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倾囊救国的红色士绅牛友兰

作者：张湛彬

　　
　　第一代北大学子，晋西北新学的先驱
　　
　　牛友兰，名照芝，1885年出生在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幼时在本村温家私塾和城里嵋山书院读书，21岁时考中秀才。1906年牛友兰赴京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在京求学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和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先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影响着他，继而又潜心研读孙中山的著作，研读了同盟会主办的《民报》等进步刊物，使他认识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之所以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强取豪夺，主要是中国自身的贫穷落后所致。而要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必须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必须改革社会，唤醒民众，扫除愚昧落后，提高国民素质。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为他一生的进步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09年，24岁的牛友兰因病辍学从北京回乡后，没有经营地主家业，而全力投入创办新学事业。辛亥革命当年，兴县城嵋山小学堂(前身为嵋山书院)改为第一高小。第二年牛友兰就在北坡村办起第二高小，任校长。1925年，牛友兰在兴县城关创办了兴县中学，出任首任校长。兴县中学当时是晋西北山区的最高学府，她的建立是这一地区由旧学向新学过渡的重要标志，成为晋西北山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
　　大革命失败后，牛友兰领导兴县学界，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嫉恨。在国民党右翼势力排斥打击面前，他团结学校进步师生予以坚决反击，由学生贾维桢带队捣毁了国民党兴县县党部。为此，牛友兰和兴县中学一批师生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除党籍，从此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晋绥抗日救亡的“物资部长”和“小延安”的主人
　　
　　“九·一八”事变后，牛友兰带头声讨南京政府卖国求荣的不抵抗政策，积极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冬，山西牺盟会派遣“村政协助员”来到兴县开展救亡工作，牛友兰给予积极配合支持，让他们在学生中排演抗日节目，广泛进行救亡宣传。1937年初，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在清华大学辍学(只差半年没有毕业)，受党委派从北平回到山西与薄一波等一起在牺盟会搞救亡工作。牛友兰得知此情后，非但不感惋惜，而且十分高兴，并给予热情支持。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帷幕正式拉开。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师挺进晋西北；共产党员张干丞、高芸生、董一飞等来到兴县，开始创建抗日政府(当时他们的党员身份尚未公开)。为支持抗日政府，支援八路军、决死队抗日，牛友兰说服“复庆永”商号的股东，一次带头捐献23000银圆和“复庆永”大部分存货，作为创办兴县农民银行(后为西北农民银行)的基金。
　　“复庆永”商号是牛友兰和晋中榆次商人共同联办的，晋中商人准备把商号的大宗商品搬迁陕北，另设门市。牛友兰说：“现在国难当头，我们不能当逃兵，应该拿出物资支援八路军抗击日寇。”当时，有些人不同意，他们说：“抗日救亡固然是人心所向，但是我们力量小，恐怕解决不了大问题。”牛友兰说：“我们的力量是单薄些，可是人多力量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会凝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此一爱国之举在晋西北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反响，兴县其他士绅在他的带动下，纷纷献金献粮，共赴国难。
　　当时，在晋西北地区驻有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和三五九旅，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工卫旅和暂一师，还有阎锡山的部队。晋西北地区本来贫困，住下这么多部队每天要吃要穿，特别是八路军指战员，寒冬腊月还是穿着草鞋、单衣跟日军作战。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决死四纵队在兴县征集了一部分新兵，扩编为二○三旅十八团，由兴县公安局长董一飞担任团长。进入冬季，部队困难重重，董一飞和牛友兰商量，请牛友兰设法解决一部分棉衣。牛友兰当即召集“复庆永”股东，决定把商号内的所有布匹、棉花、鞋袜、肥皂、毛巾拿出来，给十八团换了冬装。为此，一二○师关向应政委多次表扬牛友兰，说他有爱国心，大敌当前，不惜代价全力支持抗日战争，实在值得赞扬。
