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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征信业及其开创者章乃器
作者：章立凡
章乃器早年服务于银行界，在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当练习生。他勤奋好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银行总经理李铭（馥荪）的识拔下，逐步擢升为副总经理，成为一位成功的银行家和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熟悉金融业务，精于企业管理，对银行业务多有创新，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马洪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章乃器文集》序言中，指出章乃器是我国近代经济学家中少有的货币专家和理财家，是首倡创建中国现代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近年海外出版的一套大型企业家传记丛书，以“中国资信业第一人”为题，将他列为20世纪全球99位风云企业家之一。
上海滩上中外银行的竞争
1928年蒋介石完成北伐，国民政府“武力统一”中国大部分地区后，虽然外患频仍，但国内政治相对稳定，故30年代前期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在中国的经济中心和远东的金融中心上海，以江浙财团和北方财阀为背景的华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形成一股不可轻侮的势力。
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洋商银行如汇丰、麦加利、花旗、东方汇理、横滨正金等行，通过它们的买办与属于旧派的华商汇划钱庄协作，形成一股实力，与属于革新派的华商及官商合办银行的中国、交通、通商、浙兴、浙实、金城、上海等南北派银行（它们组成上海银行公会）相对峙。浙江实业银行另一副经理朱博泉，曾留学美国，熟悉英美银行制度，建议银行公会50家会员银行通力合作，组建联合准备库及票据交换所，与洋商银行(所谓“外滩银行”)抗衡，从而提高华商银行的信用与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朱博泉这一富有爱国心和建设性行动的规划与推行，得到章乃器不小的赞助。
在金融理论上，章乃器主张实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用统制手段管理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实现币制的统一，反对列强控制中国的货币。他很早就主张创造现代银钱市场和资本市场，强调信用对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并首倡“信用膨胀”说，主张把信用放款改为票据贴现，以加快资本的流通，“以稳健的扩张信用之手段，代替不健全的通货膨胀手段”；由华商银行“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使短期资金市场现代化；同时推行股票和公司债票，使长期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国民经济化”。他指出，把信用放款改为票据贴现，可以加快资本的流通，使呆滞的“账面债权”化为可以流通的“票面债权”。在朱博泉、章乃器等人的积极倡导下，上海于30年代成立了票据交换所和票据承兑所。
章乃器阐述金融的涵义时，使用了颇为形象的譬喻：“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而“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信用之火’烧得太猛烈了，融化的金腾沸洋溢，反而要浇灭了‘信用之火’；跟着，融化的金也冷却而结冻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成了恐慌底现象——就是所谓资产的冻结。所以‘金融’底重要意义，是要金钱融化流通，而顶顶要不得的就是呆滞冻结。”
据当时同在金融界服务的李文杰先生回忆：“上海银行公会设有‘银行实务研究会’和银行界人士组织的‘银行学会’，乃器同志是主持人之一。”“为了适应银行收受国内外财政金融市场信息，调查研究掌握客户信用状况，确保投放贷款的安全回收，乃器同志还建议组设上海征信所，作为同业的横向联合的科学管理机构。”
由于金融商业往来日以万计，商业欺诈行为也与日俱增，给工商业和金融业造成不小的损失，一个企业能否从银行通融资金，一家公司与另一家公司间的交易能否成功，除了必备条件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对于对方信用状况的了解。对客户信用的评估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一种专职对有关个人和机构的资产信用状况进行调查的资信调查机构——征信所，已经于20世纪初应运而生，并在欧美和日本各国得到普及。
早在民国初年财政部颁布《银行公会章程》时，即规定银行公会应该办理征信机构。1920年《银行周报》总编辑徐沧水，曾应银行公会要求，草拟上海征信所章程。上海银行公会在翌年的全国银行公会第二届大会上，提出了设立征信所的议案。然因当时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创办征信所的动议一直没有实现。
上海在1932年前，已有五家外商征信机构，其中上海兴信所、帝国兴信所和东京兴信所是日本人办的，商务征信所和中国商务信托总局是美商办的（东京兴信所在“一二八”事变后停办），但一直没有一家中国人自己办的信用调查机构。国内银行界主管信用调查的人士常常感到，信用调查工作倘由各银行单独去做，往往规模有限，资料也不够完备。章乃器问道：“为什么在上海地方，我们仍要用外人办理的信用调查机构?”
