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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年版”《毛主席诗词》琐谈
作者：陈安吉
毛泽东诗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版本
“六三年版”是毛泽东诗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版本。它的珍贵在于，它是毛泽东亲自编定的第一个带总结性的诗词集，也是毛生前出版的最重要的诗词集。在“六三年版”之前，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都出版过《毛主席诗词十九首》。那只是出版社把刊物上已经发表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蝶恋花·答李淑一》汇编在一起，毛泽东没有重新全面校订，诗词的数量远不能囊括毛一生诗词创作的精华。“六三年版”则是毛亲自主持编辑的，此时毛泽东已经70岁了，也许他意识到需要对自己的诗词创作作一个总结，把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汇集起来，并对已发表的诗词认真作一次校订。自从“六三年版”问世以后，毛泽东就再没有下过大力气来编自己的诗词集了。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曾经出版过一本收录有他的39首诗词的集子(1976年1月版)，那只不过是在“六三年版”的基础上增补两首刚刚发表过的词而已，毛泽东既未重新对以前发表过的诗词加以校订，也未通过出版集子发表新的作品。
毛泽东对编辑出版“六三年版”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他不仅自己认真挑选篇目，仔细校订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而且走群众路线，请一些同志帮助推敲。在正式出版之前的一段时间，先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发给少数同志，一个多月后又亲自开列一份有20余人的名单，请一些中央负责同志、文艺方面的领导人、著名诗人座谈(委托别的同志主持座谈会)，让他们对拟编入集子的作品提出意见。参加座谈的同志，对拟编入集子的作品进行了讨论，有三篇作品，大家建议可暂不收入，毛泽东同意了。有的同志对毛泽东打算收入诗词集的作品提出了修改意见。据臧克家回忆：“我事先写了23条意见，这些意见曾与葛洛同志商讨过，会后托田家英同志带转。《毛主席诗词》出版了，到手之后，我兴奋地即时拜读一遍，其中13处采纳了我的意见，有标点、个别字、小注中的字句，还有整个句子调换”。毛泽东对诗词集的装帧设计也很重视。据说，当时设计了几十个封面，毛泽东喜欢梅花的那一种。
“六三年版”的发行数量大，风行时间长。仅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印刷的平装本就达50万册。发行不久即大量加印。1966年5月第6次印刷，累计印数已达400万册。十年动乱期间，“六三年版”又以各种开本、装别大量印行。当时各个造反组织自行印发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解说本，绝大多数都是以“六三年版”所收诗词为底本的。1976年1月出版的《毛主席在诗词》三十九首本，只是在“六三年版”基础上增补了两首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9月的《毛泽东诗词选》问世。“六三年版”是迄今为止毛泽东的若干诗词集子中印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一个版本，它在毛泽东诗词传播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对于“六三年版”向海外、国外的准确传播非常关切。在这个集子出版发行不久，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要按照这个版本出版英译本，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于1964年1月27日就作品中一些理解上有分歧的词句，一一作了口头答复。这些答复，经纪录整理多达30多条。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六三年版”确实是毛泽东诗词的一个重要版本。
毛泽东对二十七首诗词的校订
“六三年版”的《出版说明》写到：
本书收入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前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这次出版时经作者作了校订。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
毛泽东对27首诗词究竟是怎样校订的呢?“六三年版”刚发行不久，《解放军报》、《羊城晚报》等报刊曾刊载文章介绍过校订情况。现在看来，当时的介绍过于简单。笔者曾将“六三年版”同《诗刊》创刊号上的《旧体诗词十八首》、《诗刊》1958年1月号上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日刊载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上的《词六首》(以上报刊的毛诗统一简称为“原发表稿”)，一一进行对照，发现作者所作的校订十分复杂、细致。
(一)为每首诗词署明了写作日期。
