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1期
电视文献片《彭真》
作者：撰稿／李向前 编导／王桂华
第二集 春华秋实
[台基厂7号]
秋天到了，小院里果实累累。红的石榴，黄的柿子，绿的藤萝。
每当闲暇，小院的主人总是喜欢在藤萝架下坐一坐，或是倘佯在小路上。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深深的感情，差不多每一株树木，都留下他亲手植栽时的记忆。
从1949年初起，直到他逝世，除去那人所共知的十年，这里一直是彭真委员长的家。人们都习惯称它“七号院”。
不过，半个多世纪以前，这里却仅仅是个老旧的院落。不知什么人还在里边养过马，竟积着半尺深的马粪。
当时的北平，虽在寒冬，但春已经迈着轻快的脚步来了。古城正等待着一个天翻地覆的历史时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为新中国即将定都北平的大事小情，昼夜奔忙。当时的市委，就选址在东交民巷原德国大使馆内。于是，彭真也就近把家安在了这里。这一住，就是半个世纪。
在北京这座文明古城中，历朝历代的帝王们，演绎出无数风流故事；作为都城，它也一再吐露出国运兴衰的气息。正因为这样，在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启程，准备前往北平的那个早晨，他们想起了李自成。
李自成和他的起义军，在攻进北京的同时，也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可以说，他们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共产党进驻北平城，会不会成为李自成的农民军，整个世界都在观望。
[旧国会街礼堂（今新华社院内）]
就在北平解放的第五天，这里曾经有一次热烈的聚会。
[采访彭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彭云
1949年2月4、5日北平刚刚解放，北平市委召开了一次地下党员庆祝解放大会，地点是在当时的国会街北大四院礼堂，那时北平地下党员大约有3000人。5号，彭真同志专门给我们做了报告，主要是讲党的方针任务和政策。他还特别讲到我们占领了北平，有一个是我们同化人家，还是人家同化我们的问题，李自成进北平以后就被封建势力同化了。他要求大家一定要警觉，要用新的作风改造自己，我们的任务是建设新中国，要比怎么样做好工作为工农服务，不要比房子好坏，穿的好不好有没有沙发坐，要等到工农的生活都改善了，都有好房子住有沙发坐了。我们才能有，这就是共产党。
箪食壶浆，以迎亲人。这共产党、解放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老百姓心里不久就有了数。
刚刚解放的北平城，百业凋敝、满目疮痍。一般的工商业，最多是几十人的小作坊。整个工业年产值，仅有一亿元左右。当时的北平，不能生产香皂和牙膏。人们刷牙只能用老式牙粉，百姓人家洗脸，则用猪胰子。
以彭真为首的北平市委，向工人阶级提出了响亮口号：“我们的中心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通过发放贷款等方式，扶植一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并打击奸商，控制物价，从而稳定了大变革的北平城。
心里惦记着老百姓的利益，是共产党的宗旨。新解放的北平，许多劳动人民失业。一些名牌手工业则面临倒闭的境况。北平市委在彭真主持下，实行救济贫困无业劳动人民的政策。同时提出，要组织失业和无业市民，参加生产，建立生产合作社。王麻子剪刀、葡萄常、玉器四怪等老艺人，也因此将手艺保存下来。
[采访马玉槐〗
时任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马玉槐
我正在保定带着回民支队。我见了他（彭真），他一见看见我，啊，马玉槐你在这呀，我说是啊，好好好，得，你甭在这了，你赶快交代，上北平平委会去，北平回民多，就说了这怎么一句，回头招呼人他就走了。有个入城式嘛。进来以后彭真同志开了个会。我们这些人啊，当时都是从老区调来的这么些人，大家都是这样的。他说：回头你们各干各的，讲我，你就抓回民工作，北京市民族问题呀，别的少数民族人数不多，主要是回民，你做回民工作，你就抓这个去……
北京市化工研究院原院长 杜 璇
(他)就把我们当作群众，因为你在街道上。有时候问我，你买的豆芽多少钱？我们因为在街道上买东西都是知道的。他问：菠菜多少钱？他都问，现在街上都有什么菜？你们都买什么？他说应该把农民富余的那点东西，拿出来作为交换，让他们能到市场上去卖，换回点零用钱。
彭真当时还特别指示，要在广安门、永定门、朝阳门和德胜门等四个城门口，设立农民服务所，为做买卖进城的农民提供方便。
1949年春夏之交，北京郊区闹鸡瘟和猪瘟。彭真得知后，立即组织了防疫队下乡。彭真告诉防疫队员们，鸡对农民说来，就是聚宝盆；而一头猪往往等于农民全家的收入。你们下去，务必要把疫情控制住。
五十年前那个叫大篮子的小孩，如今正为北京这个大家庭里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和社会进步，费尽心机。
[采访杨蕴玉]
时任北平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杨蕴玉
正式封闭妓院的开始就是在49年的11月21号，这一天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开第二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彭真同志发起了一个倡议，他提出要封闭妓院改造妓女。认为这个妓院呢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一块瘤。它是凌辱妇女而且影响社会秩序，同时影响人民健康的这么一个坏事情，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允许它存在，所以他提出来要封闭妓院改造妓女，彭真同志提出这个倡议之后，在会场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封闭北京的妓院，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个据说有上千年历史的丑陋行业，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52天，在北平即被一扫而光。当时北平设立了八个教养所，脱离苦海的妇女们在这里接受教育和治疗。后来，政府为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安排了工作。
