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1期

献疑和献曝——读《胡乔木书信集》（二）

作者：龚育之

　　
　　推荐给《理论动态》的是哪篇材料？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三日《致胡耀邦》，是推荐一个材料给胡耀邦，请他领导的《理论动态》刊登的。编者注释，指为韩树英《“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刊登在《理论动态》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五日那一期上。但是，韩在《炎黄春秋》去年第三期上发表过一篇回忆，说，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意图是胡耀邦在党校的秘书转达给韩的，写出后经胡耀邦亲自修改，七月十二日还批示了意见。这都不可能是七月十三日乔木推荐以后的事。而乔木也没有必要向胡耀邦推荐一篇胡耀邦自己组织撰写的文章。近日我问韩，韩说他从不知乔木对他的这篇文章说过什么意见。而且乔木信中说：“虽然《理论动态》一向只登论文，但破一次例也更好引起注意，况且这正是货真价实的‘理论动态’。”而韩这篇文章就其形式而言，与《理论动态》一向所登的论文没有什么不同，说不上什么“破一次例”。所以，乔木此信所推荐的应是另外一个材料。
　　到底是个什么材料？就此我向当时曾在《理论动态》工作过的沈宝祥同志请教。他提供给我一个材料：乔木有关《理论动态》的信件，共有四封。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一封，是对《理论动态》第五十六期的文章提出意见，此信全文刊登在《理论动态》第六十五期上。一九七八年五月的另一封，是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童天湘的一篇文章《控制论中的认识论问题》，《理论动态》五月二十日这一期予以刊登，并加了按语，按语内容就是乔木信的内容。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三日一封，就是收入书信集中的这封，推荐的是什么，他记不得了，查了一下《理论动态》，不像是在此期间所登的任何一篇东西。一九八二年一月一封，是向胡耀邦推荐《文史知识》的一篇宋太祖怕史官的材料，《理论动态》一月三十日这一期刊登了，并加了按语，按语内容也是乔木信的内容。第一、二、四封信，下文都很清楚，恰恰只有选了的第三封信，下文不清楚。我又请《理论动态》现任主编周炳成同志帮助查档案，得到的回答是：档案中只保存已登文章送审的批件，没有保存来往信件!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查找途径。
　　
　　数字用阿拉伯字还是用汉字？
　　
　　一九八○年五月五日《致胡绩伟》，提到一件“小事”：“我希望报纸上的数字仍恢复用阿拉伯字，好处很多不必说。用起来也要规定一些用法。例如一、二十、十来个不能用1、20、10来个之类，好在已有经验。”
　　经验是有好多，包括硬性规定改用阿拉伯数码引起的许多麻烦。一千，二千，一万，两万，千和万此处都是单位，一、二、两都是关于所指单位的数码。如果改为1000，2000，10000，20000，单位就换为个，而不是千和万了。比如，10000，前四位都是有效数字，即精确到前四位，1后面的三个0都得是精确的，而一万则不同，不要求精确到千、百、十。现在一般人没有有效数字的概念，所以报纸书刊上执行改用阿拉伯数码的规定，便到处出现一千、两万改为1000、20000的胡涂事。如果严格执行改阿拉伯数码的规定，则一千、一万只能改为1千、1万。而现在很少人这样改，据说个位数可以不改。这也引来新的麻烦：一万到九万都用汉字表示，延伸下去，十万二十万一百万呢？改不改呢？改与不改都有麻烦，这不就很乱了吗？
　　乔木一篇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时，题为《中国为什么犯20年“左”的错误》，收到文集里，题为《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的错误》。哪一个合乎规定？
　　《书信集》的题目和正文，年月日都是用的汉字，但注释里行文，则用阿拉伯数码。这可能是仿照《毛选》的先例。《毛选》、《邓选》、十四大十五大报告，都没有按新闻出版部门的规定，而是自行用汉字表示数目和年月日，而别的许多文稿，则编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作者用的汉字数字改为用阿拉伯数码。已有不少人士呼吁，改用阿拉伯数码的规定，是根据积累的经验和暴露的问题，重新加以审视和作出新的规定的时候了。我也为此写过文章：《伟人可，我辈亦可》。不知道这些呼吁何时得到响应。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是怎样写进历史决议的？
　　
　　一九八○年十月十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报送历史决议草案中新增的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一段，准备印发全党四千人讨论，请常委审阅的。编者写了一个很好的注：别的常委都表示赞同，华国锋表示未经常委讨论，不赞成加到决议的讨论稿里去。邓小平表示：既然华不赞成，先不加。四千人讨论如果觉得需要加，再加不迟。
　　说“新增”，那就是说，原来的设计是写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什么要新增？那是清理历史是非深入发展的必然。如果不批评“两个凡是”，在这个问题上含糊过去，怎能做到深入呢？结果，四千人讨论中大家当然主张要写清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是非，两个月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党内发出接受华辞职的通报。历史决议里自然加上了这一段，成为“伟大的历史转折”这个单独的部分。
　　建国以来历史决议发表二十周年时，我曾谈过决议的起草，其中提到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一部分是什么时候加进去的。我说：“这个问题四千人讨论以前就提出来了。但是，四千人讨论稿上只说这一段的成就和问题，将在十二大论述。”那时，乔木这封信还没有公布。现在公布了，就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个历史过程了。