以往发表的27首诗词，都没有署明写作日期。读者除了能够从《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背景资料中得知其写作年月外，对其它20余首均不能确切地了解写作年月。而写作日期常常是领会诗意的重要依据。“六三年版”署明了作品的写作日期，这大大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涵的理解。
由于明确了写作日期，因而对《诗刊》创刊号上18首诗词的排列次序作了一些调整。
(二)补上了一些词的题目，改动了少数原有的题目。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原发表稿，只有词牌名，没有题目，“六三年版”加上了“和柳亚子先生”的题名。
《词六首》原发表稿，各词只有词牌名而没有题目，“六三年版”在这几首词的词牌名下补上了题目。
补上题目，使得词的原意更加清晰了。
《十六字令三首》收入“六三年版”时，在第二首、第三首的前面补了“其二”、“其三”的字样，从而明确地分出了三首。(人民日报1957年1月29日在转载《十六字令三首》时，就曾将三首误为一首计算。)
“六三年版”所收37首诗词 ，只有《十六字令三首》没有另标题目。
(三)对部分诗词的正文或附注作了文字订正。
文字订正涉及8首诗词，这里对《菩萨蛮·黄鹤楼》的文字校订作一点背景介绍。1957年春天，当时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读书的黄任轲，见到报纸上刊登的毛泽东《黄鹤楼》词中“把酒酎滔滔”一句，感到非常奇怪：“酎”(Zhou音纣)作醇酒解，心潮怎么会在醇酒的海洋里一浪高过一浪呢?，他联想起宋代诗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Lei音泪，意为祭奠)江月”一句，此句叙述诗人把酒浇在长江里，祭奠千古风流人物。他经过一些考证后，断定“酎”一定是“酹”的笔误，于是写了一封“北京，毛主席收”的普通信件，讲明了他对“酎”、“酹”的看法。过了不久，他收到一封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5月23日的信，内中说：“黄任轲同学：你的来信毛主席已经看过，他说你提的意见是对的，嘱我们代复。此复，并致敬礼”。以后，1962年臧克家、周振甫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出增订本时，这个字已改。“六三年版”改了这个字。1996年《咬文嚼字》第1期发表了黄任轲对此事的回忆文章。可见，毛泽东的校订工作得到过广大群众的支持。(四)为和作附上了原作。
27首诗词中有两首和韵之作，即《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这两篇和作，原发表稿都没有附原唱，“六三年版”补上了。
“六三年版”新发表的10首诗词中，唱和郭沫若的两首诗词附上了原作；《卜算子·咏梅》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也附上了陆游的原词。
(五)订正了诗词的标点。
从以上五个方面校订情况来看，毛泽东这次的校订工作十分全面，十分仔细。尽管毛泽东当初在报刊上发表27首诗词时，对这些诗词曾经作过许多修改，如今当出版“六三年版”诗词集时，校订工作又做得如此的认真，真可说是千锤百炼，字字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轻易放过。
经过反复推敲后发表的十首新诗词
“六三年版”收入的37首诗词中，有10首是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它们是：《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这10首诗词，从写作时间看，1首写于1949年，其余9首均是1958年以后的作品。这段时期里作者的诗词作品远不止10首，但作者只选了这10首，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10篇作品，有诗8首、词2首，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作者比较满意的。正如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出版说明”所指出的那样：作者生前发表过的“这些诗词一般地说是作者的上乘之作”。
选定发表的10首诗词，都经过作者反复推敲、打磨。这一点，从作者留下的一些书信和诗词手迹就可以一目了然。
毛泽东在1959年6月、7月分别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以后，曾于同年9月1日致信《诗刊》负责人臧克家、徐迟，信中说：“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这两首诗当时均未在《诗刊》发表，原因是作者对作品还不满意，要作进一步修改。毛泽东随后的两封信可以证明这一点。9月7日、13日毛泽东先后两次给胡乔木写信：“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1963年3月和10月毛泽东曾打算让报刊发表他的三首诗词。3月毛泽东嘱林克致信《诗刊》主编臧克家，送去《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发表。林克致臧的信是这样写的：
克家同志：
主席嘱将他这首《满江红》词送诗刊发表。词内用了三个典即：“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请诗刊作注后，再送主席阅。主席词发表时请附郭老原词。
致敬礼!
林 克
六三、三、二十
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关于发表两首诗致信袁水拍，原文如下：
水拍同志：
诗二首定稿，请照此发表。可以照我的字照相刊出，以为如何?字不好，与诗相称，似乎适宜。
敬礼!
