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难忘的留法经历
作者：杨赞贤
A出国前的集训--
要求我们政治辅导员"带出去多少，带回来多少，一个都不能少！"
要求学生到了国外，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 对待一切。拒腐蚀，永不沾！……
1965年我们北京大学文科几个系的毕业班作为中央社教工作团正在湖北荆州地区农村参 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月的一天，学校通知我立即回校，说我被选拔为出国留学生政治辅 导员。7月3日，我到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在中央民族学院（后来移至北京语言学院）办的出 国留学生政治辅导员学习班报到，被确定为留法学生政治辅导员。辅导员的培训，主要内容 是讲形势与任务。
1964年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先于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 系，同年4月，两国互派了大使，下半年，我国就向法国派遣了70多名留学生。我在想，法 国是老牌子的资本主义国家，巴黎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难道就不怕这些可塑性很强的青 年男女受资产阶级影响吗？时为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副司长的钱其琛同志给辅导员作报告时 说：这是国际斗争的需要。60年代世界局势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和美苏两国又争 夺又勾结的新形势。这个时期中国高举反帝的旗帜，把"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 来"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和行动纲领，把支援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中国对外政策 的主要内容。他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抓紧培养一批思想和外语都过硬的面对亚、非、拉的 工作干部。凡派遣留学生比较多的国家，尤其是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派有政治辅导员 。政治辅导员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选拔的共产党 员、文科优秀毕业生。到国外要求政治辅导员与留学生同吃同住同上课，带领学生既学好外 语，又不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意识形态的侵蚀和影响。钱副司长报告最后说的一段语重心 长但很有些压力的话至今我还记得，大意是：你们做政治辅导员的头脑要十分清醒，这是到 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与资产阶级争夺我们的青年，要"保证带去多少，带回来多少，一个都 不能少！"我意识到了这副担子的沉重。
参加集训的出国留学生大体有四五百人。我们这60名留法学生是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的重点中学高中毕业生中挑选的佼佼者，还有从解放军部队院校中选拔的8名优秀学员。
培训分3个阶段进行：先是军训，然后是政治学习，最后是制装等物质准备。政治学习 期间，高教部蒋南翔部长还为我们做了形势与任务方面的报告，我国驻法使馆参赞宋之光同 志介绍了法国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学习，通过学文件、听报告和去农村、工厂参观， 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气节教育，明确了出国学习的目的意义，以及外事纪律和留学生管理制 度，做好出国留学的思想准备。总之，经过反反复复的学习教育，要使以下的思想、立场、 观点在同学们的脑子里深深地扎下根："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 分析一切、对待一切；资本主义是腐朽没落的，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 夕；资产阶级是血腥的，可恶可恨的；我们一定要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为祖国为人民努力学 好法语，决不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拒腐蚀，永不沾。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政治培 训和思想教育，虽然必要，但实际上是给每个人配了一副有色眼睛。
