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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贸易为中加建交铺路
作者：李节传
中加粮食贸易的开端
为解决农业问题，汉密尔顿制定了《全国农业计划》、《按亩补贴计划》和《差额补贴 》等重大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寻找国际市场，处理大量剩余小麦以繁荣西部小麦经济。 由于产粮国已经分配了盟国的粮食市场，汉密尔顿于是准备把东欧及中国，即"铁幕"地区 ，作为进一步开拓的对象。美国的"冷战"，特别是贸易禁运政策，使加拿大与这些国家基 本没有贸易关系。从内阁档案及汉密尔顿文件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汉密尔顿估计，恢复与这 些国家的粮食贸易是可能的。他在1962年10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说，自去年他与"铁幕"国 家开始谈判销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都对加拿大小麦有兴 趣。
对于中国，汉密尔顿予以了特别的关注。迪芬贝克上台后曾访问中国南部邻国。他在回 忆录里透漏，这是希望探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性，以便建交后恢复贸易，促进小麦 销售。汉密尔顿一向是迪芬贝克政府的"灵魂"，此举显然与他有关。可是，他的传记作者 却否认汉密尔顿重视中国市场。这显然不对。加拿大从50年代初粮食剩余增长迅速，问题异 常严重。保守党上台当年，小麦局奉命往香港派了第一位贸易专员福塞斯－斯密斯，"寻找 机会，至少每年往中国销售1,100蒲式尔小麦"。此后他每年春天都访问广州、北京、天津 和上海。尽管第一年没有收获，可是第二年就得到了回报，中国从加拿大购买了10.27万吨 小麦。汉密尔顿调任农业部长后继续开辟中国市场。据他回忆，到任后立即要贸易部派驻香 港的人员代表他去中国，外交部也有人同去。"我们就有两个人到北京问中国人，是否考虑 把我们的小麦与他们的小麦混合着吃。这是我们向全世界所推销使用的一句口头禅。"与贸 易专员一起去北京的外交部代表就是第二任驻华大使约翰·斯摩。他当时报告："1959－19 60年度收成不好，毫无疑问，中国今后半年粮食形势严峻，很有可能需要大量进口。"
他的估计是正确的，中国两名采购人员1960年11月到了蒙特利尔。汉密尔顿立即让人带 他们到了小麦局的所在地--温尼泊。这样，中加两国就在1960年12月做成了这第一笔谷物 买卖，中方用6,000万美元现金购买了76.2万吨小麦和32.7万吨大麦。1958年极左的经济政 策与1959-1960年自然灾害造成中国缺粮。据一位领导回忆，中国缺粮250万吨。这个偶然 事件却启动了中加两国长期粮食贸易的历史。
以政治生命担保小麦贸易
第一笔小麦贸易的意外成功，使汉密尔顿很受鼓舞，两周后便派谴小麦局主任麦克纳马 拉等人去北京，调查大批销售粮食的可能性。很快发回的讯息是，中国粮食极度短缺，不久 便会进入国际粮食市场，成为一个大买主。报告还说，中国已与澳大利亚淡判。汉密尔顿听 到这一信息很着急，建议在赠与一定量高等级小麦的基础上向中国大量出售小麦。中方这时 也请香港华润公司代表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访加，商购买更多的小麦和大麦。结果从1961年 初双方着手谈判为期三年的第一个长期粮食贸易协定。不过，在当时那种严峻的冷战局势下 ，汉密尔顿要开辟中国的粮食市场恢复两国的贸易，谈何容易。内阁首次讨论小麦贸易时就 发生了激烈争端。
