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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与“罗明路线”
作者：何立波
罗明只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却被博古批判成“罗明路线”，并发展成所谓的福建“罗明路线”、江西邓毛谢古“罗明路线”、闽赣“罗明路线”、湘赣“罗明路线”等等。博古为何拿罗明开刀，反“罗明路线”的实质又何在？
罗明支持毛泽东的游击战战术，博古对他十分不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罗明开始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1928年上半年，在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及赤卫队，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1928年11月，罗明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闽西上杭等地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三下闽西，并在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朱、毛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
“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下令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当时罗明写信给中央，不同意这种做法，于是被李立三指责为"右倾保守"。1931年1月，罗明奉命去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此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开完，王明夺取了党中央的大权。
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沈泽民与罗明谈了话，仍指责罗明犯了“右倾”错误，但此时还没提出“罗明路线"。1932年4月，毛泽东率红一、红五军团攻占了漳州。在敌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毛泽东率红一、红五军团于6月间撤出闽西。同时，闽西仅有的主力红军第三十四师和独立第七师均奉令调至江西。在此情况下国民党进攻闽西苏区的第十九路军很快占领了龙岩县，并进占永定的坎市和虎岗一带；在上杭城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部也向上杭县的庐丰、茶地、白沙等苏区进犯。而我们与敌人作战的部队，仅有刚成立的独立第八师和第九师共三千人左右。因此，闽西的情况是严重的，特别是上杭、永定和龙岩的情况更为严重。
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的错误批判。会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免去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让毛泽东专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0月中旬，毛泽东从瑞金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璋的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
在休养所里，毛泽东先探望了在此分娩的妻子贺子珍。毛泽东还见到了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并与他作了一次长谈。鉴于闽西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回忆道：
“他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参加省委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会后罗明和谭震林、方方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深入边缘区，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罗明到了前方后，便按毛泽东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并在政策上也采取了灵活性，从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罗明的做法却受到了中央临时政府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的代表、中央临时政府副主席项英的指责。扩大会于1932年9月26日至28日举行。项英批评罗明没能在闽西苏区向敌人“全线出击”，没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邻近几省首先胜利”的紧急任务，认为闽西党与苏维埃政府都犯了严重错误。会后，省苏维埃政府对此作出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报告决议》，并于10月20日呈报了中央政府。
“左”倾的中央政府迅速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到长汀，出席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会议。10月31日，中央政府发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对闽粤赣省苏领导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与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虽在形式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但实际工作仍然从实际出发。
罗明称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激起了博古等人的强烈不满。
1933年1月下旬，罗明根据他在长汀、连城和新泉等县的工作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报告建议迅速“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连成一片”，防止龙岩的敌人进攻连城，并积极与红军主力配合行动，消灭北面的敌人。罗明认为，在中心苏区和边远游击区扩红应有不同的要求，前者以扩大主力为中心，后者应首先扩大地方武装，经过游击战的锻炼，再抽调到主力红军，但也不宜整团整连地收编成主力；不顾群众情绪，“机械地规定”任务是不好的；在作战方面，“不估量地方武装的力量，硬打强敌也是错误的”。
罗明从实际出发提出边区斗争的建议本来是对的。但是，博古等“左”倾中央领导人却表示不同意，认为红军独立第八师和第九师不但不能向北发展，还应在岩、永、杭前线抵住敌人的进攻。其次，在“创造百万铁的红军”的指导方针下，硬性规定闽西除动员补充主力红军外，要继续动员三千人入伍，并分配岩、永、杭城区扩大红军主力一千余人的任务。另外强调，在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原则下，财政须绝对统一；在组织千百万群众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中，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应该充实和正规化，而不是什么“合并”。这样，中央就完全否定了罗明的建议。
