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1期
论说十三年
作者：朱 地
我们现在处于建国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记者：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当时，小平同志对新的领导集体寄予厚望，他说：“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三年了，您能否谈谈，在这十三年里，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孙英：按照小平同志所设计的发展战略，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新世纪中叶，我国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两个关系到国家命运、党的命运、人民命运的极其重要的战略目标。而这卜三年正处在实现世纪末战略目标、开拓下一个战略目标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深感庆幸，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各方面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这十三年成为建国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孙英：概括地讲，这十三年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胜利完成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基层民主不断扩大；政府机构改革取得重大成效，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日益健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澳门变为现实，并取得成功实践经验；卓有成效地领导反“台独”的斗争，祖国统一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构筑了面向新世纪的对外关系格局；质量建军取得突出成效，开创了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局面，等等。
步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小康社会
记者：您能否有重点地对几个方面作些具体的介绍?
孙英：首先，这十三年是政治稳定、人心凝聚的十三年。政治稳定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保证。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共产党人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目标逐渐变为现实。特别是在这十三年里，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跨越世纪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所以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信任、拥护和支持，形成了安定团结、同舟共济的政治局面。这个局面可是来之不易呀!没有这样一个政治局面，其他方面的建设就不可能健康发展。1998年，当我国面对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时，在党中央的领导、指挥下，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取得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这幅感人的历史画面，可以说是安定团结、同舟共济的政治局面的生动写照。
由于有了一个安定团结、同舟共济的政治局面，所以这十三年又是我国经济建设成就最为辉煌的十三年。最突出的例证，就是我国的综合国力在这十三年里有了一个飞跃发展。198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6909亿元，到2001年则达到95933亿元，平均年增长速度为8。3％，在世界的排名也由1990年的第十位上升到第六位。在各国经济低迷的形势下，曾一度遭受西方国家封锁的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呈现出蓬勃生机，连续十余年经济高速增长，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奇迹。世界一些知名大企业家对于中国的飞跃发展也赞叹不已。最近，日本三洋电机公司的董事长在中国考察之后说：“我对中国如此迅速的变化感到惊讶。”日本媒介也评价说：“中国魅力无穷。”
经济的飞跃发展，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下了扎实的物质基础。所以，这十三年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十三年。这里有几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989年，城乡居民年底储蓄存款余额约为5196亿元，而到今年6月底，则达到81712亿元；1989年，人均收入城镇居民约为1376元，农村居民约为602元，到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748元；从1990年到2001年，全国人均食物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逐步降低，恩格尔系数从60．3％下降到42．8％。
记者：您所提供的这些数字，应该包括几千万贫困人口。这是不是可以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国绝大部分群众平均生活水平应该比以上数字更高；第二，若要进一步大幅度提高我国人民平均生活水平，关键是帮助尚未摆脱贫困的群众脱贫致富?
孙英：是的。所以，在这十三年里，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把扶贫工作当作大事来抓。1994年，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在20世纪最后七年内，基本解决全国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此后，中央于1996年、1999年、2001年相继召开扶贫工作会议，部署扶贫开发工作。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完成时，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由八千万下降到三千万，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下降到3％左右。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
记者：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必然会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在这十三年里，我国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那些成绩?
孙英：这就是我要谈的第四个方面：这十三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十三年。1989年，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十年历史时曾尖锐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来抓，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某些地方曾一度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
记者：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第三代领导集体主要采取了哪些重大举措?
孙英：我在这里概括地列举一下这十三年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举措：
1990年12月，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水平”作为此后十年建设目标的五项基本要求之一。江泽民同志在会议上就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越要抓紧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越要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越要强调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七十周年时严肃提醒领导干部“要记取前几年‘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发挥我们党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把坚持“两手抓”作为今后的十项重大任务之一，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3年11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同时做出《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决定》要求要联系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
1994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这一段重要论述，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就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指导原则、主要内容和工作重点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部署。
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二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站在实现我国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历史高度，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此后十五年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成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性文献。为了从组织上确保《决议》各项部署的实施，1997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作为党中央指导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议事机构。
1999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正确的方针原则，深入扎实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2000年6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这要成为今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
2001年9月，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在全社会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
上述重大举措，取得了突出效果，基本上克服了“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呈现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
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记者：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刚担负起领导党和国家的历史重任时，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第三代领导集体是如何克服重重障碍，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的?
孙英：的确，在江泽民同志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我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横加干涉我国内政，对我国采取所谓“制裁”措施；另一方面，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一时间，“1999，不战而胜”的喧哗在国际舞台上甚嚣尘上。中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处变不惊，“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顶住西方国家所施加的种种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改革开放，很快打破了外交僵局，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可以说，这十三年是我国外交工作硕果累累的十三年。
记者：十三年外交工作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孙英：一是稳定和发展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90年代中期，我国领导人提出，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根据这一原则，我国先后同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及欧盟建立和发展了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
二是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90年代初，我国同周边所有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此后，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在实施稳定周边战略的同时，我国也加强了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
三是积极开展多边外交。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逐步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80年代中期，我国明确将多边外交列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内容。90年代，我国在多边外交领域日趋活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信任。2001年7月，北京以绝对优势赢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2001年12月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外，我国在这一年还成功举办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和努力，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日益增强，地位越发重要。
此外，在这十三年里，“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实践、国防现代化建设、科学教育事业等等，也都获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丰硕成果，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统揽全局、处变不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记者：听了您的介绍，这十三年确实是成就辉煌的十三年。您能否再讲讲，我们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原因是什么?
