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张之丙与“毅荻书斋”的建立
作者：窦应泰
一、以真诚开启了台湾“朴园”主人的心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决定对著名将领张学良进行历史的口述，是在1991年夏天张学良在纽约探亲期间商定的。当“哥大”决定着手这项重大工程后，选定谁去担任采访张学良工作小组的负责人，是个颇费踌躇的事情。在此之前，“哥大”已有著名华人教授唐德刚负责过对胡适、李宗仁和顾维钧的历史口述，可是现在唐德刚已不在“哥大”任教。这样，在该校东亚历史文学系担任多年教学工作的著名女学者张之丙，就成了“口述历史部”主任韦慕庭看中的最佳人选。
韦慕庭教授作为“哥大”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口述历史部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早年曾在中国结识过张学良，而且也深知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默契，是未来历史口述资料能否全面完整得以保存下来的重要因素。被他选中的张之丙女士，不仅是位精通英语与汉语的著名史学家，同时也具备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条件。张之丙女士的父亲不但出生在中国东北，且早年与青年张学良共同承师于东北学者金梁先生。张之丙多年生活在台湾，她在台湾大学毕业后不仅一度作过张学良挚友张其昀(浙江人，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等要职)的秘书，同时，韦慕庭还知道张之丙具有很强烈的爱国心。
在她的许多著述中不难发现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教授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对国民党多年幽禁张学良充满了深深的同情。韦慕庭教授选中张之丙作为“哥大”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采访小组负责人，其中的另一个原因，是张之丙的胞姐张之宇，早年曾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担任过文物珍藏室的整理工作。张之宇精深的管理水平曾得到于镜宇和裘开明两位馆长的嘉许。韦慕庭在派出张之丙担任对张学良口述历史负责人的同时，又敦促张之丙的姐姐张之宇也从美国飞往台湾，其用意就在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收录张学良一生经历的历史口述之外，还希望进一步得到与这位爱国将领非凡人生相关的诸多历史文物和实物资料。
1992年春天，当张之丙教授带着她的采访小组飞往台北之前，韦慕庭教授曾对张之丙和采访组成员作了如下指示：做像张学良将军这样人物的口述历史，注重的是充分利用‘口述’这一方式特有的机会，尽量地收取描绘其‘人’的素材。
“哥大”另一位负责历史口述的专家罗福，对张之丙和张之宇作的指示更为直接和具体，他说：在对张学良进行口述时，更应注重与之相关的文物搜集和整理。珍藏文物的工作依赖捐款者的情谊——特别是对珍藏馆的信任，以及对史迹的留存与收藏者共有的意向。
韦慕庭和罗福都着重谈了与口述历史录音息息相关的文物珍藏价值，特别是作为收藏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真迹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更希望在得到张学良口述资料的同时，也得到这位世纪老人身边的片纸只字。因为在老人逝去以后，这些记载着张学良人生的日记、信札、电文和照片，都将是无价之宝。
4月，张之丙带着她的工作小组飞到了台北。那时，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刚从美国探亲归来不久，赵一荻正在患病，而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仍能遵守在美国期间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达成的协议。他同意张之丙和张之宇等小组成员，每天上午从台北市区驱车赴北投郊区复兴岗70号的“朴园”(张氏住宅)进行历史口述工作。张之丙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熟悉张学良将军的传奇人生，所以口述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是，对于张学良是否会在口述历史的同时，也会把他当年从祖国大陆带往台湾的一些书刊、日记和信札等物，一并交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藏，在最初的采访中尚未敢于涉及这一神秘的领域。