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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邦和台湾抗日义勇队
作者：钟兆云
组建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张民族独立,“返归祖国”
李友邦字肇基，祖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兑山村（今属厦门集美区兑山村），1906年生于台北县芦洲乡。小学毕业后，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因不满日本的殖民统治，民族意识随着年龄增长日益强烈。就读期间，他激于义愤，参加了进步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积极从事反日宣传。
1924年4月，18岁的李友邦与后来成了台湾共产党领导人的林木顺等进步同学，夜袭台北新起街派出所（今台北市长沙派出所），轰动台湾，被校方开除。为逃避殖民当局的逮捕，他与林木顺等热血青年连夜越墙逃离台湾，渡海前往祖国大陆，在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就读。李友邦秉质优秀，又出身台湾，受到孙中山的注目，曾派遣他秘密携巨款北上。受孙中山革命精神和革命理念的感召，1924年李友邦在广州组织成立了“台湾独立革命党”。
1925年9月，李友邦从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后，被派去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委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秉着先从日帝对台湾的殖民地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然后“返归祖国”的革命理念，李友邦派出一批党员在台湾本部和大陆做反日工作。1926年，他冒死潜回台湾，亲自宣传大陆革命形势，激励台湾同胞抗日斗志，还动员了王万得等一批热血青年回大陆参加革命。
国共合作破裂，“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遭解散，逃脱日本警察追捕返回大陆不久的李友邦，不满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杭州进行革命活动，而于1932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他在狱中与骆耕漠等共产党员朝夕相处，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增强了为台湾革命和中国革命奋斗终身的决心和意志。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始后，经黄埔同学保释，李友邦带着被老虎鮇夹残的腿出狱。在这期间，他的二弟李友烈（承基），幼弟李友士（丕基），因在台湾坚持反帝抗日活动，先后于1932年、1934年壮烈牺牲，可谓一门忠烈。
李友邦身残志坚，出狱后立即投入组织在大陆台胞的抗日工作。1938年，他重订台湾独立革命党党章，第一条明文规定：“本党宗旨团结台湾各民族，驱除日帝在台湾一切势力，在国家关系上脱离其统治，而返归祖国，共同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李友邦衡量了国际与国内的情势后，认为欲救台湾应先救中国，欲求取台湾民族革命运动的成功，须先争取抗战的胜利，乃明确提出三个基本口号和两件具体工作，以号召全国各地的台湾同胞，共同参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救亡运动。
1938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公开提出收复台湾的目标，极大鼓舞了李友邦的抗日激情。得知朝鲜革命同志不仅参加中国抗战，还在汉口成立了朝鲜义勇队，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做瓦解日伪军的政治工作，他更受启发，认为号召台胞组织起来参加抗战，不仅十分必要，也是可能的。他决定仿照朝鲜同志的做法，组织一个台湾义勇队。
台湾义勇队成立之初，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当局迫令在华台民回台，这些从日本人统治下逃到大陆的台民多数表示誓不撤返，除非遭中国政府驱逐出境。晋江、石狮等地的台民不仅坚持留在祖国，还在当地成立“抗日复土同盟会”，积极购买救国公债，踊跃参加献金运动。腐败的国民政府对这些爱国台民却提防着，害怕他们是日本特务，在沿海做间谍工作，但又毫无根据，不便抓不便杀，也不好驱逐出境，乃变相限制台民活动。
1938年初夏的一个午夜，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突然下令，以“关怀”的名义，将散居在闽南沿海的569名台胞，强行迁往闽北崇安（今武夷山）山区，在所谓的“台民垦殖所”劳动。国民党福建当局还在那里搞了个“台童教养所”，连儿童也集中看管起来。崇安不觉成了很多台湾子民的伤心地，在台湾他们受日本人不平等的高压统治，逃到大陆却被怀疑是日本人的帮手而接受集中管理。宁死不走的台民面临着生命里最尴尬的日子，他们不甘“坐享太平”，乃向当局提出抗日要求。