制装等物质准备也是令人难忘的。每人的制装费标准是人民币500元，制作和购买的有 ：呢大衣和风衣各1件，毛料中山装和西服各1套（另加西裤1条），皮鞋2双，毛衣1件，被 子、褥子、毛毯、床单、枕头、枕巾等床上用品1套，衬衫、领带、背心、裤头、裤带、拖 鞋、帽子、手套、袜子、手绢等等，每人一只帆布大箱子装得鼓鼓的，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十分齐全。我们这些人都出身于革命干部或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看到这些东西，高兴得眉 开眼笑，手舞足蹈，打心眼里感谢党！
在我们启程的前夕，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给我们每人都发了请柬，郑重其事 的。招待会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但是都认为是请吃饭，为我们饯行，所以那天不少人没有 吃晚饭，留着肚子，准备饱食一顿西餐，并借以实习一下使用刀叉这种家什的本事。结果呢 ，很遗憾，基本上是饿着肚子回来的。在回来的路上大家唧唧喳喳议论开来，认为资产阶级 老爷们太小气，用一些小点心和一些汤汤水水（那时还没有"饮料"这个词儿）打发我们， 真可恶！有的说"噢！原来招待会不是请吃饭的！"--总之，和法国人接触的第一次没有 留下好印象，对我们此后与法国人打交道多多少少产生了些影响。当然，这完全是由于我们 的无知。
第一眼的夜巴黎--
辉煌耀眼的霓虹灯下，首尾相接的汽车缓慢滚动，老爷太太们牵着狗，……我们眼观巴 黎繁华夜景，心里默诵毛主席语录：资本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10月14日晚9点多，我们穿着一律的衣服，提着一律的箱子，告别首都北京，踏上驶往 莫斯科的中国火车。5天5夜后到达莫斯科，休息了3天，接着又在前苏联的火车上颠簸了整 整2天2夜，经波兰、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比利时，于25日夜幕降临的时候踏上了目的地巴 黎--这个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
坐在接我们的大轿车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看着窗外的一切，仔细观察着 这个陌生的新奇世界：辉煌的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首尾相接、塞满街道、缓慢滚动的汽车， 老爷太太牵着的狗、穿毛背心的狗、坐在汽车里的狗、在饭馆里与主人同桌啃排骨的狗，… …当时在北京这些都是看不到的，而且是被认为绝对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东西。
除霓虹灯、汽车、狗以外，我们还特别注意到人们的穿着。那时我们中国，包括北京， 穿的衣服，颜色大多是蓝色、灰色和黑色，形式也少，称之为：整齐、严肃、大方。看到法 国人的衣服形式和颜色，五花八门，灿烂多采，尤其是女人们，也不怕冷，差不多都穿着裙 子，腿、胳膊、胸脯或者脊背都露在外面，嘴唇抹得红红的，烫着奇形怪状的头发，我一下 子想到在北京形容资产阶级太太小姐的顺口溜：捞鱼的胳臂，过河的腿；火烧的头发，吃孩 子的嘴。……
一切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我眼花缭乱，晕头晕脑。但是，我的心里十分清醒 ：决不能欣赏、羡慕眼前这一切，一个共产党员决不能在花花世界的迷惑下失去无产阶级的 立场。我坚定地这样想，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的词语：眼前这一切统统都是腐朽堕落的资产 阶级作风，表面繁荣的资本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优越舒适的生活--
住集体宿舍，吃大伙，坐大骄车，衣、食、住、行一切不用个人操心
巴黎市郊ROBINSON区附近的一个斜坡上，两座楼房一上一下，组成一个住宅小区，中国 大使馆在这两座楼里买了20来套房子。我们就在这里吃、住和自习。
小区整洁，幽静，人们都彬彬有礼。每天有专人来擦洗楼道楼梯，清扫院落，树木花草 也有专人修剪管理。--据说这是个中产阶级区，我们认为中产阶级也是资产阶级。我们对 待清洁工人、花木工人非常客气，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和他们聊天，请他们到家喝茶。
