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彭真同志与北大社教
作者：龚育之
我同彭真同志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和谈话，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在北戴河。
那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叫“四清”）已经广泛展开，在城市工厂（叫“五反”）已经试点，“文艺整风”在毛泽东同志两次批示之后已经在文联和文化部开始，“学术批判”也已经有几个题目在报刊上搞得很猛烈。按毛泽东同志的要求，以彭真为首的管文化革命的中央五人小组已经成立。我们这次到北戴河，就是《红旗》杂志组织写一篇批“合二而一”的文章，准备由吴江、关锋、邵铁真（他们都是《红旗》杂志社的）和我执笔，搞了一些材料和一个提纲，陈伯达说要送给毛主席看看，听听毛主席的意见，因而到北戴河去等待的。
八月十八日下午，毛主席约这些人谈话，有陈伯达和康生在座。我作了详细的记录。当天晚上，吴江说陈伯达叫我到彭真那里去，向他报告毛主席谈话的内容。这样，我就到了彭真在北戴河的住处，海边不远一座松林大院的休闲别墅里。彭真没有寒暄几句，就要我谈。我详细地、几乎是按笔记记录逐字逐句地向他作了介绍。
这是一次整理下来约有八千多字的谈话。毛主席好像有意要向搞哲学的人讲一大篇话。在陈、康向他略微介绍了到会人员之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讲，只有康生插了几句，别人都只是听。内容上下古今，十分广泛，中心是讲下乡四清和阶级斗争。
毛主席说：哲学家要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哲学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律的，通通都要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通通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到阶级斗争中去，到四清五反中去，你们面貌会改观。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康生插话：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要统统下去。现在快要变成古董研究所了，快要不食人间烟火，成了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文学研究所对周谷城问题不关心。经济所，张闻天，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变成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中央的一个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不是取消了吗？它专搞包产到户。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他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几包纸烟就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更不必说了。
关于写批评合二而一文章的事，毛主席说：材料收到了，提纲看了一遍，其他来不及看。文章写半年一年都可以。《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一点的东西，写一篇报道。①
彭真仔细地听了我的介绍。当然说很重要，并嘱咐我回到北京要向陆定一汇报。然后问了一下我在哪个单位工作，从哪个学校毕业，读过哪些马列经典之类，就让我回去了。
（二）北京大学社教运动试点
毛泽东这篇谈话，除了哲学观点以外，从工作部署上主要是叫大学文科都去参加四清。也有要求我们这些搞哲学的人都要下去的意思。原来准备写的那篇文章，既然说写半年一年都可以，实际上也就搁下来，大家都分头去参加四清了。
我参加的是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同志领导的一个庞大的工作队，十月或者十一月，下到京郊通县徐辛庄公社内军庄大队。在当时的指导思想下，运动也搞得相当“左”。但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布后，比较快地转了过来，搞三结合，搞四清落脚在生产，不久就总结工作，结束运动，工作队大队人马也撤回来了。
但是，这时许立群又被派到北京大学当社教工作队队长，接替原来任队长的中宣部另一个副部长张磐石同志。
北大社教是怎么回事呢？
按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北戴河谈话的要求和中央的部署，北大文科师生大批大批地下去参加农村社教了。但这只是部署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社教在农村工厂广泛展开以后，还要进一步在文教各界各单位内部开展。中宣部要选几个单位进行试点，北大就是所选试点单位之一。
现在我手头还存有一部分当时的笔记，前几年又看到王学珍、王效挺等同志主编的两大册《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据这些材料记载，还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中宣部就派出以张磐石副部长为组长的调查组，到北大来。八月二十九日，张磐石同志向中宣部写了《一号报告》，说：北大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十一月决定在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试点，陆续调来中宣部高教部几位副部长局处长、各省市党委宣传部正副部长、省府正副厅长、高校正副党委书记和校长、高校党委部长和系总支书记等，总共二百多人，组成以张为队长的工作队，领导北大社教运动。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一日，工作队长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和积极分子紧急会议，说：北大总的斗争形势很好，十天来在全校二十个总支全面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在斗争的烈火之下，牛鬼蛇神开始退却，顽固集团开始分化，被斗对象开始动摇。第一阶段的斗争高潮已经形成，整个北大从校到系二十条战线团团包围起来。谁是革命者，谁是机会主义者，现在要大家抉择。这样，有的总支被定为“阶级报复”，有的总支被说成“两面政权”，许多总支书记被扣上敌我性质的帽子，学校流传着这个单位烂了，那个单位烂了，北大烂了的消息。
