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理论创新不能停顿，实践创新更需加强
作者：石仲泉
江总书记在去年“七一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531”讲话中，他又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它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从《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国家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理论上说，在这150多年间，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史、创新史。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十九世纪中叶。那时正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同时，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历史的发展已提出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规律，考察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趋势，通过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列宁基于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理论分析，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出发，改变属于马恩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理论观点。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胜利，又为提出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建成的理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为了克服国家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列宁毅然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新经济政策，对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提出的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为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他对俄国革命与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经验进行的总结，丰富了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建设理论。这样，列宁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按照我们党的话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产生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理论思维和善于理论思维的党。它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中国无论是从事革命还是进行建设，都不能完全照抄马列主义的“本本”，也不能机械照搬外国的(无论是苏联的，还是西方的)经验。因此，始终致力于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夺取革命胜利、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同时在理论上，既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又随着实践发展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从而，以一个又一个的伟大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新中国、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第一次伟大革命中，经过艰难困苦的探索，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过程中，以多种视角，从多个方面，通过不断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新鲜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具有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不平凡品格。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三年，在实践上努力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到新世纪的同时，在理论上几乎年年都有这样那样的创新。这十多年的理论思考和建树，就其内容而言，大体分为两段。在十五大以前，主要是建构邓小平理论体系，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以来，主要是“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些年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成果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成果，就是2000年春天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从历史传脉来说，如“531”讲话所指出的：“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80年来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那么，应当怎样评价“三个代表”思想在党的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呢？这需要对党的理论创新的情况作一番历史比较。如果以我们党的三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来作比较的话，能否这样认为：
从宏观上讲，在党的理论发展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的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问题有许多重要的探索，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主要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伟大创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按照这个逻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初步地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七一讲话”和“531”讲话等文献进行理论建构，则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的伟大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个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和深入。党的十六大还将对“三个代表”思想有新的丰富和发展。
自从2000年春天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以后，两年多来，特别是“七一讲话”发表以来，对“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取得了巨大成果。“531”讲话发表后，目前又在号召掀起深入学习“三个代表”思想的新高潮，各种媒体已在组织这方面的宣传。有的媒体选择实践“三个代表”作为切入点来进行宣传，这是很好的。但是，就理论研究而言，对于如何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和研究还是不够的。
我们都知道《实践论》讲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有两个认识飞跃，一是从实践到理论，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飞跃；二是从理论到实践，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飞跃。毛主席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认识进行到第一个飞跃，还只完成了“非十分重要的一半”；更重要的，则须表现为认识的第二个飞跃。目前对“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在我看来，多停留于第一个飞跃的研究，即理论创新的研究；而对于如何将“三个代表”思想由理论认识的创新，贯彻到实践中去，即由认识的第一个飞跃的研究进入第二个飞跃的研究，则太少太少。现在将宣传重点放在实践“三个代表”方面，非常及时、非常需要。正如“五·三一讲话”所指出的：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但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问题，不应当仅仅看作是一个实际工作方面的问题，它还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什么这么说呢？前已指出，《实践论》已经讲了认识论有两个认识的飞跃，那么，实践“三个代表”的问题，就应当提到认识论的高度来看待。要将“三个代表”思想所要求的先进性落到实处，象“531”讲话所讲的，使它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既然如此，这就决不能仅仅限于抓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个人行为，而还要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方面，将那些与“三个代表”思想所要求的先进性不相适应的传统的体制和机制进行有更大力度的改革，从而达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目的。就此而言，这实际上就是江泽民同志多次讲过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问题。在《论“三个代表”》一书中，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对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先进性所具有的某种决定性意义。现在看来，还要将这个问题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作为认识的第二个飞跃来认识。就这个角度而言，如果说对“三个代表”思想理论创新的研究，属于认识的第一个飞跃研究的话，那么，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践创新则属于认识的第二个飞跃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要深入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研究(就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本身而言，毫无疑问，在认识论上也有两个阶段的飞跃问题。但在这里就把“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创新作为认识的第一个飞跃而言，相对于此，为了将“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创新落到实处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就只能将它作为这个认识长过程的第二个阶段了)。“531”讲话再次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因此，“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践创新研究指明了方向。
当然，这方面研究的难度可能会更大。但是，必须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实践不创新，理论创新的成果就不能落实。“三个代表”这个伟大的思想理论，就不能在根本上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也就有悖于“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初衷。在我们国家，悠久历史的传统力量是很巨大的，要作具体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两面效应。一方面，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另一方面，它也会产生保守、惰性、抗拒新思想、扭曲新事物，使其变形，发生异化。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可见。因此，在对“三个代表”思想继续深入第一个飞跃研究、即理论创新研究的同时，更应从认识论上加强第二个飞跃的研究，简单地说即实践创新的研究。这既是“531”讲话所提出的“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531”讲话所强调的执政兴国，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坚如磐石，继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