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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与郭沫若的交往
作者：荣天玙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序诗
1925年左右，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周扬，读到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像当时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女神”以火山爆发般的热情，把他的心弦拨动，把他的智光点燃。他一遍一遍地朗读那些光芒闪烁的诗句，一次一次地思索诗中饱含哲理的寓意。啊!他豁然开朗，“凤凰涅槃”，说的是涅槃，不是寂灭；是凤凰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再生，是诗人自己的新生，也是象征着苦难中国的新生。这是多好的诗啊!周扬从此成了郭沫若诗歌狂热的忠实的读者。喜欢上了郭沫若的诗，也喜欢上了郭沫若参与主编的《创造》等刊物，贪婪读着他能找到的郭沫若的著译，当他从《创造》上读到连载的郭译德国尼采的著作《查拉图司屈那》(今译《扎拉图斯拉如是说》)，又好像发现了一块思想的新大陆。尼采的一些名言：“上帝死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要反抗和否定一些旧的传统和权威，同样使年青的周扬心灵受到震撼和激动，这不就是五四运动倡导的思想解放的精神吗!
青年人常常展开幻想的翅膀，去寻找自己崇尚的偶像，希冀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战斗，那样追求理想。青年时代的周扬，崇尚的偶像之一就是郭沫若。以理性见长和性格矜持的周扬长久把这个想法埋藏在心底深处，直到几十年以后，郭老患病在床，周扬才把自己这种事隔半个世纪的崇敬之情当面向郭老表露：是郭沫若引他进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殿堂，是郭沫若带领他到达人生理想的启蒙驿站。
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上海蜂起云涌的革命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教育和启发了周扬，他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不仅读了许多革命的书，而且直接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参加示威游行，半夜上街去散发传单、贴标语。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弥漫了上海滩。在共产党人的激励和鼓舞下，周扬没有被血腥的屠杀吓倒，而是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志向，要为牺牲者复仇。经过同乡又是同学夏钟润的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哪知他在家过完暑假再返学校时，学校党组织已遭到破坏，与他联系的党员不见踪影，周扬失掉了组织关系，只好借口休学回到益阳的老家，与结识不久的好友周立波聚在一起，共商今后的大计。立波提出，去找他的一位亲戚——曾三，但赶到他家时，人去楼空，曾三已去江西，周扬很自然地想到寻找他崇敬的郭沫若，但不知他在哪里？风闻郭沫若已去广州，两人便翻开报纸，寻找是否载有郭沫若的行踪的消息。
寻找党，寻找拨动他心弦的人
郭沫若在哪里呢？1926年，郭沫若已在广州投笔从戎，走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征途。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因郭沫若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就让他当了北伐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到10月，北伐军总政治部随军迁往武昌，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1月，南昌攻克后，郭沫若兼任总政治部南昌办事处主任。可以和蒋介石直接打交道了，也使郭沫若接触到这位总司令伪装革命的真面目。郭沫若耳闻目睹蒋介石在九江等地亲自策划制造了一系列镇压工农革命群众、杀害共产党人的惨剧。感情丰富的郭沫若，怀着满腔的怒火，第一个举起了反蒋的义旗，写出了义薄云天的反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要打倒军阀，先要打倒蒋介石!”檄文写于3月31日，不久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副刊上。那时，一些革命者仍被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迷惑，以致郭沫若紧急敲响的警钟，仍未使他们警觉起来。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更大范围的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各地肆无忌惮地屠杀共产党人。蒋介石当然不会放过郭沫若，发出通缉的密令，并出3万元的赏格。郭沫若赶快化装离开蒋介石的监视，经过上海武汉等地，然后和李一氓、阳翰笙又折返南昌，参加了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的第一枪的“八一起义”。1927年9月，在南征途中的会昌，经周恩来、李一氓的介绍，与贺龙一起，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起义军遭受挫折失败，经党组织同意，郭沫若于1928年2月流亡日本。
周扬在寻找党的历程中，读到郭沫若那篇传诵一时的讨蒋檄文，年青的心灵引起强烈的共鸣。从郭沫若讨蒋的檄文中，他们感到革命的声音、党的声音。两位青年人不顾一切要去寻找党、寻找革命的信心与勇气。同样，他们也日夜焦急地担心郭沫若的安危。到后来，蒋介石的通辑令，刊登在报上，令周扬、周立波二人忐忑不安了好一阵子。
