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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前后后
作者：张碧清
放眼未来，捐弃前嫌，谋求中日邦交早日正常化
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整整半个世纪，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日本战败后，中国人民一向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国民分开，希望与日本人民友好相处。中国人民从两国的长远利益着想，捐弃前嫌，伸出友谊之手，希望中日关系早日正常化。
1949年初，新华社短评提出“远东中日两大民族，可以而且应该建立亲密的友谊”。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53年9月，周总理首次会见来访的日本客人大山郁夫(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时表示，“中国主张恢复和日本的正常关系；日本如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保持同台湾的关系，则中日就不可能缔结和约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1955年12月，周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又明确提出，“中国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将准备采取步骤，使中国同日本1954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参加追悼中国殉难俘虏全国联合大会的关系正常化。”
但是在选择大陆中国或是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上，日本政府始终处于举棋不定状态。1951年10月，吉田首相在日本国会上说，“日本要充分考虑各国间关系，然后再作决定。”不久，吉田进一步说，“对华关系要从通商贸易上考虑，视对方态度而定”，“也可以在上海设立驻外办事处。”
日本民间人士先行，从贸易着手，打开日中往来的大门
东西方冷战开始，日美缔结了安全保障条约，日本政府做出选择台湾的决定，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尽管如此，那时，凡是有一定身份的日本朋友来访，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经常亲自出面做工作，向日本朋友表示，中国人民不念旧恶，希望同日本人民和平共处、长期友好。
1952年5月，日本有识之士帆足计等三人不顾日本当局阻挠和受罚的危险毅然访华，成为战后访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帆足计等人是绕道莫斯科参加国际贸易会议，在会议期间受中方邀请来华访问的。帆足计等和中国有关方面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打开了中日经济往来的大门。帆足计等三人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并非只是他们三人的意愿，而是日本广大经济界人士的愿望。因为这时日本中小企业主和地方议会议员已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由超党派国会议员组成“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帆足计等人回到日本，在羽田机场受到“凯旋将军般”的欢迎。后来，日本法院以擅自访问共产党中国为由起诉帆足计，他据理力争终于胜诉，在日本引起中日友好的第一次轰动效应。帆足计等人的行动取得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日本当局不许日本人访华的禁令，二是突破了日本政府的对华贸易禁运。
为谋求中日友好，中国方面相继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1953年，中国红十字会协助将4万名在华日侨返回日本。1954年，把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分批遣送回日本。
1954年，鸠山政府成立，对“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进行了一些调整。中日两国第二、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得以签订，并签订了中日民间渔业协定。这时日本当局主要是从“建立在通商贸易上”来考虑中日关系，这与中国主张的“政经不可分”的原则不一致，双方关系没有多大进展。
日本社会党挺身而出，高举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旗帜，促进了日本国民运动的发展
1957年岸信介上台，他采取敌视中国政策，倒行逆施，诽谤中国，挑拨亚洲各国同中国的关系。他访问台湾，鼓吹“反攻大陆”，破坏中日民间协定，阻挠民间友好往来，还纵容暴徒撕毁中国国旗，造成“长崎国旗事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中断同日本的一切往来。
岸信介的倒行逆施同样激起了日本友好人士的愤怒。最先挺身而出抨击岸信介，要求他停止敌视中国言行，保证日中贸易协定执行，派团到中国谋求改善日中关系的政党是日本社会党。当时社会党处于鼎盛时期，政治影响很大。
1957年4月，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率社会党代表团访华，他在演说中强调，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承认两个中国；支持中国早日加入联合国；将为日中邦交正常化作最大努力。
社会党成了两国交往的重要窗口。1958年8月，为探讨改善日中关系的途径，社会党派佐多忠隆访华。中方利用此机会，廖承志同志向他阐述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1)日本政府必须立即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行；(2)必须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得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活动。这是中方首次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条件，受到日本广大人民、各在野党、各人民团体和经济界的重视。1959年3月，社会党代表团再次访华时，周总理向他们指出，要改善中日关系，日本政府必须遵守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只要保证遵守三原则，在不立即改变日美、日台关系的现状下，中日关系可以改善，贸易可以恢复，友好往来和访华交流可以发展。中国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做法，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各界争取邦交正常化的积极性。1960年8月，周总理继而又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与个别照顾相结合”。也就是说最好是签订政府间协定，若办不到可签订民间贸易协定，对确有困难的企业，中国可予以个别照顾。
然而，正当在社会党推动下，日本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国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1960年10月12日，浅沼稻次郎不幸被右翼暴徒杀害，日中友好运动受到不小影响。
自民党开明人士加盟日中友好队伍，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阶段发展且卓有成效
在做好日本人民、在野党、友好团体工作的基础上，中方对执政党中的开明人士也在做工作。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总理会见了日本政府首席代表，日本经济企画厅长官高达之肋。这是战后双方高级官员的首次接触。后来，中国政府通过驻日内瓦总领事，多次向日方表示，“为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就两国贸易、民俗、民间往来和其他有关两国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谈，欢迎日本政府派团来华会谈。”周总理还多次表示，“北京机场向日本首相开放。”
