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１９６１年随彭德怀回乡作调查
作者：金 石
(一)彭总这次回乡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闲居于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住地，一面过着田园生活，自己劳动种些瓜菜，一面在中央党校同志帮助下，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经过两年，他看到中央正在采取措施纠“左”，政策作些调整，农村形势有所好转，想到下面看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1961年9月19日，彭总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允许他到农村做些调查研究。信中提出：“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冬天，回北京住一段时间，明年春天再去太行一带。”他把信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转呈毛主席。大约过了半个月，杨尚昆来电话转告他，主席已同意他出去：“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彭总当即到中南海会见杨尚昆，送来一份调查提纲，并请中央办公厅派一个秘书帮助他整理材料。他还问杨：“我走之前能否见见主席？”杨告诉他：“主席说了，等你回来以后再谈。”
我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后楼综合组工作(中央书记处在居仁堂前楼办公，直接为书记处服务的几个政策研究组在居仁堂后楼办公，简称“后楼”)。10月下旬一天，组长何均找我一起到杨尚昆办公室谈话。杨对我说：“叫你来，要你去担负一项任务，跟彭德怀同志出差一次。”“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犯错误以后，休息了两年，看了一些书。最近他提出要回湖南老家去看看，做些农村调查。这是经毛主席同意的。庐山会议以后，彭的原来秘书都回国防部去了。这次彭出去，向中央办公厅提出，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帮助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派你去比较合适。”我说：“我恐怕干不好这个工作。”杨接着说：“你也不要紧张。他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件仍然照送，中央会议也通知他，他不去就是了。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当他的秘书是临时的，任务就是帮助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杨问何均：“你过去在朱老总那里当秘书，是不是这样？”何说：“当秘书只能是这样。”我当时是有些紧张，彭德怀是个大人物，又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怕这个工作不好做。但是，听说是毛主席同意的，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也只好接受。
当天下午，我如约前去西郊吴家花园，看望彭德怀。一进门，他的机要秘书带我去见彭总。他穿着一身旧呢制服，衣服上还带着补丁。彭开门见山就说：“这次回乡搞调查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我在59年犯了错误以后，这两年在家里，看了一些书。这次想回到湖南家乡去看看，作些农村调查。那里有一些熟人，好了解情况。”然后，他简单介绍家乡湖南湘潭县乌石大队的情况，说这次下去准备搞三个月，再过一个星期就出发。同时问了我的工作和家庭的一些情况。
10月30日晚出发去湖南。我乘中南海警卫局的汽车先到火车站。过一会，彭总的汽车也到车站月台，同来的还有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和卫生员吕少俊。警卫局和中直管理局负责人都来送行。安排我们在软席卧铺车厢，彭住一个单间，我们四个随行人员住一间。后来发现中央党校杨献珍同志也上了这节车厢，住在另头一个房间。第二天见杨在郑州下车。
(二)接见大批来访群众，进行说服教育
11月1日抵长沙。省委行政处和保卫处干部来接。安排住在省委招待所二号楼。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都不在家，由书记胡继宗同志接待，并简要汇报工作情况。当胡说到全省粮食产量争取再有三年恢复时，彭说：“三年到五年恢复就不错了。”胡说农村人口口粮一般每人每天可以吃到一斤稻谷时，彭说：“根据我过去在家的经验，大人每天吃一斤稻谷，是不够的。”他还问农民吃油、发布票等情况。
4日到湘潭。当时地委书记华国锋同志接待。中午地委请吃饭，彭总与华作些交谈，问了湘潭一些历史变化及工农业发展情况，没有专门汇报工作情况。5日即到彭总老家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