在做通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的工作后，李友邦拿着他的介绍信由浙赴闽，拜会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自从台胞们在崇安被圈起来后，当局杀也不是，放也不是，老圈着也不是办法，现在有个“台湾独立革命党”拿着黄绍*.的介绍信，要把这些台湾人带到浙江去，在陈仪看来，这等于替他卸了一个大包袱，何乐而不为，于是顺水推舟，满口答应。李友邦遂马不停蹄地前往崇安，看望留崇台胞，成立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会，并订立《台湾义勇队组织计划草案》，其宗旨是：甲：参加祖国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解放。乙：发展台湾革命运动，争取台湾之独立与自由，俾得重返祖国，共同建立三民主义之新中国。丙：联合远东被压迫民族，打倒日本法西斯强盗，保障东亚永久和平。
李友邦组建台湾义勇队，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与政治上的帮助，中共浙江省委还专门派遣省委统战委员会委员、与李友邦曾是同室狱友的骆耕漠等党员在其内部工作，协助他在金华筹建台湾义勇队。李友邦也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为了协助李友邦再去福建崇安，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委员会专门派党员张一之（后改名张毕来）同他一起去，并在今后协助他做具体工作。骆耕漠将张一之介绍给李友邦后，李友邦对这个浙江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十分信任，任命他为台湾独立革命党秘书，并解释了独立革命党的宗旨：“为什么要‘独立’？因为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台湾革命首先要闹独立，独立了，要返归祖国。为什么要‘革命’，因为中国在封建军阀统治之下，是个旧的中国，必须革命，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李友邦从事台湾独立革命运动已有十五六年，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又一向不满，现在号召台胞参加抗战，张一之赞同他仍用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名义。
两人商议认为，台湾独立革命党目前的任务就是组织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随即拟定了《台湾独立革命党最近行动大纲》。李友邦还拟定了一个名为《台湾独立革命党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件。
两个文件准备好后，李友邦以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名义召开一场招待会，向金华文化界报告台湾革命情形以及号召台胞组织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的意义等等。紧接着，将这两个文件以铅印散发，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1938年11月上旬，李友邦和张一之带着《告台湾同胞书》到福建崇安县。他们把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和“秘书”的名片往县政府一投，崇安县长当即出来迎接，还主动召集在崇安的台民开欢迎大会。
在欢迎大会上，李友邦用闽南话讲演，台湾同胞当场纷纷报名参加台湾义勇队。会后，崇安县长还把这些台胞的档案交给李友邦和张一之翻阅。两人看后认为，这些台胞绝不是日本特务，组织他们参加抗战是可以放心的。几天后两人前往福州，拜会福建省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陈肇英、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很快，一支近300人的队伍在崇安组织起来了。
因为还要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最后批准，李友邦和张一之先行回到金华。张一之很快就在《东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台湾留闽同胞组织义勇队》的文章，介绍了台湾义勇队筹组情况，同时讲述了台湾独立革命党的行动纲领及告台胞书的内容。他如实地告诉读者：台胞们由李友邦领导着奋斗，即将以实际行动参加祖国的抗战。
几经周折，1939年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总算答应台湾独立革命党组织台湾义勇队。李友邦带着难以言说的激动，马上再赴福建，把第一批台民队员带到金华，其中有6个是小孩子。经集中训练后，于2月22日在金华县九坊巷18号成立台湾义勇队与少年团。李友邦在总队部所在地九坊巷开设了抗战期间的第一间台湾医院，把队员中的医生组成一个巡回医疗队；另一些人就做政治宣传工作。
