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南斯拉夫悲剧的背后
作者：马叙生
前南有二十几个民族，其中六个大的都有自己的共和国。从历史上看，该国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无不系于民族关系的演变，如同洗衣盆撒进了墨水，里边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浸染着它的颜色。
前南的民族问题有以下主要特点：一、从上世纪初建国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解体，民族间的冲突绵延不已，即使在铁托时期，矛盾斗争也在暗中时起时伏。二、冲突往往极为激烈、残酷，二战前克罗地亚人曾暗杀国王，塞族曾集体屠杀克族议员，二战期间南牺牲的170万人，很大一部分是克塞两族自相残杀的。90年代，在克罗地亚、波黑和科索沃的冲突和战争中，死伤人数上百万，仅波黑战争就有20万人丧生。三、斗争主要是在塞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特别是和克族之间进行，当塞族和另一民族较量时，其他各族总是明中暗里支持后者，例如，科索沃阿族反塞斗争中，一直得到其他各族不同程度的支援。四、在解放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始终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铁托推行了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和“团结友爱”的国内政策；在国际上他是不结盟运动的旗手之一。这种适合南国情的内外政策，使国家保持了二、三十年的繁荣稳定，但仍未能摆脱“按下葫芦浮起瓢”式的往复循环。当他还健在时，矛盾已开始表面化，他死后十年，好端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便在民族仇杀的烈火中化为乌有。
下面介绍几点我所经历过的情况。
改革夭折的原因
80年代，我们国内很注意研究学习南斯拉夫经验，就在这时，南的经济恶化日甚一日，引起我学术界和领导层的思考。1988年5月我去南斯拉夫当大使，赴任前夕，钱其琛部长交待说，南是实行改革政策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搞得不错，现在越来越困难，是什么原因，中央领导很关心这个问题，你去后把它搞搞清楚。到任后我带着这个题目走访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三个共和国，访问了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人和专家，结果发现，问题主要出在各共和国，其实质是民族问题。
南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和协商经济体制，早期曾获得巨大成功。但后来随着联邦当局权力节节下放，各共和国(民族)便打着加强“自治”和“协商”的旗号，纵向与联邦政府争权，横向相互之间夺利，结果是前者大权旁落，后者权力不断扩张，民族主义膨胀，形成了多个分散而平行的经济、政治权力中心。各共和国当局大权在握之后并未认真贯彻社会自治和经济协商制度，而是实行官僚集团的集中领导，例如，企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大会和选举产生领导人等制度一概有名无实，生产计划均由共和国政府下达，企业和社团的领导人都由他们委派，政企依然合一，权力并未下放。因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和管理高度集中的那些弊端在南斯拉夫也都存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南斯拉夫经济改革中途夭折，主要原因是，各共和国自治省并没有实行国家的改革措施，而是截留了联邦下放的权力，形成“中梗阻”之症。这件事情使我开始悟到在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之尖锐。
使馆将上述看法报告国内，得到的反馈是：钱部长向马大使交待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走不出的科索沃泥潭
我到南斯拉夫不久，就遇上了科索沃问题的猛烈爆发。在科省发生了连续不断的全民性罢工、罢课、集会、游行，在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其它城镇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和领导人言词激愤而富煽动性的演说。被集会的塞族群众封住大门的联邦议会大厦里，进行着无休止的争吵，一片混乱。我初来乍到，面对当时的局势有些发蒙，后来同志们才帮助我理出了头绪。
