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
作者：李东朗
康生出任中央社会部部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受到日本和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严重威胁。一方面 ，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不敷，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蓬勃发展，日本政 府被迫调整战略，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向敌后大量增添兵力，加紧对敌后抗日 根据地的"扫荡"和破坏，并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派遣特务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国 民党在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虽然仍表示要"抗日到底"，但表现得非常不坚定，蒋介石 解释说：所谓的"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局面。尤其是其内政政策发生了严重逆转，19 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的方针，此后国民党又连 续发出一系列反共文件和指示，在各地不断制造反共事端。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反共的 同时，其针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针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日寇汉奸 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反特务斗争，成为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同时，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自己鲜明的抗日主张和英勇抗日的行动及其辉煌的战 绩，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吸引了全国无数热血青年和抗日志士，许多人奔赴延 安，奔向抗日根据地，并积极向中共党组织靠拢。中共中央在这个中国革命大转折的时期， 适时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共党员人数从抗战爆发时的四五万人迅速增长 到1938年底的50万人。对此，中共中央一方面给以积极的肯定，另一方面则判断："在征收 新党员的工作中是有严重错误缺点的。党内混入了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基 于这样的判断，党中央提出了巩固党的问题，向全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 固党，成为今天严重的任务"。
作为防止敌特破坏和巩固党的一个重要对策，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1939年2月28 日，中央作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 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内部，进行阴谋破坏。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 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各中央局、省委、区党委应下最大的决心，选择政治上最坚定、能 力上最适宜的干部建立社会部。"据此，中央和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社会部，在国统区的中 共中央南方局也在1940年10月22日设立了社会部。
社会部的职责是进行情报和反特务的工作，基本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安全部。中央决 定由康生出任中央社会部部长。
康生之所以出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主要是因为：第一，他当时在党内有比较老的资历和 很高的职位。他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 、沪中区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央职工部部长，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12月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他曾有过对付内奸特务的工作经历。1931年 顾顺章叛变后，为防止顾顺章的加害，原在中央特科的主要人员进行了调整，陈云、康生、 潘汉年等被调来参与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1932年，陈云奉调中央苏区后，就由康生担负中 央特科的主要领导责任。用现在的话说，康生曾是情报、反特战线的一个老兵。第三，正如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的："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这很符合中央关于社会部人员"政治上最坚定、能力上最适宜"的要求与规定。即当时党 中央对康生寄予很大的信任，殊料不及的是，康生后来的表现辜负了党的信任。
在众多涉及抢救运动的记述中，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抢救运动是康生搞的，或是康生领 导的。这表达了人们对康生的怨愤心情，但说这个运动是康生个人搞的，却是难以说通的， 起码可以说是不准确的。
疑问是很明显的，第一，虽然在当时革命斗争十分激烈的历史背景下，社会部由于其特 殊的工作性质，有很大的权力，但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的原则是没有动摇的；康生虽然是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社会部部长，并且是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但他并没有 号令党、政、军各方面的权力。抢救运动兴起在延安，形成剧烈局面的情况也发生在延安， 而延安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毛泽东和党中央许多重要领导人都在延安，这样一个掀动 延安、甚至掀动全党的运动，而且是在中央的眼皮底下进行，康生不经过中央，可能吗？退 一步说，假使康生背着中央发动抢救运动，中央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立即制止？倘若如 此，那康生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置于什么地位？如果如此，应该说事情的性质就 大不一样了，但后来中央并没有对康生的做法提出质疑，更没有对他作出任何惩处。因此， 这样的结论从情理、从逻辑都是说不通的。第二，后述的事实将说明，抢救运动及其之前的 审干运动，是经过中央决定和部署的。