不久，李友邦专门写了篇《记台湾义勇队》，发表在《东南日报》上。华云游写了篇《六位小台胞》，介绍台湾少年团的情况。在这两篇文章里，正式使用了“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的名称。李友邦很看重台湾少年团的成立，认为孩子是中国也是台湾未来的希望，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必将担负起重建中国、重建台湾的重大责任，所以把训练他们成为国家栋梁当成义勇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根据李友邦的设想，张一之拟就了《台湾义勇队队歌》，由贺绿汀谱曲，很快就唱响起来。词曰：“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紧接着，张一之受派到福建，与陈仪的参谋长接洽，把第二批义勇队队员接来金华。台湾义勇队经龙泉、云和、丽水到金华，一路上都受到由共产党组织的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台湾义勇队组织起来了，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却迟迟没有正式批准其成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开展？中共浙江省党组织负责人专门就此请示周恩来。
1939年3月17日周恩来到金华。那天晚上，张一之和骆耕漠、邵荃麟等到他的住处汇报工作。张一之在回忆中披露了一个重要事实：“汇报以后，恩来同志先扼要地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后说：关于台湾义勇队的事，要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并叫我通知李友邦，让李友邦去找黄绍*.，请黄绍*.帮助他解决政治部批准成立的问题。恩来同志还说，要尽量避免暴露这个工作与我党的关系，否则容易影响工作的开展。友邦同志本来想见恩来同志。那天晚上，我们向恩来同志建议，请他第二天接见李友邦，他点了头。但是，第二天通知我说，不接见了，让我转告友邦。”
此后，为了解决台湾义勇队正式批准成立的问题，张一之辗转桂林、金华，活动了数月。他通过朝鲜义勇队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周咸堂，找到国民党政治部，得知政治部决定把台湾义勇队的建立问题，交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承办，遂马上离开桂林，在江西上饶找到第三战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谷正纲。他陈说组织台湾义勇队的意图以及将来的工作设想时，谷正纲只是听，不发一言，最后突问：“张先生，李友邦是不是共产党？”张一之说：“不像。”谷正纲却又追问：“怎么不像？”张一之镇定自若地回答：“从我跟他一起干这个工作以来，大小问题他都跟我商量决定，不像是另有什么组织的人。”
对谷正纲的这番问话，张一之十分警惕，联系政治部迟迟不批准台湾义勇队成立一事，他深感国民党对自己和李友邦以及台湾义勇队十分不放心，由此也更体会到周恩来不见李友邦的政治远见。
国民党当局姗姗批准成立，台湾义勇队名声鹊起
张一之从上饶回金华后，又等了好几个月，但批准之事仍杳无音信。李友邦可憋不住了，商定不管上面批不批准，先着手发展和巩固队伍。
1939年3月，占领了杭州的日军继续南进。台湾义勇队开始募捐慰劳伤兵，办抗战壁报，参加当地政府主持的抗战宣传，并帮助制军需品。
设于金华的台湾医院最为抗战军民称道。在这栋面积不大、设备简陋的房子里，台湾医生们展现了他们精良的医术，挽救了许多军人和百姓的生命。台湾义勇队陆续又在浙江衢州、南溪和福建建阳成立了另外三家台湾医院。这些医院救治了众多的抗日军民。
当中国军队在浙江富阳与日军展开激战（东洲保卫战）时，义勇队紧急派出医生到战地前线服务，或参加当地野战医院的工作，或在最前线战斗单位担任医疗工作，他们精良的医术是抗战期间东南战区最宝贵的医疗资源。这些“台湾医生”到抗战前线后，除了为将士们治病，还教士兵用日语喊话，瓦解日军士气，抓住日本俘虏后，他们又马上当起了翻译。此外，他们还对抗日官兵讲台湾情况，激励斗志。这样既当医生，又当教员、宣传员，颇受国民党前线官兵的欢迎。台湾义勇队还曾给新四军送去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
台湾义勇队所做工作，颇得社会各界好评。1940年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搬往重庆，一些台湾革命同志也纷纷来到重庆，从事抗战工作，并组织了个“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许多人还加入了国民党。李友邦乃决定到重庆活动，以期统一台湾革命组织。3月，蒋介石令朱家骅、陈立夫等“负责约同日韩台在渝之革命首领会商”，筹划推动“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李友邦等抓住时机，加紧开展工作。继3月28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后，中共《新华日报》也报道了台湾义勇队、台湾独立革命党和台湾革命总同盟组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的情况。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见台湾义勇队的声名不断扩大，不得已正式批准其成立，并委李友邦为少将队长。看到几经周折，在姗姗来迟中终于瓜熟蒂落，李友邦心头有说不出的高兴。从重庆回到金华，张一之更是给了他一个惊喜：就在他去重庆期间，张一之筹备出版了一个刊物《台湾先锋》，拟就了发刊辞，就等他的意见。李友邦看后，欣表同意，并为创刊号加写了《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中国》一文。10天后，《台湾先锋》第一期问世。
