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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修订与传播
作者：李晓航
《毛主席语录》产生的历史背景
《毛主席语录》是“文革”时期为制造个人崇拜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出版物，它的问世和流行，对掀起狂热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修订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十年动乱中个人崇拜的发展过程。那么，《毛主席语录》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对个人崇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有些人对反对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主张，受到党内一些领导人的抵制。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他为了近合毛泽东，积极推行了一系列加强个人崇拜的做法，先后提出了“捷径论”、“顶峰论”、“天才论”等。他首先在全军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军队的带动下，迅速铺向全国。1959年9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上发表讲话，他提出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捷径论”，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最好先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960年2月，林彪进一步主张“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他说：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学习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立竿见影，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之‘矢’，来射部队实际之‘的’。”在林彪的倡导下，从部队开始，全国逐渐掀起了“活学活用”的热潮。
林彪在军队大权在握，他频繁地对《解放军报》发出指示，利用军报为个人崇拜大造舆论。1961年4月，林彪在北京部队某部视察时指示：为了使战士学得更好，要从毛主席著作中选择一些适合战士学习的文章印成选本，让战士们学习。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根据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1日起，在报眼位置天天登“毛主席语录”，篇篇文章引“毛主席语录”，直到“文革”结束。
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另一个做法，是在领导方法上强调个人负责。1961年11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到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关系时强调：“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在实际工作中，这两方面容易发生矛盾。有时集体领导把个人负责削弱了，没有分工专管，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就没有水吃了，你推我，我推你，大家都不负责，这就不好。”“个人负责要加强”。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林彪更是力排众议，极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他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就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还说：“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这个不同凡响的讲话，说出了毛泽东想说而不便说的话，深得毛泽东赏识，使毛泽东对林彪更加信任和器重。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应运而生。
《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与修订
1964年5月，《解放军报》编辑部将该报刊载过的毛泽东的语录汇集起来，加以补充，按语录内容进行分类编排，用总政的名义选编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在军队内部发行。该书虽在内部发行，但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各方面人士争先恐后向编印单位索取。该书出版第二版时，全国各地纷纷租型大量印刷，达到人手一册，到处成为“红色的海洋”。《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发行后，“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成了人们忠于革命、忠于领袖的象征。为便于随身携带和随时使用，《毛主席语录》被制成可以装在衣服口袋里的袖珍本，在制版、印刷、装订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书的封面多采用塑料皮，具有防潮、防折、防磨损等优点，并采用大红颜色。后来传遍全球的“红宝书”由此得名。从1964年到1969年，《毛主席语录》先后修订过多次，出版了多种版本：
——1964年5月1日出版《毛主席语录》第一版。第一版是《解放军报》编辑部根据该报刊载过的语录，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力求使所选内容适合基层干部、战士的水平和需要选编的。全书分30个专题：共产党；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群众路线；政治工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三大民主；教育和训练；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勤俭建国，勤俭建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思想意识修养；团结；纪律；批评和自我批评；共产党员；干部；青年；文化艺术；学习。共摘编语录366段。
这个版本有两种装帧，一种是纸皮封面，书名套红印刷；另一种是红色塑套装。两种装帧均为52开本，250页，用繁体字印刷，扉页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书前有毛泽东肖像、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手迹和以“总政治部”名义发表的前言。在这个版本中，书前刊印的林彪题词有一个书写笔误，在“听”字最后一竖笔画上多加了一点，“斤”写成了“斥”。这本语录出版后，在军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解放军报》为此发了消息。