总之，工作队“集中优势兵力”，把北大当作一个夺权单位来搞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态，不仅关系到北大这所全国著名世界著名的最高学府，而且因为这里的试点经验，是准备推广到全国其他高等学校去的。北大都烂了，还有几所高等学校敢说是没有烂呢？
正在这个时候，中央发布了《二十三条》。现在看来，《二十三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过去没有提出过的，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用作发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中心口号，所以是走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左”的文件。从它在我们党“左”的指导思想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来说，的确如此。但是，《二十三条》还包含另一个方面。从当时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来说，还包含着重要的纠“左”内容。因为这个文件批评了社教中斗争面过宽，外来的工作队人海战术，把原来的党组织抛到一边，认为运动应当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四清要落在建设上。这些，在当时日趋严重的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和到处传来夺权经验的紧张气氛中，使人们感到也许可以稍稍喘一口气。
但是，《二十三条》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在北大并不顺利，发生了顶牛现象。社教工作队的主要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有社教工作队员，也有社教中北大的积极分子，认为他们的做法完全符合《二十三条》；也有些工作队员根据《二十三条》对工作队的领导提出意见；北大党委的主要领导和社教中北大的一些被斗干部，则一方面作自我批评，一方面批评工作队的一些做法不符合《二十三条》。顶了一个多月。
三月三日，在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开会，北大社教问题是主要议题。会议对北大作了基本估计：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同志（党委书记、校长）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对北大社教运动也作了基本估计：运动有成绩，肯定有缺点、错误。一是没有“三结合”，这问题不只是北大，中央担了责任；二是开始对北大估计错误，当作烂掉的单位去搞，以夺权问题对待，越搞越远；三是斗争方式有严重毛病。邓小平、彭真作了总结。决定：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要分别召开会议，向北大干部和工作队双方做工作。
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是为贯彻《二十三条》，针对北大和北大社教的具体情况，而发的文件。有了这个文件，接受纠“左”方针的工作队员和学校干部增多了，但是，顶牛现象还是有待解决。
三月九日到十九日，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大会，万里同志根据《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向北大党员干部做工作。这是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
三月十九日，中宣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张子意同志向全体北大社教工作队员作报告，逐字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包括“北大社教运动要检查缺点错误”，“发展下去很危险”“四清运动要落脚到教学”，“批判要落脚到创作繁荣”，批判要“刹车”，点名要“经过中央书记处批准”，“工作队一进厂、进校就要同原党委三结合”等等，并据此对北大社教的错误讲了五条：一，对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二，没有三结合，夺了权，性质搞错了；三，打击面宽了；四，斗争方式过火；五，唯成分论。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工作队副队长常溪萍同志批评张磐石同志对《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的错误态度的谈话记录上批道：张磐石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彭真也作了批注：《二十三条》已经下达这么久了，中央书记处也为北大开过会了，有的同志还是有错误怕检讨，而且听不得不同意见。