张之丙和张之宇姐妹与张学良和赵一荻之间最初仅仅是一般的采访者与被采访的关系。张之丙十分谨慎地对待这项重要的采访任务，她知道张学良是否坦率地将头脑中积存的历史记忆，毫无保留地交给哥伦比亚大学，除了双方既定的协议之外，还依赖着这位世纪老人对张之丙小组的信任程度。张学良夫妇渐渐发现，张之丙小组是个非常严谨的工作集体。她们到“朴园”以后从不做任何有违既定协议的事情。为了让张学良在平和的心境下将记忆中的历史史实娓娓倾吐出来，张之丙等人做到风雨不误。有时她们即便来到了“朴园”，也会因为张、赵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而决定是否能进行谈话。
张之丙小组认真勤奋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化着两位老人。到了后来，张学良和赵一荻已经不把张之丙小组当成外人了。有时候张氏夫妇甚至主动挽留张之丙小组在他们“朴园”里用午餐。随着采访进程的加快，张之丙小组与张学良夫妇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张之丙和姐姐张之宇在紧张繁忙的历史口述之外，也与张学良夫妇找到了更加广泛的交流领域。那就是对古董玉器和中国画的收藏，是他们共同的兴趣。当然，张学良喜欢的国粹京剧也曾是张之丙和张之宇问津的范畴，因为她们已经作古的老父亲，当年曾经喜欢京剧，并且在北京一度成为梅兰芳大师的挚友。张学良万没想到对他进行历史口述工作的两位出生在台湾的女学者，她们的父亲竟就是自己在东北沈阳求学时的老友，而张之丙父亲的老师金梁，则是张学良少年的启蒙老师。如此一来，张学良与哥伦比亚大学派往台湾执行口述任务的张氏姐妹产生了他乡遇故知的至情。正因为这一特殊的情结，加深了彼此的感情。使张学良更加意外的是，当年他在北平任副总司令时多次为他治印的画家陈半丁，竟然也是张之丙老父最为信赖的密友。
二、“朴园”中有一个神秘的领地
1993年春天又来到了台北。住在大屯崇山峻岭下封闭“朴园”中的张学良将军，在93岁生日刚过不久。有一天，忽然决定对张之丙和张之宇开放“朴园”中一个封闭多年的禁地——张宅二楼东侧一间占地五十多平方米的密室。张学良打开尘封多年的密室，出现在张之丙、张之宇姐妹面前的是，书架上落满尘土的书刊和一卷卷古画、装在皮箱里的玉器古董格外引人注目。张之丙和张之宇很难相信在被蒋介石从大陆一直转迁至台湾，与世隔绝近半个世纪的老人家里，竟会保存如此众多的稀世珍藏。她们无法想象一位始终有军统特务在旁监护的老人，竟然在艰难的万里迁徙中保存下如此众多的珍藏品。
张之丙和张之宇还发现，那些落满纤尘的珍藏品之中，既有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前从东北带往北平的大量元、明、清三代名家的字画真迹，同时也有张学良四十年代在贵州息烽等地研究王阳明哲学思想和《明史》时所记下的大量笔记。更让她们惊喜的是，还有张学良亲笔记下的大量日记、张学良幽禁期间与国民党高层人士往来的书信，一些从没面世的历史照片和纪念物等等。
张学良所以向张之丙、张之宇公开这些从不示人的珍藏，除他在一年多的口述历史过程中，对来自美国“哥大”的口述工作小组，特别是对小组负责人张之丙女士产生了发自内心的信赖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张学良通过长时间的接触，了解到张之丙胞姐张之宇女士，早在回台湾参与口述历史工作之前，曾经在大学里专修过历史文物的整理与收藏课程。特别是张之宇从台湾去美国波士顿求学后，她在大学里始终从事着对图书、收藏和文物编目的研究工作。张学良忽然感到自己多年来一直寻找的文物整理人员，其实早就鬼使神差地来到了他“朴园”家中。
早在10年前，张学良就开始想到楼上“储藏室”大量文物需要整理了。但是，那时他没有聘请专门人才协助的条件和自由。现在张学良和赵一荻都看中了张之丙和张之宇，老夫妇特别郑重地向张之丙、张之宇表明了她们的态度：在北投寓所里积压的日记、信札、笔记、照片、字画、书籍、古玩和各个历史时期的珍藏纪念品，将来都不会留给他们的后人(包括在美国的张闾瑛夫妇和张闾琳伉俪)，张学良的子女们也都不可能介入到这些随身之物的整理与保存之中去。正是出于这种无私的信任，张之丙和张之宇才决然地领受了在口述历史之外协助张氏夫妇整理尘封多年历史文物的重托。
张学良夫妇的上述委托，更加密切了他们和张之丙、张之宇之间的关系。由于张学良的意见，担任守卫北投住宅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也给予张之丙、张之宇来去自由的便利。有时她们会从城里到张宅呆上一整天，同时可以在张宅吃饭和住宿。所有这一切都为整理积压在张宅几十年的文物提供了便利。