汉密尔顿提出以赠与促销售的方案，主要出于同澳大利亚竞争的考虑，因为"澳大利亚 已向中国出售了30万吨小麦、10万吨大麦和3万吨面粉"。中国购买澳大利亚的小麦是按少 于加拿大北方二号小麦25分的报价，而加拿大小麦局能出售的主要是北方二号以及少量的北 方三号小麦，中国需要的北方五号、六号两个等级的小麦，加拿大却不能满足需求。中国的 谈判代表强调质量并不重要，进口小麦不为做面包（水饺），所以价格问题明显是加拿大小 麦批量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障碍。可是，加拿大小麦局又不可能降低高等级小麦的价格。这 就有必要寻求一个办法以使中国购买高等级小麦而又不至于影响小麦局现在报价的竞争力， 所以提出赠麦方案，即把礼品小麦与销售小麦结合起来使整体价格降低。汉密尔顿估计，通 过这个办法，可望卖给中国50万吨到102万吨小麦，可有3,400－6,700万美元的收入。礼品 小麦的费用约为335万元到670万元，恰好相当于储存这笔小麦的仓储费。他估计，这样做的 唯一障碍可能是中国政府不接受，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不要外援"。他的建议是，把这 个交易方案作为纯粹的商业活动，不要指望通过大量赠与小麦捞取任何政治好处。"实际上 ，中国人民甚至可能不知道加拿大赠小麦给他们。此外，过分强调中国粮荒形势，无疑最不 受共产党政府的欢迎……"。
尽管从加拿大的角度看，这个方案很完美，汉密尔顿仍然在内阁会议上遇到了麻烦。外 交部长和财政部长联合反对。除汉密尔顿上面已估计到的理由，即中国可能看作是一种侮辱 ，拒绝接受外，还有就是花费近700万元赠粮给中国，会引起失业者不满，不过主要是担心 "扰乱同美国及澳大利亚签订的现存处理剩余粮食的协议"。因此，内阁会议拒绝赠麦方案 。
中加粮食贸易似乎不可能启动了，但后来谈判出现了汉密尔顿不曾预料的进展。中方提 出了很有诱惑的新方案，"中国今后两年半要购买约500万吨小麦和128万吨大麦，"条件是 加方能就支付问题做些灵活安排，中国在加拿大市场销售产品以增加购买粮食的外汇。
中国这个建议的主要要求是使用加拿大贷款、在加拿大销售中国产品以及签定长期协定 等。可以看出，中国不仅仅要保持与扩大同加拿大的粮食贸易，还要通过粮食贸易全面恢复 与加拿大的贸易关系。华润公司代表特别指出，贷款是他们总公司考虑"签定新协定的主要 条件"。
对汉密尔顿来说，他当农业部长的主要任务就是销售小麦，中国这些条件当然不成问题 。两年多能出售500万吨小麦和128万吨大麦对解决粮食剩余问题太重要了，不仅要给予贷款 ，还应该为借款给小麦局的银行做财政担保，只要处理好担保引起的"政治与商业问题"就 可以了。
加拿大政府为给小麦局贷款的银行进行财政担保，通常采取两个办法：一是根据"出口 贷款保险条例"，另一个是根据"加拿大小麦局条例"。使用前一个条例虽不需立法审议， 但要求加拿大政府与购买小麦的国家的政府交换备忘录。遵照这个常规给中国做贷款担保， 就意味着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用"加拿大小麦局条例"，财政部不仅能对贷 款给小麦局的银行予以担保，还能随时增加担保贷款的数目，用不着新的立法，只须枢密院 决议的特别授权就可。另外的考虑是，如果发生中方不偿付借款，可由政府补偿小麦局的损 失。至于可能造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承认问题，由华润公司与加拿大小麦局出面签定 贷款合同就可以避免，"不会对我们的外交造成任何特别问题"。对内阁会议讨论中提出另 一个问题，即与美国的摩擦问题，备忘录不认为有什么可担心的，美国"也在其他地区进行 贷款销售"。尽管如此，为避免矛盾，建议在下周举行的加美贸易与经济混合委员会的例会 上，通知美方，其后也告诉澳大利亚及北约盟国，告诉他们这个贸易还会缓解"西方国家在 处理剩余小麦问题上业已存在的磨擦"。重要的是，贷款销售"对加拿大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中国的需求形势提供的机会使加拿大在一个可能成为持久的大宗小麦买主的市场上扩 大自己的短期或长期利益，对巩固我们的卖主地位具有不可忽视的好处"，"过去几年生产 积压的粮食可能被减少到盘存的水平，使西部农场主的收入大大增加。"因此，他们建议授 权小麦局主任继续与中国代表淡判，努力实现让中国以现金购买；如果达不到现金交易的目 标，就给予有限贷款。由于涉及买卖数目很大，贷款期限要尽可能的缩短，最长不过180天, 并保证得到首笔付款；最初建议最多贷款7,500万元。