指出抢救运动是中央部署的，只是想准确地说明问题,绝没有开脱康生的意思。至于康 生，作为党在反特务、反内奸工作方面的第一线领导人和主要领导人，对审干运动和抢救运 动的严重失误负有极大的责任，正如伍修权所指出的："在整风运动中，康生搞了许多鬼。 ""康生在审干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康生在运动中干的具体坏事是多方面的，从全局而言 ，其恶劣作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制造了许多错案，向中央提供了许多的假信息 ，欺骗了中央其他领导人，使中央对敌情作出非常严重的估计，从而影响了中央的决策。二 是，在抢救运动中，他的错误领导和指导，他的不负责任的言行，加剧各方面的混乱，使抢 救运动的错误走向极致。
一连串的错案影响了中央的决策
中共中央在发觉党的队伍存在组织不纯的情况后，决定审查干部，并为此发出许多的指 示，如《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定》、《关于大后方党肃清内奸的决定》、《关于审查干部问 题的指示》等。中央组织部也根据中央指示，相继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 总结》、《关于对内奸及不良分子的处理办法》、《关于审查党员的指示》和《补充指示》 等具体指示。中央在开始提出审干问题时，曾规定：责成党的书记、军队首长对此工作负责 ；要有系统的考察干部和党员；严格地和周密地审查；一层一层地逐层进行。审干工作基本 上是谨慎、有序地进行。但康生制造的一系列错案，却将运动引上了歧途。
第一个是"王实味案"。王实味，原名王叔翰，河南潢川人，北京大学肄业。1926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去关系。1930年开始创作和翻译小说，做过中学教员。1937年重新加 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在马列学院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曾翻译马恩的 《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和《列宁选集》18卷中的两卷半著作。马 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后，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整风运动在全党兴起之初，王实味连续 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硬骨头和软骨病》等杂文，从极端民主主义、 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对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主政权颇多苛求和责难，热嘲冷讽，言词 偏激。《野百合花》在香港的报纸上刊登后，国民党特务利用它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 陕甘宁边区的材料。由此，中央社会部对王实味进行调查，发现他在自传中交待：1930年在 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清晨有过来往。康生据此认定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又是国民 党蓝衣社特务"。在康生的指导下，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座谈会，并很快把它变成对王实味 的斗争会，把他的问题上纲上线。于是，王实味被确认是"托派分子"，被开除出党。1943 年4月，康生下令将他逮捕（有的材料说是1942年冬被捕，解放战争时期被错误处决，1991 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为王实味冤案平反）。
接着，康生制造了"五人反党集团"案。1942年2月8日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报告后 的第三天，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原名陈传纲）上书毛泽东，提出在整顿三风之外，还要 "整顿人风"。他也搞了一个"八股"，说什么"大干部招摇过市"，"小党员传达立门" ；"卖力者只值半块"，"劳心者坐在上面"。把大干部、小干部，劳力、劳心者对立起来 ，对个别领导人提出不少意见。并且在戏作的"新年献词"中也写有延安"衣分三色，食分 几等"之类的话，有些内容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很相似。康生在批斗王实味后也对之进 行调查，发现他爱人王里（原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工作）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政 府立法委员王昆仑（实为中共党员）的堂妹。他们夫妇和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原名潘蕙田） 、宗铮（原名郭箴一）夫妇及其邻居王实味有来往（王里与宗铮是复旦大学同学），并在一 起吃过饭。康生就此臆断，王里是王昆仑派到延安来的国民党特务，他们5人的关系是"托 派关系"。这样，在批判王实味的基础上，又开了72天大会，把这两对夫妇和王实味打成" 五人反党集团"。这两对夫妇也在1943年4月被捕（1982年中央组织部为他们4人完全平反） 。
第三个是"张克勤案"。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中华民族解放 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6 月，因被国民党当局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共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在社会部直属 的西北公学学习。由于他的父亲和妻子（皆中共党员）在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他平时说话 比较偏激；并且一个与他一起来延安的人检举他是特务，康生等决定对他进行审查。其时， 张克勤年仅19岁，审讯人员对他进行6天6夜的车轮审讯，诱导他：只要坦白是特务，就保留 你的党籍。康生还"用假枪毙的办法威逼诱供"。在严重的逼供下，张克勤承认他是他父亲 发展、与他父亲单线联系、长期埋伏的"特务"。
第四个是"红旗党案"。张克勤案本是典型的逼供案件，但康生称之为审干工作的一大 突破，一面将之报送中央领导同志，一面到处宣扬张克勤在逼供下所说的话："甘肃地下党 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对此，19 79年张克勤在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红旗党"、"国民党 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全部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并据此混淆视听，说"红旗 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这个案件使我们对国民 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 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因此，在康生的主持下，产生了对 来自甘肃、河南、湖北、四川等国统区党员的普遍怀疑和追查，把许多国统区的党组织打成 "红旗党"。