——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该版同第一版相比，从前言到正文均作了较大的改动和调整，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1、对前言作了修改。该版根据中共八届一中全会精神对前言进行了修改：一是增写了一段论述“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这段论述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并指出“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要象发武器一样把《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主席语录》发给全军每个战士”。二是将原前言中“林彪元帅”的称谓改为“林彪同志”。三是将前言的落款日期由原来的“一九六四年五月一日”改为“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
2、更改和增设了部分专题。该版对第一版两个专题的标题作了更改，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改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勤俭建国，勤俭建军”改为“勤俭建国”。同时增设了三个专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党委领导”和“妇女”。其中“妇女”专题是根据邓颖超的意见增设的。修订后的第二版，专题由30个增至33个，收录的语录由366段增至427段，页码由250页增至270页，字数增至88000字。
3、删去了若干不是毛泽东著述的语录。既然题名“毛主席语录”，所选取的每一条语录，都应出自毛泽东的著述。而在第一版中，有若干条语录不是毛泽东的著述。如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专题中，编者从《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中各选了一条语录，由于《决议》和《公报》不是毛泽东的著述，第二版删去了这两条语录。第一版中还有个别语录，虽然是毛泽东的著述，但所依据的文章不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这样的语录在第二版中也被删去。如在“政治工作”专题中，有一条语录是依据《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选入的，这个报告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与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的，初稿写出后，毛泽东作了修改，加写了三千字左右。这条语录虽然是毛泽东在报告中加写的文字，但报告不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因而在第二版中也被删去。
4、补充了新发表和新发现的毛泽东文献。1964年6月，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反对本本主义》四篇文章公开发表。第二版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摘录16条语录，分别收进“共产党”、“阶级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专题；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摘录4条语录，收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专题；从《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中摘录一条语录，收进“阶级和阶级斗争”专题。《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特别珍爱的一篇著作，曾一度失散，60年代才重新得到，后经毛泽东审定，在1964年5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第一次公开发表，同时出版了单行本。第二版从这篇文章中摘取两条语录，收进“调查研究”专题。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中引用了毛泽东新发表的关于“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和“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的两条语录，第二版将这两条语录收进“干部”专题。
5、对个别语录进行了调整。将有的语录从原来的专题调整到另外更加合乎题意的专题。如“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两条语录，原来放在“人民战争”专题，在第二版中，将其调整到“政治工作”专题。
此外，该版还根据群众意见，对书前的林彪题词作了技术处理，将“听”字多写的一点抹掉。
——1967年1月出版《毛主席语录》第三版。该版和此后出版的第四版，内容及页码均与第二版相同。主要变化是对前言再次作了修订，题目改为《再版前言》，增加了“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类吹捧性语言和“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之类实用主义语言，使个人崇拜的色彩更加浓厚。由于该书这时的发行范围已不再限于军队，《再版前言》将第二版对“我军全体同志”提出的学习要求，扩展为针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学习要求。署名由“总政治部”改为“林彪”，落款日期改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1967年4月出版第四版。该版的主要变化是删去了语录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在前三版《毛主席语录》中，均在“思想意识修养”专题引用了刘少奇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到第四版出版之前，由于“文革”的矛头已指向刘少奇，刘少奇被剥夺了所有权力，受到批斗，毛泽东于1967年3月16日对《毛泽东选集》注释等问题作了六条指示，其中最后一条建议将“《语录》第208页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也删去；第204页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编者对《毛主席语录》再次进行了修订，将第三版目录中和第204页的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将第208页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删去。这段话删去后，该版在排版时对第208页作了技术处理，将该页剩余部分文字的间距和行距排得很松散，以弥补删去文字后留下的空白，使上下文相衔接，页码与第三版仍保持一致。
——1967年7月出版第五版。该版的内容与第四版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为更便于随身携带，将开本和字号缩小了，开本由原来的64开缩小为100开，字号由原来的五号缩小为小五号，页码仍为270页。
——1969年2月出版第六版。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夕，人民出版社将总政编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的五篇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和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合订成一册，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精装合订本，开本进一步缩小为128开。人民出版社将该书的字型发到全国各地，在27个省、市、自治区印制发行。
《毛主席语录》的发行与传播
