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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下)
作者:杨天石
奉命撰写《苏俄在中国》读后感
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叙述西安事变时采用了张学良回忆的部分内容。1957年8月上旬,蒋介石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读过该书没有。刘答称:张在未收到此书前已每日在收音机上听过,收到书后又立即读了。蒋询问张读后“怎么样的说法”?刘答:“张叹惜未能早读这样的书”。在此同时,蒋经国也同刘长谈过一次。小蒋提出,张学良可以写一点读《苏俄在中国》的感想,将西安事变加进去,以便公开发表。
对蒋经国的意旨,张学良不敢怠慢。8月14日,张学良与刘乙光商量,想请他转告小蒋,请人帮忙,尽快写成。他对刘表示,自己“决心做到诚、敬二字,不作乡愿”。但是,张学良很快又改变主意,决定仍由自己动笔,简短点,写成后送蒋经国阅后再定。
8月18日,张学良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一文写成,交给刘乙光。刘重申蒋经国的意见,要张将西安事变写进去,但张学良却表示:“利用读总统之著作而来叙述自己的私事”,“不大合宜”。他要求刘先将此稿交给蒋经国一阅,如不合适,拿回再写,或者径由蒋经国将西安事变事加进去。张称:“我恐怕时间太久,如果发表,有点失却时限。”
该稿仍有部分篇幅涉及西安事变。关于延安会谈,该稿称:“我当年同周恩来在延安初次会见之时,他那和美言词今日犹在我的耳中。”“他的态度十分诚恳,使我深受感动。”与《西安事变反省录》不同的是,张学良进一步回忆到了毛泽东,声称“毛泽东为加强我的信念,曾经写了一件东西,亲自签名于其上,表示抗日合作,绝对服从的诚意。”该稿还回忆了所受章乃器、黄炎培、张季鸾等人的影响:
当年使我心情激动者,章乃器是其中之一个。有一次,我向他劝募“献机”捐款。章说:“你们若是真为了抗日,我愿意连裤子都卖了去买飞机,但是,你们从事内战,杀害自己的同胞,我绝对的一个铜子也不出。”
有一次黄炎培经过洛阳,去慰劳绥远的军队,我在欢宴的席间,对黄笑着说:“黄先生,你们上海各界有点不公平。我们西北驻军多年辛苦,你们未曾慰问。”黄立即答曰:“你们是剿匪,打内仗,我们不但不愿意慰问你们,我们是反对这个内战,也就是反对你们,谁来慰问你们哪!”这些言词和那爽直的态度,使我心中甚受刺激。
关于张季鸾,该稿称:“我同共产党在陕北的会谈,张季鸾是知晓的。这是因为一位过去的共产党,在我部中服务的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曾经告诉我,张季鸾是同情共产党的,他曾到过莫斯科,写过颂扬苏联的文章,共产党看张季鸾和戈公振是一样的人物。所以在当时,在蒋委员长尚未到西安之前,曾同张季鸾详谈过,征求他对于‘停止剿匪,联合抗日’的意见,他十分赞成,认为蒋公到来,我应当破釜沉舟,痛切陈述。”
这些地方,都是张学良此前回忆西安事变时未曾谈到过的。此文经刘乙光送到蒋经国处以后,小蒋只说了一句:“放在这里。”
主动撰写《敬告世人》书
蒋介石父子关心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本意在为反共政策服务。1958年3月10日,刘乙光告诉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回忆已秘密在高级干部中公布。刘估计,蒋介石前言张学良受训,须先有“布置”,此事可能是“端倪”,要张“应有准备,而无荒疏”。
5月17日,宋美龄突然到张学良的寓所访问,约谈半小时。张称:对总统我非常想念,渴望看一看他。今日看见夫人,我十分快活,但又悲伤。张并表示:“对人生已看透彻,对名禄之心毫无,而罪人受此优渥,十分不安。如仍能于人类与国家有贡献,则不计一切,只不过今日余已为过去之人,不知能贡献什么?”张的这一番话,旨在探询自己恢复自由的可能性。宋美龄告诉他,自己即将去美。对张的试探,宋只表示:“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