寻人无望。1928年初，他们决心回到上海，虽然那里还是阴云密布，但革命中心总是革命者汇聚之地。周扬返到上海后，听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已东渡日本，旋接追踪赶赴东瀛。80年代，周扬和我们谈起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时，我曾经问过他，到了东京，你有没有想过去寻找当时亡命在日本的郭沫若？周扬深思了一会回答说，想过，特别是在知道夏钟润也失掉了关系的时候，可惜，当时做不到。一是我在东京仅是短暂的停留，一年时间也不到；郭沫若在日本哪里，我也毫无所知。加上1929年，日本政府严厉镇压左翼运动，便衣警察到处横行霸道，我就是去拜访一位日本左翼友人的时候，被警察逮捕的，幸亏我说找他是去探讨一个学术问题，经过搜查也无任何所谓的“罪证”，才得以释放，只好随即回国。潜心隐藏保存实力
1928年初，郭沫若和妻子安娜，几经周折，在日本千叶县江户川畔安下家来。日本警察当然不让这位鼎鼎大名的中国左翼人士，作为不速之客就此在日本潜藏起来，三番五次前来调查打听他的举止与活动，甚至加以拘留审讯，多亏日本友人相助，才得以免除牢狱之灾，真令郭沫若感慨万端，“生身之国驱逐了我，寄身之国又随时可以囚禁我”。处此严酷的环境，郭沫若只好钻进书斋研究起中国古代社会的变革，以及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学。直到他的第一部历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和他在殷墟文字的研究上做出了使日本友人都为之叹服的出色成绩，郭沫若以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面目在日本出现，才逐渐摆脱了日本警察的纠缠。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以鲁迅为旗手，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随后又相继成立其他许多左翼文化团体，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这时的郭沫若虽然远在日本江户川畔，日本的警察对他的盯梢也没有放松。但他收到太阳社钱杏(阿英)的来信，征求他对创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立即回信表示支持。他作为发起人之一，与鲁迅、沈雁冰、冯雪峰、沈端先、钱杏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起组织左联。他无法返沪参加成立大会，为了表示祝贺，将自己的译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税，献给“左联”，作为活动的基金。不久，在东京活动的以群、任钧、谢冰莹等成立了“左联”的东京分盟(简称东盟)。潜居东瀛的郭沫若又以左翼作家露面为国人所知晓。
周扬从家乡湖南、经上海、到日本，又返回上海，终于找着了党。1932年，周扬从剧协，参加了左联，遇着了冯雪峰。雪峰很赏识他的理论与组织才能，不久就让他编辑《文学月报》，并且帮助他重新入了党。1933年5月，丁玲被捕，周扬继任“左联”的党团书记。他仍然忘不了继续寻找他崇敬的郭沫若。当他从阿英处了解到郭沫若就潜居在东京川叶县，就想方设法和郭沫若取得联系。1933年9月，左联成员林焕平赴日本前，周扬找他谈了话，要他到日本后，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停止活动的左联东京分盟(东盟)恢复起来，团结在日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士，特别是流亡在日的郭沫若，要运用他的影响，开展左翼文化活动。并决定以后东盟的事宜，由周扬自己直接联系。
来自东瀛“喇叭”的支持
东盟当时主办了三个刊物：《东流》、《杂文》、《诗歌》，郭沫若都有作品在上面发表。《杂文》月刊，经常看得到郭沫若的著译，如特约撰稿人一样。《杂文》虽在东京编排印刷，但寄回上海，在国内发行。不过到第三期就遭到上海反动当局明令禁止。郭沫若便出了个主意，借用歌德一本叫《质与文》的书的寓意，改名《质文》，又继续办了下去。质文社为了宣传革命文学理论，还出版了文学理论丛书，由郭沫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中摘译了一部分，取名《艺术作品之真实性》，作为丛书的第一种出版。当时，进步青年崇拜的两位文学大师，鲁迅与郭沫若，由于他们有过笔墨的纠纷，国内很难见到他们在同一刊物上著文发表。但经过东盟同人多方努力，两人的文章相继在《杂文》上发表。鲁迅看到了这种现象也很欣慰，写信给魏猛克，希望左翼文艺界大力加强团结，并表示要与郭先生团结对敌。魏猛克把这封信给郭沫若看了，他很受感动，对与鲁迅团结一致对敌，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1936年10月，鲁迅逝世的噩耗传到东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追悼鲁迅，郭沫若在会上致了悼词，并在《质文》上发表了悼念鲁迅的文章《民族的杰作》，称“中国文学由鲁迅而开辟出一个新纪元”，“鲁迅的战斗精神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尤其是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郭沫若把他就近参加东盟的活动、讲演、写稿，作为流亡在海外的一个赤子，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与党的唯一联系，为党尽一点绵薄之力。1936年，任白戈、林林等接到周扬的来信，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根据党的政策精神提出来的，示意东盟的同人支持。他们便去找郭沫若，并带去党的《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上的报告。郭沫若看后，甚为欣喜，认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很及时，他从心底里表示拥护，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1936年6月，他连续写了《在国防的旗帜下》和《国防、污池、炼狱》两篇论文。当时，在日本的他，以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是胡风提出来的，不知道这是雪峰和鲁迅商议后提出来的，因此参与了两个口号的论战。