可是，3月9日的内阁讨论，汉密尔顿遇到的阻碍比上一次还大，财政部长佛来明尤其竭 力反对，外交部长也象上次那样支持他。虽然他们承认贷款可以向中国大批销售粮食，为解 决积存多年的严重小麦剩余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但是会造成许多严重政治与经济问题， 例如，中国会利用加拿大的粮食"提前建立军事储备……一些加拿大的粮食会被运送到东南 亚"。对加拿大政府为避免加元升值的措施也会造成冲击，追加预算产生的积极效果也会被 抵消，加元重新升值。有些阁员还担心最终可能招致美国的报复，例如，在防御问题上不予 合作或减少美国资本在加拿大的投资。最担心的是中国可能赖帐。
汉密尔顿及其支持者仍主张签定长期贸易协定，给予贷款，认为即使中国在支付最初的 借款之后不再履行借款协议，那也比储存大量剩余小麦合算，这笔贷款仅相当于储存这批粮 食的费用。有关招致美国报复的问题，建议向美国指出，他们赠给巴基斯坦14亿蒲式尔粮食 并没同加拿大"协商"，还告诉美国人，"建议向中国的粮食销售会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竞 争压力，有助于美国处理剩余谷物。"但是，内阁仍没末被说服，指示小麦局要"实现现金 销售"，如果不能，可考虑给予不过5，000万美元的贷款，没同意7，500万元。根据这次内阁会议的决定，汉密尔顿命令麦克纳马拉率 领四人代表团从3月中一直在香港与华润公司谈判，一个重要的障碍就是贷款。
由于受美国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直至中加粮食贸易时，中国仍然是外交一边倒，外贸 只同苏联、东欧一边做，因而外汇储备极度短缺，以至于后来小麦贸易过程中加拿大报刊广 为流传一则流言，说中国政府把革命胜利后没收的银圆都融化成了银锭在伦敦金融中心兑换 成英镑，所以中国与加拿大做小麦买卖时只使用英镑。流言虽假，中国当时缺汇却真。再加 上正处在三年困难最严重的时刻，苏联要债，确实没有能力用现金购买粮食，必须使用加拿 大的贷款。因此，麦克纳马谈判代表团4月7日向渥太华报告,中国政府确实不能使用现金交 易，只同意付25％的现金。同意5,000万元的借款额度，但期限至少9个月。如果能就这一贷 款期限达成协议，就可以签定协定，1961年底前从加拿大购买将近80万吨小麦和23万吨大麦 ，同时签定个长期协定，今后两年半购买500万吨小麦和100多万吨大麦。这两个协定是统一 的组成部分，除非同意9个月期限的贷款安排，否则，就不再谈下去。
麦克纳马拉要求同意中方要求，否则会丢掉这笔有利的买卖，汉密尔顿也赞成。于是， 提上4月11日内阁会议讨论，难免又争论一番。不过，反对声势有所减弱，佛来明也承认卖 粮食给中国的好处，用赚来的钱"作为补助金为农场主贮存粮食"。可是，反对力量仍足以 阻止签定粮食贸易协议。例如，有人说为了首笔4，000万蒲式尔买卖而同意9个月期限，以 后淡判大笔交易时加方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汉密尔顿仍以西部农业利益，同意给中方 贷款优惠，"6个月与9个月贷款期限对加拿大并没有多大政治意义……（中方）这次提出购 买的粮食却为（加拿大）解决长期的谷物剩余困难提供了唯一可能的机会，这个机会不应该 因为拒绝稍加延长的贷款而失去"，由于华润公司也与澳大利亚淡判，加拿大有可能失去这 个机会。
最后，为了尽快促成对加拿大十分有利的这个粮食贸易协定，汉密尔顿只好以自己的政 治生命作为赌注，向迪芬贝克总理提出辞职的威胁，"如果中国人失约就免去他职务"，不 过，要公布他辞职的原因，不然就批准给予中国要求的贷款条件。按汉密尔顿的说法，直到 这时，总理才按其习惯做法，予以决定性的干预。迪芬贝克说："这个人是真的要辞职了, 因为他相信这是完全有利于加拿大的建议，你们是否准备作出同样的辞职行动。好了，不要 再讨论了。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这样，中加两国就在1961年4月22日在香港签定了第一个长期小麦贸易协定。从1961年6 月1日到1963年12月31日，中方从加方购买300-500万吨（1.12--1.86亿蒲式尔）小麦和6 0-128万吨（2.800-4.600万蒲式尔）大麦。中方先付25％现金，其余部分使用加拿大贷款 ，期限9个月。加内阁授权财政部长为贷款给小麦局的银行做财政担保，最高5,000万元，利 息5·5％。5,000万元的贷款限额不久就被突破，6月16日内阁会议不顾佛来明反对，增加到1亿美元，原因是 1961年中国粮食缺口极大。通过第一个长期粮食贸易协定加拿大共卖给中国3·62亿美元谷 物。更重要的是，1961年协定揭开了两国持久的小麦贸易的历史。
