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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我国西部航线之后的首次专机行
作者：时念堂／口述 木 辛／整理
1960年4月到5月，用一架伊尔—18飞机、5架伊尔—14飞机载着总理一行出访印度、尼泊尔、缅甸、越南、柬埔寨东南亚五国时，专机是从我国昆明经过缅甸的仰光飞往印度的。当时被访问的国家中没有巴基斯坦共和国，再加上尼泊尔、越南两国没有能提供伊尔—18飞机降落的机场，大规模不同机型的混合行动只能沿着这样的航线飞行。但是，如果访问巴基斯坦国家仍然走这条航线的话，显然是舍近求远了。所以，当我驾驶飞机，从新疆明铁盖山口(现为红其拉普)飞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国，就有了新的通道。按说，到印度、巴基斯坦访问最近的飞行路线是越过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然而，对于50年代末期的苏制伊尔—18飞机的性能来说，飞越帕米尔高原已经是非常吃力的事情了，挑战喜马拉雅山峰那是后来更先进机型的任务。
北京飞往巴基斯坦的第一站是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南边的和田机场。当我们机组载着周总理一行到达和田的时候，虽然还没有飞出祖国的大门，却已经飞行了近五个小时。专机落地后，总理不顾疲劳，仍像往常那样走到驾驶舱同机组人员握手致谢。晚上，新疆领导人在和田招待所宴请总理，总理特意请机组人员参加。我作为一机之长，满脑子想着第二天飞行方面的事情，舞会还没有结束，就带领机组人员返回招待所，作飞行补充准备工作。
和田的上空常年被大雾一样的尘埃覆盖着，很少见到白云蓝天。按照预定计划，专机从和田起飞之后，一直沿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边沿，在喀喇昆仑山北麓向西偏北的方向爬高，经过新疆喀什侧面，进入山区，朝着明铁盖导航台飞行。
随着飞机西进，飞机下面山势逐渐加高。此刻，飞机的高度已经爬升到8000米以上，但是向下望去，由于山势的增高，飞机离地面的实际高度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低。机组领航员韩海兰曾多次同我一起执行专机任务。他看到地图上标有7600多米的高山就在明铁盖山口附近，为了留有余地，他建议继续爬高到1万公尺飞行。1万公尺对伊尔—18飞机来说已经接近飞机的高度极限。
记得第一次试飞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到达山飞机已经进入云中飞行。机组就象蒙上了眼睛。我将飞机很吃力地爬升到11000米的高度。这个高度也只有在飞机重量比较轻的情况下，通过飞行员在操作上的努力，才能勉强达到。飞机在不停的颠簸中飞行。我和副驾驶员双手紧握驾驶杆，小心谨慎地把飞机稳定在理想的状态上。领航员利用飞机航行雷达的功能，结合飞出国外时能见情况下雷达显示的经验，提示我沿着雷达屏幕上一条不规则的黑影(山沟的特征)飞行。我每隔一两分钟就要问一次领航员飞行情况。我担心在有颠簸飞行的云中带有闪电的浓积云，这种误入雷雨云的教训在我的飞行中不知遇到了多少次。飞机开始下降，不是在人为操作的情况下突然下沉了许多高度，飞行经验使我意识到飞机已经离开高原山区。逐渐地，飞机离开空中气压槽线控制区，恢复到能见飞行，我心里悬挂着的一块石头才算放了下来。
幸运的是，这次总理专机在山口遇到的气象情况比试飞时好多了。为了安全，也为了掌握第一手航行资料，在航空气象部门的配合下，我们得到了一个能见条件下飞行的好天气。
两个机翼上四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轰鸣声伴随着飞机向西方的天边移动。此时，我将飞机的自动驾驶装置解除，改为人工驾驶，以防不测；机械师巡视着飞机四台发动机的所有仪表，此时此刻，万一发动机出现问题，飞行员将没有任何处理特殊情况的回旋余地；通讯员头带耳机，伏案静听，不让掠过天际的每一条无线电信息从自己的耳朵中漏掉；领航员已经准时从无线电罗盘中，找到了明铁盖导航台的信号，并聚精会神地把导航台的指示情况与手中的地图进行比较，确认飞机是按照预定的航迹航行着，虽然情况一切正常，但领航员的心情没有显示出一丝轻松。