在整理文物的过程中，张之丙和张之宇发现了张学良人生之旅的另一个神秘侧面。她们感到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之外，这位世纪老人的人生尚有一个更加神秘的领地没有向外界开启。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都会勾起主人一段鲜为人知的回忆；而秘密幽禁期间张学良亲笔写下的日记，则可揭示出诸多“张学”专家们长期混淆不清的历史迷案。张之丙和张之宇还在张家珍藏室里见到了许多外界无法见到的实物，如宋美龄女士赠送的马车型台灯、蒋经国生前写给张学良的许多亲笔墨迹、蒋介石题签的宋美龄亲作《墨兰图》、一些国民党重要人物相赠的书法作品等等，这些可能唤起张学良记忆的实物，在积压30多年后重见天日，不仅让整理者感到实物的珍贵，也可以让负责对张氏进行历史口述的张之丙等人从中得知更加详细的历史内幕。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张之丙和张之宇将采访张学良的重心转移到清理积存历史文物上来。张学良几乎将自己最后的心灵秘密，都向这个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采访小组成员进行了坦诚无私的公开。最后，张学良将一只平时连赵一荻也不得启动的小箱子，也正式向张之丙、张之宇等人开启了。那里是张学良珍藏密秘的所在，虽然只有小小空间，可是小箱里所陈放的文物价值含量却惊人的丰厚。里面是若干珍贵的信札、手稿和历史上弥足珍贵的纪念品。即便是看来极其简单的一纸便笺，也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历史内幕，其原因就在于收藏这些只纸片言的主人，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几个月紧张的文物整理工作，是在张学良和赵一荻正式礼聘张之宇作为他们私人助理后有条不紊进行的。浩如烟海的文物耗去了张之丙、张之宇为首的采访小组的大量时间。到1993年春天，北投寓所里的大量文物，基本上都整理归档，即便一张照片和一纸信函也都依例登记，然后打包装箱。与此同时，出于历史的责任，张学良已在考虑在自己百年以后，如何处理这些历经坎坷从祖国内地迁徙到台湾来的珍藏品最后归宿的问题。从前，他和夫人在台湾尚无处理这些珍藏品的自由，现在张学良真正恢复自由了，但是他已经预见到自己高龄耋耄，不久于人世了。而在自己的身后，又该如何处理这些视若珍宝的古画玉器，以及那些记载他幽禁生涯的日记、在贵州读《明史》时所写的洋洋百万言的心得笔记呢？特别是他和夫人对基督教的研究体会，在美国浸美神学院攻读神学的学习心得，都是他晚年最珍贵的人生足迹和心路历程，它们最终会存放在哪里为妥呢?
就在这时候，一个新问题摆在了张学良和夫人面前，那就是：在他们百年以后，上述整理装箱的若干文物，究竟如何安置？它们的归宿在哪里？是否就近留在台湾，交给国民党当局管理使用?在张学良反复权衡利弊之后，这位当年在中国大地上曾经指挥千军万马、面对绝境能泰然自若的将军，竟然在如何处理这些收藏之物的最后归宿上产生了种种顾虑。张学良想的是：他和赵一荻去世后，这些跟随他们从奉化溪口直至转辗台湾的珍藏文物，放在哪一家学校或图书馆里最为妥善，谁会同意接收这些文物，谁可能代替他们保存和利用这些历史文物，一度成了困扰张学良夫妇的难题。
负责整理张家遗产文物的张之宇女士，最先提出了她的主张：既然两位老人的子女尚在，何不将这些珍贵藏品委托其中一位或几位子女保存继承。
可是张学良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后代的生活、前程、需要和爱好，和他及赵四小姐有所不同。首先，这些文物没有，也不应该有“市场价格”，而他的子女们自小就生活在美国，他们受的是美国的教育，不谙中国的历史和文字。他们即便承受了这些历史文物，也没有实用的价值。反而却增加了他们储藏存放的困难。考虑到文物的众多和孩子们生活环境的局限性，很可能在他们接收这些藏品以后，会把它们藏在车库一类较为阴湿的地方。因为这样不只占用了他们仅有的生活空间，也平添了许多莫须有的负担和责任。而且日久天长的存放，最终也许会遭至失散或遗弃，那样的话文物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
正因为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慎重考虑，最后他们一致认定，上述这些经过精心整理的文物，不宜转赠给自己的家人保管。在这种情况下，张之宇又提出可否寻求一个有保存管理能力的机构，代为存放和保护这些记载一位中国民族英雄幽禁经历，同时也可一窥中国近代历史风云的珍贵遗产。
张学良又为此大伤脑筋。一生视金钱财产如身外之物的张学良，平时对自己所珍爱的兰花和各种财物，大多可以毫不考虑地转送给他身边服务的佣人。可是，唯有这些带有史实价值的珍藏之物，他决不轻易转手他人。他知道这些跟随他数十年的书画、信函、手札、笔记和照片等物，其历史价值都远远地超越了它们的自身。而如何保存下这些珍藏之物，则是他晚年必尽的责任，不敢有丝毫马虎。
三、张学良的文物为何最后归于“哥大”?