彭总到家后，消息不胫而走，大批群众闻风而来。附近的亲友、邻里、干部、社员、工人、学生、教员陆续来访，后来远至周围县市，以至二百里外的长沙市也有人来。彭总在家住了25天，接待来访群众累计达2000多人次。来访的，有的是来表示关心和慰问的，有的是反映“大跃进”中刮“五风”的情况，有的是诉说被拆了房屋、砸了锅、遭干部打骂、缺粮断炊、生活困难的，有的探问能不能分田到户的。彭总都热情接待，倾心交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耐心的解答和说服。当时反映最多的是三个问题：
一是，农民来访大都要问：“眼前生活困难，能不能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让各家自己来种？”“搞几年富裕了，再合拢也行么。”彭对这个问题态度很谨慎，根据当时的政策和认识说：“农业集体化是一个方向问题，包产到户必然富的富、穷的穷，重新发生阶级分化，以后还要来一次土地革命，这条路一定走不得。”
二是，有些干部和教员问：“五风是怎么刮起来的，造成严重后果谁负责？”彭说：“刮五风层层都有责任，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强迫命令。现在应该接受教训，团结起来，克服困难，而不要互相埋怨。中央已经颁布《六十条》，就按《六十条》，纠正过来就是了。”
三是，反右倾问题。彭说：“有人说我1958年放了许多毒，其实我主要是反对拆房子、办公共食堂和集中住宿。我给大队干部写了一封信，提了三条意见，一不要拆房子，二不要砍树，三不要打人。这些话对不对，可以考虑。”同时他对一些被批斗的干部做了解释，说：“中央正在对错斗的干部进行平反，这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你们应该振作精神，团结起来，做好工作，不要再有怨言。”
来访的人，开始每天有100多人，一批接一批，堂屋里坐满了人。彭总一早起来，来人就谈，有问就答，滔滔不绝，真是累得口干唇燥、嗓音发哑。远处来的人还要留下吃饭，遇到生活特别困难的亲友，还要给些钱。以后每天仍有几十人。这样，抽不出很多时间作农村调查，只能叫我到附近几个大队收集材料。过了20多天，彭总终于说：“行了，我们不能在家里住了，换个地方吧!”经与县委商量，转移到响塘区继续作调查，住在锰矿招待所。
(三)深入社队和农户，进行调查研究
这次调查，先后到了两个区、四个公社、九个大队。那时彭总64岁，身体还好，到社队都是步行，县委准备了专用汽车，他也不坐，有时一天要走一、二十里。到社队，听取干部介绍情况，收集有关材料，还召开一些座谈会，访问一些农户。
彭总老家所在地湖南湘潭乌石公社乌石大队的调查材料，是这次调查中带全面性材料。主要反映三个问题：
一是，1958年农村“大跃进”运动中造成严重后果。据生产大队提供的材料，1959年粮食产量达到103万斤，“是建国以来最高年产量”。彭总对这个数字有怀疑，要他的癙子把各生产队公共食堂的帐目弄来核对，还是弄不清楚。以后查到1961年粮食产量只有65万斤，比1958年还少5万斤，说明粮食还是严重减产的。生猪也减少三分之二。同一时期，“五风”确实很严重。这个大队先后拆毁房屋四百多间，占房屋总数30％。由于炼铁和办公共食堂烧柴，山林几乎砍尽。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打人成风，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刮“共产风”，群众生产情绪低落。
二是，当时群众思想混乱。突出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社员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要求分田单干或包产到户。这部分人约占总户数一半左右。要求单干的，多数是家中有劳动力，有些中农，也有原来的贫农。他们的理由是：“人心不齐，集体生产搞不好。”有的生产队已经偷偷地把旱地分掉，麦地包产到户。
三是，群众生活十分困难。1961年分给社员的基本口粮，每人平均只有300斤(稻谷，下同)。一些减产队的困难户和五保户，口粮远不到200斤，加上前几个月多吃，冬季每月只有10斤口粮，有的户已经缺粮断炊。现金分配每人只有30元7角，除买回口粮支付25元5角，剩下只有5元2角。还有20％超支户，没有钱买回口粮，问题更大。
据了解，乌石大队在全县还算是中等水平。我们调查南谷公社陈蒲大队，情况更加严重。这个大队1959年粮食产量为94万斤，到1961年只有53万斤，减产43％。可是，征购任务很重，上面分配任务是24万2千斤，占粮食产量45％。除去上交的征购粮，提留的种子粮、饲料粮，尚余口粮24万斤，平均每人只有207斤。加上自留地红薯、芋头折粮12斤，实际口粮也只有220斤，折成大米，每人每天只能吃四两六。再加上前几个月超吃了，今后七个月还余口粮73斤，每天实际只能吃二两多米。这些人家，目前只能吃糠糊糊，有的完全吃青菜、萝卜，有的已变卖衣物换红薯吃。大队估计，到春节前后，约有三分之一的户会断粮；到明春，将有百分之七十的户会断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安排好群众生活，将会发生逃荒和非正常死亡。我们把这个队的情况，专门写了《一个减产队的调查材料》，向公社和县委反映。据公社党委同志谈，全公社十四个大队，减产队就有十个，其中口粮在200斤以下的就有六个。据县委排队，全县834个大队，口粮在240斤以下的，就有289个队，占34.6％。