我们的住室或3室2厅，或2室2厅，厅很大，用来开会等集体活动。卧室，大房间住4人 ，小房间住2人，和国内一样上下双层架子床，不过，我们的床垫子较厚，睡上很舒服；每 人一张书桌，一个椅子，一个台灯。卫生间和厨房总有热水用。
高教部派了2名炊事员专门为我们做饭，吃的饭菜完全和国内一样，大米饭、小米饭、 馒头、面条、稀饭，家常菜，随便吃。小米、酱油、醋、五香面、咸菜、臭豆腐等等据说都 是从香港买的，因为那里便宜。偶尔买法国的面包棍代替馒头。
有一辆大轿车，国内派了一名司机专门接送我们上学。偶尔由于司机生病或者车要修理 ，我们才乘坐地铁。
平时用的文具纸张笔记本等等，在一个房子里放着，无人管，谁需要谁就自己去拿，登 个记就行了。总之，衣、食、住、行，学费、书费、水果等等，应有尽有，不需要个人花钱 买。我们辅导员和从部队来的解放军学员中有几个吸烟的，可以在使馆的小卖部买，红双喜 、白金龙、大中华，每听50支才一两个法郎，很便宜的。那时，这类烟在国内我们穷学生根 本没见过。
我们每人每月领津贴70法郎（那时1法郎=人民币5角钱），大家都积攒下来了准备买东 西。当时有个规定，每人可以买"三大件"：手表、收音机、照相机（或者打字机）各一件 。这在那时的巴黎已经算不了什么，用两三个月的津贴就可以买全。但是留学生管理小组要 我们辅导员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节约国家十分宝贵的外汇，自己不买"三大件" ，并向同学们提出倡议：不买"三大件"。虽然是倡议不是规定，但同学们很自觉，没有一 个人买。需要不需要呢？很需要。为了解决学习上和生活上的需要，公家给每套房子里买一 只闹钟，专人负责每天上发条定闹的时间；每个班一只收音机，专人负责每天晚上10点半钟 打开，集体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欧华侨的普通话广播；打字机总共只有一台，放在一 个房间，大家共同使用；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饭厅，每天晚上开，谁想看谁去。十分遗 憾，没买照相机，我们虽然参观过不少地方，却没有留下照片。我在法国总共只有三四张照 片，都是使馆同志或者新华社记者给照的。我出国时是打算到巴黎买只手表的，当时手里有 钱，又很需要，却不敢买。无可奈何，就托在北京工作的一个同学去高教部财务处领取了我 110元工资，听他说在西单亨得利钟表店排几个小时的队买了一只刚上市的"北京牌"手表 ，再托人捎到巴黎交给我。这种事只能发生在那个时代，现在说给谁都认为是笑话。
上学--
像学前班或一二年级的小学生
我们上的学校叫L‘ALLIANCE FRANCAISSE（法语协会）。听说，1964级的同学也是先在 这里学习了一年多过了语言关后，才转入正规大学的。我们去时，他们已经走了。
那时，法国已经是每星期五天工作制了。星期一至星期五，我们是"两点一线"：上午 ，去学校上课，下午在家自习。星期六我们和国内一样不休息，自习。从1965年10月抵巴黎 到1967年1月离开巴黎，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巴黎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这个" 家"里度过的。
真的，说是在法国留学，其实，开始一个很长的时间与在北京上小学或学前班的小孩子 一样；也好像把一个在北京办的法语学习班移到巴黎，因为是中国学生单独编班，老师也比 较固定。
每天早晨，我们就着咸菜或鸡蛋吃馒头喝粥，接着，坐上大轿车，差不多半个小时后就 到学校了。我们的老师开始是个老太太，她进入课堂的第一句话总是"孩子们好！"然后就 一句一句教我们说话。她手里拿着一支钢笔用法语说："这是什么？"我们大家扯着嗓子齐 声用法语回答："这是一支钢笔！"然后，一一单个教练，老师不厌其烦地反复说反复写反 复正音，让你看着她的口形。到11点半，口干舌燥地走出学校，我们的大轿车停在那边，司 机向我们招手像家长一样迎接我们。登上车回家吃饭；吃饱饭睡午觉。下午自习。
大轿车偶然出毛病送修，或者司机生病，我们便乘地铁上学。每当这种时候，我们是很 高兴很开心的，因为可以体验出国的感觉了。你看，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提着一样的书包 ，行走在马路上、地铁里，很显眼挺惹人注意的。我们也得以仔仔细细地观察这个城市的事 事物物，还可以和法国人交谈，练练口语，测验一下自己法语的听说能力。我的法语说得不 好，借用手势说一些蹩脚的法语，常常使人发笑，所以不大敢和法国人说话。一个老太太问 我什么是社会主义，我想说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大家"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但说了半天，老太太好像恍然大悟地说："啊，社会主义好，大家穿一样的衣服，吃一 样的饭，而且不要钱，都是国家发的"。因为她说的也是好话，我说话又比较困难，所以也 不予纠正。
