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李维汉等回忆罗亦农
作者：金再及／整理
李维汉谈罗亦农牺牲前后(1980年5月14日)
我是在1927年6月下旬到汉口的。5月党的“五大”决定调我到中央当组织部长，于是我就去了汉口。在我没有到汉口之前，是陈乔年在那儿负责，“五大”后，他担任组织部副部长。我到汉口时，汉口形势很紧张，也很混乱，许多干部撤下来要处理，我和乔年忙着处理那些事情。
我到汉口时，罗亦农也在武汉。“八七”会议他参加了，当时他的态度是积极的。“八七”会议前中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八七”会议后，周恩来到前线去了，我和瞿秋白到罗亦农家去商量湖北秋收起义问题，罗亦农那时已经在湖北汉口到岳阳、蒲圻这一带布置了秋收起义，他说那个地方比较困难。我就是那时在罗亦农家里认识的李文宜。后来湖北秋收暴动，打第一枪的是黄安，即现在的红安县。
罗亦农是在十一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前几天到的上海。恩来也是那时回到上海的，但恩来同志早一点。扩大会议前，秋白、我、老苏(兆征)、任弼时、还有张国焘都在那儿。苏兆征不久就去世了。小平“八七”会议前就在中央秘书处负责。罗亦农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长江局结束后，中央调他到中央来当组织局主任。扩大会议前中央没有组织局，设立组织局是抄的苏联的制度。组织局之下包括了中共中央各部(组织部、宣传部等)和秘书处，它把中央各部合起来，统一工作，以减轻政治局的日常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的书记处。组织局就只有一个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书记，就是罗亦农。恩来和我是不是副主任，我记不得了，不一定是副主任。“八七”会议后，我记忆中好像罗亦农是中央组织部长，他未到任，由我代理，但究竟是不是我的组织部长，十一月扩大会议后我还是不是仍然是组织部长，已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八七”会议后，罗亦农没有到上海前，组织工作是我在做。“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许多干部跑到上海，都是我在处理的。
关于湖北问题(整理者注：1927年10月，爆发了李宗仁、唐生智之战，中共湖北省委提出在唐部战斗失利退出安徽时，准备发动武汉暴动，被罗亦农制止。11月，共青团长江局和湖北省委代表向党、团中央控告罗亦农“犯了极严重之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予以惩办。)中央决议认为罗亦农没有错，我看这是事实。中央当时并没有认为他犯了什么错误，否则怎么会让他当组织局负责人?连周恩来同志都不是组织局负责人嘛。十一月扩大会议有个政治纪律决议案，处分了好多人，连毛泽东都处分了，但没有处分罗亦农，可见中央不认为罗亦农有错误，这是肯定的。
罗亦农被捕的情况我是清楚的。1928年上半年他在上海，我也在上海。有人说我那时是秘书长，但究竟是秘书长还是组织部长我自己也搞不清了。我那时住在静安寺附近，他也住在静安寺附近。当时有两个外省代表来中央接头。就在他被捕的头一天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去，李文宜也在那里。我说明天有两个地方的代表要接头，一是山东代表，在新闸路机关接头；还有一个不记得是什么省的代表，在哈同花园南边南成都路的机关接头。这两个地方你看那儿方便，你就去那儿。新闸路机关在一条大弄堂里，是新式洋房，看机关的是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带着一个小孩住在那里，外地同志到那儿去可以接头，也可以看文件。他说我到新闸路去，我和何家兴夫妇都熟。我说好吧，那我就到南成都路去。第二天晚上，我又到他那里汇报南成都路接头的情况，但他没有回来。
那时我们的特科和巡捕房有关系，通过内线一了解，他被捕了。他的被捕主要是贺稚华出卖的。贺稚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稚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当时听说贺稚华出卖罗亦农的代价是3000元美金，和送他们出国。罗亦农去后，贺稚华就以打开水为名，叫她丈夫何家兴报告了巡捕，巡捕就打电话给巡捕房，说罗亦农来了。何家兴回来后就躲了起来，贺稚华在楼上。后来来了两个懂德文的巡捕，贺稚华在德国住过，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们打招呼说话。巡捕当场捕走了罗亦农和山东省委书记吴××。贺稚华、何家兴没有被捕走，抽屉中党的文件也没有被抄走。后来特科的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贺稚华说，来的巡捕懂德文，我骗他们说，我们是搞翻译的，那些材料是我们的译稿，用来卖钱的，德国人不懂中文，我就这样把他们敷衍过去了，所以没有被捕。其实，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装作不知道。