创办中国征信所
1931年，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出现了，天津发生了一场空前的金融大风潮，几使全市金融业为之崩溃，这一事件却成为中国征信所创立的催生剂。
天津有个协和贸易公司，系留美归国的祁仍奚及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女婿奚东曙等所开办，经营进出口业务。公司开张之初声势浩大，排场阔绰，骄气凌人。各大银行经理争先恐后地要求其开户往来，但又互相保密，不通声气。协和贸易公司以印刷精美的栈单，向各银行做抵押放款。不料协“七君子”在狱中(1937年)。左起：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
1932年6月6日，在上海香港路4号银行公会会址内，正式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国人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和经营不善，到处透支，各银行以有押品保障，大胆放款。结果协和债台高筑，宣告破产，中华懋业银行、中原银行随之倒闭，其他各行都不同程度地蒙受损失。如中南银行天津分行一家，就吃了倒帐222万元，在协和倒闭的前一天还放了40万元。
这个金融风潮当时轰动全国，更震动了上海金融业。章乃器、资耀华等利用时机，大声疾呼，批判银行界吃了互相保密、互不通气的恶果，必须成立一个共同经营的中国征信所，以帮助金融业了解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及债务人的信用。
1932年3月，张禹九、祝仰辰和资耀华邀集章乃器、孙瑞璜、方培寿等八九位银行界精英，在非正式的谈话方式之下，筹划一种合作信用调查机关的组织。经过几度磋商，产生了一个学术团体——中国兴信社，他们希望利用这一团体，延揽培养进步人士及人才，作为未来金融界中流砥柱之用。
中国兴信社的目标，是在研究信用调查的方法，促进信用调查的技术，交换信用调查的资料。为充分达到上述的三个目标起见，就着手组织中国征信所。第一次社员大会公推章乃器、祝仰辰、资耀华三位干事，指导中国征信所工作的进行。
中国征信所筹备之初，许多人为之担忧，觉得这个事业太空洞了，一切设备和组织在中国均无先例可援。而章乃器等则以为：“倘使外国人设立的机关有法子调查，我们必然也有法子调查。而过去对于调查工作的实际经验，也使我们觉得这个事业是有相当把握的。”
在当时创立中国征信所确非易事，首先要各大银行自愿摊款出资，次之要培训这方面的人才。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原已各自设立了经济、信用调查部，比较接近征信所，但要上海全体金融业排除私见，互相协作，共同出资，分担经费，成立公共的中国征信所，也很难取得一致同意的。但在天津金融风潮的冲击下，这个主张立即获得了各银行的同意。国内金融界的实力人物张公权、李馥荪、陈光甫、胡孟嘉、秦润卿、严成德、钱新之、徐新六、徐寄、林康侯、唐寿民、贝淞荪等都表示支持和赞助。
中国征信所的开办经费，当时计划必须有十家以上的银行担任开办费和经常费才行。这种担任经费的银行，就是征信所的基本会员。照起初的预算，开办费仅有2500元，经常费每月仅1000元；预定每基本会员负担开办费250元，经常费每月100元。后来仔细研究的结果，觉得2500的开办费无论如何都不够，就扩充到5000元。而结果竟用到6800元左右。章乃器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设备上绝对不主张因陋就简。作为一个银行共同组织的信用调查机构，出品必须精美而不能粗制滥造；同时由于得到同业前辈的热烈赞助，预料基本会员数目一定能超出预算的十家之上，增加些开办费不成问题。
1932年6月6日，在上海香港路4号银行公会会址内，正式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国人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当时有基本会员12家，共同组成董事会。章乃器出任董事长，潘仰尧任经理。当时中外报纸，对于这一新生事物都很关注，大多数报纸发表了鼓励的社论和文章。
章乃器说：“一年来的外侮侵寻，的确给中国民族以重大的刺激。这种刺激的结果，在许多方面，都显出兴奋活跃的样子。尤其，在都市中间，这种兴奋活跃的情形，格外来得显著。一向以保守著称的金融界，在最近几个月中间，也完成了几件重要的工作，而中国征信所，也就是兴奋活跃中间的一个产物。”
中国征信所的特色服务
所谓的“兴奋活跃”只是一种驱动力，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严密的科学的工作制度，一切调查工作按照调查、复查、审查三步程序进行，据此作成报告，分送各会员银行。