1959年9月，北京机场迎来了第一位自民党要人、前首相石桥湛山。石桥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开明人士。他不顾自民党内右翼的强烈反对和年纪老迈,坐着轮椅进行访问活动。经过多次会谈，中方与这位自民党要人取得不少共识，20日发表会谈公报。中方指出，必须摆脱外来干涉，排除敌视中国的政策和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石桥承诺回国后将努力促使岸信介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态度。1963年10月，石桥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总裁身份再度访华，适逢中国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会见了他，并当场挥毫，录曹操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赠给他。
继石桥之后来华的是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从1962年起，他数次访华，与以往访华人士不同的是，他来华是进行具有半官半民性质的务实谈判。针对当时中日关系的严峻形势，他提出颇有建1959年9月21日，刘少奇会见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设性的意见：为发展中日关系，可采取日积月累方式，从扩大贸易着手，逐步向政治关系发展。此建议为中国采纳并付诸实施。
松村的中国之行，与池田勇人首相欲改善日中关系有很大关系。池田在施政演说中表示“以相互尊重对方立场、不干涉内政为原则，逐步改善日中关系……希望尽快使日中关系正常化”。他对松村说，“关于中国的问题，一切委托你处理。”实际上他是池田首相派出的非正式的特使，中方对他很重视。中方与松村商定扩大贸易的四原则：以货易货；综合贸易；延期付款；长期(5年)合同。根据双方确定的原则，第二年高达之助率日本实业界人士访华，和廖承志签订了日中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简称备忘录贸易(工厂贸易)。这一贸易具有明显的半官半民性质，中日经济关系迈上了新的台阶。此外，松村还和中方签订了互派记者协定，这是中日关系扩大到文化领域的第一个举措。
根据与松村的协定，1964年8月，1965年1月，中方驻东京联络处人员到达东京，日方联络处人员到达北京。1964年9月，双方交换的记者到达对方国家。从此双方在对方国家有了常驻机构，进行准官方的联系，中日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1964年11月，佐藤荣作继池田之后出任首相，他继承其兄岸信介衣钵倒行逆施，阻挠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限制日中贸易，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但是那时要求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成为不可阻挡的巨大洪流。尽管佐藤百般阻挠，日中关系仍继续向前发展。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
一方面是日本国内已形成要求恢复邦交的不可阻挡的洪流，另一方面国际形势朝着大大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特使基辛格访华，美中关系出现改善的明显迹象，尼克松的“越顶外交”给日本政府带来很大冲击。
1972年7月，佐藤政府下台，田中角荣出任首相。田中内阁一成立，田中就提出“当务之急是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对此，中方立即做出反映，表示“值得欢迎”。之后中方迅速派孙平化、肖向前到日本与各界接触做工作，会见大平外相商讨田中首相访华事宜。
这时，田中内阁恢复日中邦交的方针已定，剩下的工作是在党内进行意见调整。同时，田中首相派前外相小坂善太郎访华，为田中访华作准备。在这段时间，日本开展官民并举外交，日本一些在野党政治家诸如公明党的竹入义胜，社会党的佐佐木更三相继访华，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进行最后斡旋。在最后阶段，双方就政治三原则、台湾问题、赔偿问题、缔结通商、航海、渔业等协定以及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基本达成共识。到这时正如周总理早就预料到的，“把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乘专机直航北京，与中方进行最后会谈，着重谈了下列几个问题：
日本侵华战争。起初田中只是说，给中国“添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总裁石桥湛山和夫人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交换文本了很多麻烦”，经我方郑重指出后，共同声明用“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并表示深刻的反省”来表达。
战争赔款。周总理指出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完全是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
台湾问题。中日外交关系一旦恢复，日本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自然中断。共同声明没有直接提及此事，而是由大平外相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日蒋条约)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已经终了”。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表示“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这一立场”。
钓鱼岛问题。双方认为当前紧迫的是实现邦交正常化，同意暂时搁置争议，以后再议。
1972年9月29日，双方在联合声明上签字，中日正式恢复邦交，中日关系翻开了极为有意义的一页。
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完成战后处理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在数年间双方签订了贸易、渔业、航空等一系列协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时机日趋成熟。1974年9月，中方提出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和平友好条约波及和平共处、和平解决争端、发展双方关系、反对霸权等问题，前三项不谋而合，但是在反对霸权问题上遇到了很大麻烦，谈判一直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原因是日方对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颇有顾忌。因为苏联认为反霸条款矛头指向苏联，“违反苏联的利益”，是“反苏”，对日本不断施加压力。而美国积极支持日本将反霸条款写进条约里，卡特总统出面对福田首相做工作，福田终于下定决心。
在此之前，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方曾提出“宫泽四原则”：(1)反霸不针对特定的第三国；(2)日中不谋求霸权并反对第三国建立霸权的努力； (3)反霸不限于亚太地区，适用于全世界；(4)反霸符合联合国精神。中方为此虽持有异议，实际上这成了双方解决问题的基础。
到了1977年秋，福田首相对反霸条款表现出积极姿态，表示要“进一步努力达到双方满意的目标”。在“宫泽四原则”的基础上，日方提出一个新方案，同意将反霸条款写进条约，但要加上一条“日中两国依据本条约发展和平友好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拉近了双方的距离。1978年5月，福田首相派园田外相访华作最后的意见，双方终于对“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达成共识，最后达成协议。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关于反霸条款，最后是用“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率团前往日本出席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10月23日在东京交换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从此，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友好条约成为双方应遵守的、指导中日关系的文件。(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