铁托时期民族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反对各族的民族主义，重点是遏制和削弱大塞尔维亚主义。最突出的措施是在塞境内建立了科索沃和伏依伏丁纳两个自治省，并赋予他们和共和国基本同等的权力，以安抚阿族和匈族的民族主义者。塞族不能忍受其境内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族(还有匈牙利族)同自己平起平坐，因此早已对铁托心怀不满，有人说，克罗地亚人铁托在塞尔维亚胸膛上扎了两刀。大塞民族主义并未削弱，而是被压制着，并且憋足了劲，铁托去世不久便爆发出来。1986年成为塞尔维领导的米洛舍维奇便是塞族这种强烈情况的历史性代表人物。另一方面，阿族民族主义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不满足于自治省的地位，进而要求脱离塞版图建立共和国，极端分子还提出了建立独立国家或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口号。这些情况就是形成上述1988年紧张局势的背景。
塞尔维亚当局处理科索沃问题的方针是，不对话、不区分、不疏导，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宣布紧急状态，增派军警，逮捕科省的阿族领导人和闹事为首者，包括那些不赞成科独立的温和派人士，派塞族人组成新领导班子。1989年初，塞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收回了科省的外交、国防、内务、司法、计划等各顶大权，只保留了自治省的建制。
科索沃的动乱被压了下去，但阿族的独立运动还在继续，只是转入地下。被解散的议会召开了秘密会议，于1991年成立“科索沃共和国”，后来被塞当局宣布为非法。从此，阿族抵制塞尔维亚的一切活动，包括共和国的议会选举。激进分子开始搞武装斗争，成立了“解放军”，武力冲突不断升级。塞军警在镇压武斗分子时，也连累了阿族平民。十年来，科索沃局势就这样演变至今天的地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南联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毕竟力量对比悬殊，塞尔维亚遭到了难以弥补的民族牺牲，而科索沃实际上已从塞的版图上消逝。
前南是怎样瓦解的
民族矛盾导致了经济利益冲突，进而导致政治危机，八、九十年代之交，这种危机达到了顶峰，把前南推向了十字路口：走向分裂还是以邦联的形式保持国家统一。虽然危机严重，但当时有利于维护统一的因素仍占主导地位，因为这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其他东欧国家不同，南是不结盟国家，国际上不管西方还是东方，反对分裂南斯拉夫的是主流，因为保持南的统一对巴尔干和欧洲的稳定至关重要。
当时的情况是，北方共和国(克、斯)虽有要求独立的呼声，但真实意图是压联邦当局更多地接受他们的要求，主张分离的极端分子力量有限，官方的政工口号是改联邦制为邦联制；当时的联邦政府提出了新的经济改革纲领，核心思想是推行“彻底的市场经济”，按市场原则协调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逐步实行私有化，把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定为奋斗目标，对此纲领多数共和国均表赞同；从本世纪初起各南部斯拉夫民族就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相互间建立了全面的联系，经济关系密切，混合家庭比比皆是，各族人民希望继续和平、稳定的共同生活；在国际上，除德国之外，所有欧洲大国和美国都明确反对南斯拉夫分裂，以保持巴尔干的稳定，防止德国从中渔利。
这期间，我们接触过大量权威人士讨论南形势，其中有图季曼、格里戈罗夫(现马其顿总统)和驻南外交官。格是著名经济学教授，他认为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决定性因素，现在又有一个大家接受的改革纲领，因此分裂的可能性不大。1990年底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会见我时说，南斯拉夫不会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但存在的形式将有所变化(克主张邦联制)。
最有意思的是同美国驻南大使齐默曼的一次谈话，他对我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美)的个别朋友可能想从南的分裂中得到好处，但这是危险的。南内部出现了好的倾向(指新经济改革政策和政治自由化)，没有理由不让它发展下去。正在此时齐接了一个来自扎格勒布的电话，只听他高声说道：告诉他们，美国反对肢解南斯拉夫，美国不会支持他们的分裂活动，告诉他们，这不是齐默曼的、而是华盛顿的立场。放下电话后他对我说，是他的一位去克罗地亚出差的同事打来的电话。此时恰好有一位南通社记者在座，他听完齐的电话立刻告辞而去，当夜该社发了一条新闻，导语是美国反对分裂南斯拉夫，次日南各报均以此为标题，头版头条报道了美国大使的这次谈话。
国内国际条件均表明，前南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南共盟衰落和联邦政权式微，国家已失去了运转的轴心，命运落到了相互攻讦、倾轧的各共和国、特别是塞尔维和北方两共和国手中。
塞尔维亚族占前南2340万人口的百分之37％，在上世纪初的巴尔干战争和二战期间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过赫赫战功，向来以老大自居。早在王国时期他们就提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王》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口号。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也不逊色，特别是其中较大的克罗地亚和最发在的斯洛文尼亚，他们从来不买塞族的账。有天主教文化背景的克、斯与东正教文化背景的塞历来不和，正是他们之间冲突的激化最终导致了前南的解体。