罗明在前线还看到，在敌人大举进攻和摧残下，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恐慌不安，因此情绪悲观。而龙岩、上杭地区特别是下层党和政府的负责人，也只看到敌人天天向我们进攻，因为过去缺少这样紧张战争的经验，没有采取积极的游击战争与组织坚固的运动防御来打击敌人的进攻。因而在受到敌人几次打击后，就显得恐慌而表示没有办法，失去了进攻敌人夺取胜利的信心。鉴于此，罗明认为，要在这些地方扩大主力红军，完成中央规定的扩红任务是困难的，但倒能扩大游击队，因为群众要求保卫家乡，愿意参加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而不愿意参加主力红军。因此，罗明便根据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底又写了《关于杭永岩情况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
《报告》在对上述情况作了分析后说：目前“中心的问题是要机水以至闽西党要集中力量，依靠我们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自然要配合其他力量），很艺术的来组织和发展胜利的武装斗争，要从这样胜利的（就是很小的胜利也是好的，只是常常胜利）武装斗争中来减少敌人对群众的摧残和减少群众的痛苦。从这样的斗争中使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地方武装和红军力量，来提高群众对斗争的认识与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要从这样的斗争中来发挥我们群众的斗争力量特别是武装斗争的力量，来开展我们的斗争。”“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解决目前的许多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这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来坚决转变，如果只注意到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的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这就引起了博古和洛甫等人的不满，他们对罗明的《报告》严加指责。最使博古觉得刺眼的，便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词。
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比你更高级的干部”，是指毛泽东。
有一次，罗明到新泉县委工作后，县委书记杨文仲向省委写了一封信，根据新泉县的情况提出建议说：“新泉是战区，县级机关庞大，群众组织名目繁多，应该适当合并，求得机关精干，领导集中”；“过去一切的计划是党代替了政权机关（如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土地问题等），因此党对于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斗争，即减少其注意力。我意关于行政上的及地方武装等工作应由政府计划，党只能推动这一计划的完成与加强政府的领导，提高苏维埃在群众中的威信，而使党更多注意领导群众斗争方式的研究”；“边区工作应注意工作分配与计划，不能与中心区一样，特别是扩大红军问题……＂
罗明和杨文仲给党中央和省委写公开的报告和提出自己对工作的意见，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而且在报告和意见的内容上，也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博古等人却根据罗明的两份报告和杨文仲的一封信，武断地将罗明打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并在全党上下和各根据地内开展了一场反所谓“罗明路线”的大斗争。还毫无根据地认为杨文仲的信是在罗明到新泉之后，在罗明的直接影响之下写的。因此，将杨文仲也划入“罗明机会主义路线”之列，还要追查他们之间有什么小组织活动。
博古等人将批判罗明的斗争推进到顶峰
1933年2月15日，临时中央首先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明确宣布：福建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皇失措……主张党应该抛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逃跑退却；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上了取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明显的例子是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给省委的信）”。并给以代理书记刘晓为首的省委大多数同志对“罗明路线”批判不力，扣上了对“罗明路线”持有“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等帽子。为此，中央局作出了下列七项决定：
1、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指出这一路线的露骨的表现就是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取消主义。
2、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指出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与斗争的不坚决，实际是对于罗明路线的妥协与投降。
3、立刻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尽量吸收中心支部的工人雇农同志参加，成立新的省委。
4、在临时代表会议召集之前，决定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为临时常委，处理一切工作。
5、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做报告并领导这一会议的顺利进行。
6、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7、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这次中央局还决定立即将罗明调回瑞金，轮番批斗。28日起，又派人出席省临时代表大会，批斗罗明三天三晚。
2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党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批评福建团省委书记陈荣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缺乏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斗争的彻底性和顽强性，没有能坚决为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到底。”因而改组了团省委，并要求不仅在闽粤赣省全团，同时要“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2月26日，在博古亲自出席参加的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学生中全体党员、团员及连一级以上干部的党员、团员大会上，又作出“决议”：“建议中央局立即停止罗明及杨文仲同志党的负责工作，而在组织上给以相当的制裁。”博古在大会上专门作了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全面而详细地阐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对他们“发现”的“罗明路线”的“实质”，作了全面而详细地“揭露”和“批判”，基本上定下了在全党反“罗明路线”的调子。