那时，张学良和夫人对他们在一生中最艰难情况下保存下来的遗产归宿，曾有过几种方案。最先张学良曾准备将所有收藏文物，都交给他和赵一荻多年挚友、台北士林凯歌教堂的牧师、1964年他们受洗和结婚的见证人周联华先生。因为周牧师不仅在台湾是知名基督教牧师，同时也是位资深教育家。张学良知道周联华是台湾东海大学的董事长，如果将上述文物交给周联华牧师办的东海大学收藏管理，无疑是可以信赖的。同时，也不必因为一些有政治倾向的文电信札，是否会遭到收藏者的拒绝而感到担心。周联华也必然会与这对老夫妇进行更加妥善的商议后，按照张学良夫妇的意愿接收和管理这些珍藏品。
但是，张学良却坚持不把自己多年来在国民党监视下保护的珍藏文物留在台湾。尽管他在1990年已经有了自由，然而，张学良始终不想将台湾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后归宿。除了岛上潮湿的气候让他生厌之外，还有心理上难以言喻的障碍，阻碍着他把重要文物都留在台湾。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希望离开台湾的真正原因。
这时，张之丙和张之宇建议张学良可否将上述文物，连同他所做的历史口述资料一起，都交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加以珍藏。这无疑是个大胆的建议。此前，虽然韦慕庭教授在张之丙临行台湾之前，曾委婉地向这位女教授谈起过在收录张氏历史口述资料的同时，也注意收集与之相关的文物(包括照片和信函等等)，但是，那时张之丙还不敢有此奢想。现在，当她和张之宇发现张学良夫妇为偌大一批珍藏文物，迟迟寻找不到妥善归宿而备费踌躇的时候，才提出了上述建议，这使陷入困境的张学良眼睛为之一亮。
然而，张学良还是感到举棋不定。因为他不熟悉美国的法律，他不知道这些文物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以后，会是个什么结局，更不知与外国学校打交道应该如何建立关系？走什么手续？捐赠者有什么权力？更主要的是，张学良认为：如果捐献这批文物，就要系统地一并转交，而美国“哥大”如果因为政治的原因接收其中某一部分而拒绝另一部分文物时，他的“面子会不会丢在国外”?在种种顾虑中，张之丙教授决定充任张学良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间牵线人，从中斡旋和玉成此事。她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甚至可以和她们正在进行的历史口述同等重要。
自然，能为哥伦比亚大学争取到这样一批价值连城的稀世文物，张之丙深知必须要经过十分艰巨的努力，否则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其中除了张学良感到为难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之外，张之丙感到为难的是：如果张学良将这些现在保存在台湾的文物，运往美国去，会不会引起台湾当局的反对和舆论界的非议。因为前些时候当她代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率小组前来台湾对张学良进行历史口述整理时，一些人曾经私下指责张学良为什么不把自己如此珍贵的口述资料留给台湾的某一机构收存。可是，张学良却果断地对张之丙的上述顾虑明确作出了解答，张学良说：“在美国哥大之前，任何地区也不曾有人为此事和我进行过接触和探讨，包括台湾许多院校和研究机构。所以，捐献给美国哥大图书馆保护是最好的选择。”又说：“我一女决不二嫁。”
在这种情况下，张之丙教授开始在台北和纽约之间飞来飞去。当哥伦比亚大学得知张学良有捐赠珍藏文物的意愿以后，大大出乎张学良当初的种种担心，以韦慕庭和罗福教授为首的哥大图书馆，表示可以接受捐献者的任何合理要求，根本不存在拒绝接收某些有明显亲共色彩文物的尴尬事情。接下来的就是有关捐赠文物的细节问题，张之丙教授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全权代表，带着草签的捐赠文本从纽约飞到台北来，张学良的意见是：他所捐献的全部文物均与自己对“哥大”进行的历史口述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他要求所有相赠的文物，最好要在2002年口述历史公开发表的同时对外展示。“哥大”方面开始时主张文物可以与口述历史的内容分开展示，但是，由于有张学良的上述建议，经考虑后同意了张学良的要求：将所捐文物一直封存到2002年才能面世。