　　随后，受县长张干丞的委托，牛友兰又筹资一万元，于1937年冬在“复庆永”的基础上创办了兴县产销合作社，后来发展为晋西北纺织厂。牛友兰分别担任经理、厂长，隶属民主政府直接领导。产权、产品、利润全部归民主政府所有，牛友兰同其他工厂领导人一样，从中未取分文。为办好工厂，牛友兰日夜操劳，废寝忘食，并未享受过特殊待遇。牛友兰调离纺织厂时，他连建厂时投入的一万多元资金也分文未取。牛友兰清正廉洁，孑然一身，勤俭办厂，励精图治，给晋西北军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二○师师长贺龙对晋西北纺织厂特别关注，他利用战争间隙，亲自骑马到阎家堡视察，给职工很大的鼓舞。当1939年阎锡山反动嘴脸暴露，停发牺盟会兴县分会全部经费之时，牛友兰主动每月捐赠100元大洋，以保证牺盟会工作的正常进行。1937年冬，牛友兰分家时，所得资产不过5万银圆(包括房产、土地在内)，在抗日战争时期，牛友兰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当拿出，支援了抗日救亡运动。这种倾家荡产，为国捐资，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晋西北军民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人们谈论起晋西北的抗日战争来，都说：“牛友兰给我们的支持是巨大的。”
　　抗日战争的胜利，更增强了他为家乡经济建设继续作贡献的信心和决心。1946年6、7月间，他又积极筹措1000石小米，与别人联合创办一座私营“蔚汾纺织厂”。此时，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为使工厂早日开工，他四处奔波联系股东、购置机具、订购原料，费尽了心机。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蔚汾纺织厂终于在8月1日正式投入生产。
　　牛友兰是位政治上不断追求进步、具有远见卓识的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他就悉心阅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倍加赞赏，对毛主席十分敬佩。他还订阅多种报纸，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在山西错综复杂的政局下，牛友兰的政治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对八路军、牺盟会以及社会进步人士，热情欢迎，主动积极给予帮助。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来到兴县时，他盛情接待，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晋西事变”前，阎锡山为了恢复他的旧政权，重新把晋西北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趁八路军一二○师主力到河北开辟冀中根据地之机，命令他的心腹、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率部进驻兴县，并委以山西省第二行署主任，赵本人就住在蔡家崖村。这时出现新旧两种势力、两种军队并存的复杂局面。牛友兰作为社会名人，不同赵承绶方面接触。他为回避，特地把家属从蔡家崖接到了孔家沟附近的崖窑湾村居住，自己再不去蔡家崖。当晋西北反顽斗争取得胜利，赶跑了赵承绶后，牛友兰即将家属又从崖窑湾村搬回蔡家崖住，并立即派出兴县纺织厂人员，带着猪、羊肉等，到临县慰问八路军和决死队。1940年春，新政权建立，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范亭出任晋西北行署主任，牛荫冠任行署副主任兼党组书记，这时行署机关就住在蔡家崖牛家宅院。牛友兰十分高兴，热心提供各种方便。当时他成为贺龙、关向应、续范亭等领导人的座上客，经常一起交谈，受到他们的尊敬。牛友兰曾将蔡家崖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庭院献出，供行署、军区司令部等边区领导机关使用，贺龙等领导人长期住在蔡家崖牛家院子里。以牛家大院为中心，兴县蔡家崖成了晋绥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被人誉为“小延安”。之后，牛友兰被公推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委任为晋西北行署贸易总局顾问，直接参政议政，直接参与边区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对创建、巩固和发展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8年3月，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从陕北战场来到晋绥，就是住在牛家花园院。毛主席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里又成了中国的红色中心。
　　
　　送子参加共产党，组织晋西北士绅参观延安
　　
