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陪孙维世访印

作者:朱 榕




  1958年1月,我当时正在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领导上让我作为翻译兼秘书陪同孙维世和阿甲两人去印度访问。他们一个是著名话剧导演,一个是著名京剧评论家。我和他们在印度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国家朝夕相处近一个月,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们是应进步团体印度人民戏剧协会(IndiaPeople‘sTheatreAssociation——简称IPTA)的邀请而去参加会议的。当我们飞抵德里巴拉姆机场时,天色已经昏暗,而大会即将开始。我们来不及到旅馆打点行李就径直奔向露天会场。维世同志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接着又向大会敬献礼品,获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第二天就开始了我们在印度北西南东德里、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四大城市的访问活动。
  维世同志比我年长5岁,约34岁,风华正茂。她经常身穿一袭白色长袖绸衬衣,外罩一件黑色的长马甲,颇有些教授的风度。她才艺双全,性格热情开朗活泼,总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对戏剧专业又是那样的执着,很能赢得印度戏剧对口专家及文艺界人士的好感和尊重。她对话剧艺术专注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无论何时何地,她总是在想戏剧,不论是和专家谈话或是观剧,她总是那样的全神贯注。那时的印度,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看电影而不是话剧,戏剧在印度不是热闹的行当,话剧并不景气,从业人员也不多。从我们看的多台话剧来看,不论舞台布景和道具都是很简陋的,有的甚至像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竹台子戏,但维世同志仍是看得津律乐道,赞不绝口。记得那时总有一位进步的印度朋友陪同观剧并兼当翻译,他从印地语或其它印度地方语言译成英语,再由我从英语译成汉语,等这两道翻译完成后,台上早已又开始讲下一段台词了。我感到要求我翻译的速度甚至需要比同声传译还要快,因为维世是舍不得放过那怕是一句话的。每次散场后,维世同志还要找人座谈,有时是在第二天。她对每一台戏都评价甚高,它们确实朴实无华,有的戏还有进步的内容,其中有的是揭露农村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的,看后让人思考回味。
  陪同我们访问的有前印度共产党总书记P.C.约西和他的两个儿子及小姨子,还有一些朋友是当地的进步人士,他们并不都是专职搞戏剧的,有的公开职业甚至是裁缝。他们或多或少都遭受过官方的迫害,有的还经历过危险的遭遇,谈起来都很值得我们敬仰和同情。除了话剧界,我们还结识了一些印度其他方面的艺术家,有的著名的舞蹈家还邀请我们到她们家里,为我们表演舞蹈,并当场打开箱子,慷慨地拿出自己心爱的莎丽送给我们。
  除了专业的观摩,我们还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所到之处也都让我们惊叹不已。例如阿格拉的泰姬陵,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我们除了白天去参观,晚上还专门去体味了月色下泰姬陵的魅力。那的月色笼罩在泰姬陵的上空,宛如给陵寝披上了一层白纱,更增加了凄婉的氛围。在印度的南方,我们还倘佯于阿旃陀和阿罗拉石窟雕塑大厅的殿堂,留连忘返。在那里,维世还遇到了她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师,是苏联的著名戏剧大师,他们是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记得他们给维世观看在苏联排演的泰戈尔戏剧的剧照,维世见到他们后十分兴奋,立即用流利的俄语和他们交谈起来。多少年别后重逢,真有说不完的话要倾诉。我们还参观了孟买的印度门,那汹涌的大海象征着印度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
  印度的冬天正是全年最好的季节,到处鲜花盛开,气候凉爽,但在南印度的马德拉斯已经令人感到炎热难当。当时我为了替公家节约经费,没有做够夏季的替换服装,维世同志爽快热情地把她数量有限的连衣裙借给我穿,现在每当我看到照片上我穿着维世同志的衣服时,更使我想起了她的音容笑貌,一切如同还在眼前。
  代表团的另一成员阿甲同志那时约摸有40多岁了,和维世同志相比,他显得老成严谨,不苟言笑,但和他相处久了,也觉得他有一个十分可爱的性格。他没有架子,骨子里也爱开个玩笑,他和维世总有谈不完的有关戏剧专业的话题。他为人纯朴憨厚,有些不修边幅,时常需要维世加以善意的劝说,这种提醒有时是在开玩笑中传递的。阿甲由于太专注于专业,有时也会出现一时生活上的糊涂。记得比较深刻的是一次我们早餐后约定在旅馆门廊集合出发参观,但左等右等就不见阿甲同志的身影,原来此兄忘了带什么东西,返回房间时错走到别人的房间去了。我们听说后都笑得前俯后仰,维世同志更是笑得利害。从此以后,此事更是我们拿阿甲开心的话题了。
  维世同志是烈士的遗孤。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战友,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1937年,维世和哥哥孙泱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夫妇收为干女儿。后来送往延安,在鲁艺学习。她的一生都是在革命大家庭中度过的。1939年她陪周恩来去苏联治肩伤,并在那里学习,直到1945年才回延安。在言谈中她从来没有波及她和周总理的关系,倒是谈起过她在苏联留学时,正值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当时年轻的她在黑夜中曾勇敢地上房顶值班,监视法西斯德军的空袭。她一生接受的是艰苦奋斗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她对业务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可以说热爱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她多才多艺,解放后一直在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员和导演。我想如果每个人对自己从事的工作都有维世同志那样的敬业、爱业的精神,那末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但就是这么一个好同志,在十年动乱中却遭到了江青的极端仇视,把她视为眼中钉,非要除之而后快,把她以苏修特务的罪名非法投入狱中。1968年10月14日,维世同志暴死在狱中,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要求有关单位对她的遗体进行解剖,查明死因,但很快得到回答说尸体已火化。我想起同她一起关在狱中的吴雪同志曾在电视上凄厉地叫道:“她是被活活打死的呀!”想到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感到毛骨悚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以维世同志的才干,在话剧舞台上一定能创造出更多辉煌的业绩。斯人逝矣,让我们牢记这段悲怆的历史,千万不要让悲剧再重演吧。
  (责任编辑:吾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