这些错案，使中央在对敌情的估计和政策决策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硬骨头和软骨病》等杂文曾轰动延安，因此他的案件也轰动 延安，并对党的领导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是错案，而是为发现了"长 期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而十分震惊。以前曾在国统区出现过叛徒和内奸，而王实味等 却是潜伏在根据地，而且是在中央机关，它进一步说明了内奸问题的严重性。中共中央立即 把反特斗争列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 高干会开幕词中，一方面强调整顿三风是进行党内教育；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各个机关学 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地、精细地、长期地去清查。11月，他进而 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 （两条心），要注意反特务斗争。毛泽东号召全党说：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 （中央党校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错案），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查 一查。揭露暗藏的奸细，迅速成为党面临的主要工作。中组部在1943年工作计划中，把清查 奸细列为第一项的"中心工作"。中央政治局在提交讨论的关于1943年工作的12个问题中， 就有审干工作总结和反内奸政策问题两项。
"张克勤案"及"红旗党案"的出现，则对中央的决策产生了更大、更直接的影响。此 案后，康生1943年3月20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 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他提出在1943年的工作中，要把审干工作当做重要 的一项。根据康生的汇报，刘少奇当天即向华中局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 指示，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 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其后，刘少奇又向华中局 强调："如果我们不能现在学会反对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的全部艺术，我们一定失败无疑 。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
作为主管干部工作的机关，中组部由此感到沉重的压力。中组部领导陈云、李富春给毛 泽东、任弼时、康生写报告，检查了以往在审干工作中的失误。认为主要毛病之一，是偏重 对干部的原谅，多在好的方面想，虽对许多人有怀疑，而没有进一步追究。并提出了加强工 作的设想：×××同志问题发现以后，我们觉得干部中有许多问题值得重新考虑，例如：（ 一）历史上有疑问，尚未证明清楚者；（二）过去参加过其它派别者；（三）被捕后自首动 摇者；（四）抗战后被捕释放者；（五）一度脱党消极者。
根据康生汇报的情况，4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 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 至足惊人。"规定从1943年4月到1944年4月，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 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 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 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并提出，在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中，"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 误分子，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 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对继续发现内奸与教育群众都有极大的作用"。4月28日，中央 政治局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 岗等为委员。遵照中央的部署，审干工作在延安全面展开，并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审干运动。
综上所述，可见康生制造的这些错案的危害性之大。就是由于这些错案，使许多领导人 和中央当时对内奸和党内混入特务的情况，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估计，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就 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中央部署发动起来的。这也是抢救运动能够骤然兴起、遍及延安并搅动 全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危害
1943年7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调集5个军准备"闪击"延 安，其先头部队已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寻衅。中共中央立即领导全党开展了制止国民党反 共高潮的斗争，并鉴于对特务情况的严重估计，将肃清内奸、特务作为反击国民党进攻的一 个主要对策。7月13日，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 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康生在报告中 强调现在是紧急时期，内战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清除内奸是急不可缓的任务。他说 ：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现在是军事时期，时间是紧迫的，他们要在这紧迫 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他号召"未坦白的人赶 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已经坦白而未彻底的人们，要重新反省，彻底地迅速地向党交代自己的问题"，"就在此地 就下决心，在这里或者回去立刻坦白自己的问题。"他还说："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 菩萨的心肠，但为了坚决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 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康生并给"特务"们一副对 联："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次大会的召开和康生剑拔弩张、咄 咄逼人的报告，使延安立即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特高潮。由于康生报告的题目是《 抢救失足者》，并因此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一"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 击运动"被称为"抢救运动"。它实际上是审干运动在非常时期的继续，而且是危害最严重 的阶段。