《毛主席语录》出版后，林彪为了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在军队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1964年12月，他提出“突出政治”的口号，要求“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1965年11月，林彪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1966年1月，林彪提出了“顶峰论”。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把学习和出版毛泽东著作引入了歧途。
1966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加速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号召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把出版毛主席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8月19日，文化部向全国出版部门发出特级通知，要求各地根据中央指示，又快又好地坚决完成1966年、1967年印制《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主席语录》等“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接着，中央有关部门对毛泽东著作的定价、税收、运输以及纸张供应、银行贷款等具体事项纷纷采取优惠政策，表示对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支持。
9月18日，林彪接见解放军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人时，发表《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代表作之一，他在这个指示中提出了后来受到毛泽东痛斥的“天才论”，把毛泽东吹捧为“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他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指出：林彪的这个指示“不仅对全军、而且对全党、全国人民都完全适用，都极为重要，极为适时”。12月17日，林彪利用《毛主席语录》再版的机会，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发表了著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这个前言反映了林彪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无原则的吹捧，充满了极“左”语言，是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又一代表作。
随着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和迷信的急剧升温，全国各地对《毛主席语录》的需求量也急剧增长，各地纷纷打破过去由指定印刷厂包印的规定，凡是有一定条件的印刷厂，都开足马力印刷《毛主席语录》，各省、市、自治区均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的翻印本。据统计，仅1967年一年，《毛主席语录》的印数就达3.5亿册。
《毛主席语录》中文版发行后，我国出版了大量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向国外发行。1966年10月，经中宣部批准，外文出版社根据第三版《毛主席语录》翻译出版了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这是第一个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据不完全统计，至1967年5月，仅8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俄、英、日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截至1967年9月，《毛主席语录》在日本已经出售15万册，在德国出售6万册，在罗马出售4万册，在美国也出售了几千册。截至1977年，外文出版社用37种文字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北京东方红出版社还出版了英汉、日汉对照等版本。
此外，有的国家，根据本国情况出版了当地文种的《毛主席语录》。较早翻译出版的国家是日本。1966年11月，宫川书房出版了日本社会党“毛泽东语录研究会”翻译的《毛泽东语录》，在东京发行。这本语录是根据总政编印的《毛主席语录》中文版翻译的，297页，64开，也采用红色塑料封面，书前印有毛泽东肖像、林彪照片和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手迹。语录出版后的短短几天，第一版的五万册便被日本数千家书店订购一空。至1969年12月，日本先后有6家出版机构出版了11种日文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瑞典从1967年至1969年翻译出版了6种版本。日本、英国、法国、瑞典等国用24种文字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
在“文革”开始后的几年内，毛泽东著作在拉美地区的革命者中得到广泛传播。巴西、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多米尼亚、委内瑞拉、海地等国的革命者，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英文翻译出版了一百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
在南亚，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军，在根据地和游击区普遍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翻印和翻译了大量的毛泽东著作。他们还特别组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毛主席语录》，每抄收到一百条后，就出版一本袖珍本的《毛主席语录》。1967年4月，他们收到第一本中国出版的总政编的《毛主席语录》后，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立即翻印出版，分发给战士和群众。
在北加里曼丹，1967年7、8月间，《毛主席语录》开始在这里广泛发行。在城市，在农村，许多工人、农民、学生和战士都得到了北加里曼丹翻译的《毛主席语录》。各地还纷纷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根据毛泽东的许多基本观点，探讨北加里曼丹的社会情况，研究北加里曼丹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手段和革命的前途等基本问题。
在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机关报《先锋报》于1966年12月1日发表文章赞扬《毛主席语录》，说:在“这本举世闻名的红书”中，“有今天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本书将大大有助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原理，并有助于根据这些原理来研究澳大利亚的现实。”
此外，北京民族出版社从1966年4月起，用不同装帧和开本出版了7种少数民族文字版的《毛主席语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行。1966年11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的托忒蒙古文版。1967年，北京盲文月刊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的盲文版，供盲人学习。(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