法国人注意穿戴，讲文明礼貌，"你好"和"请原谅"总是挂在嘴边上，上下地铁时人 多，难免相互接触一点，所以上下地铁的路上就充满了请原谅的声音。见面说话前先是一声 你好!我们那时没有说礼貌用语的习惯，并且视这些为臭文明，虚伪。更不要说到处的广告 ，到处的拥抱和接吻，我们是不屑一顾的，尤其是青年男女互相抱得特紧，亲吻时间很长， 我们有的同学斜着眼骂："德行！"我国那时没有广告，更看不到大白天在光天化日之下拥 抱接吻的情形，当然也认为广告、拥抱接吻是完全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东西。
语言环境问题--
同学们希望接触法国人：老师明令禁止说"词典语言"，要求说活生生的法语。怎么办 ？
随着时间的推移，词汇量的增加，同学们说法语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不满足每天与老师 的几句简短的会话，希望和法国人说话，了解法国社会，说活生生的地道法语；老师也明令 禁止从词典里学说话，不准说《法汉词典》里的例句。有的同学，主要是辅导员和解放军学 员说的句子不连贯，一个词一个词地从口里往外崩，结结巴巴。作为身居巴黎的人，这本来 不是个问题，但是由于我们思想不解放，怕这怕那，在管理上的谨小慎微，纪律森严，所以 就成了问题。
同吃、同住、同学习，上街也得三人同行，差不多一切都是集体行动，不许单独接触外 国人等等严格的纪律约束，确实限制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曾经规定同学们之间必须说法语 ，不准说汉语，先在我们内部制造一个法语的"语言环境"。实行了，但不解决问题，因为 大家水平大体差不多，说的都是"中国法语"，对彼此提高帮助不大。
我们要求同学们在不违反纪律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利用一切机会和法国人说话，鼓励 大家利用课间休息，尤其是乘地铁时，主动找人说话，练口语。常常是我们几个人围着一个 人在说个不停，很热闹。所以大家很希望大轿车永远在修理，或者司机经常生病，以便乘地 铁。
积极主动，是十分重要的，我也受益匪浅。练习了说话，增长了见识，宣传了中国。印 象深刻而且有趣的谈话有这么三次：分别和美国、和台湾、和法国青年的交谈。
一次课间休息时，一个外国同学迎面向我走来，深深鞠了一躬，问："先生，我能与你 说话吗？""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能呢？"我诧异地说。他说："因为我是美国人，你是中 国人，而中国与美国--"他说到这里，双手握拳互相撞击。我跟他说："我们伟大领袖毛 泽东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反对的只是美国一小撮决定政策的人们，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是 友好的，都是爱好和平的，……"他听了非常高兴，与我们说了不少的话。领导夸奖说，这 样好，既练习了语言，又宣传了中国。
还有一次，在地铁里遇到一位台湾学生，我和他说话时都很激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 忆。那时在巴黎街上经常能看到黄皮肤低鼻梁的人，总以为是中国人，很有点亲切感，想拉 话。使馆同志说，黄皮肤的不一定都是中国人，即使是中国人情况也十分复杂，要注意。所 以，我们不敢轻易和黄皮肤者主动拉话。1966年秋，一次在地铁里和我坐在一条椅子上的是 个黑发低鼻黄肤青年，头发梳得光光的，皮鞋檫得亮亮的，裤线烫得笔直像萝卜削的一样。 我发现他在打量着我，我便用法语说："先生，您是……"他说："先生，大陆来的吗？"
"不，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呢？"我也用法语，一字一板。
"中华民国。"
"噢，台湾！那是中国的一部分。"接着，我问他台湾的情况，他问我大陆的情况。他 说"大陆人民喝大锅青菜汤、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真是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我说"台湾人民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呢"，他说我是"上了共产党宣 传的当"，我说他才是"上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当，而且执迷不悟"。我们说话虽然声音不 大，但都很激动，十分严肃，针锋相对。我斩钉截铁满怀信心坚定有力地讲："我们伟大领 袖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光复大陆！"他说这话时也加重了 语气。我要下车了，对他说了句："走着瞧，看谁解放谁！"抬起屁股向车门走去，连手也 没敢和他握一下。