因此，安排好群众生活，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为了全面反映情况，我们调查一个全面增产的金星大队。这个队1961年农副业都增产。粮食总产量65万斤，比1960年增产45％。生猪采取公养与户养相结合办法，基本上已达到每户一头猪。社员口粮437斤，加上自留地粮食，每人可有500斤。现金收入，除提留外，每人还有45元。这个队生产搞得好的经验，主要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干部作风好，工作抓得紧；再是实行按劳分配办法，一个男劳力可以多分现金200元；还给奖励粮，有的户平均口粮可达700斤，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此外，还调查黄荆坪镇一个集市贸易情况。这个集市是1960年恢复的，现在每场赶集的人达800左右，成交额约2000元。开放集市贸易，确实起到活跃农村经济，支持农业生产，增加国家收入，方便群众生活的作用。当时主要问题是物价高涨。鲜猪肉卖9元6角一斤，母猪13元一斤，鸡蛋4角5一个，这样价格一般农民是买不起的。
这次还召开几次手工业工人座谈会，整理了一个手工业的调查材料。1958年以后，大队曾经把独立劳动的手工业集中起来，组织集体生产，由大队包口粮，按时发工资。1961年又恢复独立劳动的手工业者，自负盈亏。但手工业工人为了取得口粮，还要向大队交钱记工或计时记工，完成大队分配的包工任务。这基本上仍然是手工业与农业混合核算，统一分配，手工业工人收入不多，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另外，那时手工业原材料缺乏，工人经常无工可做。再是没有人愿当学徒，有后继无人之忧。
总共整理出五份调查材料，都是经过核实，最后经彭总修改审定的。材料打印后，分送省、地、县、区委和公社征求意见。回北京前，彭总写了一封信给杨尚昆：“这次出发整理了五份调查材料。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他把信交给我，要我带回送杨尚昆。
(四)我不怕，我有话就要说
彭总这次回乡搞调查，总的来说，他态度比较谦虚谨慎，说话能顾全大局，维护中央的威信，按当时的政策作解释。有时还说：“我是个犯错误的人，说话对不对，你们要考虑。”
但是，也有一次，他实在憋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发雷霆。那是11月8日，有几个妇女来见彭总，诉说她们红星生产队基本口粮原定为300斤，现因减产只给148斤，从八月份以来已吃去75斤，下余要到明年二月才发给。她们说：“彭元帅，你看看去，这会饿死人呀!”这些人走后，彭总要我马上去那个生产队查访。我到那里，找一些干部查问，又到几户群众家里看看，确有一部分人家已经缺粮，揭不开锅。那天晚饭后，来人散尽，我向彭总汇报这个情况。他听后情绪激动，在堂屋里来回走动，终于耐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疾呼：“北京有些人就是报喜不报忧，净听好的，做官当老爷，也不下来看看。”“现在有人吃不上饭啦!我们对得住群众吗？”“我不怕，我有话就要说，回北京一定要报告党中央。”
对于庐山会议，他在公开场合不说，心中仍有自己的看法。一次是在湘潭地委吃过午饭后，他与我交谈中说了一些意见：
“庐山会议，印发国家计委一个文件，说到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问题。这个文件，我看了三遍。当时要是认真讨论一下，国民经济情况就会比现在要好一些。”
“我在庐山会议写的信，提到当前突出问题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问题。现在看来，不仅工农业有比例失调问题，工业各部门之间也有比例失调问题，国民经济两大部类安排也有问题，非生产性建设搞多了。”
“我在庐山会议上是起了坏作用的。当时看到问题严重很着急。有一天想去找主席谈一谈，到中午十二点，主席还没有起床，回来后写了一封信，就把事情引导到另一方面去了。”
“根据我的切身、狭隘的经验，纠正“左”的错误要比纠正右的错误难一些。王明路线就搞了四年。”“斯大林《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主要提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价值法则问题。我看总路线改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有计划按比例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比较好。”
“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是过大于功。人家说我要翻案，其实我并不想翻案。我今年64岁了，如果中央同意，还可以作几年调查研究。如果中央不同意，我还可以劳动，回家种田去。”
再有一次，早晨散步时，彭总说1958年到苏联和东欧出国访问的事。他说：“那次出国访问，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人一起去的。回国后，我向中央详细作过汇报。说我同赫鲁晓夫个别谈话，我不会说俄语，当时有翻译在场，我说了一些什么，都可以调查嘛!”
