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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任远与胡汉民的“新国民党”
作者：刘绍韬 刘绍亮
曹任远(字四勿，曾用名曹利用、曹炯)是同盟会员、一位爱国者，也是一位资深的化学教授。1893年12月12日生于四川省富顺县(今属自贡市)。1910年在日本东京经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党证为蓉字第0233号)。曾留学日、美、德三国，主攻染料化学，先后获(美)威士康辛大学化学硕士、(德)艾尔兰根大学化学博士。1924年参加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筹建工作。自是年起，先后在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等校任教。他一生三次参加重大政治活动：一是参加为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时在东京高等农业学校就读的曹老，在得知武昌首义消息后，立即中断学业回国参加了四川的武装起义，在重庆军政府任交通工作；二是参加1930年至1936年间国民党内的三次倒蒋运动；三是参加自1947年末开始的旨在瓦解国民党军推进解放战争进程的正义斗争。其间，曹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前身)委为川康分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经与中共、民盟协商，与中共党员周从化共同组织川康人民自卫军，曹变卖染织厂等家产充作军需，由周任司令员(后为邱翥双)，曹为政治委员。先后策动邓锡侯等部在彭县等地的起义，配合解放大军先后解放了雷波、马边、新津及新津机场，加快了川西战役进程。他亲眼目睹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大有换了人间之感。正是出于这种心情，从迎来解放的第一天起，曹老就将他“讳莫如深”达20年之久的参与“新国民党”组织发展和兼负华北“军政责任”的有关情况和盘托出。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他的人事档案中所能见到的有关真切记载。其中以“1950年8月23日于成都百花潭”旧居用红格毛边纸以行书体写成的“自传”，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自传云：
“二十一年(1932年)春，胡(汉民)先生仍在广州再揭倒蒋旗帜，重新组织中国国民党，即世所称新国民党，由胡先生任主席，邹海滨(邹鲁)同志任中央党部书记长。余曾任华北党部书记长，兼华北军政运用责任。二十三年，余还广州任中央党部副书记长……”。
自传还涉及1933年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有关情节，表明这一斗争曾经是新国民党与蒋介石当局的一次重大较量。类似内容在他的其它档案中也随处可见。如：1950年在填写《北京工业学院师生员工履历表》中的“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组织”一栏中说：
“1932年，胡汉民等重新登记党员(反对蒋匪组织——原文如此)，(委我)担任华北党部书记长，又被调回总部任副书记长，曾在华北与冯玉祥组织抗日救国军(察哈尔)。证明人熊观民。”
1958年12月2日的一份简历表中也有同样记载：“1932年，广东中山大学邀我任教，胡又邀我组织新国民党，我在任教的同时，屡次来北京。先任北方新国民党的书记长，后任新国民党总部的副书记长。在北方时，曾帮助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救国军，其目的仍在推翻蒋介石的军阀统治。……”
1970年8月曹老在第二次下放宁夏期间所写材料称：“1932年，胡汉民与驻西南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肖佛成、邹鲁等组织新国民党，由胡任主席。拟用重新登记党员的办法，驱逐蒋介石汪精卫两系出党，恢复孙中山时代的革命精神。我被组织推为华北书记长。我认为扩大会议与非常会议的失败都因为反蒋各派内部复杂，以致事无成效。此次运动人事比较单纯，办法亦少牵制，或者可能树立一个倒蒋抗日的中心。因此我决心参加。我到华北曾约冯玉祥加入组织，并在察哈尔组织抗日救国同盟军。……由此至于1936年为止，我常往来于北方与广州之间。冯玉祥在察哈尔失败，我被改推为中央组织的副书记长，直到胡汉民死亡、组织解体为止。”