为恢复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中加粮食贸易协议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政治上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中加关系 史上的一次突破，是历史转折点。加拿大内阁决定由小麦局出面与中方签定协议，是为避免 承认中国。但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有关小麦贸易的任何决定都由内阁会议讨论作出，中方出 面签定协议的虽是香港华润公司，但加方知道"共产国家的对外贸易由国家控制"，因而不 能否认贸易的官方性。中加两国有记录的贸易开始于1955年，温哥华东西进出口公司以108 万蒲式尔小麦与中国食用油公司交换了5，000吨花生。这时朝鲜战争结束不久，美国对中国 实行贸易禁运，所以加拿大的贸易与商业部长虽然批准了这笔交易，但要求是私人性质的， 不准许政府机构加拿大小麦局参与，不用政府批准和担保。1958年那笔3,800万蒲式尔小麦 生意也是这类贸易。可是，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签定后，两国贸易性质就变化了。粮食贸易 一直由双方半官方结构--加拿大小麦局与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进行。小麦局隶属农业部， 更重要的是，财政部出面替它担保粮贸贷款。当然，政府出面担保并不是新鲜事，圣·洛朗 政府时代就已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购买加拿大粮食的共产党国家作过贷款担保，但不同 的是，加拿大已经承认了波兰而与中国却没有外交关系。一旦加拿大政府出面为小麦局担保 向中国贷款销售粮食，就意味着加拿大政府实际参与谷物贸易了，那么它实际已把自己作为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贸易伙伴了，两国从而建立起来实质关系。所以，前小麦局主任奥 托·拉格先生所说，"小麦局在加拿大采取行动之前就已承认了中国"。这实际是两国自19 49年之后第一次官方关系。
更重要的是，长期粮食贸易为相互承认与建交奠定了基础。到1963年末，第一个粮贸协 定完成，又签定了第二个，1965年10月签订了第三个长期贸易协定。从1961年到1970年中加 建交，中国从加拿大总共进口了1，800万吨小麦和130万吨大麦，成为英国之后第二大加麦 消费国。这一实际利益对加拿大公众有决定性影响，由原来不支持转为赞成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西部农场主的转变特别突出。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本来是来自东欧的移民，一向反对 共产党，当然也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谷物贸易的进展，他们的经济状况迅速改善，支 持与中国建交，恢复全面贸易。商界过去对华关系最保守，是因受边界两边商会组织的影响 ，现在也很快转变。小商人联合传教士等于1964年成立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加中友好协会 ，宣传承认的必要性。各类政治团体，如工会、教会及妇女团体，也在粮食贸易以后转而支 持恢复两国关系。