新生的北京，天是那么蓝，水是那么清，花儿露出欢笑，古树也显得年轻。
可这天下还有点不太平。
帝国主义分子曾经断言，中国共产党管不了像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北平刚刚解放，市长聂荣臻的座车就在北海桥头遭特务枪击。幸而聂荣臻不在车内；1950年国庆节前夕，美国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等曾策划炮轰天安门，谋杀党和国家领导人。
镇压反革命，成为巩固新生政权的严重任务。作为市委书记和国家政法工作领导人，彭真是这些重大斗争的指挥员。
1950年10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整整工作了一夜，起草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著名的“双十指示”。当天一早，毛泽东即批准了这个“指示”。
镇压反革命运动，不仅保卫了人民的胜利，也有力支持了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
后来，彭真还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工作口号：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像水晶石，像镜子一样。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也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新生的北京，要有新面貌。从新中国建都北京的那一天起，建设新北京，就成为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件大事，就是首都北京的行政中心，到底应该放在哪里？
这引出了市委书记彭真与大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一段交往。
[梁思成像或梁的故居]
梁思成曾经说，我认识的共产党员，第一个是龚澎，第二个是请我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古建筑位置的解放军，第三个就是彭真。一次会上，人们把梁思成介绍给彭真。彭真当场引了梁启超的话，说你父亲说过，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劳动者或全体国民为主体，他的话现在实现了。梁思成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大吃一惊。眼前这位共产党干部，可以背出父亲的话，这连我都做不到。这使我自然对他产生了亲切感。
但是，梁思成不同意把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旧城，而主张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另建一个新北京。可是当时最关键的，是北京有没有可能投入极大的物质力量，去另建一个新首都？
1949年的中国，钢产量仅有十几万吨。1949年的北京，也仅是个破败的消费城市。工人占人口总数的4％，有几十万失业居民。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显然无法拿出偌大财力物力，去铺开摊子重建一个新都。
根据客观条件，也根据国家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把国家的行政中心，仍然放在旧城。彭真提出的方针是：在扩建和改建首都时，应该从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出发，既要保留和发展它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又要打破旧的格局所给予我们的限制和束缚。
如今的北京，正是在改建旧城、扩建新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传统的南北中轴线为经，以拓展的东西长安街为纬。在它的交叉点上，我们看到了雄伟的天安门广场。这样一个十字交叉的大格局，构成了首都北京的大骨架。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我们有了放射状发展的北京，有了新中国的气魄，也有了民族魂。
还在梁思成琢磨他另建新都的主张时，一位大作家也在大洋彼岸思念着新北京。他，就是老舍。
[采访舒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老舍之子 舒乙
老舍先生他由美国回来以后，他听说有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在北京的南郊有一条臭沟，这条臭沟叫龙须沟。政府决定先修这儿，改善当地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环境。人民政府它不先修王府井，不先修东单，西单，西四，东四，也不先修政府办公的地点，它找那个劳动人民居住最多的地方，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先给那儿修。他就决定写这个戏，拍龙须沟，一炮打响。不仅北京很轰动，全国上演。周总理就说这个戏是我们最需要的，为什么他这么讲呢？他就是说刚刚解放，人民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进城，解放了。但是，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不清楚。这个戏恰恰是讲我人民政府的宗旨的， 这个时候彭真市长就把这个话题接过去了，说他写的是我北京的事，我来表彰他。所以，最后就是等于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先生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发给他一个奖状。
