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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王芸生与国民党的三次冲突
作者：王 鹏
"拥护修明政治案"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恰在此时，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 召开，12月20日全会通过了《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借题 发挥，于12月22日在重庆《大公报》上撰写了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惹起了一场 风波。社评说："说到修明政治，真是令人感慨万端。政治之应修明，我们几千年来的圣经 贤传讲了一大堆，遗产不可谓少；外国的学说典章稗贩了几大车，亦不可谓不多；又经过几 度革命，十载忍辱，五年血战，上有英明领袖的领导，下有全国民众的拥戴，而迄未能奠定 法治基础，实在是一件天大的憾事。看政治现状，政治机构既缠夹不清，人事制度也形貌不 全。稍负时望的人，因为负担太重，为兼差忙得要死，而做不成事；一些略有才具的人，正 因为法多而疏，人杂情重，而公然作恶；至于一般挂名唱诺之辈，不负责，领干薪，开起会 来，则人多嘴杂。莫衷一是，当然谈不到办法与效率。"因此，社评主张裁并重复机关，裁 冗员，禁兼差。这篇社评接下来就谈到尖锐问题了："此外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 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 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 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65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寓。国家升平时代，为壮观瞻，原不妨为一 部长置备漂亮的官舍，现当国家如此艰难之时，他的衙门还是箕踞办公，而个人如此排场享 受，于心怎安？……另闻此君于私行上尚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总之，非分妄为之事，荡 检逾闲之、行，以掌政府枢要之人，竟公然为之而无忌。此等事例，已遍传重庆，乃一不见 于监察院的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直使是非模糊，正义泯灭。"文中"某部长"是指 外交部长郭泰祺。当时，蒋介石就指令撤掉郭的职务，而以宋子文继任。至于飞机洋狗事件 ，事涉孔家，最触蒋介石之忌，他甚为恼怒，而又不好向《大公报》发作。最后，蒋介石指 示交通部出面，致函《大公报》要求更正。
《大公报》的这一"挑"，社会上议论纷纷。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和在昆明的联合大学， 两校爱国学生先后举行示威游行，向国民党政府抗议"飞机洋狗事件"。一时间，此事闹得 沸沸扬扬，四大家族威信扫地。
"看重庆，念中原"
1942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公报》派遣年仅25岁的记者张高峰到中原 地区采访。1943年1月中旬，张高峰从河南省叶县向重庆《大公报》寄出一篇题为《饥饿的 河南》的通讯。2月1日该报刊登了这篇通讯，题目改为《豫灾实录》。这篇通讯写道："记 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 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 灾的凄楚字眼……"。报道详尽记述了河南水、旱、蝗、风、雹等天灾，也揭露了当局向灾 民征兵、征粮等人祸，惊叹灾民的悲惨生活，质问当局为何不救灾！
王芸生读到这篇通讯后，气愤异常，他对比重庆的现状，提笔写了一篇《看重庆，念中 原》的社评，发表在2月2日《大公报》重庆版上。社评写道："读了这篇通讯，任何硬汉都 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 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谨死亡的地狱。饿死的 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 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 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忆童 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文章接下 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效、而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说："河南的灾民卖 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 ‘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晚上，新闻检查所派员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 》停刊三天的决定。《大公报》遵令于2月3、4、5日停刊三天,造成了大后方轰动一时的" 《大公报》停刊事件"。王芸生不服，找到陈布雷询问，陈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 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 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王芸生后来回忆这一事件时说："这篇 文章，不足写实之万一，竟如此触怒蒋介石摘去所谓‘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压迫 舆论。"
《大公报》停刊3天后，该报记者张高峰很快在叶县被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党嫌疑" 逮捕。刑讯之后，又被当时并称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一的国民党31集团军总司令 汤恩伯亲自夜审。因查无实据，又改为"软禁"，直到1944年夏，日军为打通平汉路进犯郑 州、洛阳，应战的国民党军溃败，张高峰才得以脱险。
《大公报》资深记者曹世瑛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当时，《大公报》的发行数是每 天6万份，战时后方只有手工制造、供应紧张的土报纸。停刊3天，节省18万张纸，全体职工 还捞到3天休息。平日难得进城，这时正可去买点年货（2月3、4、5日停刊，正是农历腊月 二十九、除夕、正月初一）。重庆市民听说《大公报》因发表社评被罚，都想看看这篇文章 ，到处去买报纸。恐怕下次买不到，赶快到营业部去订阅，结果报纸销路大涨。重庆的同业 见到《大公报》的人都说‘恭喜发财啊！‘。"
《大公报》停刊3天后，发行数由6万份增至10万份。发行数的增长，无疑是读者对停刊 处罚的回击，是读者对《大公报》的肯定。
"爱、恨、悔"
1943年春，抗日战争到了末期，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打得极其火炽，在重庆看中国战 场则阴森低沉，绝少胜利迹象。在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却日益腐败，在通货膨胀物价跳涨中，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加紧聚财，一般上中层社会过着奢靡而恐慌的生活，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 受压迫，苦不堪言。王芸生面对这一两极分化、无心抗战的现状，觉得应该有所呼吁，以挽 "颓风"。
一天，王芸生约请经济学家谷春帆和大学教授林同济在家餐叙。他们认为应该用一种哲 学精神，才可以打动人心。于是，选定"爱、恨、悔"三个字来写文章。他们感到，耶稣济 世是由于爱，马克思倡社会革命是由于恨，佛陀普渡众生是由于悔。"爱、恨、悔"可以产 生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这当然是唯心的。
3月29日，借者黄花岗纪念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王芸生 在《大公报》重庆版上撰写了《我们还需要加点劲！》的社评，作为宣传"爱、恨、悔"精 神运动的开场文章。王芸生说："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的 ，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 同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我们要悔，要忏悔自己，上自各位领 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忏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检视自己的 内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的过失！"3月31日《大公报》又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题为 《提高人的素质》的社评。社评说："我们既生而为人，就必须做一个活泼有力的人，做一 个有光有热有血有泪的人。怎样激发人性而不使沉沦于兽境？我们认为需要发挥爱恨悔三种 精神元素，爱所当爱，恨所当恨，悔所应悔。由内心的爱，内心的恨，内心的悔，发为蓬勃 热烈的运动，蔚成沛然莫御的风气；把人的因素提高了，将可冲破一切艰难坎坷，宏开无穷 的国运！"王芸生当时的想法，是要凭借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这类文章，搞起一个新的 狂飙运动。
上述两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读者纷纷投寄文章。《大公报》因势利 导，刊登了大量的读者来信，王芸生另外又请了一些学者写文章造势，但到了5月中旬以后 ，"爱、恨、悔"的文章不见了。原来，在一个星期一的"中央纪念周"上，一位国民党元 老出来讲话了："《大公报》宣传‘爱、恨、悔‘，有些形迹可疑。因为孙总理的学说只讲 仁爱，从不讲恨。恨是马克思的学说，《大公报》恐怕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后来，王芸生 又接到陈布雷的电话，"请《大公报》不要再刊登发表谈爱恨悔的文章了"。这当然是传达 蒋介石的命令。
从此，《大公报》不再刊登这类文章了，可是不久重庆市面上在出售《爱恨悔文集》， 是一些不法书商把《大公报》上的这类文章汇集起来，做了一笔投机生意。(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