5月6日，李维汉（罗迈）在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上说，要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江西省党的每一个组织都要检查与中央路线是否“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凡被认为“不能称职的指导机关，应该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改造”。
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短短的两个月内，接连撤掉了两名省委书记，在江西、福建、湘赣三个苏区内，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击。
在思想舆论领域，博古等人也掀起了斗争。在党中央局的机关报《斗争》上，连续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进攻路线？》、《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等文章，从而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但是，博古等人将罗明定为“罗明路线”的头子，事先并没有找罗明谈话，罗明是有一天在上杭看到《斗争》报上的文章才知道的。几天后，他接到省委通知，要他速回汀州。
罗明到了汀州，又接到了去瑞金的通知，于是又赶到了瑞金。罗明到瑞金后，在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坚持认为他到边区边县参加游击战争是对的，并用列宁的话来批驳他们关于“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的攻击。
最后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亲自出马找罗明谈话。他说：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这是你们的狭隘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要罗明回福建在省党代会上进行检查。
罗明在瑞金期间，等于被软禁了，住在叶坪中央局的一个房间里，失去了自由。有一个晚上，召开了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大会气氛紧张，不少人愤怒地喊着口号，还有人把木棒拿到会场，说要打死罗明。有个青年干部提出要把罗明揪出来批斗，并高呼要“枪毙罗明”。这时，罗明被两个彪形大汉倒剪双膊架到主席台上。直到中央局的杨尚昆做了解释，会场气氛才平和下来。
2月24日，闽粤赣省在汀州召开了省临时代表会议，中央局也派人参加了，省委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方方、李坚贞等。会议内容是批判“罗明路线”。罗明首先作了检查，给自己“上纲上线”一番。
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进攻，不然新泉根据地不能巩固。”
上杭、永定等县的区乡代表多是工农干部，敢说真话，他们讲了罗明领导的开展游击战的许多好处。还说若各区乡都这样做，能给敌人很大的打击。当这些代表在发言中说到每当敌人进攻，由于对敌人的地点、兵力等都估计得很准，因此每仗必胜时，中央代表很不高兴地插话说：“这都是一般参谋人员的事，不是你们区乡干部的工作。”
代表大会越开越紧张，到后来竟采用谩骂及讽刺的方式对待罗明及其支持者。中央代表指着张鼎丞说：“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但你仍然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
会上，罗明、张鼎丞、刘晓等人，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查，但中央代表和一部分"左"倾领导人仍对罗明等人的检查不满意。
最后，临时代表大会由中央代表作总结，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及撤销杨文仲职务的决定，并宣布杨文仲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这次会议还改组了省委，由陈昌寿担任省委书记。会后不久，罗明与杨文仲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罗明后来还在李维汉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做了教员，刘晓调到江西，张鼎丞被撤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在省级机关，而且是自上而下，由地方到部队，由后方到前线，一直开展到支部中去。一时在闽西地区造成了混乱。尤其当时在“肃反”之后，突然听到与“罗明路线”作斗争，就有不少同志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而下层同志更有认为罗明就是反革命者，有的怕与罗明接近，有的盲目地反对，甚至罗明从前线回来，连伙夫也不给他做饭吃。
当时闽粤赣省委参加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同志，很少人切实了解前方的实际情况。当省委派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李明光等到前线开展这一斗争时，他们到了前线，看到形势紧张，才真正了解了军队和群众的切实情况，反倒同情起“罗明路线”来了。可是由于“左”倾的高压政策，许多同志不敢说实话。有的同志怕人家说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又不肯昧着良心去进行这一斗争，只得随随便便应付一番，回去交差。有的则进行了抵制，宁可在前线拼命和牺牲，也不去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反“罗明路线”的严重危害及实质
从1933年二三月间开始反“罗明路线”，一直斗到主力红军长征时才缓和下来。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都遭受了打击。在“加紧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号召下，甚至没有一个区和一个连以上的干部未被斗过。打击一个提拔一个，所以干部都是新的。福建的老干部差不多打光了。例如，福建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由于不愿意检查“罗明路线”错误，被指责为“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来向党进攻”的机会主义者，于1933年6月在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军区党代表大会上被批判并被撤销了军区的一切职务。