舒乙说的这个表彰状，现在还保存着。它一直挂在老舍的书房。
彭真曾经鼓励老舍亲自到龙须沟看一看。有一次，他还把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也请到了龙须沟。那里低矮的棚户，恶劣生存的环境，使两位专家默默难语。
当龙须沟改造完工时，彭真又把他们接去。这时，剧本《龙须沟》已近杀青。眼前的一切，让两位老知识分子深为叹服。
龙须沟改造完工不久，另一座高楼也在金鱼胡同耸立起来。这就是和平宾馆。
1952年10月，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最大的国际会议。来自世界37个国家的四百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彭真是大会中国筹委会的主席。他以东道主的身份，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国际友人，广交朋友，让关心中国革命的各国朋友们，看到中国人民的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诬蔑。
当会议的11项宣言和决议获得一致通过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会场内外，立刻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采访沈勃]
时任北京城市建筑设计院院长 沈勃
建国初期，彭真同志就对首都建设提出了三服务的方针，北京的首都建设要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那么归根到底呢是为人民大众老百姓服务。彭真同志就讲，北京不能作为一个单纯的消费的城市，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发展工业要有控制，不能太多太集中，因为北京缺水。那另外呢，北京要建成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搞工业就是要搞高精尖的工业。还有一个争论，就是北京的规模到底应该搞多大，有人主张大一点，有人主张小一点。后来彭真同志讲，说北京必须要考虑到远景一千万人口的规模，北京的马路还是要搞得宽一些，北京现在的小汽车才是大概一万辆，他说你必须考虑到北京将来发展到一百万辆以上的小汽车会是个什么样子。彭真同志特别关注北京的用水的问题，50年代彭真同志就指示，做建密云水库，怀柔水库等等水库的规划。北京当时市民好多用烧煤球炉做饭，彭真同志当时就提出来，说北京不能长期地让市民用煤球炉来做饭，必须考虑发展煤气。
五十年代的北京，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大都建在东郊的厂房，也是一个精心安排。当时彭真指示，把新建厂放在东郊。那里下风下水，保护北京的空气。
时任北京城市建筑设计院院长 沈勃
彭真同志当时还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来进行建筑的立面建设，你们最着重的是什么问题？他就讲，讲一个人的美和丑，很重要的是眼睛和嘴，所以建筑物的窗户好比是人的眼睛，门好比是人的嘴巴。所以，你们对于门、窗户的设计要特别的注意，我们搞建筑就要以人为主，你们搞人民大会堂，一定不要像进入故宫的感觉，不要使人感到压抑，要使这个建筑平易近人。所以，彭真提出来建筑以人为主的这个思想，到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建筑师规划师的共识。
[资料影片：天安门大会。北京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1956年元旦刚过，北京又遇一个寒冬。不过，天安门前，却是热闹非凡。这一天，北京率先宣布，它已经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和许多党的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彭真市长发表讲话。
这一年，新中国也开始扬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风帆。在党的八大上，彭真连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选进中央书记处，协助总书记邓小平负总责。
金秋铺满了北京。台基厂7号这小院，硕果又挂满了枝头。
自从彭真进入书记处工作，小院又兼作起他的办公室。
所谓中央书记处，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党中央管理日常工作的一个机关。“日常工作”这四个字，究竟代表了多么繁杂和沉重的工作，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说得清。
[采访陈骐章]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组副组长 陈麒章
小平同志不在家的时候，都是他(彭真)主持书记处会议。在我印象中间，中央有几个人是最忙的。书记处讨论的问题，都要先经过他（彭真）那里过一道。小平同志开会组织定了以后呢，具体落实也交给彭真同志去安排。
那时，彭真办公室的灯光，总要亮到凌晨。有时，人们一清早就看见彭真，摇一把蒲扇，穿一件汗衫，走进市委大楼。那可能又是他刚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伟大的事业，勃勃的前程，即使为他衣带渐宽，也无悔无怨。
因为那是一片忠诚。
1957年，鉴于波兰、匈牙利的教训，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全党的整风。