至于张学良文物的存放地点，开始时双方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依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惯例，从前这里没有为任何一位外国历史人物专门辟设展馆的先例，即便美国本土的历史人物所捐遗物，也大多混放在一处，统一加以封存和保护。可是，张学良却十分担心他捐献的文物，会因为与众多外国人的文物混杂一处存放而失去它特有的作用，有些文物甚至还会因为这种混杂存放，年深日久后会发生遗失或损坏。因此，老人希望“哥大”最好辟有专门存放的仓库，加以保护。
同时，张学良又通过张之丙向“哥大”提出另一建议，即这批珍藏文物在2002年公开展出之前，最好预先做出一个编目。老人的担心是，这些文物在2002年公开之前，会不会由于“哥大”图书馆管理疏忽而机密外泄。为了慎重起见，张学良对此要求十分严肃，他甚至请张之宇将他和夫人的上述忧虑，转告给正在美国纽约的张之丙，并希望张之丙对他们的上述请求最好能作出书面的保证。
这时，张之丙教授对张学良将军进行的历史口述工作已近尾声。她现在才感到如何顺利和安全地把张学良的相关文物运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来，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张学良先生要求她所做的，乃是关系到这位著名东北军将领身后至关重要的大事。她理解张学良的慎重，同时也感到精神上的压力。毕竟要她作出书面的承诺，才可以签约的。张之丙知道这是张学良夫妇对她的最大信赖。于是她首恳了，并且很快就以传真的方式，将“哥大”校方同意张将军请求的意见通告给台北。哥伦比亚大学出具了正式的文件，聘任张之丙女士作为张氏文物2002年公开展示前的编目整理人员。不久，张之丙飞往台北，代表哥伦比亚大学与张学良签署了文物捐献的正式文件。
当一切都按步就班开始动作的时候，张学良和夫人忽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那就是从他们居住了几十年的北投“朴园”搬往台北天母一幢租来的公寓中。这是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张学良搬家的最终目的，是他和赵一荻永远地离开台湾，迁往美国定居。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文物和口述历史全部结束以后的行动，这一行动在当时的台湾又必须要在密秘的状态下进行。张学良搬出北投后，大批文物移往天母公寓。那里是个非常拥挤的小天地，而偌大的北投“朴园”则成了一座空荡荡的废园。张之丙和姐姐张之宇率领“哥大”的工作小组不舍昼夜地工作，大量文物急需装箱待发。在这些非常困难的日子里，张学良夫妇又因病住进了荣民总医院，虽然两位老人身体违和，但是他们对那些即将运往纽约的珍藏品却始终没能释怀。其原因是，一年前张学良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这批文物是否与其他文物混放一处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接收文物一方的正面答复。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对张学良夫妇的上述要求并非没有认真的研究。只是依“哥大”当时的收藏条件而言，他们还不具备单独为张学良将军捐赠品开设一个单独展馆的条件。期间该大学曾谋求过向社会广为集资的方案，以求得在固有展厅之外另设展馆，以成全张将军的夙愿，然而此举没能如愿。现在当大批文物即将发往美国的前夕，张学良再次通过张之丙向“哥大”重申他们的忧虑与请求。
但是，“哥大”感到对张学良单独建馆确有难处。在这种情况下，是张之丙教授拿出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无法解决建立新馆的情况下，可否将“哥大”图书馆中现存的一些过厅和库房，重新加以整修和改建。这样既可以节省资金，同时又满足了张学良将军的请求。经过张之丙的积极努力，这一方案最后得到了校方的认可和通过。于是，在台湾紧锣密鼓由张之宇等筹划整理文物装箱的时候，纽约“哥大”图书馆也同时加紧了改建展馆的工作。
1993年冬天，张学良和赵一荻终于永远地告别了他们生活了30多年的台湾，飞往美国夏威夷作永久的定居。也就在这时候，他们在台北北投的“朴园”已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转卖给新加坡一位巨商。张学良在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万余册图书悉数捐赠给周联华牧师主办的东海大学图书馆后，将其它重要文物，如手札、信函、字画、照片、日记等，都在张之宇等人整理装箱后，悄悄运往美国纽约。
四、“毅荻书斋”的命名独具匠心