不过，最重要的变化是报刊舆论，其影响更大。60年代中期起，大都转而为承认中国、 恢复贸易制造舆论。例如，多伦多《环球邮报》、温哥华《太阳报》、渥太华《市民报》等 主要报刊，纷纷发文赞扬中国。《市民报》专栏作家杰拉尔得·林奇还写了一本访华观感， 大谈外交承认符合加拿大的利益。正是由于受正面舆论的影响，加拿大和平研究所1964年民 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与中国做买卖。1965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55％的受访 者赞成承认，28％不赞成，而1959年的测验支持率为32％，44％反对。
粮食贸易还促进其他商业贸易。尽管纺织业由于中国借小麦贸易要扩大向加拿大的纺织 品出口而反对粮食贸易，但其他行业的商人看到的是在中国的商业机会，纷纷访华。首先是 西部的农场主，由于直接从粮食得到好处，许多人去中国旅游或寻找扩大贸易的机会。从事 手工艺品生意及旅游业的商人，也有许多人到中国访问。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汉密尔顿 文件"第193卷中，保存这类商人写给汉密尔顿的信件很多，要他帮助安排访华或参加广交会 。
受粮食贸易影响，文化交流也从无到有开展起来了。中学教师、政客和记者随商人之后 纷纷访华。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还拍了一部记录片《七亿人》，使中国进入了许多加拿大人 家庭。这是前所末有的。
在粮食贸易以后，中国对加拿大也采取了积极态度，主动推动双边关系。1961年秋天， 应汉密尔顿的邀请，中国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访加，会见众多的商界与政府官员，最后由汉密 尔顿在蒙特利尔主持盛大招待会，许多部长、议员出席。1964年7月中国派卜昭敏先生作新 华社驻渥太华记者，实际成为中国的官方代表（他后来调任对外贸易、对外交流部门，直到 1980年末仍与汉密尔顿保持密切关系，为两国经贸与科技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中加双边这些交往在60年代那种"高天滚滚寒流急"的东西方关系中，无疑是股涓涓暖 流，慢慢溶化冷战坚冰，为中加相互承认与建交奠定了基础。
当时，舆论的炒作使中国成为"热点问题"，加拿大政要被迫表态。多伦多大学--约 克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曾做过一项题为"议会与中国的关系"的调查，发现从粮食贸易开始的 1960年到中加建交的1970年，议会讨论中国的次数超过了除加美关系以外的任何问题，尤其 在粮食贸易的头五年里，而建交之后才恢复常态，辩论与苏联及殴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次数 又多于中国。有了议会的转变与支持，政府就能就建交采取果敢行动了。迪芬贝克保守党政 府1957年刚上台时，为向中国出售小麦，本来打算与中国建交，但是在美欧和远东转了一圈 后就放弃了，因为美国反对，中国的东南亚邻国也因害怕中国而不支持加拿大单独行动。然 而，1961年小麦贸易刚开始，迪芬贝克态度明显转变，建议使中国回到国际会议。只可惜粮 食贸易的第三年保守党政府倒台，已来不及处理对华政策了。若该党继续执政，很难说迪芬 贝克不会成为加拿大的尼克松，中加建交可能会提前。新上台的自由党的外交部长保罗·马 丁1963年11月28日预言,"西方很快就需对这个亚洲巨人制定出实际而有远见的政策了。" 不过，在1963年上台的当年，自由党皮尔逊政府并没有立即解决承认问题。这次到不是因为 议会和舆论分歧，也不是美国阻挠，而是感到台湾问题不好处理。他这么一犹豫，又错过一 次机会，因为第二年，即1964年就发生了越南战争，接着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虽然皮 尔逊没有最终解决建交问题，也不是说他在对华关系上什么事都没做，例如在中国的联合国 席位问题上就有所前进。这个问题一直与承认问题密不可分，在1965年以前，加拿大政府一 直尾随美国投票，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可是，到1966年又回到1950年以前的弃 权立场。这是皮尔逊发展对华关系迈出的一小步，但毕竟没有解决问题。这一立场与粮食贸 易后加拿大人对中国友善及发展关系的强烈愿望，形成很大的反差，在自由党内引起强烈不 满，导致1968年自由党政治危机。