内地平原地区飞行，一万米的高度，就是再好的天气，垂直观察地面，也是朦胧一片，分不清楚哪是房屋，哪是田地。可是，在这里，同样是一万米的高空，向下看去，积雪之间那挺拔的山石清晰可见。极目远望，天低、云淡、天雪相连，飞机似乎就贴着山与天之间的夹缝飞行。“银装素裹”，“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气势雄伟的群山，象一座座冰峰利剑直插蓝天，“余欲天公试比高”。高空丝丝卷云柔姿变幻，辽阔无垠的苍穹，晶莹剔透的世界，令人遐想，令人神往。
为了让周总理也欣赏一下新航线的高原奇观，我特意让机组服务员将周总理请到了驾驶舱中间机械师的座位上。周总理两眼俯视，镇静自若，居高临下，面对山峰叠嶂的雪域高原，情不自禁地引用了歌剧《江姐》中的一句歌词：“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峰脚下踩”。一句歌词，表达了他气吞山河的气概。机组人员的情绪顿时受到总理的感染。千里冰峰在总理眼里已不算什么，这不正是机组在征服西部航线中所应有的大无畏的工作精神吗？顷刻间，大家的心理压力得到了放松。
面对着被逐渐甩向后面的雪峰，望着前边就要进入的异国领空，大家的心情兴奋起来。
飞机通过山口后，按照专机飞行规定的程序，通过书面方式将准确的到达时间交给机组服务员，服务员把这个信息告诉总理的时候，可以看出总理对机组的工作表示满意。
专机顺利通过西部国门天险，向着巴基斯坦首府卡拉奇飞去。卡拉奇机场呈东北西南方向，我们是从机场的北面飞来，根据地面通报的气象条件，正好是从东北向西南方向落地。我们已经飞行了三个多小时，为了及时降落，建议地面指挥员采取直接落地的方法，免去机场上空建立的小航线，可以提前10分钟落地。在此之前，我们机组已经试飞来过这里，在机场气象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这样降落是完全有把握的。领航员做好了直接落地的技术准备。
我很庆幸卡拉奇给了我一个晴朗的天气，如此良好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机组副驾驶、领航员、机械师、通讯员之间平时训练有素的密切配合，我满怀信心地手握驾驶杆，将数十吨重的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卡拉奇机场的东北一端。机组通讯员利用飞机在跑道上滑跑的机会，熟练地敲击手中的按键，以电报的形式将专机安全降落的信息通知国内。
巴基斯坦欢迎总理的场面安排在机场跑道另一端的西侧，当飞机在跑道上经过减速，缓慢滑向停机坪的时候，我看到停机坪经过精心组织的欢迎场面，内心升腾起一种胜利的喜悦。因为到此为止，作为国家的一位专机飞行员，在开辟祖国西部航线之后，首次成功完成了国家领导人从西部大门出访的飞行任务，使今后飞往中东甚至非洲各国的空中通道变得更加畅通了。
周总理随欢迎的车队离去之后，卡拉奇航管部门把飞机拖到专用停机坪。飞行检查之后，留下机组与使馆的少数人员同巴方一起警卫飞机，其它机组人员回使馆吃饭休息。专机活动中机组的安全同飞机一样重要。所以，通常情况下机组人员要在大使馆就餐。
为了尊重巴方的要求，在总理到另一个大城市拉合尔访问的时候，乘坐的是巴方的专机，访问中有对方领导人陪同前往。机组在卡拉奇待命的几天里，为了轮流警卫飞机，谢绝了使馆请我们游玩的邀请。
当时的巴基斯坦共和国由东巴和西巴组成，中间有印度隔开。由于当时没有计划到印度访问，而且印巴关系比较紧张，访问东巴基斯坦就没有从印度领空经过。决定从原航线返回新疆和田，再从昆明出发，沿南线进入东巴。
周总理回到卡拉奇的第二天，我们告别了西巴，沿着来时的航线，向着帕米尔高原爬高飞行。虽然这是我第四次飞越明铁盖山口，但是，我和机组的同志们对雪域高原上的几十分钟飞行，不敢有半点掉以轻心。
专机绕道甘肃、四川、贵州到达云南昆明机场。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航线，就是有意避开青藏高原，因为在那漫长的空中航线上，一没有备降机场，二缺少可以利用的导航设备，无论从航线保证及特殊情况处理方面，都不适宜飞行。
东巴基斯坦不仅仅位于印度的东部，而且，在东巴的东边还有南北一长条样子的印度领土。如果从昆明起飞直接到达东巴基斯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是这样飞，必须经过印度领空。这次总理出访，从西巴到东巴，既然已经绕道国内，没有从印度经过，那么从昆明飞往东巴的时候，宁可舍近求远，也不会从印度上空经过。飞行航线当然必须服从外交关系的需要。所以，当我们按照预定计划载着总理一行从昆明机场起飞以后，便朝着缅甸的曼德勒飞去，然后经过曼德勒飞向缅甸首府仰光，再由仰光改航300多度，沿孟加拉湾海岸线，飞向东巴的吉大港。此时，在专机前方不远处，东巴的达卡机场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之中。专机飞行中的领航、通讯等岗位，都按照规定的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着。飞越缅甸领空的航线设计，当然是经过空军及外交部门预先协调的结果。