1969年9月2日的材料内容近似，惟在提到新组织时，用了“这即外间所传的新国民党”和“在改组国民党工作中”等提法，这些都是相当精到和准确的。以上史料，不仅证明新国民党的存在，还清楚地表明，该组织的名称仍称“中国国民党”，其性质是用重新登记党员办法，将蒋、汪两系清除出党，重建国民党，以恢复孙中山时代的革命精神，推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其手段是以抗日为号召，集聚反蒋抗日力量，组成反蒋联合阵线，建立反蒋抗日根据地。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发动察哈尔抗战，正是以胡汉民为首的“新国民党”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的战略步骤。因此，胡汉民等人倾全力予以支持(包括组织由蔡廷锴统率的兵不过四师、时不过半月、地不过郴州的策应)，并在具体策略等方面予以精心指导。胡汉民遂派出曹任远等人携带具体实施计划赴北方，与原在北方的党务工作者一起大力开展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在察哈尔地区首先揭开反蒋抗日序幕。它不仅给侵占热河等地的日军以迎头痛击，同时也给对日实行妥协退让政策的蒋介石南京政府以震憾。因此，他们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与日军协同动作，动用16个师15万兵力，企图将抗日同盟军一举歼灭。
与曹老其它自传性材料不同的是，1950年的行书体自传还涉及到抗日同盟军结束后的另两项军事行动。即：1933年9、10月由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抗日讨贼军，以擒拿卖国贼何应钦为口号，向平北怀柔、牛栏山、小汤山一带运动，直接威胁北平的军事冒险行动，以及孙殿英进军宁夏开辟西北反蒋基地的军事行动。
孙于1933年初在长城抗战中有出色的表现，受到各界的普遍赞誉。在此次察哈尔抗战中驻防沙城的孙部积极配合行动，坚决抵制驻防于其右翼的庞炳勋、关麟征等部西进，较好地起到了抗日同盟军的东部屏障作用。孙部也因此被蒋介石、何应钦视为异己，遂再三限令其西调青海改任屯垦任务。在孙部西进途中，蒋介石又着令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四马予以围歼。结果由于“孙军团长卫曰功(回民)暗通马鸿逵，将此作战方案(明攻平罗，暗袭宁夏省城)密报与马，”使四马从容设伏，经42天较量终以三万兵力将孙军八万之众击败。
孙部西开，无疑是蒋介石、胡汉民之间的又一次较量。在蒋介石、何应钦，一是为阻止孙、冯等抗日力量结合，一是为借刀杀人，置孙部于死地，在胡，则是他军事倒蒋密谋的一部分。他企图依靠孙殿英，联络阎锡山、杨虎城，开府西北。他的若干函电，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战略意图。1933年11月27日胡《致吉鸿昌电》称：“今后救国大计，厥唯归本主义，致力于西南，西北之联络，今平津各地势为暴日所必争，曷若萃我主力，树军事力量于西北。”1934年2月10日胡电示孙殿英“巩固宁夏，进图甘肃。倘有可为，宜图进取；否则保存实力，期为后此之抗争”。1934年2月15日胡《致陈融函》称：“孙殿英势力似不可侮，晋阎为助，已成公开之秘密。局面展开，或有如梯云(伍朝枢)所云，晋、陕、桂联合倒蒋、组府之望。”并称：“孙之成败，实为南北大局攸头。”在孙部饷尽弹绝之际，他还要求由总部拨借20万元和要求杨虎城与晋阎当局予以实际援助。孙部战败后，胡仍指示其团结西北陕、绥、晋诸友军，“逐渐酝酿，形成一革命集团。”新国民党华北党部的全体负责人，正是根据胡汉民的这一意图，在冯玉祥退出张家口返回泰山之后，继续参与筹划以方振武为总司令、吉鸿昌为总指挥的抗日讨贼军进击北平和孙殿英部进攻宁夏的军事行动。
关于这段历史，曹任远先生在其1950年8月23日自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抗日救国军失败，冯先生赴泰山息影普照寺。余复与吉鸿昌任应岐诸同志筹划军事，在北平近郊作战，未能大举，力量尽归消灭，又商孙殿英同志进攻宁夏。此时余拟偕诸同志往宁夏，而孙部再战不到，全军覆灭……”
此处所提“诸同志”显然是指与曹任远长期共事的新国民党华北党部各负责人。即他经常提到的任应岐、李锡九、孙丹林、熊观民、刘人瑞、刘承烈等人。
当时参与对孙殿英部工作的，除李锡九外，至少还有任应岐、刘人瑞。任应岐曾任樊钟秀的主要助手、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与孙又同属河南籍；刘人瑞曾任“国民政府特派东陵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过对孙殿英盗案的查处，与孙都有一定的联络基础。有关华北党部负责人参与对孙部“军政联络工作”的文字记载，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李锡九。如姜克夫在《民国军事史略稿》中称：孙军困处河套，进退维谷，为打破困局，遂派李锡九邀来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北方负责人南汉宸，聘为高等顾问……。类似情形，在察哈尔抗战前后，华北党部负责人个人与中共方面建立的联系，新国民党人士有李锡九、任应岐、刘承烈、刘人瑞，在中共方面有南汉宸、谢普生、王世英、柯庆施、刘仁。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