也是1966年秋，一次难得的语言实践的机会，巴黎博览会中国食品馆要我们去帮忙做讲 解员。我和一位同学分配在酒的展台，我们挖空心思尽自己法语之所能向参观者介绍具有悠 久历史传统的中国酒文化。一位法国青年冷不丁地发出了这样的惊讶之语："啊，中国人也 会造酒！？"我看了看这个小伙子，认为他是无知，因为中国离他们太远了，而且新中国成 立后又宣传不够，绝对不是有意口出狂言污蔑中国，但面对这个青年，语言的贫乏使我目瞪 口呆，一时不知怎样用法语很得体地回答他。这时，一位老人走来，问长问短，对中国酒很 感兴趣，品尝茅台酒，赞不绝口。我立即指着那个年轻人对老人重复了刚才他说的话，并且 请教老人如何回答他才是，老人笑着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说："小伙子，这个中国很大，在东 方，差不多相当于十七八个法国。很古老，大约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人会酿酒喝酒的时 候，咱们法国人还在树上爬呢！"说的太好了，我们十分感谢。
这种接触社会的语言实践，不多，但受益匪浅，我终生难忘。
星期日的度过--
去使馆听传达文件或黄镇大使报告，看电影，或者参观名胜古迹、逛公园
星期日我们的活动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一是去使馆，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一两次，听传 达中央文件，或者听黄镇大使作报告，讲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或 者看国产电影。每次去使馆，大家都十分高兴，像回国回家一样，黄镇大使和管政务的朱霖 同志（黄镇夫人）等领导同志像慈祥的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高兴地在院子里等候，见 了面亲切地问长问短，关心备至。黄大使不是生硬地对我们进行说教，而是形象生动有趣地 "聊天"，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记得黄大使有几次讲话很激动，给我留下了极深的记 忆。说起要有中国人的气魄，不卑不亢，他说要时刻记住，我们背后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并举例说：一次参加法国的国庆晚宴，一般国家的大使都按要求穿燕尾服，就是那种前 边短得刚刚盖住肚脐眼后边却长得拖到腿窝的上衣，有个小国家的大使未穿则被挡住不让进 。黄大使说："我就是要穿我们的中山服，而且还要参加你那个宴会，看你敢不敢拒我于门 外，我抬头挺胸，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地向门迎点个头即步入宴会厅，其他同志也鱼贯而入 。怎么样，就是要有中国人的气魄！"说起要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时，他严肃而风趣地 进行自我批评，说长征路上，晚上睡觉的枕头就是两只臭鞋对扣放在砖头上，睡得很香，现 在养尊处优，枕着高级枕头却睡不着，还是变了啊！说起要注意保密问题时，他说：此事万 万不可麻痹大意，有一天晚上我和某同志研究完工作后，顺便说如果有机会去法国外交部时 是否给他们说说，咱们武官处的房子太小，看能不能换个大一点的地方。这件小事只是随便 说说而已，没有太当一回事，以前也从未提过。但第二天我们这个同志去法国外交部办别的 事，碰到一个比较要好的法国朋友，这个朋友劈头就是一句"你们武官处的房子可以换大一 点，没有问题"，我们这个同志一愣，噢，这是提醒我们那间房子安装有窃听器啊！自此之 后，我们再不在那间房子里议事了。听了黄大使报告，我们的保密观念增强了，也学着样子 做，如讨论中央文件时都是在公园里进行。
星期日参观名胜古迹、逛公园，去附近的游泳馆游泳比较多。我们不但去过卢浮宫、凡 尔赛宫、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还参观过一般旅游者不去的地方，如周恩来等 革命老前辈当年在巴黎勤工俭学时经常集会的地方--蒙太乙（MONTARGIS）的一个小咖啡 馆、巴黎公社墙、巴黎郊区的贫民窟等。记得，参观卢浮宫时，不知是无知还是麻木，还是 不敢看不屑看，大家走马观花，未表现出应有的欣赏兴趣；尤其是不少人对那些非常美丽的 裸体画想看又不敢看的样子，很是尴尬，个别人甚至认为这是绝对的资产阶级东西，"不堪 入目"。但参观贫民窟时，看到住在堆积如山的垃圾场破汽车里或者用破铁皮烂砖头搭的棚 子里的贫民，在一个水龙头前排着长队，空气污浊不堪，……大家不约而同地高唱起《国际 歌》，歌声悲愤激昂，个个泪流满面。回来讨论谈体会时，都说要好好学习，奋发图强，高 举反帝的旗帜，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对宗教信仰也很无知。记得在参观巴黎圣母院时，一 进门人家就给我们每人一本小册子，中文的，书名有《良心》、《圣经故事》等。同学们都 视为毒物，没有谁翻看过一眼，回来后立即主动上缴。我有些好奇，想看看里面到底都说了 些什么，但想到自己肩上的重任，也不敢看，害怕中毒。后来，好奇心驱使我揣一本到卫生 间去偷偷看，但这种非光明正大的行为使我的心跳加快，手打哆嗦，结果连一页也没有看完 就不敢再看下去了。