四月二日中宣部召开社教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是为民族饭店会议。会上印发了常溪萍的意见和邓、彭的批语，还印发了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张子意在开幕词中传达了彭真此前的指示意见：北大社教违背了延安整风的精神，要求通过这次会议，通过纠正北大的过火斗争，使延安整风以来的党内斗争好传统在北大传下去，在全国高等学校传下去，在全国知识分子中传下去。四月六日张子意在会议领导小组上历述中宣部为贯彻中央精神所做的工作，特别说：今天当着同志们的面，告诉大家，“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这个话，是毛主席讲的。对于工作队里同《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精神顶牛的现象和言论，作了严厉的批评。四月二十八到二十九日扩大为全体工作队员大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张子意、许立群总结北大社教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工作队长拒不执行《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的错误。陆代表中央五人小组宣布：许立群同志代替张磐石同志任工作队长。
随许立群参加北大社教工作队的，有陈道（中宣部理论处长）、何静修（理论处干事）和我（科学处干事）三人。除张磐石和阮铭两人撤回中宣部外，原来的工作队员一概不动。阮铭是原工作队办公室的简报组长，我们三人去，担任简报组正副组长。
（三）彭真向北大社教工作队和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彭真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作报告。这是许立群提出来请彭真讲的，是彭真代表中央书记处向北大社教工作队员和北大党员干部直接做思想工作的一个报告，是要求北大社教运动进一步贯彻落实《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的动员报告，也是为总结运动做准备的定调子的报告。
事先，彭真在六月二十五日上午，找许立群、陆平、宋硕（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彭珮云（大学科学部干部，当时兼北大党委副书记）和我，到钓鱼台彭真处，彭讲了一篇话，并听取大家的意见。彭真要许立群给他准备关于北大社教成绩缺点的材料，许摘录了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三月十九日张子意的讲话，四月二十九日陆定一的讲话。六月二十八日，彭真找了比上次更多的一些人，包括北大社教工作队的领导和北京市委的领导，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又系统地讲了一篇话。当天下午，宋硕、彭珮云和我被指定为彭真准备一个讲话提纲。他们俩当然是常为彭真准备讲话和提纲之类的东西的。找我参加，我想因为我是中宣部的干部，又参加了许立群的北大社教工作队。我们三人略微议论了一下北大运动的进展和问题。宋硕说，把彭真上午讲的整理成提纲的文字就行了，他们平常都是这样做的。晚饭前整理完毕交了卷。晚上十点，我被叫到彭真在钓鱼台的住处，宋硕已在，彭真没有用我们下午整理的稿子，说，他想了几点意见。就一段一段地边口授，边议论，边发挥地讲了起来。我们做笔录，录完一段，念给他听，同他一起推敲修改，听他生动的议论和发挥。在他那里吃了一顿夜宵，接着工作。弄成以后，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多。他还嘱咐宋硕在上午开会之前，一定要把提纲给有关同志看一看。
这篇讲话一共讲了八个问题。《彭真文选》中没有收，我想是因为篇幅有限，几十年间的作品只精选了一卷的缘故。由于王效挺同志帮我找到一份这次讲话的记录，再加上还可以唤起的记忆，在这里作一个比《北京大学纪事》更详细的介绍。
第一个问题是北大形势是好还是坏？这的确是一个明里暗里议论不一的问题，反映了工作队里和北大干部里思想的分歧和混乱。彭真的回答很干脆：好。这么乱，还好？乱就是矛盾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认识它，或者开始认识它，这就是形势好。一个北大，全国重要大学之一，那么乱，党内干部思想那么分歧，还能不解决？解决了，北大会有大发展，新面貌。
第二个问题是北大社教有没有收获？彭真的回答也很干脆：很有收获。正面经验是收获，反面经验也是收获。这个破题，一下子把成绩既同总结正面经验又同总结反面经验联系起来，是针对工作队一些同志和学校一些社教积极分子强调不能否定运动成绩，因而不肯承认不肯多讲运动缺点错误的心理而发的。我记得，在研究讲话提纲时，彭真对这一点作过很透彻的发挥。他说，毛主席多次讲过，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为什么后来还要一次次写序言？就是后来一次次发现原来的认识还有缺点和不足嘛！毛主席也多次讲过，自己的错误有一箩筐。毛主席都有一箩筐，那我们的错误还不得用火车皮来拉？！毛主席还说：错误人人都犯，大小性质不同。我自己就不知犯过多少错误，事后想起来，不是做对了的对自己印象深，而是做错了的对自己教训深。然后彭真讲北大工作队原队长的错误也要分析，前一段的错误不能全怨他，他写北大干部队伍不纯的报告，我看过，批了组织小组调查。我没有告诉他怎样搞，注意什么。我们中央，中宣部，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小组，北京市委，都有责任。但《二十三条》以后他不执行，我们就不能代他负责了。如果按他的搞法，全国都那么搞，怎么办？如果北大是资本主义熔炉，全国还有几个社会主义熔炉？北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全国还有多少无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全国大学、中学都这么搞，行不行？可见还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不只是一个陆平同志的问题。在研究北大问题时，我说陆平同志是好人犯错误，我这是说的错误的性质，毛主席马上说，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毛主席还注意了错误的量，我没有注意那个量。
第三个问题，当前北大要防止的主要偏向是什么？彭真认为，工作队到北大后有一段时间主要偏向是一部分同志否定一切，漆黑一团。现在要防止的主要偏向是对北大的问题估计不足。什么问题？彭真那时还是按《二十三条》的精神，讲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问题，讲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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