孙英：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关键原因，我想还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统揽全局、处变不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十三年前，当酝酿建立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时，小平同志曾预言：“只要这个领导班子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十三年的历史证实了小平同志的这个预言。
记者：您能否结合十三年的历史，具体谈谈在哪些问题的处理上或哪些重大决策体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统揽全局、处变不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政治品格和卓越的领导艺术?
孙英：我仅列举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充满风险的改革深化过程中，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引导我国各项建设事业走上协调、稳步发展的轨道。例如，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攻坚之前，我们已经着手建立社会基本养老金制度、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三条社会保障线；在农村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中央又明确规定长期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三项基本经济制度，农民群众称之为“定心丸”。从一系列决策中可以看出，中央的思路是非常明确的，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这可以说是这十三年改革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统揽全局能力的集中体现。
第二件事是我国实现经济“软着陆”，成功地防范和化解亚洲金融危机的袭击。从1992年底到1993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过热现象，引起投资规模迅速膨胀。需求的膨胀带来了通货的膨胀，通货膨胀率很快上升到两位数。江泽民同志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1993年5月19日夜，江泽民同志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在信中强调指出，对于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抓紧时机解决，否则，解决问题的时机就会稍纵即逝，倘若问题积累，势必酿成大祸。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著名的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开始采取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包括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控制投资规模、增加有效供给、运用进口调剂国内市场、整顿流通环节、加强价格监管等。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宏观调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95年开始，物价涨幅回落，到1997年上半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从1994年21．7％的高位，回落到1．8％。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1996年达到9．6％，1997年达到8．8％。既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又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种成功的“软着陆”，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宏观调控和经济“软着陆”的实践，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对于金融危机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所以，当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时，我国政府能够从容应对，采取一系列措施成功地防范和化解这次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的突然袭击。
第三件事是启动“科教兴国”战略。现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科学和教育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有希望在现代激烈的竞争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最终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对于科学教育的这种关键作用，邓小平同志在20年前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在邓小平的这一思想的推动—下，我国迎来了科学和教育的春天。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把科学和教育提到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1994年6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有近十二亿人口，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依靠什么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条，就是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根据这一思路，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即我国将重点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者素质。1997年7月22日，江泽民同志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上作了重要批示，他指出：“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要占有一席之地，其意义极为深远。这个奋斗目标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一定要力争实现。”在批示中，江泽民还强调：“必须从社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出发，统观全局，突出重点，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继续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其意义极为深远。有人曾这样评价：“善弈者谋势。‘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世纪之交审时度势之后投下的一着带活全盘的妙棋。”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
第四件事是部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过程中，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中国人世设置的重重障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目标和在谈判中要以“利大于弊”为前提的策略原则。
记者：由于入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极为有利，所以美国往往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刁难中国，阻挠谈判的进程。那么，面对这些刁难，第三代领导集体是怎样应对的呢?
孙英：对于美国的刁难和由此造成的曲折，我国领导人的态度是非常明确、非常坚定的。1998年，谈判正处在艰难的相持阶段，江泽民同志明确表示：“我们要通过谈判在利大于弊的前提下加人世贸组织。”“利大于弊”，成为这场谈判的策略原则。一年后，他又指出：“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对促进中国参加国际贸易有积极作用，但如果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而是由于条件太苛刻，中国不能接受，那末，即使参加不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中国的加人问题再拖下去，中国的经济照样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已经谈了十三年，再等十三年，天照样不会塌下来。我们就是要有这样一种气势。”根据“利大于弊”的策略原则，江泽民同志对外明确宣布了中国谈判的立场：第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样世贸组织也需要中国；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世贸组织；第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他说：“中国不会接受过高的、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要价。”由于在谈判过程中我国领导人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最终通过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
记者：您所讲的这几件大事，很能说明第三代领导集体杰出的政治品格和卓越的领导艺术。那么，您能否再进一步谈谈，第三代领导集体最可贵的政治品格是什么?
孙英：我想应该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这种意识和勇气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面对世纪之交的复杂形势和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这个党，是很长时间里江泽民同志潜心思索的重大课题。1999年1月11日，江泽民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讲话时指出：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历史时刻，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必须正确地分析和把握形势，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全面加强和改进全党的学习。这是我们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一个重要保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于集中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并在长期奋斗中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伟大的业绩，人民才充分信任和拥护我们。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新的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自己，就会落后于时代，就有失去执政的资格、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拥护的危险。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段话，可以说是世纪之交的“盛世危言”，是一年以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在2000年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了坚持“三个代表”要求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他说：“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要求全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今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四川考察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一直说，讲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十天后，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又一次强调说：“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显然，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涵着强烈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忧患意识：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把握时代精神，不能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潮流，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就有失去执政资格、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拥护的危险。在这种强烈忧患意识下产生的巨大压力，成为我们党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有了这种忧患意识，才更加具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进则退，我们别无选择。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