《台湾先锋》出版后，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上层人物如陈立夫、于右任、黄绍*.、孙科、居正、刘建绪等纷纷题词，勤以勉励。社会上层的抗战派和各方进步人士，如李济深、郭沫若、邵力子等，也纷纷在《台湾先锋》上发表支持台湾抗战收复、回归祖国的文章和题词。陈诚、冯玉祥等人的文章还直接对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的事业表示钦佩。随后数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张一之和李炜(又名夏云，张一之夫人)乃于1940年底奉命离开金华。
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积极规划“建设新台湾”蓝图
对于台湾义勇队，国民党某些当权人物很不放心，皖南事变后，他们对义勇队处处为难，时常加以打击。1942年，台湾义勇队奉命迁闽，在龙岩设立指挥部，队址设于今龙岩市中山东路24号。
李友邦虽有不满，却没有灰心，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龙岩期间，他还组织台湾少年团到漳州、泉州等地演出，吸收了许多新人。1942年夏，台湾义勇队策划并参加在沦陷区厦门发动三次突袭：6月17日，对日军所设“兴亚院”投掷数百枚炸弹，在全市散发反日传单；6月30日，突击虎头山日海军油库，弹落之处随之起火，致日军蒙受重大损失；7月1日，对纪念厦门伪市政府成立三周年的会场投下数十枚手榴弹，毙伤敌伪数十名。
1943年初，国民政府又开始重视并拉拢抗日坚决而深受国际人士关注与支援的台湾义勇队，藉以增加抗战的声势。
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上，就战后的台湾归属问题达成了协议，一纸《开罗宣言》更为中国收复台湾奠定了国际法的依据。蒋介石回国后，加紧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1944年春，他令行政院高级官员张厉生研究并拟具复台政治准备工作，组织及人事等切实办法呈核，批准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简称“台调会”），作为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委派行政院秘书长兼全国总动员会议主任陈仪为主任委员。闻听蒋介石的举措，身在福建的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万分高兴，他致函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请求率部协助收复台湾。
为充实“台调会”的力量，9月25日，蒋介石批准“台调会”委员名额增为11人，并准派李友邦等台籍人士为委员。在此前后，台湾义勇队正式隶属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并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为中将总队长。下设四个支队，工作层面遍及前线、后方、敌后（伪组织）与沦陷区（台湾）四大领域。台湾义勇总队的声势强大茁壮，已成为中国抗战力量的一股巨流。
抗战胜利前夕，有人以台湾已被日帝统治了50年，根据国际民族自决论与当时局势发展而言，主张台湾独立。但是，在台民中讲话最有分量的李友邦，却坚决反对台湾独立，而应返归祖国，并积极规划“建设新台湾”的蓝图。如此坦荡的胸襟、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表达了他心存中国、热爱台湾的睿智抱负。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及光复台湾后，台湾建设人才的需要，李友邦决定扩大队伍，从居住在大陆的台籍青年和闽粤祖籍地的青年中再招募一批新队员。
当李友邦为民族国家无私奉献时，却遭遇了当局的戒心，不仅对他的“建设新台湾”的企划案搁置不理，还在抗战胜利前4个月，不给台湾义勇队发粮饷。台湾义勇队幸赖龙岩当地民众热烈协助，勉力渡过难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台湾义勇队及少年团和全国军民一样，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巨大喜悦中，不过他们的兴奋更胜一层，因为他们即将回到台湾故乡，把他们在祖国大陆所学的经验带回去，重建一个富强康乐的家园。
9月3日，李友邦派遣台湾义勇队上校副总队长张士德（在台湾文化协会活动时的原名叫张克敏），携带国旗一面，搭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的飞机，先行抵达台湾。次日，这面象征收复台湾的第一面国旗，在台北宾馆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在场的中国人无不为之动容。
当台湾人民为台湾复归祖国而万众欢腾时，日本殖民者却仍不甘心失败。日台浪人组织暗杀团，准备阻止我赴台接收人员及做种种破坏工作，还教唆无知台民和流氓浪人倡导“台独阴谋”等，李友邦得悉日敌在台策划阴谋，急电国民政府的接收官员，做好预防措施。