中国征信所成立之初，社会上许多人不了解这个机构的性质。章乃器解释说：
“征信所是一个信用调查机关。比方，甲商人要向乙银行通融一点款项，乙银行在允许通融之前，必然要知道甲商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财产有若干？他的事业发达吗？他的费用太大吗？他的过去的历史怎样？他的品性怎样？他一向对于欠款的偿还，准确而不失约吗？他的家庭状况怎样？他所交的是哪一类人？……乙银行要等到这种种的问题得了满意的解答之后，再斟酌情形给甲商人一个相当限度的通融。经过这种手续的放资，自然就很稳妥。征信所的职务，就是代乙银行解答这种种的问题。”“工厂和批发商要放货帐给零卖商，零卖商要放货帐给消费者，都可照这种办法，向征信所询问他们的顾客的信用。在外国，连保险公司保火险都要请教征信所。征信所除报告那保户的经济状况和品性外，还要报告他过去着火的原因和次数。那样，一味以保险后纵火图赔为业的奸徒，就难施其技。”
“有许多人对于征信所的作用，发生了许多误解。顶普通的误解，就是认征信所是一个介绍放款投资的机关。征信所的调查报告，的确可能一面使金融界得到稳妥放资途径，而一面使需要资金的工商业者得到适宜限度的资金的通融。然而，这是征信所的工作自然的结果，而不是征信所工作的直接的目标。这是间接的、不期然而然的效能，而不是一种业务。”
有一位朋友问章乃器，征信所能代将要订婚的男女调查对方的人品行为吗？章乃器认为：这倒并不是开玩笑的话，而的确是在人事的征信范围之内，在外国，有些女子怀疑他的丈夫的行为，有些男子怀疑他的妻子的行为，往往也请征信所给他个调查报告。有些东家对于他的雇用人怀疑，也到征信所里去探问。但专营这一类的调查业务的叫做人事征信所。
征信所的主旨是为会员服务。希望委托征信所调查工作的工厂商号或个人，往往先加入征信所做会员。非会员虽然也可请征信所做调查工作，然而费用较高且手续繁复。征信所的会员，往往分为数种，视缴费多寡而定。缴费多者以后每次所纳报告费较低，而委托调查案件的件数的限度较大。中国征信所除基本会员外，普通会员分为下列三种：
种类 常年费 查案件限度 限度内每份报告费 限度外每份报告费
甲种 300元 100份 1元 2元
乙种 200元 50份 1．5元 3元
丙种 100元 20份 2元 5元
会员需要英文报告者，上述费用，一律改收规元。非会员如有托查事件，每报告一份，中文者银10元，英文者规元10两。
在提供常规的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的同时，中国征信所还力求开拓服务渠道。当该所探得市场上发生特别变化，或商业上有欺诈行为及危险事项发生，立即派员外出调查，收集资料，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及补救办法，在最短时间内制成报告，及时分送各会员。如报告发出后，发觉所提供的内容不确或有新的变化时，即主动通知会员而不另外收费。
除信用调查事业之外，中国征信所最重要的业务是编纂《征信工商行名录》。当时上海出版行之名录，已经有七八种之多；内中比较可用者，不过二三种；但因为编辑者的立场的不同，而详略互异。外国人出版的，只注意到外国人的需要；而中国人出版的，也只注意到中国人的用途，因此一个机构往往要同时购备好几种的行名录，才能应付营业上的参考之需，诸多不便。为弥补这一缺点，中国征信所决定出版一本比较完全而适于各方面应用的行名录。同时也因为这种业务，和信用调查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当时关于国内经济的调查，经常出版而有参考的价值的，只有一份外人主编的海关报告。中国人自己没有出版过连续两期以上的中国年鉴；而英国人胡德海氏所编的英文本中国年鉴，却连续出版了十年以上。章乃器指出：这表明中国人并不愿意或者需要了解中国的事情，而外国人反比我们注意。《征信工商行名录》预定的目标，是内容要超过外国人。倘使我们不能出产精美的作品，就情愿不做。
在《征信工商行名录》的编纂过程中。洋商因其所拟的编辑方法的周密，表现出很大兴趣，许多洋行主动预定广告地位。中国商家有许多还不知利用行名录，对于列名行名录之足以推广营业，也有许多未曾了解，然而许多规模较大的商家也对于行名录表示赞助。《征信工商行名录》出版后，以其编辑周密、内容宏富、印制精美的特色，一举压倒了过去几十年间影响最大的英人《〈字林西报〉行名录》，成为30年代中国企业家和外商必备的工具书。
客观、翔实、中立的调查原则
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的工作的规条是：审慎以求“真”，详尽明晰以求“美”，忠实公正以求“善”。
所谓“真”，就是正确的意义，这是调查工作的最重要的条件。为求调查报告的正确起见，在事务组织上加以特殊的注意。调查工作，除普通一般人所知的直接和间接方法外，往往再加复查的手续。调查的人，不知委查者是谁；复查的人，也不知调查者是谁。这样，调查和复查的人，都能以不受拘束的客观的态度，充分的写出来所得到的资料和意见。这种资料和意见，再由对于该业熟悉的人员，严加审查。最后，将经过调查、复查和审查三重手续的资料，加以整理，作成报告书。