中国共产党对整风是真诚的。在1957年5月24日中央统战部的一次会上，彭真说：整风“不整不得了，党内外有深渊高墙。党员摆架子，不向党外学习。党外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以上基本正确，也诚恳，是他山之石，是一副良药。”
著名的《整风指示》，就是毛泽东和彭真交谈后，由彭真起草的。
〔傅鹰像〕
傅鹰，北大化学系教授，整风开始后，他在座谈会上几次发言，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意见。他用语刻薄，一点面子都不留。后来，毛泽东说，傅的批评，是“善意的”，目的是“希望改善关系”。由此，在彭真的建议下，保护了傅鹰等一批知识分子。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翻过严冬的一页，人民迎来难忘的1958年。
在这一年中，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北京的这三大水库，相继破土动工。
北京汽轮机厂、北京重型机械厂和北京汽车制造厂，这些令人骄傲的大厂房，也在锣鼓声中树起了钢架。
当然，最令北京人自豪的，是这十座向国庆大典献礼的建筑。至今，它们仍是北京乃至新中国的标志。
彭真是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建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提出，人民大会堂要设计能容纳一万人的大礼堂；天安门广场的设计也要雄伟，气魄要大，要反映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这样一个特点。有一次，他对设计人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五代时，有一个人叫戴逵，为了把菩萨像设计好，经常躲在菩萨背后听人们的评论。经过三年的时间，才把菩萨塑造成今天这样美丽的样子。彭真说，你们要把国庆工程设计好，不光要听专家的意见，还必须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样才能提出好方案。
彭真还是劳动大军里的普通一员。在节假日，人们常常能看到市委书记挥汗苦干的身影。
八个月后，人民大会堂奇迹般地落成了。它以自己的雄伟和庄严，迎接着祖国第十个生日庆典。
由于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六十年代初，有一次老舍问彭真，北京人夏天爱吃拍黄瓜，能不能给每家一两芝麻酱？在那最困难的时期，市长彭真始终惦记着这件事。经几番周折，北京居民的副食本上，终于每月添了一两芝麻酱。
高指标、浮夸风造成的后果，使彭真开始进行冷静的反思。
[采访张彭]
时任北京市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兼彭真秘书 张彭
这篇文章他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前后从起草到最后定稿大概有十多天半个月的样子。在文章里提出来，不要随风跑，要实事求是。同时，这篇文章里又批评了一些保守主义，同时，又批评了一些过火的不讲实际的违反科学的随风跑的作风。
[《前线》发刊词〗
彭真强调，要站在革命和建设最前线，就必须站在群众之中，跟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领导群众一同前进。他说：我们是辨证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关系。我们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着风飘荡，跟着空气办事。我们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我们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客观规律办事。他说：“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多就多、少就少，该怎样，就怎样，严肃谨慎地对待。”
据工作人员回忆，在五六十年代，逢到处理完公务，彭真也喜欢“郊游”。只不过，这郊游完全是“彭真式”的。他有时带着孩子，径直来到郊区农村的田间、地头，在麦地里一坐，便是一两个小时。看到长势旺盛的庄稼，他感到踏实、喜兴。1961年初，他曾同邓小平到京郊顺义和怀柔进行调查，对农村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
邓小平和彭真，一对亲密搭档。毛泽东戏称，你们俩个是一小一大。
五十年代末，赫鲁晓夫依仗大党大国地位，摆出“老子党”那一套，要别人统统跟着他的指挥棒转。不跟，就要整。这当然是中国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中苏两党会谈原址]
1960年的6月，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是这样顶着强大压力，同时抱着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愿望，踏上了这片美丽的土地。
[采访罗明、阎明复，张彭]
原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 罗明
1960年正好我们的樱桃成熟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当时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时任中共代表团翻译组组长 阎明复
出发之前，主席跟彭真同志专门谈了，看起来是一场恶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方针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
原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 罗明