以特鲁多为首的自由党少壮派，对皮尔逊过时的对华政策 提出严厉批评，他们拟定的新党纲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仅使 他当选自由党的新领袖，随后当选新总理，在1970年10月13日一举恢复了与中国的关系。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粮食贸易为中加建交铺平了道路，特鲁多做了件水到渠成的事 业。由于小麦贸易对促进建交十分重要，以致一些加拿大学者认为小麦贸易"是一个特殊的 买卖，是向北京敞开大门的外交突破。"奥托·拉格那句话（小麦局在政府之前承认中国） 也是这个意思。
可是，特鲁多总理本人并"不认为粮食贸易是他决定承认以使关系正常化最优先考虑的 问题"，言外之意，粮食贸易对他决定承认并无重要影响。这显然是党派的偏见。粮食贸易 对加拿大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从60年代中期中国已成为加拿大粮食的最大买主，几乎决定 了加拿大的粮食生产规模。1969年中国在完成三个长期贸易协定后表示，今后不再签定长期 协定，第二年加拿大就将小麦播种面积及产量减少了一半。这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对特鲁多 内阁建交决定没有影响，似乎说不过去。
另一例证或许更能说明粮食贸易对外交的影响。中加两国着手建交谈判始于1969年2月 ，意大利、比利时几乎在这同时也与中国接触，但没有成功。加拿大的一个教授早已指出， 加拿大之所以更能为中国人接纳，原因之一就是，粮食贸易所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当然， 加拿大当年那么快承认中国并不完全决定于小麦贸易，还有国际大环境方面因素。60年代末 已不是迪芬贝克刚上台时的形势了，现在美国霸权已相对衰落，中国力量相对增大，世界已 形成五大力量中心，即使美国自身也在讨论松动对华关系。所有这些都对加拿大最终决定采 取行动十分有利，也有促进，有将近十年的中加粮食贸易所准备好的国内条件做基础，特鲁 多瞅准时机，果断行动，就成功了。
中加粮食贸易的意义还在于，外交关系恢复促进两国贸易进一步扩大。建交的当年，加 拿大工业、贸易与商业部长丕平先生率团访华，中方允诺，以后购买小麦，"首先考虑加拿 大"。当年加拿大完全占有了中国小麦市场。这年澳大利亚谷物贸易代表团空手而归，尽管 澳粮还比加粮便宜，直到1973年承认中国后才重返中国市场。1973年10月特鲁多总理受周恩 来总理之邀访华，两国签订第一个综合性经济协定，全面恢复贸易关系，并涉及医疗卫生、 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合作。中方同意今后几年再买加500万吨粮食。双边贸易领域扩大后， 粮食仍是主要贸易项目。例如，1983年加方售粮7.3亿元，在向美国出口汽车及向苏联出口 粮食之后列第三。中国农业改革后，粮食增产，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达4亿多吨，储备1亿吨 ，农民尚存2500万吨，已无须大量进口。中方这时表明了这一点，以后确实减少了。不过， 粮食至今仍是双方贸易的大宗项目，证明粮食贸易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谈到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当年为启动及推进粮食贸易奔走的加拿大前保守党政府的 农业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先生。这个成就应归功于他。2000年在卡尔顿大学做这项研究时 ，为解决一些问题，也为对他表达敬意与感激，笔者到他渥太华Manotick家中拜访。可惜先 生88岁高龄，已经不能正常交谈了，总念念有词，"Mybrain｀sshort"，大概脑子"短路" 不够用之义，可能患了脑萎缩之类的病症。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