　　牛友兰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部队身上。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四个儿子全部在战争年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侄儿侄女们大部分也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在战争年代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5年，他的大儿子牛荫冠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7年初回山西参加山西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并成为晋绥解放区创建人之一。1937年11月，牛友兰请求兴县县长张干丞主持开办牺盟军政干部训练班，并把他的两个儿子牛荫天和牛荫东，两个侄女牛荫英和牛荫蝉，侄孙牛联棠及其爱人白淑贞送到牺盟军政训练班学习。牛友兰告诉子女：“做人要走正道。共产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希望你们要好好学习共产党的政策，为拯救中华，抵御列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牛友兰请关向应介绍，将牛荫东保送到延安学习。随后又让牛荫天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工作；1938年秋，牛友兰又把他的两个侄女牛荫英和牛荫婵保送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晋东南辽县妇救会工作。1940年，在日军“扫荡”中不幸遇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
　　随后，牛友兰又把他的侄孙牛联棠夫妇保送到延安学习。1940年春，牛友兰鼓励侄女牛兴中和侄儿牛荫德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2年春，牛友兰又把自己的小儿子牛荫西送到延安。至此，牛友兰把自己的9个子侄亲手送到革命阵营。除此以外，牛友兰还把他的侄儿牛荫越保送到八路军一二○师供给处担任了随军会计，将侄孙牛联枝、牛联桐、牛番秀等先后保送到革命队伍，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牛友兰出身于封建剥削家庭，能够以身作则，不仅把自己所有的家产捐献给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把自己所有子女保送到革命队伍，实属难能可贵，值得世人称赞。至今，牛家被人们誉为“革命家庭”。
　　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1942年，我党处于最艰难时期。为了学习陕甘宁边区的经验，鼓舞晋绥军民的抗日斗志，牛友兰首倡访问延安。很快组织成15人的晋西北延安士绅参观团，并担任团长。1942年5月4日从兴县动身，陕甘宁边区政府给他们发来邀请信，表示欢迎。经过三百余华里的路程，他们到达了绥德县城，受到了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和专区副专员曹力如的热情接待。然后参观了部队、农村和工厂，七天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受到了当地党政军领导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等接待了参观团的访问。在为时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参观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市的38个机关、工厂、学校和一所模范监狱。参观期间，王若飞、贺龙、林枫、林伯渠、谢觉哉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他们进行了座谈。当时的《抗战日报》对牛友兰率士绅参观团访问延安进行了连续报道。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牛友兰一行。毛主席握住牛友兰的手问：“你把孩子们都送到延安来了?”牛友兰说：“前后送来了11个。”毛主席说：“很好，欢迎你们全家革命!”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举行晚宴招待了牛友兰一行。《抗战日报》1942年7月16日报道了毛泽东主席7月9日又一次与士绅参观团畅谈的情景，题目是《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访士绅参观团畅谈》；9日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赴交际处访晋西北来延士绅，在兴奋愉快的气氛中围桌畅谈，对诸士绅所提问题一一详作解答。毛泽东曾对国际形势详加分析，指出此反侵略战争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在欧洲有苏英美的亲密团结，今年可能打垮德国；在太平洋上有中英美的团结，明年可望击溃日本。继就“三三制”问题、整风问题及中共对根据地各项政策娓娓畅谈，并说明减租减息及交租交息政策在中国施行之必要，指出这些对于农民和地主雇工和资本家都有好处，但欲在全国执行尚需经过广泛的宣传，使大家都有此共同认识。毛泽东虽工作繁冗，但精神健旺，态度谦虚，语言诚恳，诸士绅深感兴趣。毛泽东一一握手详询诸士绅姓名及家庭情形。士绅中间有子女在八路军中工作者，毛泽东同志尤深表钦敬。自下午四时至深夜九时侃侃而谈殷殷告别。
　　牛友兰对共产党领导人、延安的政治建设、延安新经济的建设以及延安的文化教育等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和由衷的赞扬。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自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领袖、救国青年，多萃集于延安，延安成为抗日建国的根据地，也是创建新中国的试验场。共产党领袖毛主席，仿佛是场内的一位伟大的工程师，我们这次参观，就好像新到的工徒，在那试验场走了一回，看了一下，颇有收获。两个月中，我们耳所听的，目所见的，口所谈的，大都不出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三个方面的建设。我们的参观，虽是走马看花，可是那里抗日建国的精神，我是永生不会忘却的。我初到延安几天，气候感到有些不适应，心情却是兴奋的。后来随着认识有了突变，精神上真是大为爽快起来。离延的时候，大有恋恋不舍之情。”