本来，中央在当时曾反复强调要注意政策，防止发生逼供信错误。1943年4月28日，毛 泽东在中央政治局部署反奸斗争时指出：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肃清内奸，教育干部 ，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审讯时不要动刑。5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又专门作出决定："今 后防奸工作应根据下面六条原则进行：(一)首长负责；(二)自己动手；(三)调查研究；(四) 分清是非轻重；(五)争取失足者；(六)教育干部。"为不出现差错，6月18日，又制定了《 中央社会部关于审讯工作的基本条例》，规定：(1)凡未有确实证据及未被审讯确实为反革 命人犯，审讯人员不得主观肯定其为真实之反革命；(2)严格禁止肉刑及任何变相肉刑的行 为；(3)严禁"车轮战"的审讯方式；(4)禁止假枪毙、假刑审、假刑声等威吓犯人的行为； (5)禁止指供的审讯行为，不得指名、指事、指罪问供；(6)严禁打骂侮辱犯人的行为；(7) 不得利用犯人生理的变化与身体的弱点当作审讯工作的便利；(8)不得轻信口供，应注意证 据，甄别口供的夸大、隐瞒、是非曲直；(9)对犯人供词，不得渗透审讯人的主观成分，将 供词减轻或扩大；(10)在审讯过程中，如犯人实行夺枪、逃跑、自杀、打骂审讯人员、喊反 革命口号、进行公开的反革命演讲等，审讯人员有权当场设法严厉制止，并给以适当处分， 但不得伤害其生命。7月1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下列 语言："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的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 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 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中央的这 些决定和毛泽东的指示，对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的正确进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这些正确的决定和指示，康生并没有给予重视和认真的贯彻执行。当时中央决定 ，审干的日常工作由康生主持。作为中央在反特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他的言行对运动的走向 产生了极大的坏作用。
第一，危言耸听，混淆视听，人为地制造紧张和恐怖的气氛。当时，国民党在西安的" 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政治谣言，说：每一次知识分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 一共打进去多少人等等；驻在临近边区的国民党特务为了邀功请赏，也不断伪造假情报，康 生对此不加分析，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到延安许多地方和单位发表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的耸人 听闻的演讲，他说："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延安新市场成了 特务市场"；"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 。并批评一些单位的领导人："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 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由于康生在党内的地位和工作性质，使他的话 被认为带有权威性。而康生所谓"特务如麻"观点，对各级领导和群众产生了很大的误导。 如此严重的敌情，自然就形成了十分紧张的局面。这是抢救运动走向混乱、走向灾难的一个 重要原因。
第二，不断向各单位传递不正确的信息，并不断向各单位提出指责批评和施加压力。不 负责任的乱点名，是康生终其一生的一大特点，在抢救运动中他尤其如此，他不加分析地把 逼供信得来的材料到处传递。时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工作的张稼夫回忆说："康生不断给分 局打电报，送抢救简报，今天说延安的谁谁谁坦白交代了，是个什么什么特务，供出了晋绥 边区某个单位的某某人也是个什么特务。过了两天，又送来简报，简报上说，谁谁谁是假的 ，不是特务，本人推翻了；谁谁谁又坦白，又供出你们那里的某某人是特务；……经常通报 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的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这样的简报和材 料，他并不是仅送给晋绥分局，而是送给延安的各个单位和各个根据地，如新四军部对杨帆 的关押、审讯就是根据康生的指示而执行的。康生还严厉批评坚持实事求是、没有大量搞出 特务的单位领导人，给他们很大的压力。曾有一个单位的领导人，由于康生的严厉批评，被 逼得寝食不安，半夜把全单位的人紧急集合，训斥说："别的单位的特务都坦白了，有那么 多，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其实很多，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向我坦白，否则我要严厉惩罚你们 ……。"博古领导的《解放日报》在运动之初是谨慎的，但康生对此十分不满，直接点名批 评说："你们清凉山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就是抓不出来?!"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又在博古的头上摇晃着，这对过去犯过严重路线错误的博古来说，无疑是十分沉重的。他不 得不派人到康生亲自抓的典型--西北公学去学习经验。并在康生的批评下，觉得没有别的 办法，只好照西北公学的一套模式照搬照抄。于是一场捕风捉影、大搞逼供信的"抢救"运 动在《解放日报》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第三，到处插手，改组和架空原来的领导，加剧各方面的混乱。如《解放日报》副刊编 辑部的艾思奇，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肯搞逼供信，什么"特务"也没有搞出来，结 果被撤销了领导运动的职务。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整风委员会主席卫之和院领导人武衡被作 为"特务"抓走，院长徐特立被架空，抢救运动的事宜完全不许他过问，而由社会部派来的 抢救工作组主持一切。派到抗日军政大学的工作组，撇开抗大总学委（由抗大校领导组成） ，竭力推行康生提倡的错误的审干方法，下令全校"全面突破"，限定了在几天内"突破" 特务的数字，进行所谓"示范坦白"、"五分钟劝说"，号召"特务分子"上台"即席坦白 "，大搞逼供信，结果把排以上干部中的57.2％打成"特务分子"。
第四，采取和鼓励逼供信的方法。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他自己这样做，如"王实味案 "（王实味在关押后一再翻案，但在逼供信下又多次承认，形成"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 反复复"的情况）、"五人反党集团案"、"张克勤案"等典型案件。二是，康生曾对审讯 干部说："我们逼供而不信，他愿意说就让他说，完了再甄别嘛！"并要求用一切办法突破 特务，实际上是提倡逼供信。三是，对用逼供信方式搞出的材料确信不疑，对用这种方法搞 出来的"成绩"予以肯定，在客观上鼓励了逼供信方式的流行。