所谓“美”，章乃器概括为“详尽明晰”四个字。对于报告书的内容，他主张多叙事实，少下批评。关于事实的，哪怕是无关宏旨的微言细行，片鳞只爪的数字记录，都尽量容纳。读报告书的人也许可以因小而见大。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批评最好还是让别人来下。然而，这许多的复杂的资料，倘使不加以合法的整理和提纲挈领的编排，会使人目迷五色而找不到头绪。
章乃器认为：“善”是“真”和“美”的基础，“征信所负责调查信用的重责，倘使自身没有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怎能判断别人的信用程度，而取得社会对我们的报告的信任呢？所以，这种忠实公正的空气，在征信所当中是顷刻都不能缺少的。固然我们必须有严密的组织，使任何人都明白，含有作用的虚伪偏袒的报告，必然要在发出之前被摈弃；而不能专恃空洞的忠实、公正……等道德的信条。然而，倘使没有这种忠实公正的‘善’的信条的树立，求‘真’和‘美’的种种组织上的工作，往往不能严谨永久的维持。”
基于这种理由，在用人上面，他主张摈弃染有习气的人物，任用勤奋努力，清白自好的人，并以严密的组织去维持他们对于工作的兴趣和信仰，才能有把握获得“善”果。
章乃器将调查工作譬喻为搜集旧邮票；只要不断努力，持之以恒，自然就会有惊人的成绩。断片的新闻、片鳞只爪的数字，在一般人必然觉得是枯燥乏味，了无价值可言；然而，在一个注意调查工作的人，看见就立刻要把他们收集起来。这种的收集，久而久之，自然就成为极有价值的府库。
有一部分人批评中国征信所，不应该把中国工商业家的信息，“和盘托出”地告诉给洋商会员，章乃器认为大错特错。他反问道：“我们和外人的营业竞争，是应该靠组织上的秘密性呢？还是应该靠营业方法的敏捷和知识的充分？我想一个正当的营业机关，决不拒绝把组织的内容告人。当然一部分不肯出面的股东，成了法律上的隐名合伙人，是应当秘密的。至于出面的股东，还有何秘密可言？在贸易上不使对方彻底了解我们的内容，条件上一定要非份的吃亏。这和一堆品质高低混杂一起的商品一般，要被别人把品质高的当做低的估价。在低的一方面，并得不到便宜，而高的却已经大吃其亏。征信所的报告也许要告诉别人若干内容不良的工商业者，然而同时告诉别人许多内容优良的工商业家。这样，我们把这大堆的‘统货’按等级整理清楚了，总价格自然马上要抬高。”
成为全国独占事业
对于中国征信所事业的发展方针，章乃器提出一个原则：“一切的事业要从积极的方面找出路。”他认为中国人对于事业观念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守家产”和“做事业”混为一谈；把大部分的精神，用在消极的节流的工作上面，而对于积极的发展事业，反放在脑后。结果会越来越消极。“不日进则日退”，学业然，事业亦然。
他主张：“优美的工作成绩，是事业的生命”，“倘使征信所能产生优美的工作成绩，社会必然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机关的极端的需要。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机关，合理的费用，自然会有人供给的。反之，倘使征信所因为节省开支的缘故，使工作的成绩无由表现；慢慢的，社会就要觉得这样一个机关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一年，两年……这个赘疣的机关终于要处于淘汰之列。那不单是戕害中国征信所的生命，而且要断送征信所事业的前途。”
中国征信所开幕时，基本会员为12家，四个月后增加到18家，它们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央信托公司、中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江苏银行、明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中国银行、四行储蓄会、交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国华银行、聚兴诚银行。囊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华资民营银行和官办银行。
中国征信所同时还发展了普通会员29家，内中洋商22家，华商7家；总共拥有会员47家。当时上海的信用调查机构，从来没有一家能有这么多会员。