　　
　　毛泽东说：“刘少白、牛友兰这些人是不该斗的”
　　
　　1947年秋，晋绥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时，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这股“左”的错误倾向是怎样出现的呢?首先来源于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的土改试点。晋绥地区是老解放区，人民政权已经建立七年，其间经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等运动。由减租减息转入土地改革后，晋绥分局调查情况，制订《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训练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在分局副书记张稼夫领导下准备分四类地区加以指导。2月中旬，中央派康生、陈伯达到晋绥，分别在临县的郝家坡和兴县的后木栏干村“蹲点”。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下车伊始就批评晋绥土改右了。他指着晋绥编写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小册子说：“小册子只强调了剥削关系，以一般的条件来定，那是搬教条”，“要按这个东西来，晋绥就会找不到地主的，就不要搞土改了。这东西在重庆或许还可以用，在晋绥是不能用的。”甚至下令将这份后来毛泽东称赞为“马列主义文件”的小册子烧掉。随后，康生提出划分地主、富农的四个“具体”条件。用陈伯达的语言说，是要查三代历史，看铺的摊摊大小和看政治态度。这样就搅乱了标准，扩大了打击面，康生所在的临县，被定为地主富农的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陈伯达在后木栏干村，为了查三代历史，竟派人去查看墓碑，全村53户，定为地主富农的21户，占户数的百分之四十，远远超过了地主富农合占农户百分之八的正确估计。在七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康生大讲其“经验”，把“左”的错误做法系统化，合法化，以致流毒各地；而晋绥地区则越演越烈，土改工作团无端怀疑牛友兰隐瞒家产，在蔡家崖村召开了所谓“斗牛大会”，对牛友兰进行了残酷斗争。用肉刑追逼其“底财”，使其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极大伤害，其后不久，1947年9月27日含冤去世。
　　晋绥土改时，毛主席正在转战陕北，当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现晋绥土改中“左”的错误后，对晋绥分局进行了严肃批评。毛主席说：“晋绥搞土改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刘少白、牛友兰这些人是不该斗的。”并指示要立即纠正“左”的做法。随后贺龙在晋绥分局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土改时不应该那样斗争牛友兰，也不应该那样对待牛荫冠同志，这件事发生在司令部门前是很不应该的。”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共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在1950年6月和贺龙的一次谈话中说，土改时斗争牛友兰是不应该的，并批评当时的做法是“过火行为”，是“极不人道的”，后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又首次向社会上为牛友兰说出了公道话。
　　后来，牛旭光在《为父亲牛友兰平反昭雪而欣慰》一文中，写道：“这时党中央决定调牛荫冠到太原前线工作，任命为晋中行署主任。他刚从党校出来，李井泉同志就说‘我们在土改中犯了错误，毛主席批评了’，表示要牛荫冠谅解。牛荫冠到晋中地区上任时，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和组织部长刘澜涛同志说：“晋绥对你的批判是错误的，希望不要计较此事。’主要是牛荫冠在晋绥担任贸易总局局长和银行行长期间，主张扶持私人工商业，发展边区经济，被错误地指控为右倾，立场不稳。父亲牛友兰的冤案，虽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说不该那样斗争，但由于本人已经故去，加之‘左’的影响没有完全克服等原因，问题长期没有正式结论。”
　　牛友兰是在抗战困难时期给我党重大帮助的著名党外爱国人士，是“三三制”政权中重要的上层统战对象，他的含冤之死，是对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极“左”做法的无声抗议。1989年7月24日，中共山西省兴县县委正式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决定指出：“大量事实说明，牛友兰先生曾为革命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从人力、物力、财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晋西北地区著名的开明士绅，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同盟者。土改运动对他的批斗是完全错误的。”(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