由于中国政府尚未正式接收台湾，台湾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时驻台16万日军又未缴械，随时有发生变故的可能。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张士德乃以抵台的台湾义勇队先遣部队为基础，专门组织了一个治安服务队，遍布全台，负责维护全台的社会秩序，保管物资与台胞们的财产安全，重要的是扑灭由日帝策动的“台独阴谋”。
这年12月，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由厦门返台。他们在厦门南普陀寺的石头上刻上了“复疆”两个气势雄浑的大字。
长歌当哭：抗日民族英雄被送上断头台
李友邦于1945年底回到台湾后，才知两个弟弟都因反日爱国而遭到日本殖民者杀害。他化悲痛为力量，继续追求一个“新三民主义”的中国。他到处呼吁和勉励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团结起来，积极投身于战后家园的建设和民族的复兴。1946年元旦，他在台湾电台广播《新台湾建设的意义与前途》，强调“今后我们永远与中华民族同生存共命运，故台湾重建不仅有新的模型，而且有新的特质”、“台湾的建设前途，根本不能离开三民主义。”他高洁的人品和远大抱负，深受台民爱戴，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分子纷纷参加他主持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他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台湾支部主任），欲共同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此举却为国民党当权者所忌恨，并予以打压。
1946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一纸命令，也不说原委，就宣布将“台湾义勇总队解散”，还不发退伍证书及退休金。骤然间，这支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的、曾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队伍，顿时变成一支失业之军。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回忆说：“当时许多同志拥挤在一起，暂时栖居在我家里，过着两餐稀饭一餐干饭的日子。”
1947年春，台湾民众群起抗议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残暴腐败统治，惨遭镇压，史称“二二八事件”。事后，陈仪等人诬陷李友邦在背后操纵暴动并窝藏共党分子，于3月10日将他非法逮捕解送南京法办。严秀峰在台湾投诉无门，决定到南京控诉，找到中央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处组织处处长蒋经国，向他陈述“二二八”的事实真相。蒋经国赏识李友邦的才干，同意保释他出狱。
谁知，李友邦逃过了“二二八”的劫难，却逃不过白色恐怖的魔掌。1951年11月18日，身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和台湾省政府委员的李友邦，以“参加中共组织、在台掩护中共地下人员、意图颠覆政府着手实施”的罪名再度被捕入狱。次年4月22日，这位抗日民族英雄被国民党当局以“匪谍叛乱罪”，处以极刑。
虽然李友邦和他领导的义勇队牺牲瓦解在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下，后事堪哀，但这群血洒神州的台湾好汉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风云画卷中。正如曾经帮助李友邦建立台湾义勇队的骆耕漠所说，“国民党诋毁李友邦终生献身祖国民族民主革命大业的崇高形象，丝毫无损于烈士的光辉”。也正如严秀峰所说，“李友邦将军毕生为台湾为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奋斗而牺牲，是一位赤诚的民族爱国主义者，其史实在台湾光复史、台湾近现代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都有其历史的定位与奉献”。
这里还值一提的是，当年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在祖国大陆留下的活动遗迹，作为重要革命史迹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连结海峡两岸人民的情感纽带。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义勇队员、少年团员及其后裔前往瞻仰、参观，追思昔日的战斗生活。1995年9月，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应邀到北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系列活动后，专程赶到武夷山，访问台湾义勇队的发源地。在苍屏峰前，她久久伫立不去，并随口吟哦：“长忆当年抗日寇，少年壮志喜已酬。振兴中华跨世纪，两岸同胞共携手。”(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