自中国征信所成立后，许多中国工商业者想加入做会员，然而不知道中国征信所工作的价值如何，就要求先替他们调查个别顾客的状况试试；及至看过明晰翔实的调查报告书，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一些洋商银行和洋行，也十分赞美中国征信所调查工作的精密，甚至说：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初开办的征信所，能有这样的出品！中国征信所逐步吸收了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花旗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英美法日外资银行为特别会员。上海各主要外资企业也纷纷要求加入，他们首先通过本国银行，委托中国征信所作信用调查。后来怡和、亚细亚、德士古、三菱、三井、卜内门等一些大洋行，也直接取得了特别会员资格。
中国征信所的创办和发展，实为近代中国人用科学方法进行信用调查之先驱。章乃器指出：“中国征信所目下的基础的稳定，表示中国人对于技术工作的能力，并不亚于任何外国人。他希望中国征信所将来的发展，可以引起一切技术机关的发展；使中国人舍弃过去凭依情感的不规律的判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惯例、和听其自然的迷信观念的处理事务的手段，而趋向到科学的手段。”
章乃器以“积极猛进”的作风，迅速拓展征信事业。中国征信所开业四个月后，随会员数目的增加，业务量增加了约三倍，职员人数和开支也逐月增加。1934年初，中国征信所迁入圆明园路133号底层大厅，业务发展到鼎盛时期，全所职工百人。章乃器对任用职工要求很严，所内女职员很多，大多是沪江大学商学院毕业。一般职员进所后也经过培训，基本上都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及信用调查等专业知识。
章乃器除照常在浙江实业银行处理公务外，每天中午驾车来所办公两小时。下设中英文秘书各一人，负责行政事务。下设信用调查、资料档案、编审、行名录编辑及总务五部分，及一个小型印刷所，还在天津、汉口设立两个分所。除以信用调查为主要业务外，还从事商品研究、市场预测以及出版《征信工商行名录》等工作。在《申报》辟专栏，不定期刊登商品及市场研究报告。行名录每年一刊，还出过一册《上海工商名人录》。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已拥有公司行号调查档案三万户，工商界个人档案一万多户，以及一大批经济资料。1935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出版，一直到抗战爆发，都由该所负责编采经济版。还自己出版“每日商情报告”，供会员参考。
中国征信所提供的征信服务，为会员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最著名的例子为1935年，当时有一家外国纸商代理行在投机活动中失败，但仍隐瞒真情，继续接受商号订货，收取定金，并向银行贷款。后经中国征信所调查，获知已拖欠贷款达40万元，即将此情况向会员通报，引起银行防范和各家纸商的警惕，避免了一场危机的发生。
上海原有的几家外商征信所，因无法与中国征信所竞争，相继倒闭，中国征信所遂成为全国的独占事业。
为救国而舍弃事业
正当中国征信所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章乃器却于1936年夏辞去董事长职务，离开了他亲手创办的事业。这件事马上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章乃器辞职的原因，是在国难日益深重的形势下，他公开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针锋相对地提出“非攘外不足以安内”；并与宋庆龄、沈钧儒等组成救国会，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运动很快席卷了整个中国，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仇视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惧。蒋介石、吴铁城等国民党高层人物曾亲自出面，对沈钧儒、章乃器等利诱威胁，但他们不为所动，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
为了瓦解救国会，上海市长吴铁城以发动挤兑相威胁，向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施压，迫使他辞退章乃器。李向章提出：银行出资送他到英国去留学，薪水照发。“你到英国去学习三五年回来，那时不但银行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章回答说：“那还是让我辞职吧。我不能让银行受累，但也不能离开救国会，那是关系国家存亡的事业。我也用不着同别人商量，我不能在这时去英国，谢谢你的好意安排。”于是，章乃器当场辞去了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职务，并在一两小时之内办好了辞职手续。