对国防文学的涵义，他在文中作了补充的解释，即“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鲁迅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中，对他的这点补充，表示同意，并加以引申，指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郭沫若看了这篇长文深感鲁迅说得好：“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应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8月30日，以他研究古文字的功力，写成一篇《苗的检阅》，从解释“”“苗”两字在我国周代的寓意说起，把这次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看作一次军事演习，就像我国周代按季节征集全国壮丁举行大规模田猎一样，春天的谓之“”，夏天的谓之“苗”，鲁迅也是“在调遣我们”作“检阅军事的苗式的模拟战”。郭沫若在文中对鲁迅表示了歉疚之意，说自己“对于先生每每妄生揣测”，“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便参加了这场论争。
东瀛不断传来郭沫若对“左联”工作的支持，远在上海的周扬当然高兴，对郭沫若的崇敬之情更加深厚了。在他写的关于两个口号论战文章中，别的人解释国防文学口号的说法都未引用，而是两次称赞郭沫若对“国防文学”含义的发挥，说：“‘国防文学’是作家关系间的旗帜，茅盾先生所引用的郭沫若先生的这句话，我完全同意，而且认为这是极精当的见解”，“‘国防文学’是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说法：‘它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不过，当时年少气盛的周扬，在认识鲁迅的伟大之处，却没有从他敬佩的郭沫若那里，学习到一些应有的谦逊精神，连鲁迅从顾全大局出发，认为“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都未能接受。以致多年以后，甚至历经磨难，才认识到自己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问题，包括“两个口号”的论争，主要是没有正确对待鲁迅，没有尊重鲁迅的许多正确意见，致使如郭沫若说的“阋墙的兄弟”之争复杂化起来。
周扬与郭沫若就这样“神交”多年，思想上的共同点，左联的革命文学活动，像一张纵横交织的网，把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他们还未见一面。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再也不能蛰居日本，寄人篱下，冒着千难万险，偷偷告别了多年患难与共的日本妻子安娜与幼小的子女，登上回归的航轮。
神交多年相见恨晚
1937年7月27日，阔别祖国近十年的郭沫若回到上海。潘汉年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决定由夏衍、阿英二人接待和安排好他的住处，并由他们为郭沫若与各界朋友见面。周扬、夏衍、阿英那时都是文委和左联的成员，周扬还是新建文委和左联的党团书记。周扬很快便与向往已久的郭沫若见面了。多年以后，周扬是这样回忆两人相见时的情景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从日本回到祖国，这时我才第一次和他会面，因为神交已久，所以一见如故，谈不完的话。”的确，两人都恨相见时间太短暂，有谈不完的话。周扬对郭沫若在新文学运动上的成就，敬仰不已；对他以戎马书生之身，驰骋转战文坛与疆场两个战场，佩服之至；对他蛰居东瀛，处境维艰，仍对左联工作作出卓越贡献，甚为感谢。郭沫若对周扬如此年青有为，失去党的联系，仍为左翼文艺运动开辟工作，也是赞赏有嘉。短暂会面后，两人又各奔一方。潘汉年通知周扬到南京与李初梨、乔木等汇合转赴延安。考虑到郭沫若在国统区文化界有巨大影响和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过往来，要他留在国统区工作，由夏衍、阿英协助，先在上海办张《救亡日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郭沫若是一位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当潘汉年告之周扬已去延安，要他留在上海，他好生懊恼了一阵子。夏衍说，他不高兴起来，就责怪汉年为什么不让他和周扬一道赴延安。上海沦陷后，他从香港转道奔赴大后方时，还为此事赋诗一首，既是抒怀又是怀友。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池，何事却南来？
郭沫若从武汉辗转桂林、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工会主任，聚集了文化界的一批抗日救亡的精英。郭沫若成为国统区继鲁迅之后，进步文化界的又一面旗帜，他团结和带领进步的文化界，演讲、赋诗、办报，举办各种抗日的宣传活动。
1941年10月16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重庆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郭沫若创作25周年和50寿辰的纪念活动。郭沫若起初坚辞举办这样的活动，周恩来劝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在这次重庆各界民主与文化人士的聚会中，周恩来在会上和报上都发表了讲话与文章，他在讲话中充满激情地说：“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而且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是他的著作抑或行动，都燃烧着烈火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延安也在同日举行了庆祝活动，周扬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后还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著文赞美郭沫若，说：“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新诗集。它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他现在还是在继续奋斗着，为着民族的大众的生，他的精力将是无穷尽的。”
