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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的几件事
作者：张素华
刘少奇主持起草七千人大会书面报告，第一稿曾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没有看完，但表示赞成“这个方向”，他提出不用交政治局审议通过，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为了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大会一面延长会期，一面又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进行全面讨论和修改。1月24日，讨论出报告的第二稿。耐人寻味的是对于第二稿毛泽东“仍然没有看完”。1月25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有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会议进行了3个多小时，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
会上，刘少奇没多说报告的基本情况，只是说让大家提意见，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甚至推翻都可以。他表示：从1958年以来，我们发生了这样多问题，一方面很有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大会）这样多人，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今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所以这个大会开得时间很长。议论又这样多，有许多不同意见，这是完全自然的，允许的，方针是总结经验。刘少奇还说：事后诸葛亮也很有必要。刘少奇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动员大家谈意见，在充分交换意见的情况下，实现思想统一。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报告的讨论比较热烈，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子恢、谢觉哉、王震、张鼎丞等不少人发言。刘少奇在作总结发言时，谈到了几件事，说报告没有提。有些是因为达不到，有些是因为现在还看不清楚。
关于15年赶超英国的问题
第一件事：关于赶英超英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15年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个报告上没有讲。我们起草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写上去了，第二次说还是不写好。15年赶上英国，原来是这样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用不着去改，用不着取消，我们做的好，到15年的时候赶上了，就赶上了，没有赶上，也没有什么不得了，更多一点时间，多几年就是了。
应该说，刘少奇讲得很婉转。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也没有说它在“大跃进”当中起了很负面的作用，就是说没有写到报告里去，是很留有余地的述说。虽然如此，人们心里也清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口号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不便再提了。
“15年赶上英国”，是毛泽东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受其鼓舞，提出15年后中国要超过英国。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有极大的优越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此后，毛泽东带着莫斯科会议的东风，回到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也成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助推器。
这个赶超英国的战略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在头脑发热的“大跃进”浪潮中，所带来的后果是各地各部门又层层加码，竞相施放“卫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则信以为真，又将15年的赶超战略变为10年，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毛泽东又兴奋地降到7年，再后来降到2至3年。这种忽略中国经济的落后情况，忽略经济发展规律的决策，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危机的猛烈爆发，直到这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基础太差，搞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否则，必然遭遇挫折。
如果说“大跃进”期间的一个突出错误，就是高指标，那么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应该说是最大的高指标。但是人们放弃它，则相对较晚。这是因为它具有较大的弹性，也就是说要15年后才能看分晓；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也是过去几年叫得最响的口号之一；还有一种十分的不甘心，所以中央放弃了2年、3年、7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放弃了一些具体产品的高指标，但一直没有放弃10年、15年赶上英国这个口号，最有说服力的是书面报告的第一稿，还写进了这一口号。
书面报告第一稿开头就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为实现再经过十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而奋斗的会议……”报告还说：“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了十五年左右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就是说，从1949年起，我们要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完成或接近完成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一百几十年中做过的事。这个要求是我们经过努力可能实现的。”
这表明，中央在指导思想上还没有彻底转变过来，还想追求那个高指标，还想跃进，所以一直到七千人大会前，也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直到七千人大会21人起草委员会再次讨论修改书面报告时，对这一战略思想，才开始提出质疑，“经过算帐”，结论是10到15年内，我们很难赶上英国，更谈不上超过英国的问题。那么，这一口号在书面报告还提不提呢？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具体算帐、讨论决定的过程材料，所看到的是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刘少奇没有因为这个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无论对错都要坚持，而是从实际出发，大胆宣布这个口号不提了。
当然，仔细分析，刘少奇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是一种折衷方案，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给我们过去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应该坚决的放弃它。说的是不提了，也不取消。从当时和以后的情况判断，实际是放弃了。
1月27日，刘少奇向大会作口头报告时，再次谈到了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一旁插话，说少一些时间是不行的，多一些时间是可以的。看来毛泽东也意识到15年赶超英国的战略已是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不得不放弃，是被迫放弃的结果。
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自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宣布不提之后，在此后的日子里人们从未再次提及，彻底放弃了。
这一口号的放弃，意味着中国开始正视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注意从实际出发，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老老实实地进行经济建设。
关于《农业发展纲要》问题
第二件事是：刘少奇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这在当时也绝对是一件大事。
刘少奇说：在书面报告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有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4、5、8”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4、5、8”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所有的土地都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农业发展纲要》一直被视作发展中国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农民的指路明灯。其全称是《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共四十条。它是1955年11月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如果说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战略，是缺乏调查研究的话，这个《纲要》，毛泽东可是花了很多心血，一直非常钟爱。