张鼎丞由于不同意反“罗明路线”而被扣上“一贯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的大帽子，被撤销了省苏维埃主席的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是1926年的党员，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的农讲所毕业的学员，又是龙岩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硬说他是“罗明路线”的拥护者，对他斗争后先调到省委宣传部；不久又加以打击，调到军区宣传部；再加以打击，调到一个地方去监督几十个人修筑工事；还说他不行又加以打击，最后调到军区宣传部当教员教勤务员，以后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病逝。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和团省委书记陈荣被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者”而受到批判，陈荣被撤职。省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事部长游瑞轩、省财政部长邓子恢、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上抗中心县委书记方方等都被调离了原职，另行分配工作。当时，“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在前方不能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的就被调回来，名为“罗明路线”。由后方调到前方，因执行“进攻路线”行不通者，也被称为“罗明路线”。最后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人也都被称做是“罗明路线”分子。
由于反“罗明路线”的结果，闽西的干部被斗得晕头转向，在“肃反”之后剩下的一点老干部，都遭受到打击和排挤，一时间造成了党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的现象，造成了党群之间、上下之间、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严重的脱节现象。因此反“罗明路线”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带给党和人民的损失是重大的。闽西的反“罗明路线”，实质上是针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以及拥护这一主张的干部。“左”倾冒险主义者曾经给毛泽东扣上的什么“富农路线”、“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大帽子，也一齐扣到了罗明头上。
反“罗明路线”的2月旋风，3月间又刮到了江西。博古等人又发明了一个“江西罗明路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批判邓（小平）、毛（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运动，直至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为止。
由于邓、毛、谢、古都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所以，“左”倾领导人把他们视为“毛派”，将邓小平视为“毛派”的头子。批判邓、毛、谢、古的实质，又是在批判和打击毛泽东。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毛泽东曾经愤怒地对贺子珍说：他们搞所谓的反“罗明路线”，实际上在反我；他们抓所谓的“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要抓“反党小集团”的头头我毛泽东。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毛泽东了。
反“罗明路线”的实质，是非常明显的。对此，罗明深有感触地说：
“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作文章。”“我给省委写报告之所以成了弥天大罪，也就是因为我在报告中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闽西的实际情况，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同时，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早已被他们撤销了，而我在给省委的报告中仍然认为毛泽东同志是最好的领袖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对‘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个莫大的刺激……他们耍弄‘指桑骂槐’的手法，公开骂的是罗明，实际上是指向毛泽东同志。”
“对反‘罗明路线’的实质，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他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
作为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二号人物的洛甫（张闻天）后来曾说过：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任（弼时）”。
曾经亲自参与“反罗明路线”运动、时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谈了他后来的看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内和红军里威信扫地。
李维汉的回忆和反思，说出了博古他们反“罗明路线”的真正目的。
1945年，博古在中共“七大”上曾说道：
“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193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干部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再还有些做了一件好事，还要说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撤职。这些都说明过去对干部问题是有错误的。那时，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
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曾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责任编辑：晓 虹)
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横峰县葛源村。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图为大会会场。
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做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1933年4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开展反对所谓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图为1933年5月印发的反邓、毛、谢、古的文件。
谭震林会见在福建工作过的老战友(1983年11月)。左起：陈丕显、李坚真、罗明(30年代福建省委书记)、谭震林、傅柏翠、江一真、项南(80年代福建省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