志“抬扛”开玩笑，大家戏称他为“扛子队长”。这位老编辑，头脑清醒，性情狷介，敢于直言。他发言谈了对当时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之后，谈了自己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看法，提到了张春桥1958年发表在上海《解放》杂志上谈资产阶级法权的那篇文章。老编辑的发言，张春桥觉得不对自己的口味，立刻不容分说地打断他的话，以训斥的口气说：“你说的根本不对!”然后就要求其他人发言。张春桥这种骄横跋扈的作派，使人感到太不近情理。我们这位老编辑只好停止发言，呆坐在那里，满脸通红通红的。可以想见，心里一定是很难受的。过了一会儿，他实在憋不住，又要求发言，刚说了“张主任，我刚才说的意思……”，张春桥立即又蛮横地不让他发言：“行了，你不用解释了!”这位老编辑只好把话噎回去。这种场面，在座的同志都面面相觑。张春桥尽管是总政主任，但部队里上级对下级也不能这般蛮横不讲理。再说，你找大家来座谈，意见不对自己口味，就不让人家发言，这哪叫座谈会？
后来，张春桥又大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说什么：“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不理解，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还不理解。”“我58年的文章，也主要不是讲分配。我讲的是相互关系中的法权。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分配、相互关系。”接着，他又说了一通继续搞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说：“‘史无前例’不要用了，主席不同意这个说法。最伟大的革命是人类发现了火。现在搞的究竟是文化大革命，还是文化小革命，要过几年再看。还准备再搞几次。”
发言的人不多，也快中午了，张春桥站起来：“今天就谈到这里，很快就是春节了，祝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也不拉手了。”然后，他披起军大衣，扬长而去。
座谈会终于结束了，大家如释重负。在回报社的大轿车上，又恢复了往常的说说笑笑。几位同志拿那位老编辑开玩笑：“扛子队长，今天抬扛可碰上对手了!”“队长，今天扛子还没有抬，就给张主任敲了两扛子。”“队长，你抬扛也没先看看是什么对象!”这位平时爱说爱笑的“扛子队长”，坐在车上一言未发，一点笑容都没有。很快就过年了，我想他这个春节肯定是过得很不愉快的。我们全处的同志因为挨了张春桥的一顿批，春节期间都不能休息，忙于组织和编发有关理论学习问题的稿件。张春桥就这样让大家过了一个所谓“革命化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