彭总从北京来到农村作调查，可是心中一直挂念着国家大事。12月20日那天，湘潭县委书记来向彭总汇报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的情况，并说到中央已通知将于1962年1月10日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总结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全国省、地、县委书记都参加。彭总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这次会议很重要，他决定立即回北京。这次调查原来打算搞三个月，后来搞了56天就返回北京。
(五)专案组追踪调查，余波不断
回北京后，我把彭德怀的信及五份调查材料送给杨尚昆，并把这次出差过程中的情况向杨作了口头汇报。杨要我把这次调查的情况和问题，分别整理两份材料，准备报送毛主席。我照办了。
本来，这次出差的事到此可以了结，但是，后来事情发展并没有完，余波不断。
一件是，彭下乡回来后，看到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文件，特别是中央工作报告中说：“彭德怀党内有一个小集团”，“里通外国”，感到很大的委屈和不满。因此，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写了一个材料，报送中央，要求予以审查。这就是所谓《八万言书》。后来有人传说，这个《八万言书》是我给写的。其实，我下乡回来后，只与彭总的机要秘书通过一次电话，告诉他《调查报告》中有几个字要修改。除此以外，我同彭总没有任何联系。
第二件是，1964年6月间，中央彭德怀问题专案组专门派人去湘潭，对彭1961年回乡情况作了一次“追踪调查”，然后向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把“乌石之行”说成是彭德怀“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在小范围内印发了。那时我已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任副主任，田家英同志把这个报告给我看，说“你61年不是跟彭德怀下去的吗？你把报告拿回去看看。”我回来一看，大吃一惊，其中有些言论是断章取义的，我听到的不是那么一回事，有些话我根本没有听到过。我立即找综合组长何均，向他说：“这个报告中有些问题，我没有听到过，有些问题我没有听出来，所以回来后没有反映。”何均说：“听不出来也没有办法，承认我们水平不高就是喽。”何均当即向杨尚昆反映这件事。杨表示：“那次出差的情况，当时都向主席报告过了。”还说：“原来报告前面，还写了四个随行人员的名字。后来我打电话给贺龙，说随行人员都是中央办公厅派去做具体工作的，是否名字不要写上。贺老总同意，印发报告时，把这几个人名字去掉了。”这件事以后没有追究。
第三件是，1964年七、八月间，中央党校揭开杨献珍问题，有一天，杨尚昆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杨问我：“1961年彭德怀下乡时，是否有人到火车站去送行？”我说：“有警卫局、中直管理局的同志。”杨问还有谁？我想了一下，说：“还有中央党校同志，他们是送杨献珍上火车的；第二天杨到郑州车站下车。”我如实作了汇报。
第四件是，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我随彭德怀回乡这件事，整整斗了我八年。在批斗中，我把随彭总回乡56天的过程，一天一天写得清清楚楚。我说：“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元帅，我这个小干部，怎么可能包庇这样的大人物呢!”但是那时候申辩是没有用的，最后还是给我戴上一个“包庇彭德怀”的帽子，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直到1979年7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半年多，才把这个问题平反了。(责任编辑：萧辰)
彭德怀在平江农村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