张学良继续设法争取自由。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东北旧人周某的一份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篇东西,请刘乙光向蒋经国处“探听探听高峰的意旨”,并且“想请一个人帮一帮文字上的忙”。8月4日 ,张学良早晨六点起床,开始动笔。他听说蒋介石要南来,想在蒋到达高雄西子湾时递上去。同月24日,张学良听说蒋已北返,决定慢慢写。此时,张已将该文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为一反共战士矣。”两天后,文章写成,交给刘乙光,刘要他签名以示郑重。
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誉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声称自己过去“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
在回忆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承认自己受到身边共产党人的影响。他说:“在那时,我左右已有共产分子渗透,而我不自知,以为这些人是抗日爱国分子,对于他们喜悦而加以亲信。他们已确实知道我的一切,那自然就是共产党知道了我的一切。他们不断的鼓动我立即抗日;慢慢的提出来剿匪是消灭抗日的武力问题;再进一步提出来,要是真正抗日,必须停止剿匪,联合共产党。另外共产党的外围,“民盟”和“救国会”的分子,对我加以鼓励和刺激,使我自动的感觉着:对于报杀父的不共戴天之仇,对于雪东北沦陷,世人诟病我‘不抵抗’的耻辱,对于国家争取自由平等,非联合共产党而抗日不可。这实在是共产党对于我施用攻心战术无比的成功。”张学良还提到杨虎城身边的共产党人——“小家伙们”对杨的影响。关于此,笔者拟另文叙述。
9月2日,刘乙光到台北,呈交张文。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当时,张学良正闹眼病,蒋经国要张移住台北治疗。
10月17日 蒋经国召见张学良。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张向蒋经国表示:“富贵于我如浮云,唯一想再践故土耳!”其后,经蒋经国斡旋,蒋介石于11月23日在大溪召见张学良。这次会面,据张学良记载:“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蒋问张近来读些什么书,张答以读《论语》及梁启超文,蒋称:“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张学良沉吟之后,问蒋:“我可以陈述陈述我的话吗?”蒋答:“可以!可以!”张即向蒋检讨:“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了救中国”。“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无识。”张并向蒋表示:“我知道我们将来都是会写在历史上的,我自己奋勉,不只是为了自己,同时是为了二位。”接着,张声称自己“现在读书有点费力,很想请教一位有道之士。”蒋要张提出人选,张即提出钱穆、陈大齐、劳干等人。张又问蒋“应该看什么书”,蒋推荐《大学》和王阳明的《传习录》。其后,蒋谈到西安事变,声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称:“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蒋随后表示:“我到高雄,我们再谈。”会见结束后蒋并将张送到廊外。
蒋氏父子的先后接见使张学良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学良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1959年4月下旬,张学良眼疾复发,不能读书,卧床不眠,曾经胡乱诌了几首诗:
不肖听人唤,聪明空自负,
一觉黄梁梦,忏悟向谁书!