以后，我和小平共同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的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稚华、何家兴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我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不能住了，要他们先搬个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几个后门。我们就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小楼梯上去，上面是个客栈。我约他们在那儿见面。去之前特科作了布置，在楼上派了人，街上也派了人，万一有事，可以掩护我从后面跑掉。我到那儿，他们已经住下了，住的地方很阔气，有个大客厅。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还给了他们一些钱。因为是我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
罗亦农被捕后，我们曾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久罗亦农就牺牲了。
罗亦农牺牲后，特科派人去惩治叛徒。当场把何家兴打死，贺稚华受了伤。国民党特务把她转移到医院中去治疗。我们布置人准备在医院把她打死，但特务在医院中防范得很严，没有办法下手。
“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怀疑罗亦农的牺牲是我设的圈套，是我的一个阴谋，要我交代，我把过程都讲了，以后没有再追问过。但他们进行了调查，后来告诉我贺稚华还活着。
孙诗圃谈罗亦农和上海工人运动(1980年3月9日访问记录)
1926年“五卅”运动周年纪念会，虞洽卿的总商会另搞一套，要出卖我们，亦农同志就和赵世炎同志、何松林(汪寿华)等研究，决定把中、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搞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以对抗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当时，估衣业的老板邬志豪比较倾向于我们，就把他推出来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会长。这个工作是组织上指定我们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章郁庵同志(中共党员，后改名章秋阳，抗日战争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屯溪。他的二哥是章乃器)负责的。
打进保卫团去，这也是亦农和世炎的主意。第一次江浙战争时，北兵败后到处抢劫，租界上有万国商团，中国地界的资产阶级就组织了保卫团。保卫团的团总是南市水电公司董事长王炳彦(这个名字我记不清，音同字可能不同)，是个大老板。我们商务印书馆的老板也是个大老板，那时大米四五元钱一担，而商务印书馆的公积金有五六千万，他就自己拿钱，组织了补充团。补充团的成员一律黄呢制服，皮革皮带，表面上受王炳彦的指挥。补充团的团总是国家主义派的头头何公敢。“五卅”运动周年纪念前后，组织上动员我们打进去，那时有些党员不愿意，说我们怎么能穿黄狗皮，做资本家的狗腿子呢?为了打通思想，召开了会议，亦农同志、世炎同志都作了动员。那时周恩来同志还没有到上海。在保卫团之前，商务印书馆还有个武术班，组织上也动员我们进去学武术，发行所的朱连福等参加了武术团，三两个人近不了身，拿起一条长凳就可以夺枪。从武术团开始发展为保卫团。
“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游行示威是亦农同志、世炎同志、龙大道同志、汪寿华同志领导的。游行的秘密指挥所在天津路小旅馆里，跑过一条马路，在南京东路福建路口有个同羽春茶馆，楼上就是公开的指挥所——上海总工会指挥部。那次领导人都是亲临前线到场指挥。亦农同志是江浙区委书记，共产党的牌子不能公开打出去，对外也是用的总工会的招牌。“五卅”周年纪念大游行可以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商务印书馆的队伍就在先讫公司(日升楼)马路转湾的地方。商务印书馆有个女工叫陆定华，躺在有轨电车的轨道上，电车开过一看有人，把“辫子”一拉就停下了。公共汽车也停下了，有不停的，我们就把玻璃给打烂了。后来世炎同志在《响导》周报上写了篇总结，题目是《五卅周年纪念是上海工人力量的总检阅》。“五卅”周年纪念之后，靠失业救济费维持不下去了，罢工罢不下去了。江浙区委决定，把反帝斗争转为经济斗争，从商务印书馆和邮政局先动手。结果邮政局先罢工了，我们商务印书馆乘秋季学校开学、教科书生意最好的时间罢工。