民主运动的坚强斗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全面内战，向民主力量和解放区展开了全面的进攻。身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全身心地投入反对内战、要和平、要民主的运动中，日夜奔走、呼吁在抗争的第一线，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中的坚强斗士、青年们敬仰的旗帜。我自己就有过那样亲身的感受。那是1946年10月，我是一个刚到上海读书的青年学生，和一些同学有幸参加在一个剧场举行的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二位烈士的大会。聆听到郭沫若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不顾特务分子的鼓噪、叫嚷，用淳厚的四川乡音说：“杀人者终是杀人者，假的也终是假的!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和民主，再没有比今天这样迫切了。”这些话使我年青的心灵激荡不已。
这段时间，周扬在延安与湖南的家人都没有通过信，与郭沫若却时有书信往来。周扬在家乡的亲属，据说就是从桂林的救亡日报上看到周扬与郭沫若的通信，才知道周扬已去延安。
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的阐释者
1949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了。周扬与郭沫若终于在北平再次会面。在1949年7月召开的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上，郭沫若当选为主席，茅盾、周扬当选为副主席。随后郭沫若还担任了科学院的院长。建国17年，郭沫若与周扬可以说是并肩领导了建设人民新文艺的工作。一个是文坛上继鲁迅之后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个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两人都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宣传者、执行者。郭沫若还以毛泽东诗友的身份出现，解释毛泽东寓意深远的诗词。
说到与毛泽东的交往，郭沫若与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识于广州，并应毛泽东之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讲课。1944年1月，毛泽东从延安写信给郭沫若，表达了早年自武昌分手之后的思念之情，对郭沫若的各种成就，也十分赞赏，并说：“你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的史论、史剧有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并要郭沫若“看到了什么缺点，希望随时告知”。对人民领袖如此高度评价自己做过的一点事情，郭沫若深为感动。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郭沫若对毛泽东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胆略、魄力、才识，佩服得五体投地，对毛泽东韵味超绝的诗词，出类拔萃的书法，更令素有同好的郭沫若衷心的折服。他把毛泽东视为东方升起的红太阳，自己则定位为围绕着太阳歌唱的“雄鸡”(郭沫若把自己1949年至1958年间的文集命名为《雄鸡集》)。建国十七年，毛泽东在领导文化工作取得的成就，郭沫若有他紧跟执行的一份；毛泽东在文化政策中“左”的错误与影响，郭沫若也跟着有他自己的一份。有时他也有迟疑和困惑，由于对毛泽左起：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1949年)。东政治上的信服，立即打消疑虑，往往还是自责自己，是否思想跟不上，以检讨开始作为自己的表态。
周扬接近毛泽东，是他到了延安的时候，做了延安教育厅的工作，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经历了鲁艺的整风，认识和领略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毛泽东领导艺术的魅力。随着他逐渐担任文艺的领导工作，亲聆了毛主席的多次讲话与谈话，更加心悦诚服地崇敬毛泽东的领导，信服毛泽东的思想。周扬是最早将毛泽东文艺思想解说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组成部分的人。1944年，周扬在延安编纂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思想并列起来研究，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革命文艺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政策最好的课本。这本书的草稿和序言都送给毛泽东看过，很受毛泽东的赏识，还给周扬回了一封信，认为序言写得很好，并对编辑工作和有关译文提出了一些意见，并谦虚地说“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周扬在1946年7月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书写的前记中，给自己以后的角色作了这样的定位，宣称他将“努力使自己做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之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建国以后，周扬成为文艺战线的具体领导人，更是自觉地、坚决地照着这种定位去做。郭沫若也把这位后辈与知交的一言一行，看做党的文艺政策的化身。
痛苦的磨难是把双刃剑