　　
　　历史决议文本的背后
　　
　　《书信集》中对党史研究最有意义的，是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思考的问题的信件。这个决议，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决议，不是一个不久就事过境迁的中央决议，而是在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之后，我们党重新认识左起：陈云、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正在议论《理论动态》上的文章。
　　《建国以来历史决议》起草期间。中排左起：龚育之、吴冷西、邓力群、胡乔木、胡耀邦、胡绳、林涧青、袁木。建国以来历史是非而写出的“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决议，是一个有长远的重要意义的决议。不研究这个决议，就不能领会伟大历史转折，不能领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进程。而要深入研究这个决议，就不仅要研究它的文本，还要研究文本的背后。
　　《胡乔木文集》收入关于历史决议的讲话和谈话四篇，《胡乔木谈中共党史》里又增收了十四篇，共计十八篇。现在这本集子里，又收入一批有关的书信（其中一些不是个人书信，而是给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报告）。这些都是从决议文本的背后深入了解决议所必读的。前面那个小标题下的那封信，就是其中之一。
　　更重要的是一九八○年十一月六日《致邓小平并转中央政治局》。这是一封长篇报告，有极重要的政治和理论内容。我记得，我们曾看到过它的简本，这个详本可能是在那个简本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书信集》编者在本篇之末注明：“根据胡乔木亲笔修改的一手抄稿排印”。所以我猜想，就是参加起草的许多同志大概也没有看到过这个手抄本。《胡乔木文集》、《胡乔木谈中共党史》都没有收录。其实，按体例，别的短信可以不收，这封长信是应该收录的。
　　四千人讨论之后，此信“提出起草新稿的如下一些原则性设想，报告中央政治局，请求加以指示，以便及早着手重写”。这里讲新稿，讲重写，可见修改的性质和程度。这是局外人不易理解的。一共提出十八个问题，这里择其要者略加介绍和评述。
　　时机问题。现在时机成熟不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提出来，要到“适当的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加以总结，现在不应匆忙地进行。那时，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以后，中央认为时机成熟了，这才决定起草决议。起草之初，时机还不成熟的观点仍然存在，现在四千人讨论决议草稿了，又有少数人提了出来。乔木认为，当然也是中央认为，许多同志认为，在六中全会作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统一大多数人意见并无严重困难，不能再行延迟。乔木还雄辩地作了多方面的形势和利害分析，十分精彩。这个决策，历史已证明是正确的。
　　编辑建国以来或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书问题。乔木认为，应该现在就着手编。“我们想先编一部主要文件集和一本基本史料集，但篇幅都不会很小，也不会很快编成。”因为有诸多困难：“文化大革命”正式文件很少，档案也很不完全，建国以来中央会议很少纪录，多数重要史实要靠调查核实，所以乔木估计，编辑工作要用两年或更长时间。这还不是指编卷帙浩繁的包括各种历史资料的大书，那要另编。乔木说这番话主要是论述历史决议不必等待材料书编成。但表示应该着手编，这就很重要，对于研究党史特别重要。记得当时编了一本篇幅不大的、分发范围极小的“文化大革命”文件集。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党史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已内部（实际上公开）发行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两大册，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这属于毛泽东著作出版的系列。《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也已出了二十卷，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到一九六五年中止。“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没有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也没有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倒是早就出了，并且定期续出（《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十四大以来》，《十五大以来》）。很希望能把中间这一段的重要文献选编补齐，以便联接两头，成为完整的一条龙。至于基本史料集，好像还没有完整的计划和部署。现在是认真完成乔木提出的系统编辑党史材料书的时候了。
　　新稿缩短篇幅问题。乔木许诺缩短至少一半。这基本上做到了。洋洋五万言的四千人讨论稿，改写成分条的比较简明的文体，一度缩短到两万八。当然，后来又根据讨论中大家的意见一次一次往上加，总共又加了大约七千字。但最后的定稿比那五万字的稿子，还是缩短了一万五。
　　第一阶段（前七年）路线问题。“路线正确或基本正确。”内容可以大体仍旧，但要加写：“1．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成就；2．指出这一阶段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在政治思想方面完成肃清封建残余，没有真正提出建设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的任务（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完成这个任务）；3．对邓子恢同志拟恢复名誉；4．对文化知识界的政策拟指出‘左’倾已有开端。”这些论点的精神，当时是大家赞成的。邓子恢恢复名誉，中央另外发了文件，历史决议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但没有在决议文字中直接说出。2．4．两点的意思写进总结经验教训的部分，没有像这封信这样鲜明地写进论述第一阶段历史的部分。