先在阳历8月罢工，后来已在春季开学前的阳历12月第二次罢工。我们一罢工，教科书的生意都给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做去了。教科书的赚头很大，一本卖价1 元，成本费只要8分，可赚9角2分。资本家就急了。这时总工会组织码头工会支援我们，帮我们维持秩序。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派出代表余泽鸿同志持公函来商务印书馆，也给商务馆和运动机制施加压力，说你们商务印书馆是文化机关，如果不接受工人的条件，改善工人的生活，我们就通令全国大中小学校不买你们的教科书。这个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害怕教科书生意被同行业抢去，罢工很快取得了胜利。罢工胜利后，4000多工人每人增加了5元工资，可以买一担米，这是了不起的事。罢工胜利后，组织上调我们商务印书馆的人支援其他行业，分头去搞棉布、米业、估衣业、南货业、药业、百货业等组织店员工会。有些党员觉得罢工胜利了，想着关起门来改善生活，对出动支援其他行业的工人运动不积极，亦农、世炎、寿华同志先召集党员、积极分子会，然后又召集工会干部会作报告，进行教育，说明如果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没有其他行业的支持，商务印书馆的斗争也是不能胜利的，天下工人是一家，现在我们的罢工取得了胜利，不能就此不管别人；同时也说明只是经济上的胜利是不巩固的，还必须进一步的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资本家进行政治斗争，才能取得彻底解放等等。这件事我印象很深。经过教育大家心悦诚服地出动，商务印刷所的同志到闸北香烟厂、丝厂，商务发行所的同志到各商店开展工作。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国民革命军十八军军长夏超在浙江宣布独立。亦农同志指定章郁庵同志做十八军的党代表，章和夏超是同乡，又是亲戚，叫他到杭州、嘉兴去和夏超联络。夏超的军队是警察，不能打仗。他有4个保安团，孙传芳只用了1个团就把他打垮了。这样，第一次暴动就没有搞起来。当时，国民党的钮永建告诉我们，以高昌庙放炮为号，发动起义，结果炮放了一下，听到的地方就进攻，陶静轩等就牺牲了。我们闸北没有动。第二次武装起义周恩来在上海，恩来到上海时带来了两个人，一个姓何，北方口音，不到30岁，是黄埔军校的，有军事经验；另外一个名姓都记不起了。第二次暴动恩来没有插手，当然这不等于亦农、世炎不向他请示，但恩来公开指挥武装起义是第三次。
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成立了指挥起义的七人委员会，有周恩来、罗亦农、王若飞、赵世炎、汪寿华、徐梅坤等同志。第三次暴动前，决定调一批干部去搞农民运动。总工会有个干部叫万一，是宜兴人，就派他回宜兴领导农民暴动，后来牺牲了。现在宜兴还有万一的烈士墓。无锡、江阴等地也都派了人去。“四·一二”政变后，陈云同志领导搞农运，组织奉贤、南汇、川沙、崇明、青浦、松江等七县农民暴动，陈云同志担任淞浦特委。当时毛泽东已经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而恩来、亦农同志等一些领导同志在上海时也注意到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解放后，陈云同志同我说过：暴动这个干劲是要肯定的，但我们的纠察队是工人，工人都有家属，他一走，家里的生活就发生问题，所以他不可能跟着你撤退，同时在新军阀包围之下，上海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从总结经验看，干劲是应该肯定的，但从长远看，是肯定要失败的(大意)。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上海特别市政府，当时我已在做秘密交通工作，没有参加，纱厂是朱英如大姐去的，我们商务印书馆改造所是徐行之、章郁庵参加。亦农同志以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的身份公开站出来讲话。过去汪寿华等都是用的上海总工会的招牌，现在公开了共产党的招牌，那些资产阶级王晓籁等当然大吃一惊。
第三次武装起义是恩来、亦农、世炎等同志领导的。听说康生“文化大革命”时在巴黎一个报上登了个大照片，说这次起义是他领导的，为他自己树碑立传，抹煞周总理，真是无耻透顶。上海当时是七个区：浦东、闸北、南市、沪西、沪东、沪淞等。沪中是租界不算暴动重点。重点是闸北，北洋军阀的力量在闸北，还有白俄的军队；其次是南市，有高昌庙兵工厂、道台衙门、警察厅；第三是浦东，其它区都是附带的。康生既不是闸北区委的，也不是南市区委的，也不是浦东区委的，究竟是那个区委还在查，反正这三个主要区委中没有他。当时闸北区委书记是郭伯和，是恩来、世炎同志亲自抓的，亦农同志除主管暴动外，还要搞市民会议的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搞统一战线工作，做王晓籁、虞洽卿等的工作，责任比较大。反正随便怎么排，从东排到西，从西排到东，没有他赵容(康生)。他口口声声说他是闸北区委书记，现在陈云同志还健在，我们商务印书馆也还有当时的人活着。要说1927年底我和张贞祥两人被抓进去吃官司是在他和郑复他同志等领导下对国民党展开斗争，这倒是事实。赵容担任闸北区委书记是1927年8月间。他当时组织“打狗队”，我们商务发行所是张贞祥同志去参加学习的。