北方共和国视大塞民族主义是对他们的威胁，为了摆脱这种威胁，坚决主张改联邦制为邦联制。塞的政策是，紧抓维护联邦制的旗帜，反对邦联化，同时表示不愿留在联邦的共和国可以自便，但所有塞族居民都必须留下来，他们要“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国家内”。其他共和国认为，塞坚持的是以它自己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联邦制，而所有塞族生活在共同国家的口号，意味着塞凯觎居住着60万塞族的克罗地亚的1/4领土，居住着140多万塞族的波黑的一半领土，因此绝对不能同意。
这场激烈的国体之争导致了灾难性结果：首先是加剧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的分离倾向，使他们下决心相继宣布独立；在克境内引发了大规模战争，塞利用军事上的优势曾一度占领1/3的克领土，导致了克问题的国际化，塞最终被迫撤出；在波黑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战争，穆、塞、克三族相互混战，抢占地盘，进行民族清洗，塞族亦曾一度占据优势，由于美国为首的北约介入，最后达成了代顿协议，波黑领土得以保持完整；1992年初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建立了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在前南解体过程中，死伤人数上百万人计，沦为难民者达数百万人之众，经济倒退几十年，并使巴尔干地区陷入了看不到边际的动荡时期。
令人最为苦恼的问题
列宁说过，民族问题是令人最为苦恼的问题，南斯拉夫的历史和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证明了这句名言的深刻内涵。
南共和铁托从开始就认识到本国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并把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定为立国之本，建国后使民族矛盾缓和下来，国家走上了繁荣的道路。从南的实践中看，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是实行“民族平等”、“社会自治”加联邦制。由于前南这个多民族国家六个主要民族的大小并不悬殊，互相间的历史、文化差别和疆界是明了的，因此应当认为，铁托时期民族政策符合南的国情。但是正确事物如果超越合理的界限，便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前南的解体宣告了其民族政策的失败，对此固然可以列出包括国际背景等多种原因，但其症结，恐怕正是上述辩证法的规律不幸而应验。
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大力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在政治和经济管理上不搞过多集中，让各民族享有名实相副的自治，让人民多些民主权利，这些政策在前南建国后的前期都贯彻得很出色，都是行之有效的。但从70年代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晚年的铁托没有顶住各民族主义的压力，而一味迁就退让，在他领导下，197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的大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各共和国，1974年通过了新宪法，又把剩下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等大权全部下放，从此，各共和国、自治省也就变成了国中之国。
南斯拉夫率先抛弃苏联模式，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但由于从极度集中的一端走到了极度分散的另一端，把保证国家统一不受损害的那些不可或缺的权力也都下放给了地方，为国家的解体创造了条件，这是最惨痛的教训。
前南的解体是从南共盟的分裂开始的。为体现党政分开，该党早已放弃对社会的领导作用，改提指导作用。在1990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我在来宾席上亲眼目睹了该党发生分裂，斯洛文尼亚代表率先鱼贯离席而去，各共和国共盟之间再也没有找到弥补分歧的办法。大会提出反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政党的垄断，肯定了多党制。在此后各共和国进行的多党自由选举中共盟纷纷下台，成为反对党。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国家丧失了维护统一的核心，这是前南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严重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