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9期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上）
作者：杨天石
张学良奉命回忆
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的惊天动地的事件，但是，它的发动者张学良很快就处于被软禁状态，长期保持沉默。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写回忆，始于1956年11月，完全出于蒋介石的命令。
当时，蒋介石早已退守台湾，正在着手写作《苏俄在中国》一书(实际由陶希圣执笔)，企图借此总结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1956年11月20日张学良日记云：
老刘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饭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
"老刘"，指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是张、蒋之间的联系者。张学良接到蒋的这一指示后，"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但是，他已多年不再回忆此事，不知由何下笔。当日，他曾向刘乙光谈西安事变经过约两小时，谈完又后悔，觉得违背了自己不久前所立"寡言"之誓。这一天晚上，张学良"兴奋过甚，前思后想，反复追思"，一夜未能睡好。
从西安事变送蒋返回南京之日起，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软禁了近20年。此际，正软禁于高雄西子湾，处于重重看守中，但是，蒋介石对张还是不放心。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命刘向张宣布蒋的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张闻听之后，颇有震雷贯耳之感，"反复思维，深自反省"，决意自11月16日起，"寡言，读书，默思"，"死里求生，改头换面，作一番复活功夫"。他对西安事变的回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12月5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回忆录写成，不过，那其实是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函，首云："刘乙光同志转下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多年来，更不愿自寻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戒。"在长函中，张学良回忆了他和李克农、周恩来等人的联系，但声明发动事变并未和共产党"征询商议"。"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在写作前，蒋介石曾通过刘乙光向张询问杨虎城的情况。张称："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
张学良写这封长函，自称"主旨在真实"，除记忆上的讹误外，没有故意在史实上说假话，但是，长函只写到他本人发动事变为止，事变发生后的情况，如拘留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来西安和周恩来谈判以及周恩来和蒋会面等情况均略而未谈，他本人和共产党的关系也谈得很肤浅。张学良怕蒋介石责备，于12月6日补写了一段，特别说明："假如钧座对于某事内容或某人之言谈，或另有其他之事，欲详细知道，请明加指示，再专就该一事详细陈述，如记忆不清者，再详为回忆。良补此书者，是惟恐钧座对某一事件，良或漏书，或欠清楚，认为良有意规避。然内中也有诸事，尽力简述，或觉于正题无关，或觉此时不当再为提起，并非有不录真实之意也。"当夜，张学良将长函抄好，于6日交给刘乙光，要求务必于当日送达台北。
蒋经国要求写出西安事变的全过程
12月10日，刘乙光自台北回到高雄西子湾，向张学良交回长函。据称，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小蒋要张学良完整地写出西安事变全过程，至蒋介石与张学良等离开西安后三日为止。刘并称：总统的着意之点在，"真实知道共党是如何的作到了这项工作，以为反共斗争研究资料"。张学良听后，觉得十分为难，日记云："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所谓"长者"，当然是指蒋介石。张学良当夜再四思量，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真而讳可也。"
蒋经国急于看到张学良的修改稿，于17日电催刘乙光到台北。当日，张学良续致蒋介石一函，说明回忆西安事变时的考虑：
良未写事变当时之事，非有他，实有不忍言者：自愧行为过于丑劣，再多关钧座于良个人者为多，实难下笔；而其中事实，钧座多已知之矣。钧座已知之事，俯乞万死，庶良不再为追述，兹谨就钧座未知之事，略陈如下。
张学良为"有所不写"找到的理由是："钧座已知之事"，何必要我来写!函中，张学良着重叙述了和蒋在华清池两次谈话之后的冲动心情，很快就转入自我批判：认为"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他检讨自己：1满腹忧患，因执己见，不计利害。2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函称，本人之所以犯错误，原因在于：痛恨日本人，"彻底确认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而对共产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者不同，权利之事，今日可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最后，张学良总结称：共产党"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而后所喊的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是同道好友，自堕其彀中"。同时，张学良批评国民党的宣传，"本主观之点，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
张学良所欲为"长者讳"的，正合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始终是一份缺少关键之处的不完整的记录。
蒋介石要求驳斥"成交"说
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宋子文二人曾代表蒋介石和周恩来等谈判，达成改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等9项协议。蒋介石也曾在与周恩来会面时表示，要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在这一情况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结束，张学良才主动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但是，这一经过，蒋介石始终不愿公之于世。他的《西安半月记》仅在12月23日简单地记载："是日，子文与张、杨诸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对于他本人和周恩来的见面与谈话，竟一字全无。
1955年，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西安事变感言》一文，对所谓张、杨阅读蒋的日记后受到感动，因而幡然悔悟一说表示质疑，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蒋与张、杨之间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他本人也是"见证人"中的一个。蒋介石对此文很不满意。1956年12月18日，刘乙光到达台北，将张学良的回忆长函面交蒋介石。同月20日，蒋即传唤刘乙光，声称"(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已有进步，我甚安慰。他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同时命刘将郭文转交张学良，要张在回忆录中加以驳斥："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谈之间，给刘的感觉是，蒋"需要甚急"。
郭增恺何人，张学良已不复记忆：在回忆录中驳郭，必须说假话，张学良感到"甚难写，弄的不三不四"。思考再三，张学良仅将回忆修改两小段，另写《慨中国文人之无行》一文，，中云：
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耻者。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说不到什么条件成交，更谈不到见证，就是有见证的话，恐亦轮不到该郭增恺名下。
此文重点仍在于论证送蒋返京，出于受蒋日记之感动，而非"条件成交"，企在体蒋之意，维护其"伟大领袖"的形象。同时，张学良并于12月21日致蒋一函，声称读郭文之后"可气亦殊可笑"。函云：此人为谁，良诚已忘却，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对，彼乃一小丑角色。他不是共党，他是属于共党尾巴的第三党，在第三党中也不是什么重要者。当年曾为杨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亚也。在回忆文中难将其人搀入，兹仅就其故说之处，针对如上，以证其无的之言，另写一纸以驳之，未审可用否?