随着情况的变化和同学们接触法国社会的要求，规定三个人以上其中只要有一名男生也 可以上街，除红灯区以外，一般地方都可以去参观，但回来后要向辅导员汇报。时间长了， 接触的外国人多了，产生的这样那样的影响必然就多，为了防微杜渐不受或少受资产阶级思 想的影响，我们规定每星期要开一两次"消毒会"，每个人在会上都要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先自己进行批判，然后大家共同批判，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消灭在萌芽状 态。每个班都有从解放军部队选来的"五好战士"学员，他们政治觉悟高，总是用批判的眼 光观察一切，批判一切，不讲究穿戴，在"消毒会"上，他们常说要人在花花世界，但思想 不能羡慕花花世界，穿西服革履是在这里的学习环境需要，思想上要把西服当工作服来穿， 把皮鞋当作草鞋来穿。这些话成了大家的格言。
邻里关系--
忍无可忍中我们打了极其讨厌的狗，他们告到外交部，黄镇大使批评我们，要求我们" 入乡随俗"
在我们看来，我们的邻居大都是资产阶级，起码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为了避嫌， 我们不愿也不敢主动和他们接近，怕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何况规定要三人同行，比较麻烦 。只有我们对门住的老两口是个例外，因为老头穿戴像个工人，不修边幅，胡子不怎么刮， 很随和的，常主动和我们打招呼，他好像是个摆地摊卖书的，每天早上往三轮摩托上搬书， 晚饭前回来又将书从车上往他的地下室里搬。没有见过他们的儿女。我们觉得这个老头可能 不是资产阶级，人好，所以爱和他说话，常帮他搬书，偶尔到他家里聊天。
和同楼同院的人见了面，彼此客气地道一声"你好"，含笑点个头打个招呼。日子平静 ，彼此相安无事。大约是到巴黎三四个月之后的一个下午，国内正在过年，我们这些十八九 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头一次出远门，怎能不想家？！大家蹩不住了，需要发泄，可是当我们 正在宿舍里扯开嗓子放声歌唱的时候，突然听到整个楼房的暖气管道被敲得"咣咣咣"价天 响，十分急骤，好像是发生了地震还是谁家失火了一样，我们立即停下来伸头到窗外看，平 静得很，什么情况也没有，平安无事呀，奇怪！我们便又继续放声歌唱，跳啊，闹啊，呵， "咣咣咣"整个楼房的暖气管道又被敲响…….如此反复了两次，我们明白了，这是在抗议 我们。后来，我们走访了几家对我们还比较客气的邻居，他们说：白天在外边听够了噪音， 也累了，大家回到家里希望安静地休息。自此以后，我们如果想唱就到公园，在"家"里则 噤若寒蝉，静悄悄的。
我们国家那时不要说城市就是农村也没有多少人养狗、养鸟，那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 行为，"玩物丧志"。可是打我们踏上巴黎的第一天晚上就看到满街极其受宠的狗，法国人 对待狗就象对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我们十分讨厌。后来看到街上有专为狗开的商店，卖狗 的吃喝穿戴，塞纳河中的小岛上有漂亮阔绰的狗的坟地，塑像立碑，遇节日不少人还去献花 祭奠。这是为什么？我们不理解。问老师，他说因为人人都需要朋友，而社会上充满了欺诈 ，难于找到真诚的朋友，所以就找到了狗，无论你多么穷还是多么富，只要你饲养它，它就 会绝对忠于你，跟随你，保护你。我们住的院子里不少人家有狗，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但 是，一个傲气十足的小胡子对我们不大友好，我们断定他是一个资本家，我们向他问好时他 总是爱理不理的样子，从不正眼看我们一下，使我们特别恼火的是他几次唆使他那没有尾巴 的大白狗向我们"汪汪汪"地吠，这显然是极不友好的行为，我们恨得咬牙切齿。我们认为 ，这不只是他向我们几个中国学生挑衅，而是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挑衅，向已经站起 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挑衅，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挑衅，我们岂能善罢甘休！一天，终于抓 住了狗单独下楼在院子里"散步"的机会，我们一个同学手里拿着吃的悄悄走到它跟前，使 足力气狠狠踢了它两脚，稍解心头之恨。狗惨叫着跑上楼，不一会儿衔着小胡子的衣角下来 了，朝着我们"汪汪汪"，小胡子说我们打了他的狗，和我们大吵，……我们知道惹祸了。