　　毛泽东晚期思想问题。乔木很重视提出这个概念。乔木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在方法和主要观点上都不同于前期，我们建议加以区分，而以八大为分界”。“毛泽东晚期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一九五七年以后直到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仍有不少好的见解，但基本倾向是背离八大路线的，并且错误愈来愈严重。”经过讨论，大家赞成乔木意见的精神，但是不赞成“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法，而赞成用“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提法。因为既然晚期还有不少好的见解，这些好的见解就应该纳入作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之中，从而使“毛泽东晚期思想”同毛泽东思想不能区别开来，只有“毛泽东晚年错误”才能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不论是讲晚期思想还是讲晚年错误，都有一个划分晚期晚年的界线问题，乔木在这里鲜明地提出以八大为分界，决议里没有这样鲜明地写，而是通过分析和论断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的错误而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前十年）路线问题。
　　乔木认为这十年是党由正确路线转向错误路线的一个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方面，党中央常委的民主集中制已经逐步破坏，毛泽东晚期思想已经逐步形成，并影响全党，所以党在这一时期犯了几次很严重的错误，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在绝大部分时间还能正常地工作，并作出了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决议，所以全党全国虽一再遭受严重挫折，还能大致不乱。至于究竟正确路线为主或错误路线为主，拟置不论。”
　　这是言简意赅的分析和论断，决议也是按这两方面展开的。不过，哪个为主拟置不论，通不过，决议还是作了论断。决议分三条讲这十年。第一条，讲成绩，结论是：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第二条，讲严重失误，曲折发展。第三条，讲错误的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那么，肯定这十年成绩为主，同讲八大以后犯二十年“左”的错误，是不是不相容的呢？我以为不是不相容的。从错误的发生、发展和连续着眼，就要讲二十年，从错误的起伏和性质的区别着眼，就要讲这十年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十年。
　　邓小平是极力主张讲这十年成绩为主的，同时他也经常讲二十年“左”的错误，从一九五七年或一九五八年算起，也就是从八大以后算起。这个“二十年”问题，最早恐怕还是陈云说的。他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政治局会议上就说过：“要看到，我们的建设丧失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又说了：“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邓小平则说的最多。我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党史研究》中引用了邓的多次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前的公开小册子里的有许多次，收在整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则是更多次，证明这个二十年“左”的错误的说法，不是邓小平偶尔一两次的说法，而是他十分确定的看法。江泽民一九九二年六月九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也说过：“小平同志通过回顾和分析建国以来的历史事实，认为建国后的前八年做得是好的，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里，工作做得不好，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不少成就，但总的说来国家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对外闭关自守，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制定的政策中有不少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导致不但不能发展生产力，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提出必须纠正过去‘左’的错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一九八九年访美，乔木作《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的错误》，说的还是这里说过的意思。