东巴的达卡机场对我并不陌生，从1960年总理访问东南亚五国开始，包括试飞在内，我已经有几次经过或落地多次了。达卡机场位于印度半岛恒河流域接近入海的地方，周围的净空条件很好，围绕机场建立什么样的小航线，都不用顾虑周围障碍物的影响。为了减少总理在空中的时间，我决定直接落地。可是，当通讯员按照我的意图请示地面指挥员的时候，出乎意料的是，地面仍坚持要我们通过机场跑道上空，建立一个正规的小航线降落。等专机落地之后，欢迎的车队离开机场，此刻，一个飞行员的职业习惯促使我带着不解的心情，让通讯员用英语询问机场航管部门不准直接落地的原因。机场调度员听罢很和气地解释了一番。其原因同样出乎我的预料，原来跑道上的老鹰还没有被驱赶干净之前，是不能降落的。巴基斯坦的老鹰被视为神鸟，只能驱赶，不能伤害。在机场附近活动的神鸟，的确会给飞行安全带来一定的威胁。这使我想起来在某些机场，飞机起飞前驱赶跑道头附近的飞鸟是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一只鸟看来很小，一旦与飞机高速相撞，就会有很大的力量。而万一在起飞过程中被吸入发动机的进气道，那将是很危险的。
在东巴两天之后，沿原航线只飞了一个多小时就到达缅甸的仰光机场。在泼水节，缅甸人民用特有的民族习惯对总理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甚至把水泼到了机场的飞机下边。当我们检查完飞机乘车进城的时候，没有散去的群众仍然向我们泼水致意。缅甸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来访的外国客人都要到大金字塔进行朝拜。登上金字塔时要脱去鞋袜，光脚而行，遇到烈日当空，脚底下是要忍受一点高温之苦的。在仰光的四天时间，除去警卫飞机，使馆人员曾让我们浏览市容，到最繁华的地方购物。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哪来的外汇供机组消费？只好大饱眼福，空手而归。记得后来又有一次缅甸之行，每人限定相当于10元人民币的外汇，我买了一团只能够编织一件毛背心的毛线，回国之后还要从工资中扣除10元钱。
因为当时同泰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缅甸之后准备访问柬埔寨的航线就不能从仰光直飞金边。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结束缅甸访问后，回我国昆明稍事休息。我们机组利用这个机会经越南河内到柬埔寨试飞。虽然当时越南战事正在进行，但由于一年多之前周总理访问东南亚五国(其中有越南和柬埔寨)的经验，在航线设计、气象保证以及外交协调等各个方面，已经做到心中有数。总理从昆明起飞，两个多小时之后就顺利到达金边机场。这次访问与前次不同的是，结束访问，总理准备启程回国的那天，我们在飞机旁等候总理的到来。看见车队向停机坪开过来，我们准备向前迎接总理，却不见总理。机组人员正在纳闷，距离停机坪不远处飞来一架小型直升飞机，降落处出现了总理和西哈努克的身影。原来柬埔寨亲王亲自驾驶直升飞机，从皇宫把总理送到机场。在西哈努克看来，这样也许比坐小汽车更安全一些。
没有想到，在专机回到昆明下降高度的时候，遇到了局部颠簸的坏天气。这是一种无法避开的天气现象，就像汽车行进在高低不平的马路上，颠簸使人感到心烦、难受。汽车的颠簸只是在上下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然而飞机在空中颠簸的高度范围却是几米、几十米，有时甚至上百米。颠簸中有许多代表团成员脸色发白，呕吐起来。陈毅副总理说，遇到这样的鬼天气，比咽粒子弹还要难受。周总理也许是经常乘坐飞机，已经比较适应空中生活，不管是遇到多么不稳定的天气，从没有呕吐过。专机在昆明落地之后，周总理依然兴致勃勃，走到驾驶舱与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对同志们半个多月来的专机飞行表示感谢。其实我们只是完成了自己份内的专机保证工作，真正辛苦的还是我们的总理，即使在空中飞行的过程中，总理也在不停的阅读文件，很少休息，只是在专机落地前的一刻钟内，才放下手中的工作，准备迎接下飞机后的一切活动。(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