早在30年代初期，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遭到严重的破坏，一些同志和组织失去联系，处境十分危险，生活极端困难。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阳（中共秘密党员）便通过把这些同志安排到中国征信所，隐蔽待命，职员中的地下党员有骆耕漠、季明、吴全衡(在所内的姓名是李百蒙、季步飞、吴潜英)等。1935年陈云在长征途中奉命到上海，也是先通过章乃器与章秋阳联系上，由秋阳安排秘密住所隐蔽，转道前往苏联。
在章乃器主持下，他的爱国主张也反映于中国征信所的业务上，例如在信用调查报告中为民族资本呼吁，特别是1935年至1936年申新纺织厂七厂危机时，调查报告都作了“千万勿让日商纱厂兼并”的呼吁。中国征信所是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基本单位之一，每次游行示威，全所有三分之一职工参加。大部分职工思想进步，积极从事救亡运动。中国征信所附设的印刷所，也曾秘密印刷过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及救国会的文件和宣传品。
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经济专家，章乃器在浙江实业银行及中国征信所，享有很高的声誉，同仁都称之为“章博士”而不名。以他当时在银行界的影响来说，征信所的董事长远比银行的副经理大得多。中国征信所采取董事长负责制，而章乃器是代表浙江实业银行担任董事长的，他离开了银行，便不能再任董事长了，由他推荐的中国银行代表祝仰辰继任。
祝仰辰上台后，违背他事前向章乃器承诺的“方针、政策不变和重要人事不变”两个条件，压迫中国征信所内的爱国力量。宣布解聘资料部主任李百蒙（骆耕漠），激起全所员工的义愤。他们派代表到章乃器家里讨论对策。章表示本人决不因此放弃救亡运动的领导工作，并将售去新落成的江湾住宅来维持生计。经讨论大家决定罢工反抗。章乃器应代表要求去征信所作了动员报告，罢工便正式开始。本来每日早晨，征信所都有成帖的信用调查报告和市场报告送到银行经理们的办公桌上。罢工的第二天，送上去的只是一张罢工宣言，口号很简单：“不许祝仰辰摧残救国会力量！”罢工震动了整个金融界，成为上海各报的特大新闻。
当时，宋子文已取代祝仰辰的后台张公权，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是国民党中的英美派，暗中表示同情救国会，并曾通过宋庆龄向救国会捐款。他刚取得了中国银行，也需要收揽人心，就亲自与章乃器谈判。他先指责祝仰辰无知，说已经决定把他撤回去，不让他再任征信所的中国银行代表，要求章办理善后——复工和推荐董事长继任人选，章推荐新华银行的孙瑞璜继任董事长，持续了三天的中国征信所罢工风潮方告结束。
孙瑞璜为人温和，深明大义，表示决不干涉职工业余参加救亡活动，并说维持中国征信所的正常秩序，应于救亡运动有利。以后救亡运动不断扩大，孙瑞璜一直恪守诺言，暗中予以支持。其后13年间，中国征信所一直由孙瑞璜主持，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章乃器一生中，曾四次为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放弃个人名位事业。在这次辞职事件以后，1939年他因反对损害中华民族权益的《日苏中立条约》，退出了救国会；1948年底应毛泽东之邀，舍弃在香港的房地产企业秘密北上，参与新中国的建立；1957年，因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遭到批判和罢职。但他不改初衷，赍志以殁。
结语 重倡“信用经济”时的反思
作为一家在中国近代民族信用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服务机构，中国征信所在新中国成立后结束，是当时苏联式计划经济下的必然结果。其后经过“对资改造”等所有制的改变，几乎彻底扫荡了国内的民营经济，建立了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经济信息也完全由政府垄断。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各种政治运动后，传统的道德体系被彻底摧毁，出现了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同时品尝了摧毁信用和道德的恶果。