1996年春天，由张之丙教授主持的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时，张学良和赵一荻在美国长期定居的“绿卡”，也已从美国移民局审批终结，两位老人成了真正的美国移民。远在美国东部城市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口述历史部”，决定将已经修整一新的张学良专属文物陈列室，举行一个象征性的开馆仪式。依据“哥大”与张学良签署的协议，这些已陈列到位的历史文物暂且还不能公开展出，距2002年开馆尚需很多时日。张学良同意“哥大”的上述安排，认为1996年10月21日，在纽约“哥大”举行这样一个仪式是必要的。
但是，这个专门陈列张学良、赵一荻个人文物展览馆的命名问题，又让参与整理筹建这一重要展览馆的张之丙备费心思。“哥大”最初的想法自然是“张学良将军纪念馆”之类的命名。但是，作为主持张学良历史口述与张氏文物搜集建馆事宜的张之丙教授，则把她对这一特殊文物收藏室的命名意见，报告给“哥大”口述历史部的负责人韦慕庭和罗福教授。她认为，张学良将军的一生，特别是自1936年幽禁以来，他的生活都离不开夫人赵一荻的精心照料。她的照顾已到了无微不致的地步。张、赵两人的生活事实上早就联结在一起了，无法分为你我。而张学良向“哥大”捐献的文物之中，有许多则是赵一荻个人的珍藏。同时她也看到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赵四小姐许多传闻，对这位杰出女性理应有正式的历史定位。这样，张之丙就建议将来这个陈放张学良文物的展室，最好以张学良和赵一荻两人的名号来加以命名。
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负责人赞同了张之丙的上述提议。并且很快以传真的方式将张之丙的意见发往台北，征求张学良和赵四的意见。对于上述合理的提议，张学良还踌躇了许多，迟迟没有答复。后来，仍然留在台北负责文物清理工作的张之宇，坚决同意和支持张之丙的意见。由于张之宇的坚持和劝说，张学良夫妇最后首恳并支持了“哥大”关于联合命名的主张。
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初意见是，以英文加以命名，为：“PETER H.L.AND EDITDC.CHANG READING ROOM”。如果翻译成中文则是“张学良、张赵一荻阅览室”。当上述命名传到台北时，在张学良身边服务的张之宇认为这样的命名有些过于罗索，她提出最好使用“毅荻书斋”四字。理由是毅庵是张学良的号，而一荻则是赵四小姐在天津读书时依英文谐音改用的名号。二者各取一字，“毅荻”二字作为展览厅的冠首，“书斋”就更有中国人的风格。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赞成这一命名。于是张学良应“哥大”之请，亲笔题写了这一馆名。
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决定“毅荻书斋”首展展品的时候，让人吃惊的是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当“哥大”负责展室的个别人主张在“毅荻书斋”的入口处，挂上李登辉亲自为张学良赠送的红冷寿屏以显示隆重的时候，张学良和赵一荻都明确表示了他们的反感。最后“哥大”方面听取了张之丙转达的两位老人的真意，他们主张在“毅荻书斋”的显目处，最好挂上宋美龄女士所赠的横披《墨兰图》，来作为“毅荻书斋”的要件，摆在醒目地位。而另一件必须挂在正面的题字是，张学良亲笔手书的《谒郑成功祠》。
1996年10月21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新辟的“毅荻书斋”已经落成，根据校方的意见，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开馆仪式。虽然正式开馆应在2002年，可是，张学良仍然尊重了“哥大”举行开馆仪式的主张。尽管他身体不适，无法前往纽约，但是，张学良仍亲自为这个隆重开馆仪式写了个充满深情的贺词。而代他前来主持开馆并宣读这一讲稿的人，最后经张学良反复考虑，选中了在台湾主持士林凯歌教堂的著名牧师、他和赵一荻最好的朋友周联华。周联华因此亲自飞往美国。张之丙和张之宇是张学良夫妇特别在电话和信函里点到的必须出席者，因为张学良深知如果没有张之丙和张之宇这对同胞姐妹五年多来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就不可能有“毅荻书斋”的建成，就不会有如此隆重的开馆仪式。对张学良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那些珍藏品有了最好的归宿。2002年6月，“毅荻书斋”将在美国“哥大”正式对外展出。(责任编辑：萧 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