空负怨天愿,罪孽罄难书。
圣明怜未弃,夕阳照征途。
诗中除明显的悔过语言外,还可以看出,张学良不仅希望蒋氏父子能给予他自由,而且希望出来之后做点事。不过,蒋氏父子并没有满足他。6月15日,蒋介石到高雄西子湾官邸,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近况和身体情形,却没有实践在大溪时和张见面再谈的诺言。蒋经国则表示,此行太忙,也许不能来看张,答应赠张汽车一辆。7月25 日 ,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
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了。1961年6月26日,张学良到刘乙光家,刘告以“1.受训事,目前不可能。2.尔后安静生活。”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了四个字:“金石之言。”
《忏悔录》风波
张学良平静下来了,但是,1964年,一件意外的事却引起了他的激动。当年7月1日,台北出现了一本题为《希望》杂志的创刊号,该刊“特载”栏有一篇《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内容就是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只不过作了删节。同月7日,这篇《忏悔录》又被台北《民族晚报》分段转载。张学良从报上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创刊号全数收回,黑市由每本台币10元涨到100元。蒋经国当时已担任“国防部部长”,《希望》杂志是小蒋所掌握的军方政治部办的。多年以后,张学良对此事的解释是:蒋经国“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公开给他们看,说我这个人,过去说这些事,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有人就偷着把这个信发表了”。张并称,他和蒋介石之间“暗中约会(定),我们俩应该守秘密的事”。张学良被软禁之后,他和蒋介石并无多少见面机会,不可能有什么“暗中约定”。倒是西安事变期间,双方有过默契:不发表协议及谈判经过。1936年12月27日、28日,西安《解放日报》及中共方面相继公布了谈判中的六条协议,引起宋子文和宋美龄的强烈不满,批评这一做法“无信义”,两宋并通过宋庆龄转告中共代表,“无论如何不得再宣布他们的谈话内容”。看来,张学良的所谓“暗中约定”指的是西安事变时期达成的相关默契。
回归本真
为了恢复自由,张学良按照蒋氏父子的希望,对西安事变说了相当多的忏悔的话,也作了若干反共表态,但是,张学良还是没有能恢复自由。自此,他就缄口不言了。1975年,蒋介石去世。1988年,蒋经国去世。1990年6月1日,以“总统府资政”张群为首的80位友人在台北圆山饭店为张学良庆祝90大寿。此后,张学良基本上恢复了自由。同月17日及8月4日,他两次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访问,第一次向媒体公开谈论西安事变。1990年1月25日,他开始接受美国唐德刚教授的访问。1991年12月17日,开始接受美国张之宇、张之丙姐妹的访问。这时,在对西安事变等问题的看法上,张学良才逐渐回归本真。
在90年代的访谈中,张学良仍对中共经历的二万五千里艰难长征表示敬佩,自述当年曾和部下讨论:“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够把这个军队带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试试!”“他能这样子,你不能小看他。你不能,他这夥人怎么能这样?”张学良肯定,共产党得民心,而国民党不得民心。他说:“大部分(民众)支持它,那厉害。”“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把这地方消灭了,那个地方又起来了。”他毫无遮掩地坦率表示:“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蒋介石有过激烈辩论。对此,张学良回忆说:“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不夺取(政权),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张学良批评蒋不能容忍共产主义,“思想顽固至极”,甚至借端纳的话批评蒋是“骡子”,“很难把他说服”。这些地方,已经完全和幽禁期间诚惶诚恐,口口声声自称“罪人”的张学良完全不同了,可以说,大体上已经恢复了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的本真状态。蒋介石关了他几十年,但是,对张学良的思想影响收效甚微。张学良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不过,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张学良仍然坚决不说。当张氏姐妹询问有关情况时,张学良表示:“要知道西安事变怎样解决的,现在我决不说。”“现在都知道了怎么回事,何必还要我说呢?”“何必非要出自我之口呢?”“出自我的口就是伤人。”“我伤害任何人就是损失我自己人格。”对蒋介石的看法,张学良也不愿多说,更不愿深说。某次访谈中,张学良批评蒋,刚说了一句:“他这人就是为他自己的”,马上警觉地询问:“你没有录音吧?”又一次,张谈到“蒋先生很窄小”,准备举例说明时,赵四小姐插言说:“你不要在这讲这种话!”张学良也就立即打住,不再往下说了。
张学良虽自命新潮人物,甚至被张作霖视为“左倾分子”,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保有中国传统伦理的浓烈成分。西安事变后,他在南京一再表示:“如蒋先生命我作什么皆可,他人余不接受。”其所以到了90年代还在为“为长者讳”,自然还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作用。(责任编辑:吾 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