在中国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回顾70年前中国征信所的历史，不禁令人扼腕：我国正在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而当今市场上最稀缺的商品，可能就是信用！
反思这段逝去的历史，有三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中国征信所是中国兴信社的事业的一种，是一个信用调查工作的公用机构。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由学术团体创办的会员制非营利机构（其在当时是否纳税尚待考证），初创阶段的18家基本会员，都有重要职员参加中国兴信社。中国征信所筹备和运作没有任何政府机构的参与，可归入政府、企业以外的“第三部门”。其经费完全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会费和对社会的有偿服务，除了支付员工的工资和日常办公费用外，像董事长章乃器这样的高级管理者，从未支取过分文的薪酬和车马费，这在当时的工商界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征信所的公信力，正是建立在其价值中立、信息的对称性和严格的职业自律上。在信息时代的21世纪，中国要重建信用经济，是否有必要筹设大一统的政府信用机构，让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同时充当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角色，令企业重新忍受信息不对称的痛苦？或是开办成千上万的营利性征信机构，使用户继续遭受虚假、矛盾的资信误导？我并不认为政府应该放弃指导和监督，也支持成立有资质的征信企业。但从历史的经验看，信息垄断或信息滥用均不可取，非营利机构的运作模式，也许更有效率和公信力。
二、以中国征信所发起的背景条件与今天相比较，缺少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民营银行；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像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这样的官方银行，完全和其他民营银行一样，在中国征信所里处于权利平等的基本会员地位，分担会费，共享资信。从技术的角度考虑，众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参与是征信业的基础，而我国目前的银行业体制和结构，是否符合信用经济发展所需的条件，尚有待论证。凡是信息不对称的领域就容易产生信息垄断和腐败，这个问题只有从体制上加以解决。
三、中国征信所是民族金融业与国外金融业竞争的产物，它以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为出发点，但又坚持了独立资信调查机构的公正性，因此也为外商银行和企业所认同。在进入WTO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必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不应将入世理解为放弃对民族经济的保护，在政府不便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应尽快制订有关信用、非营利机构的法律法规，并健全私法体系，发挥第三部门（NPO、NGO）的社会补偿功能，使中国企业行业尽快联合起来，组成各种企业联盟和行业服务机构，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应对国际资本的竞争。
章乃器70年前创办中国征信所的历史，给予后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时代在前进，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有些经验和技术手段已经不能照搬，但其探索和开创的精神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基本原则，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文引用章乃器在40年代的一段话作为结束：
“我们要防止不合理的国际竞争，然而必须接受合理的竞争。我们要竞争，还要学习，然后能有飞跃的进步。”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