过了不几天，黄镇大使来了，问了问为什么要打人家的狗，批评我们，说人家告到法国 外交部，外交部给中国使馆打了电话。黄大使要求我们"入乡随俗"，搞好邻里关系，和法 国人交朋友，还说，你说你是无产阶级，那么你就应该有博大的胸怀，连个狗都看不惯容不 下，怎么能说你是无产阶级呢？
要求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一些激进的同学在使馆贴小字报，声称"造反"。回国礼品：圆珠笔、尼龙袜……节约 的钱不买"三大件"全部上缴
国内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乱了我们的学习秩序。使馆党委针对我们的思想情况 ，多次强调"要内外有别"、"国外不能搞运动，不能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但是，一些渴望回国参加"文革"的同学不大听，开始进行议论，后来发展成争辩，到1966 年6月21日个别同学到使馆贴小字报，摆出一副红卫兵造反派的架势，说使馆执行了一条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这行动干扰了使馆的正常工作，影响很不好。宋之光代办和留学生管理小 组的同志进行劝解，无论怎样做工作都不行，无济于事，只有让黄大使亲自出马了。第二天 ，黄镇大使给我们做了一次高水平的报告，从内外有别、安全保密、组织性纪律性等方面讲 道理，进行正面教育，对 "宁左勿右"及知识分子狂热性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有分寸且很 有分量的批评。他语重心长地说，国家花不少钱把你们送到这里，是要你们学好法语，以便 将来担当更重要的革命工作，目前国内别的革命任务无论多么大，用不着你们操心，你们也 不必操心。这个报告，提高了大家的认识，解决了绝大多数同学的思想问题。黄大使很了解 同学们的想家心情，为此，10天后，即7月3日（星期日）黄大使及朱霖同志、各位参赞、使 馆工作人员和所有留学生200多人，去巴黎郊外的CHANGTILLE（凡尔赛宫）游览，他深情地 说："你们想念父母，我们想念自己的儿女，咱们一起玩玩，你们像在自己父母身边一样， 我们像见到了自己的儿女。"这次活动，使大家在感情上得到了抚慰，情绪稳定了许多。
平静了几个月。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每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以及报纸、 法国电视的极其鼓舞人心的大量新闻报道，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形势对同学们的吸引力 很大。不少人在摩拳擦掌，睡不着觉。10月底，极少数人又忍不住了，要求重新总结一年来 的工作，批判资产阶级留学生管理制度。我管的班里有个别同学表现甚为激烈，我怎么说也 不行，束手无策，感到无可奈何。11月3日，留学生管理小组的梁玉岱同志悄悄地通知我晚 上去使馆汇报情况。到了使馆才知听汇报的是黄大使，我照着笔记本上的记录原原本本把几 个同学的言行向他汇报，他听后一声长叹，说："在这些孩子身上我花的时间和精力不少了 啊！唉……"无可奈何地摇头。最后他说了他似乎并不愿意说的话："唉，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个别学生实在不听话，硬要在这里胡闹，只好把他送回去，国内是有这个指示的。"我 听了后心里有了底，觉得有办法了，表示很赞成。他说："你心里有这个底就行了，可不要 给同学们说！"
我腰干子硬了，批评个别同学的造反言行也大胆了。也怪，过激的言行少多了，也比较 听劝，只是两派对国外存在不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还争论不休。
两个月后，即1967年1月18日，黄镇大使亲自来留学生住地传达中央关于要求所有公派 出国留学生向所在国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大家听后欢快雀跃，兴高采 烈，黄大使也一下子卸下了包袱，真是皆大欢喜。
同学们纷纷花一点钱买了圆珠笔、尼龙袜子（那时我国这些东西好象还很少，而且质量 比较差）之类的小礼品，按规定烧了所有日记，上缴了节余的所有法郎，把被褥毛毯等按进 箱子里，于1967年1月24日告别巴黎，登上了去莫斯科的飞机。1月25日，在莫斯科，我们以 造反派、红卫兵的心态和架势雄赳赳地去红场给列宁、斯大林敬献花圈，结果被苏联军警痛 打了一顿，血洒红场，个个鼻青脸肿，好几个同学肋骨、鼻梁骨被打断；然后，1月26日， 我们气昂昂地高喊着"打倒苏修"的口号，坐着中国火车于2月1日回到北京，被称为"反修 战士"、"反修红卫兵"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责任编辑：萧 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