12月21日，张学良将写好的文与函交给刘乙光，立送台北。与刘约定，如认为不妥，先来一电话，以便准备再写。
函上，蒋介石没有再提出新的要求。郭增恺方面，则由张学良在美国的经纪人伊雅格出面斡旋，由张签付美金支票6100元，郭遂不再说话。
张学良要求"受训"
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回忆和对郭增恺文的处理都使蒋满意。12月24日，蒋将自著精装《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及1957年日记本一册交给刘乙光，作为对张学良的奖赏，同时要刘传达两句话："共产党必败""(张)对反共抗俄，有贡献处"。张学良得悉后，"中夜反复自思"，决定给蒋介石及宋美龄各写一信。次日，张学良将信函交给刘乙光，请他派人送往台北。刘认为信件重要，表示必须本人亲送。
国民党对担任高级职务的党员有轮训制度。张学良在1929年加入国民党，担任过中央监察委员、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职。1951年11月，张学良致函宋美龄，"请示党员归队"。1954年10月，刘乙光调台北阳明山受训，张学良也想争取受训机会，曾致函张群，但未有下文。此际，张学良揣摩蒋的意思后，再次向刘表示受训心愿，要刘上达。刘为了避免说错话误事，要求张学良写一份节略给他。1956年12月25日，刘乙光到台北，蒋介石于当夜9点接见。对张的受训心愿，蒋连说好好。刘追问何时?蒋答：须布置布置。同月27日，刘乙光尚未起床，蒋即电话召见。蒋称：张受训一事，贸然从事，恐外间之人有些不谅解，甚或引起风潮；或有人对张侮辱，反而坏事，须先有步趋。其办法是，张先写一书，叙述个人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党)的观感等，公开发表，改变外间观感，然后方可进行。蒋的意思是要张通过亲身经历，公开反共。张学良得知后，情绪激动，一夜未能成眠。次日，情绪更为激动。日记云："早起，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后经老刘苦说，赵四亦加劝言。下午睡过，自感矛盾，即决从事反共，又何顾小小颜面问题。总统赐给机会，准我由九一八以前写起，这是何深用意!同时外间是有人怀恨切深。把信改书，嘱老刘明早去台北。余稚气太胜，须力加痛改。"29日，刘乙光向张表示，信中仍有不妥之处，张学良此时情绪已经平静，立即改写信件，交刘送往台北，并且写了两句诗："昨夜一阵潇潇雨，狂风吹去满天云。"
蒋经国为张学良的回忆定稿
自1957年年初起，张学良即遵照蒋介石之命，撰写范围更广的回忆。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稿一部分回忆张作霖，题为《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忆自己，题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变的有《我之与国民党》与《出洋归国与管束》两节。该稿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张并在致蒋函中声言，本人对该稿并不满意，请蒋指示修改之处。23日，张将该稿交刘乙光送往台北。5月1日，刘自台北归来，告张已将该稿交蒋经国，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同月5日，蒋介石召见刘乙光，声称张所写"系历史重要文件"，"有价值，有贡献"，"如不到台湾，无此文"，要张亲笔写一份。同时，蒋并称，张前所写回忆西安事变的函件，须加编整，由张亲笔抄写，交高级将领参考。同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声称总统已将张的函件交自己修改。5月10日，蒋经国将修改稿及《杂忆随感漫录》原件退给刘乙光。张学良收到后发现，蒋经国已将自己去年12月5日和17日写给蒋介石的函件合并，改为一篇文章，题名《西安事变反省录》，但内容并无重大变动。
5月11日，张学良按蒋介石要求，开始抄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至19日抄毕。自20日起，抄写《杂忆随感漫录》。6月10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张学良即将《反省录》抄稿交刘，要他在必要时呈上，请刘同时声明：张"不满意这本，写的不整齐，假如不急用，请带回再缮"。刘乙光到台北后，向蒋介石说明张意，蒋称："留下我研究研究。"蒋并表示，拟将张迁至较近之处。蒋经国还送了一些芒果给张。6月24日，刘乙光再次被召到台北，蒋经国、蒋介石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交刘，要他转交张学良。
6月30日，张学良抄完《杂忆随感漫录》。致蒋介石函称："楷书能力太低，日仅千余字，又不整齐，时有错漏，请罪。"第二天，刘乙光去台北，为张学良选择新住址，张学良就将信函及书稿一起交刘。
自7月3日至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工工整整地又抄了一遍。(待续)
(责任编辑：萧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