毛泽东
十月二日
以上两封信送去发表的三首诗词，当时都未发表。这是由于毛泽东在信件发出不久又改变了主意。改变主意的原因，既可能是考虑到发表的时机，更可能是想再对作品斟酌一番。
上面说的是书信所反映的毛泽东对10首诗词作品的反复推敲。
白壁有微瑕
“六三年版”不论是诗词内容，还是装帧形式，都是很完美的。但是，俗话说得好：“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尽管“六三年版”的编校工作做得十分仔细，却仍然留下了少许缺陷。这也可以说是白壁微瑕吧。
下面，就来挑一挑编校工作中的疵瑕。
(一)《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的写作年月标署不够确切，所附原诗错了。
“六三年版”上，这首诗标署的写作年月是“1949年夏”，所附原诗是柳亚子1949年5月5日作的一首七律。
实际上，毛赠柳的这首诗的墨迹已经署明了确切的创作年月，诗末云：“奉和柳先生3月28日之作，敬祈教正。毛泽东1949年4月29日”。可见，这首毛诗作于1949年4月29日无疑。毛的这帧墨迹，曾在文学刊物《处女地》1958年第7期，作为插页公开发表过。195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柳亚子诗词选》第205页，有一首《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偕鲍德作园游，归得毛主席惠诗，即次其韵》的七律诗，亦可证实毛诗墨迹上所署创作日期。
由上述毛诗墨迹可知，柳亚子原诗应作于1949年3月28日。查1959年出版的《柳亚子诗词选》第197页，有《感事呈毛主席一首 三月二十八夜作》。从诗的内容判断，可知该诗正是真正的原诗。而5月5日那首七律，从时间和内容来看，都不属于原诗。
据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鲁歌1991年在《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的文章《我和〈毛主席诗词〉的两处改动》所述，鲁在1964年初看到刚刚发行的“六三年版”时，立即发现了上述问题。他对照了《处女地》杂志上的毛诗墨迹，查看了《柳亚子诗选》，觉得毛诗的写作日期应是1949年4月29日，所附原诗应是柳亚子作于1949年3月28日夜的《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一封长信，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们转寄给毛主席，希望在以后的本子中，能将这两处作些改动和订正。他用了化名“殷薇”。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新华书店里见到了《毛主席诗词》的重印本，发现上述两处都作了改动和订正。
(二)《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附注有误记和不确切之处。
“六三年版”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后面，有一段比较长的“编者按”。这也是这本诗词集唯一以“编者”名义写的按语。按语中说：“一九五七年一月，李淑一同志写了一首纪念她死去二十几年的爱人柳直荀同志调寄蝶恋花的词，寄给毛泽东同志，因有此作。”这段话里有三处错误：
首先，时间搞错了。李是春节期间寄词的，不是“一月”，而是“二月”。
其次，词牌搞错了。李寄给毛的词是《菩萨蛮》，而不是《蝶恋花》。李1959年春天在接受《新民晚报》记者采访时，曾经向社会公开披露了她的词。搞错了词牌，恐怕是源于毛泽东自己的误记。笔者看到过毛泽东1961年10月16日书赠李静同志(又名李胜利，现任总参文化部部长)的《答李淑一》墨迹，墨迹前面有一段小序：“蝶恋花一首，为李淑一而作。淑一以一首蝶恋花赠我，是她怀念她的被国民党杀害的柳直荀同志——她的丈夫而写的。无以为和，作蝶恋花。”在这里，把李淑一的词误记为《蝶恋花》了。
复次，“纪念她死去二十几年的爱人”一句表述不确切。李的词是1933年写的，而不是写于1957年。其时，李尚不知其丈夫的生死，不是为纪念她死去的丈夫而写的，更不存在她丈夫“死去二十几年”了。
针对按语中的上述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5月重印本订正为：“一九五七年一月，李淑一同志把她写的一首纪念柳直荀同志的词，寄给毛泽东同志。”1976年1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进一步将“一月”订正为“二月”。