第五，拒绝和压制不同意见。在抢救运动形成混乱后，曾有许多同志提出和表示了不赞 同的意见。如张闻天曾当面对康生讲：知识分子中哪来这么多特务？康生一本正经地说：你 不要怀疑，我把材料给你看。张闻天看了康生送来的材料后说：这些东西看来是编的。康生 却坚持说，是真的。叶剑英表示怀疑："延安哪有这么多特务啊？如果这样的话，那延安还 能不能存在？这样搞法不行。"康生说叶剑英右倾，并挟嫌报复，用逼供信的材料迫害叶剑 英的亲属。王世英对抢救运动十分不满，向中央写报告，说运动发展得有些过"左"，请求 纠正，并用过去的事实为已被定为特务的同志申诉，表示愿以自己的党籍担保。康生对此十 分恼火，连夜给王世英复信，说王世英是主观主义、好人主义，并威胁说你把党票好好收起 来。在中央学委会上，康生指着王世英大骂：你是大自由主义者，想称英雄，"你王世英有 几个脑袋，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就不想想你自己"。诸如此类的事还有许多，由于康生 的这种态度，就使运动在出现偏向后，不但没有及时纠正，而且是益发向歧途发展。
康生对抢救运动失误的态度
抢救运动出现的严重失误，伤害了许多同志，形成很大的混乱，严重影响了中央部署的 整风运动，影响了正常的工作。8月8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进行认识国民党的本质 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宣布"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亦告一段 落"。
严重的错误已使抢救运动难以继续下去，但康生并没有以此为戒，又提出所谓"自救运 动"。这由对柯庆施的批判而起。柯庆施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他曾长期在北平搞地下 工作，北平地下党组织遭破坏后，绝大部分党员被捕，恰好他去了绥远，没有被捕。根据这 一事实就怀疑柯庆施是叛徒，要他坦白。据杨尚昆回忆："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 ，记得里面有邓洁，一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 "可是，柯庆施什么都不承认，会议没有结果，无法收场。康生后来夸耀地说："在中直大 礼堂，人们斗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僵局，十分对立，弄不下去了。 我到会，提出了‘自救运动‘的口号。我说，今天晚了，大家累了，你们还没有吃饭，也喝 不上水，关于他的问题，我们有个办法，我们不抢救他，让他自救吧，大家同意不同意。从 今天起‘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他们‘自己救自己了‘"。从1943年10月起，"抢救运 动"变成了"自救运动"。实际上，这是抢救运动搞不下去后的变通，虽然形式上没有以前 那样剧烈，但康生的如此提法，就使中央关于停止抢救运动的指示并没有使抢救运动立即停 止下来。
直至1943年底，在中央的指示下，抢救运动被完全制止。根据中央的调查分析，已经坦 白的人大致可以分为六种情况：第一是职业特务，人数极少，其中又有自觉与被逼、首要与 胁从的区别；第二是变节分子，也是少数；第三是党派问题，曾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 它党派，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没有向组织报告，此类人占一定的比例；第四，是被特务利用 和蒙蔽的人；第五是犯了党内错误，如伪造历史、虚报党龄、损人利己、贪污腐化等；第六 是被特务诬陷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后三种情况占坦白分子的绝大多数。中共中央在了 解审干、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后，作出了甄别坦白分子的决定。毛泽东指示，对搞错的同志 "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并主动承担了责任，进行自我批 评，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党的七大及其其它场合，多次向被错误伤害的同志 "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而康生却是另一种态度。1944年3月，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关于反奸斗争的发 展情形与当前任务》报告中，表达了他对抢救运动的观点：第一，他认为有巨大的成绩。他 说："在过去坦白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 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得到很大成绩，如果 不进行这个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人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 "并且还说："我们这次反奸工作，并未结束，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了甄别工作。" 第二，把抢救运动的错误推到别人身上。他批评说："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 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 可疑，但不能确定为特务，如果以为某人既有可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 组织；既有组织，定有头子；既有头子，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定有下层组织，因 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有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 ，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 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逼供信的各种形式。"第三，轻描淡 写地对待被伤害者。他说："许多人生了病，不治疗；又有些人抱着敌人的坦克睡觉而不自 知，那么，旁人大吼一声，引起你的注意和警惕，有何不对呀？如此伟大的运动，触动和伤 及少数人，有何稀奇？又有何可怪？有何不能理解？！"如此等等，可见康生对错误文过饰 非，对同志冷酷无情，以及颠倒是非、推卸责任、邀功卖好的恶劣品质。
对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当时许多同志是非常有意见的。杨尚昆回忆说，后来在康 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的来源，康生的 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同志对康生的责问，但 康生并没有从中反省，更没有汲取教训。他的恶劣品质反映了他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主导他 此后又干了许多祸害党和人民的坏事，并将自己塑造成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可悲可憎的角色。(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