大概前一个星期十天，听说赫鲁晓夫要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一个国际会议。
时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兼彭真秘书 张彭
在会上，赫鲁晓夫就带头发难，对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我们的国内外的政策，全面进行诬蔑和攻击，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的。……
彭真说，你不是以兄弟党，而是以老子党来指挥，（彭真）明确地告诉他，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服从真理，决不会屈服于你的压力，我们宁肯被压青成粉末，也决不会压扁的。
原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 罗明
主要是各兄弟党之间应当遵守那些准则，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遵守一些什么原则，父子党这个概念不应该存在，霸权主义也应该否定。
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彭真又两次到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他同邓小平一起，再次与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做了面对面的较量。
赫鲁晓夫终于领教了中国党的这个大个子。
[1962年7月彭真在首都高校全体应届毕业生大会上讲话电影资料、同期声]
每年这个时节，是大学生们最兴奋的时刻。中央首长要为他们送行。
彭真是来得最多，也讲得最多的一位首长。他的讲话，直率，亲切，深入，耐听。一下子就讲到了人们的心里：“方向和道路怎么选择？根据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灵感选择是不行的。选择方向和道路应该有一个客观标准。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他说：“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道路可以选择”。“家庭出身多少会有一些影响，但是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自己的政治思想”。
这些话，给同学们带来多少温暖和鼓励！后来，它们成了许许多多人的座右铭！
大庆和“铁人”精神，还有焦裕禄的名字，在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的时候，曾经对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典型，都是在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时支持树立起来的。在人民大会堂，彭真亲自请石油部的领导为大家作报告，“铁人精神”一下子广为传播、家喻户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长篇报道，也是经他亲自批准，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那时，《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
1964年7月，彭真就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这个小组，专门负责领导各方面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面对思想战线上存在的错误倾向，彭真提出要对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加以区别。学术问题应该允许讨论，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应该人人平等。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刊登出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
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情况，1966年2月，彭真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文件经中央常委讨论通过，又获在武汉的毛泽东的同意，转发全党。5月，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被撤销，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此后，彭真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此时的彭真，仍是泰然对之。他告诉家人，一不许叛党，二不准反对毛主席。
30年之后，耄耋之年的彭真，曾对儿子说起文革里这样几件事情：文革初，红卫兵批斗我，要我下跪。我说，你们不是“破四旧”吗？下跪是封建的，怎么还让我下跪。红卫兵只好让我站起来。
批斗时，要揪脖子。我领口从来不扣，他就勒不着我了。冬天批斗，反正不让戴帽子，所以那些年我从来不戴帽子，也从不感冒。
专案组审问，不讲道理。我就和他们大吵。说得我上火了，回牢房喝一大缸子自来水，火就下去了。
1975年5月，彭真被遣往陕西商县。在这里，他又度过了3年零225天。
或许不是巧合，在彭真被监视居住的地方，我们也找到一条类似邓小平在落难江西时走过的小道。只不过，这条小道很长，足有五六里，一直延伸到郊外的河边。据说，每天清晨，彭真便拄着一条手杖，沿着小道走下去，春夏秋冬，从无间断。
他在思考什么呢？
只有历史，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