“四·一二”政变后，在泥城桥旅馆开了个80多人的大会，亦农同志讲了话。亦农同志讲话是很有鼓动性的，他说：“你们看，国民党那么狠，但他们没有把我们杀光嘛!他杀得光我们吗?共产党人越杀越多，就像割韭菜一样，越割越多。你们看，我们今天不是又在这里开七八十人的大会吗?”他的话煽动性很强，把大家的劲又鼓起来。当时，中央、江浙区委、上海总工会还在界路庆祥时商务印书馆寄宿舍里开会，是我和张贞祥等望风，张贞祥现在还活着，可以证明。“四·一二”后还在那儿开了好多会，一直到这个地点被英巡捕房搜查后才停止使用。
亦农同志是因为参加“五大”离开上海的。徐梅刊同志说，是亦农同志走了之后延年同志才来的，而不是延年同志来了之后，亦农同志才走的。赵世炎始终没有离开过上海。现在上海老工人对汪寿华、罗亦农、赵世炎、龙大道这些同志是很怀念的。
刘披云回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罗亦农
我原来的名字叫刘荣简，1925年3月在上海入团，入团后即参加了“五卅”运动，同年7月转党。1925年下半年在南方大学学习。1926年2月转到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交了学费，但一天课也没有上，搞学生运动。那时，青年工作是由恽代英、贺昌、刘昌群等领导的。我当时听过罗亦农的报告，但和他没有直接接触。以后我当了共青团的法(租界)、南(市)部委书记，当时党的会议吸收团干部参加，我也开始和罗亦农有了一些接触。1926年上半年，中共江浙区委举办了两期党、团部委书记训练班，我参加了，和我同期学习的还有党的闸北部委书记张永和(后脱党)、杨树浦部委书记苏爱吾、团的部委书记黄梦谷等。学习时间约两个月，地点在垣丰里104号江浙区委交通机关的四楼。罗亦农在训练班讲课，他长得很英俊，很有理论修养，大家都很佩服他。此外，讲课的还有赵世炎、尹宽、彭述之等。陈独秀也作过一次报告。尹宽当时是江浙区委宣传部长，以后和彭述之搞在一起，成为托陈取消派，这个人讲课不高明，文章也写得不好。赵世炎是训练班的主要讲课人，他讲课有理论有实际，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大家对他特别敬佩。那时候，我们这些党员是“半拉子”党员，只懂得反军阀，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在训练班，学了什么是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战略策略，开始听到这些革命道理，感到很新鲜，通过学习，认识有很大的提高。
我在罗亦农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
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都是中共江浙区委领导的。前两次由罗亦农、赵世炎主持，第三次周恩来同志从广州到上海，是周总理亲自主持的。1927年1月，我在上海宝山路党的机关的楼上还听过恩来同志的一次报告，内容是讲什么是武装起义，什么是暴动。解放后我对总理说起这件事，他说有那么回事，问我：“你在座啊?”我说：“我在座，那时我是小孩子”。在这次起义过程中，罗亦农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准备起义胜利，就组织临时革命政府。我那时在上海大学学习，是学生总会的人，学生的任务是给工人纠察队送茶送水，但更重要的是准备在起义后用上海学习总会的名义，号召宣传召开市民大会，选举上海市临时革命政府。这样，我作为学生代表，就跟着罗亦农转了。
罗亦农很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他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打交道时，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运用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从而最后战胜少数右派的策略原则，显示了很高的政治水平和斗争艺术。