《纲要》从制定到正式公布实施，先后用了4年多的时间，期间经历了几上几下，应该说“充分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其过程是这样的：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起草这个纲要时，正处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阶段，在毛泽东看来，农业合作化了，下一步就应该为农民制定一个发展农业的长期奋斗的目标、描绘出一个“繁荣幸福的明天”，这样农民就会有所奔头，干劲倍增。于是，毛泽东先后同14个省的省委书记等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共同商量了一个“十七条”。
1956年1月，毛泽东又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商量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一个《纲要》（草案）初稿，然后向全国各界人士1375人征求意见。1月23日，拿到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1月25日，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然后下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于1957年9月又拿到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讨论，会议对这个纲要（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产生了《纲要》（修正草案），然后再次征求意见，为的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这期间曾出现一个插曲。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陈云、周恩来等反冒进的时候，《纲要》也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怀疑。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时候说，他们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对陈云、周恩来等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看出，毛泽东是很看重《纲要》的。
1958年初，在《纲要》（修正草案）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于1958年5月拿到中央会议上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予以基本通过，再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实行情况作必要的修改。
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才讨论通过了《纲要》（修正草案），开始以正式文件《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向全国公布。谭震林向大会作报告时，还认为《纲要》留有了余地，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对于这样一个有数年影响，又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纲要》，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书面报告不提了，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不充分等。这无疑是一个大动作。其原因主要还是刘少奇讲的《纲要》提出的“4、5、8”很难实现。此外，从《纲要》诞生的那一刻起，因其指导思想是偏快，就同冒进、“大跃进”搅在了一起，在执行过程中，对“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纲要》尽管曾进行了反复修订，又拿到中央全会，全党的代表大会，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因其是在头脑发热的年代产生的，其各项指标偏高，所发挥的指导作用是脱离实际的，如果再将它作为发展农业的纲领性文件，是很难收到较好效果的。“大跃进”已经停止了，高指标废除了，他的作用也就终止了。所以，刘少奇向大家宣布，《农业纲要》不提了。虽然，还有一句“也不取消”。但实际是取消了《纲要》作为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的地位。对于这一决策，柯庆施在21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就曾提出，《农业发展纲要》还要不要？可见当时，并不是所有同志都真正吸取了“大跃进”运动的教训，都同意不提《纲要》的问题。所以，刘少奇的这一举动，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我们翻开那些年的《人民日报》，从1962年至1963年，基本没有提《纲要》的问题，从1964年起，经济已经恢复，《人民日报》对《纲要》又开始有所报道，但已经不再进行渲染——什么伟大纲领等等，只说是某地在某方面实现了《纲要》等等。当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又是另一番情况了。
关于“一大二公”问题
第三件事是：关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倡导起来的，“一大二公”的提法也是毛泽东的发明。在毛泽东看来，公有制是富裕的根源，他始终认为个体经济是没有出路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既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全国很快就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1958年下半年全国的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一下子合并为两万多个人民公社，中国农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虽然也发现一些问题，但毛泽东的感觉很好，针对国内外对公社的批评，曾“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然而，毛泽东这种单凭理想构建出来的“一大二公”的美好模式，在中国农村很快就遭遇了严重挫折。其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公社化的过程，是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带来的后果，不但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兴旺发展的景象没有显露，而且各项农作物严重减产，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粮食等生活用品的危机。
这一危机的爆发，毛泽东一面批评各地混淆了两个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懂得价值规律和价值法则，不懂得按劳分配等等，一面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将公社的规模化小，由原来的两万多个增加到5万多个，将经济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这些措施的采取，实际是对“一大二公”进行了调整。1961年4月，毛泽东在整顿人民公社时谈到“一大二公”的问题时说：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
刘少奇在向大家解释书面报告涉及这一问题时，表示看不清楚，在他的报告里面没有提。事实上，从1961年起在党的文献和报刊上就很少提到“一大二公”的问题了，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不提“一大二公”也纯属正常，但他在大会上还要就这个问题专门谈一谈，表明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大，有必要在全党面前讲一讲，否则不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说不定哪一天，一旦条件、气候合适，又刮起了“一大二公”的共产风、平调风。所以，刘少奇在会议上告诫大家，他的报告里面没有提，因为还看不清楚。尽管他强调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要“一大二公”。这不过是一个理想，关键是在实践中碰了壁，所以现在不提了。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谈到了毛泽东提倡的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不但报告里没有提，连21人起草委员会都没有讨论，以后要经过调查再说。还谈到了所谓“左”比右好的问题，谈到了关于成绩和错误，报告没有提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等。这些比较敏感重大的问题，刘少奇在1月27日作口头报告时，也都谈到了。有些谈的比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稍委婉一些，有些则比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要深刻。如两个“三七开”，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则没有涉及。
七千人大会时期的刘少奇，可以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之一。“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刘少奇确实表现得很内疚，因而变得比较务实，且敢于坚持真理；不唯上，且敢于犯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勇气，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的人们，虽然没有听到他那铿锵有力的讲话，看到他那真诚智慧的表情，但读了他的文字，仍可以感受他的心情，这颗心是为国为民的。由此，人们对刘少奇增加了一份敬佩。(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