　　国际反修问题。乔木建议要在限定的范围内很慎重地写一段。“不写，对‘文化大革命’很难解释，对康生和‘四人帮’在这方面的罪行也不能不提。同时完全不提在世界舆论上也会被认为是有意护短。对批评反个人迷信、批评和平共处、批评南共意共，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是否拥护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划线几点，要用很少很适当的语言加以纠正。还要明确指出，今后我们除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大国大党欺负干涉小国小党以外，各国党内国内反修正主义问题一概由各国党和各国人民自行判断解决。”这些意见当时大家都是同意的，在别的场合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也讲过，但是可能是因为牵涉外国吧，在我们的历史决议中还是没有写这些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改用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正式说明理由。不影响四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即作过几种不同的解释。既不能解释为工人阶级的专政，也不能解释为共产党的专政。如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对立面，则资产阶级专政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亦即等于无产阶级民主。不如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易懂，且适合中国国情。”（在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致吴江》中，乔木进一步申说：“说来说去，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提出是与认为无产阶级将占人口大多数而其余的人口全要是资产者这一推测分不开的，而阶级专政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党专政，这是主要之点。”）决议中改了，但没有直接说明理由。以后政治文件和理论文章中也多改用人民民主专政了。
　　党的领袖是一个领导集体问题。“党的领导人必须具有某些政治品质。党的领导人和整个党都要受人民的有效监督。”写到总结经验的部分里了，在那里强调：“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新稿四千人再讨论一次问题。乔木表示原则同意，但时间可以缩短些。后来大家觉得没有必要了，邓小平也这样认为，就直接提到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修改和通过了。
　　此外，还有几封有关历史决议起草的信，这里就不一一介绍和评论了。
　　
　　“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致方毅、李昌》：“希望学部会议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院士制度是世界上通行几百年的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用学部委员代替。两者性质很不相同。如科学院否决了，社会科学院即不便单独推行，这实是国家一级的问题，务恳考虑。”
　　五十年代在中国科学院设学部委员，原是预定在条件成熟时就要实行院士制度的。后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院士制度的事就不再提起。不过，学部委员还没有像军衔一样正式废止。六十年代初印尼共领袖艾地到中国来，中国科学院赠以名誉学部委员，当时规定，译成外文就译为院士。“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补选学部委员和实行院士制度的问题提上日程。那时，社会科学从中国科学院中独立出来单独设院， 乔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此信就是这时站在这个岗位上写给管自然科学的领导人的。
　　乔木是主张行院士制度，担心自然科学方面否定院士制度而使社会科学方面不好办的。后来，自然科学方面并没有否定院士制度，先是补选了新的学部委员，接着学部委员改称院士，院士选举定期举行，已举行了好几次。国家还另外新设了中国工程院，也已选举了几次院士。而社会科学方面呢？至今不闻动静。
　　不久前，北京电视台请我去给观众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四个同样重要”和对社会科学的“五个高度重视”。有人提问：为什么要讲同样重要？我说，原因之一，就是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不够同样重视的情况。又问：请举例说明。我举了许多例子，也说到几个“国家一级”的问题。一个是院士制度，自然科学方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制度已经实行多时，社会科学方面还没有实行院士制度，五十年代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多已凋谢，至今只剩五人(陈翰生、薛暮桥、骆耕漠、季羡林、于光远)了。一个是国家奖励，自然科学方面的国家奖励正式立法设项已经多年，社会科学方面五十年代设立过，但是没有颁发，以后至今就没有设立国家一级的奖项了。还有一个是全国性学术团体。自然科学方面有全国科协，它的前身是建国前夕为筹备人民政协而成立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筹备会，建国以后第二年就正式成立了，一九五八年改组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至今开了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社会科学方面的联合会的筹备会，也是为筹备人民政协而成立的，后来却没有正式成立，也不再筹备，现在各省市自治区都有社会科学联合会，全国的社联却至今没有。也许这都属于形式方面的问题，重要不重要，重视不重视，同样不同样，主要看实质，看工作，看成果。但是，形式上的这些情况，总给人以中国社会科学还处在非常时期，还没有正规化的印象。这在社会科学界已是老生常谈，每届全国政协会议都会谈到这些问题。但是我在北京电视台的讲话，这一部分被编者删去了。看来，解决这几个国家一级的形式问题，还要俟诸来日。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