“文革”掀起的十年浩劫，周扬这个自诩为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的人，想不到竟成了文艺界最先和最大的被打倒的“罪人”，罪名就是他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与宣扬了30年代的文艺。十年浩劫，他就经受了九年多的批判、审讯、与关押的残酷折磨，直到1975年夏天，毛主席做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批示，才得以释放出来。痛苦的磨难，对周扬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使他从噩梦中猛醒过来，领悟到“左”的阴霾过去弥漫在文艺界时，不知使多少同志受到伤害。所以，当他复出工作后，在文艺界的一些集会上，与同志们见面时，常常声音哽咽地检讨自己过去推行“左”的文艺政策的过错，向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表示歉意。他还多次对人谈起，不能事事推给毛主席，自己是文艺战线的一个指挥员，有自己的过错与应负的责任。
十年浩劫，郭沫若与周扬的遭遇不同，但仍难逃一劫。开始时候，郭沫若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幸免于难。“四人帮”却饶不过他，不时煽起一片打倒声，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也许他想与以往一样，用深刻的自责，就可使自己检讨过关。1965年4月，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上作了一次最为后人非议的发言，他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并说自己作为全国文联主席，对“文艺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毛泽东亲笔批示将这番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革初期，不管他怎样表示紧跟，甚至在一次会上发言，将江青说成“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仍然摆脱不了厄运。文革中发表的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也将有关“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的话删去。1973年至1974年，“四人帮”欲藉批林批孔之机整周恩来，并要将火烧到郭沫若的头上。1973年8月，江青在一次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郭沫若躺在病床上，江青、张春桥找上门来，逼他表态。郭沫若再也憋不住了，奋起抗争说：“我的十批判书骂秦始皇，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决不做检讨，也不写诗文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周扬与郭沫若劫后重逢，谈起各自在“文革”中的遭遇，都不胜唏嘘感慨。
1978年6月，文联召开了全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作为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已是重病缠身，不能亲自参加会议。周扬代表与会的同志两次前去探望郭老。第一次看望郭老，他听说周扬要来，还支撑起来坐在沙发上等候。周扬向他转达同志们的问候与祝愿，并且忍不住激动的感情，向郭老倾诉了埋藏在心中多年未说出来的话，自己青年时代就对郭老怀着深厚的崇敬之情，郭老是自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6月12日，周扬再次去看望时，郭老已处于昏迷状态，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给历史人物以应有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前后，周扬写过一些对前辈和故友的纪念性文章，其中写得最多的就是怀念郭老，一共有三篇，深情地回忆了他和郭老交往的一生，并对郭沫若作了符合历史实际的、全面的评价。那时，对郭沫若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如何评价郭沫若在历史上的功过，以及在文革中的一些言行的问题。周扬可能是最先站出来为郭沫若说话的人。周扬说，要评价郭沫若，就要“研究郭沫若的一生，不能离开他整个思想感情以及毕生伟大的革命实践，如果离开这些就不能正确认识郭沫若”。周扬谈到：“任何伟大先驱者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他所处时代以及他本人的局限性。这是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正确说明，而不能苛求于他。”周扬对郭沫若个人还作过这样的评述：“郭沫若是感情非常丰富的”，“郭沫若是文学家，是以浪漫主义的姿态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但浪漫主义姿态与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往往“也可以产生不够冷静、不够科学的毛病”。周扬从评论郭沫若的功过，谈到应该用历史的观点来评价左翼文艺运动，“不要因为革命运动犯过不少错误，犯过今天听起来像是很可笑的错误，就对历史做出不正确的估价”。周扬很动感情地说：“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在当时是非常严肃的，为这种运动不惜牺牲生命，不只是不惜生命，而是牺牲了，而且牺牲了很多人啊!”
周扬的这些话，大都是在80年代召开的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说的。也许，他是想呼吁研究郭沫若的人们，像郭沫若这样一位先驱者，不要因为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会说出或写出一些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话和诗文，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研究郭沫若的一生，要承认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
这大概是晚年的周扬，对他毕生景仰的郭沫若，最后留下的一点敬意；也是对他们两人共同战斗过的左翼文艺运动，留下的一些供后人评说的话语。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