1927年二三月间，国民革命军左路军白崇禧部队打到离上海90至100公里的辛庄，按兵不前。孙传芳部的李宝章、毕庶澄把军队集中在北火车站，办公地点就设在火车上，准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滚蛋。上海工人决定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夺取上海政权。工人的武装主要是纠察队，队长是后来成为叛徒的顾顺章。指挥部设在总工会会址，工人队伍集中在宝山路一带，准备向火车站进攻。这时，中共江浙区委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了两次联席会议，协商临时市政府的具体名单，准备起义胜利后建立市民政府。参加这两次会议的有罗亦农、恽代英、邵力子(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上大校长、《民国日报》总编)、钮永建(国民党上海执行分部主任)、吴稚晖(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我。同时，罗亦农坚持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也参加上海的市民政府的筹建工作。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会址不在南京而在上海。主任委员候绍裘、组织部长刘重民都是共产党员；宣传部长张曙时当时是国民党左派，是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候绍裘、张曙时参加会议，使我们方面又多了两票。
会上，国民党要把临时政府变成国民党的政府，罗亦农坚决反对，坚持国民政府要以工农为主，同时包括其它阶层。会上斗争很激烈，吴稚晖反对这个意见，反对工农参加政府。罗亦农通过候绍裘做张曙时的工作，张曙时就在会上公开批评吴稚晖说：你的说法违背了总理遗嘱，违背了总理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政策，你不要共产党和工农参加政府，算什么三民主义?两个人在会上吵得很厉害。张曙时还当面骂了吴稚晖是“老而不死的吴稚晖”。张曙时那时不是共产党员，提出的理由又是坚持总理遗嘱，这比我们出面反对吴稚晖有利得多。当时吴稚晖官比张曙时大，又会写文章骂人，但张曙时不怕这一套，照样当面骂了他，所以那时我对张曙时很欣赏。张曙时后来在1935年参加共产党后被派去四川工作，解放后是西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我遇到他时还对他说：“你当时表现真不错，那时我们是共产党，要照顾国共两党关系，不敢骂，你就可以骂。”
市政府委员名单中，原来有我。吴稚晖在会上反对我当政府委员说：“学生的任务是读书，不应该参加政府。”还点名骂了我一顿。3月上旬，他写了份弹劾书，又点名骂我粗暴。对这个问题，罗亦农作了让步，他对我说：“委员你不要当了，让何洛当吧。”为什么要换何洛?因为我在“五卅”时是活动分子，公开的共产党员，政治面目比较红。其实，何洛也是共产党员，不过他新从北京师范大学转到上海大学学习，不出名，吴稚晖他们不知道他是党员。把我换成何洛，其实是一样的。我当然马上同意了这个意见。
从上面两件事可以看到罗亦农的斗争艺术，他很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
经过斗争，最后通过的19名市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8人(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何洛、丁晓先、候绍裘、李泊之、顾顺章)，约占委员总数的44％。同时团结了中间派，包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靠拢我们的王晓籁、王汉良、杨杏佛等。个别地也吸收了大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参加，同时也包括了国民党代表钮永建等。这个名单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名单上报后，很快得到武汉政府电覆，批准成立以罗亦农为主任、钮永建为副主任的市民政府。罗亦农是市民政府主任，当时报上可能没有发表，但这是真的，我可以证明。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不论其成功或失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这次起义过程中，罗亦农同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同志作了精辟的论述，但当时还没有提出。开始运用这一策略、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最后战胜少数右派原则的是罗亦农。我当时不懂得怎样做统一战线工作，直到参加了延安整风才开始懂得。
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所建立的革命政府，实际只存在了二十多天，时间虽短，但意义重大。1945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而上海市民政府实际上就是联合政府的雏形。
(注：孙诗圃当时参加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刘披云1927年是中共上海学联党组书记，建国后是云南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