按语中关于柳直荀“一九三二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一句，在毛泽东逝世后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中，订正为“一九三二年九月在湖北洪湖革命根据地牺牲。”因为后来弄清楚了，柳不是在“战役中牺牲”的，而是在洪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中被害的。199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进一步将“牺牲”二字，确切表述为“被害”。
按语中“爱人”一词，在1996年的《毛泽东诗词集》中订正为“丈夫”(李淑一的)、“夫人”(毛泽东的)。这样的表述更为规范、准确。
(三)《七律二首·送瘟神》中“薜苈”一词有误。
“六三年版”《送瘟神》诗中有一句“千村薜苈人遗矢”。由于“薜苈”二字搭配起来语义不明，一些诗论家只好把它一分为二，解作：“薜指薜荔，蔓生植物；苈指葶苈，草名。”1966年4月5日，胡乔木就诗词注释本遇到的问题，写信向毛泽东请示。其中提到：“《七律·送瘟神》中的‘千村薜苈人遗矢’，据读者来信建议和查阅有关典籍结果，拟作‘千村薜荔人遗矢’(苈只用于葶苈，系十字花科植物，即踤莱；踤字不与薜连用，亦不可单用)”。毛泽东阅悉后对胡乔木说，把“荔”写成“苈”是笔误，同意按读者的建议改正。1966年9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横排版)已改。
(四)《咏梅》词的写作年月标署错了。
“六三年版”中《咏梅》词的写作日期标署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这个时间署错了。
事实上此诗作于1961年12月。这有毛泽东的手稿为证。另外，毛1962年1月12日致康生的信中，附了这首咏梅词，并嘱他“送沫若一阅。”郭沫若同年1月30日在海南岛崖县鹿回头读到毛的咏梅词。还有，毛泽东曾于1962年2月将咏梅词书赠给刘松林、杨茂之作为新婚贺礼。这些事实都证明，毛的咏梅词不可能作于1962年12月。
“六三年版’将泳梅词的写作年月署错，也可能是由于毛本人的误记造成的。在毛泽东咏梅词的多幅手迹中，有一幅手稿明确标署写作年月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这也许是毛泽东笔误或者是记忆有误造成的。
后来“六三年版”再版重印时，咏梅词的写作年月订正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五)《水调歌头·游泳》的断句有可完善之处。
“六三年版”将《诗刊》创刊号上这首词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标点移动了位置，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可是，几年之后，毛泽东又同意恢复最初在《诗刊》发表时的断句法。显然，他经过考虑，认为“六三年版”的断句不够完美。
本来，按照词律、词谱，《水调歌头》下片第四、五两句，十一字贯通表达一个完整意见，其断句可以为上六下五，也可以是上四下七。究竟那种断句好，要根据词意。毛泽东1956年12月4日书赠给黄炎培的这首词，句法用的是上四下七；次日书赠给周世钊时，句法用的是上六下五。(两幅墨迹分别发表于《工人日报》1957年1月29日、《新体育》1959年1月第2期)，这首词在《诗刊》正式发表时，用的是上六下五句法。《诗刊》出版不久，有读者看到了毛给黄炎培的墨迹(其时，毛给周世钊的墨迹尚未发表)，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还是“上四下七的句法来得更其恰当。”1958年版《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按照毛给黄炎培的手稿断句为上四下七。不久，毛赠周世钊的那幅墨迹发表了。1960年3月，有学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表示：“读这句的时候，在六字上停顿，我看比较合适。”尽管如此，毛泽东在编校“六三年版”时，没有用《诗刊》发表时的句法，而用了上四下七的句法。几年之后的1966年4月，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袁水拍的意见，提议将这两句的断句恢复到《诗刊》最初发表时的样式，毛泽东当即同意。1966年9月印行的《毛主席诗词》，这两句改成了上六下五。一个标点，经过长时间反复推敲，才最终确定了比较符合词意的恰当位置!“六三年版”给游泳词的断句，不能算错误，只是从艺术效果来说，毛泽东自己也认为它不够完美(所以后来改了)，从这个意义上，勉强把它归于疵瑕之列。
“六三年版”是瑕瑜互见。综观整体，疵瑕只是很小很小的，瑕不掩瑜。这个版本是个好版本。上述不足之处，除了个别点(如《答李淑一》附注的一部分)，都在毛泽东生前解决了。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