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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背后的较量
作者：傅 颐
文章的由来
周培源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力学家、教育家。1902年生于江苏宜兴，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后赴美留学，192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物理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理科合并，周培源调到北大工作，先后担任教务长、副校长等职。
周培源发表《看法》一文，还得从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说起。这个会议通过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会议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完全错误的估计，成为广大教师以至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的精神枷锁。当时参加会议的理科方面的人员很少，会议也没有讨论理科方面的内容，综合大学的同志很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科教组只得在会议期间安排了一个“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座谈会”。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高校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大学多年来的不招生使得后继人才匮乏……。作为一名科教工作者，周培源深知不重视教育工作、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短视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他决定直抒己见。据周培源女儿周如玲回忆：“1971年，科教组在北京召开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迟群拒绝让父亲参加。经与会者的强烈要求，迟群虽仍不让父亲参加会议，但不得不让父亲到会讲话，那时离会议结束只有一两天了。”在座谈会上，周培源作了《谈谈对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意见》的发言。他说：“现在理科教育革命中有一种倾向是‘理向工靠’，这是葬送理科。现在不研究基础理论，这是目光短浅。有些理论目前看来用不上，但从长远来看都有用。”周培源的慷慨陈词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72年春，周培源应《人民日报》记者之约，将他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的发言整理成《看法》一文。据周培源回忆：此文“本来是1972年春应《人民日报》之约而写的，并准备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版内。5月，文章初稿写成后，《人民日报》邀请参加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的部分代表征求意见。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当前发表这篇文章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理科的教育革命，有利于活跃教师的思想。”
周培源的文章从“理科的内容、理与工的关系”、“理科的培养目标”、“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等方面，阐述了对理科教育革命的看法，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研究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倾向，提出“理与工、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改造和建设实验室，加强实验训练”；“对基本理论的教学、研究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在谈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时，周培源提出，不能把理论联系实际仅仅理解为满足当前的需要。他举例说：“回顾数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数学的有些部门在发展的初期，看不出对当时的具体生产实践有何用处。微积分是在三百多年前经过长期的数学实践分别在解决行星运动问题和求曲线的切线斜率的科学实验中发明的。但它在今天已经成为解决生产问题不可缺少的数学工具。”因此，对一些比较抽象的目前还没有用上的专业，处理要慎重，不宜急于取消。周培源没有想到，他所举的这个例子，被“四人帮”定为“三百年后有用论”，文章也遭到大批特批。
致信周恩来
1972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国民经济、科教、文化、民族、统战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在科教界，周恩来还特别就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发表过多次讲话。这一年，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一些美籍科学家陆续来华访问。在参观、考察期间，他们也提出了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意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
杨振宁在访问上海、北京后很坦率地说：中国在教育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也是必需的。但是目前中国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在科研机构里，也存在着不重视基础理论的倾向。
杨振宁的意见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7月2日，他在会见杨振宁时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
7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在谈话中再次称赞了杨振宁的意见，并对陪同会见的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今天向这位周博士将一军，请他提倡一下理论。”
周恩来的这番话令周培源备受鼓舞。周培源深知，周恩来向来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他还清楚地记得1970年周恩来对中科院负责人的指示：“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理论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看法》一文本来就是周培源在学习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一系列指示后写出来的。现在，他更要抓住这个有利的契机，将积压在心里的对教育革命的思考和忧虑坦陈出来。据周培源女儿周如苹回忆：“在总理7月14日接见任之恭、林家翘等人后，父亲回来跟我说，他在会见结束时对总理讲，他写了一篇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请总理过目。总理问文章有多长。父亲说：大概有五六千字吧。总理说：太长了，我哪里有时间看啊。父亲跟我讲：不行，我得再写一个东西，给总理送上。”
7月20日，周培源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和科学研究的建议》。信中指出，我国基础理论研究落后的原因有三点：“一、文革前，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具体领导。二、科学研究所应注意基础科学的研究，但据我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革前大部分力量是花到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工作，做完就算完了，并没有做到像计划那样，以任务带科学，把学科带起来，这在其他所可能也有。三、高等学校中，科学研究反复很大，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没有坚持做出成绩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科学研究，似乎科学院也这样。”周培源在信中还指出，要使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赶上去，关键在领导。他提议由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的基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大学的研究工作；要发动群众，统一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培源的建议很快有了回音。7月23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郭沫若、刘西尧、丁国钰、秦力生及迟群、谢静宜。信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此后，在周培源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组写成《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72年第9期上。而原定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却因张春桥、姚文元的阻挠，转登在10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
上海的“权威”意见
1972年7月，周培源的《看法》一文送到《人民日报》后，姚文元指令人民日报社派出记者，分别到天津南开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征求意见”。其实，南开大学只是个陪衬，姚文元的目的是通过复旦大学之口，把周培源的文章扼杀掉。姚文元还向复旦大学提出三条讨论意见：一、理、工科的定义是否恰当；2、微积分是否三百年后才有用；3、理论的发展是否有抽象的规律。在《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到达上海之前，周培源文章的清样已先到了上海。
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很快领会到，所以要征求意见，实际上是张春桥、姚文元不赞成文章的观点，只是他们不便说。很明显，周培源的观点和1971年10月姚文元在上海的谈话是唱反调的。姚文元认为，科技战线还是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最危险。他以苏联为例，说明在那里就是技术专家、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姚文元说他正在看微积分，并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微积分是牛顿、莱布尼茨发明以后三百年在生产实践上才得到应用的，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你们可以查一下。”他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最近有人要加强基础理论，但最根本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人在强调基础理论时，往往忘记了这一点。”
上海方面即以1971年10月姚文元的这个讲话为调子，开始对《看法》一文进行围攻。
1972年7月14日，上海方面连夜布置复旦大学理科教师于第二天座谈讨论，以便统一认识，制造反对周培源文章观点的群众意见。他们还表示：如果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上海要公开组织批判。
据穆扬回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时，我作为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参加了会议，并被借调到会议帮助工作。当时我在中小学组。周培源在大学组的那次讲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但迟群一伙反对。后来有人想让周培源的观点见报时，就被他们设置了不少障碍。1972年夏，我们到南开和复旦大学去征求意见。南开大学的那次座谈会，我的印象不深。只觉得参加者不大敢说话，不敢表明他们真实的想法。之后，我们又去了上海。我记得是坐飞机去的。复旦大学派人到机场来接，把我们送到复旦大学招待所住下，第二天就开了座谈会。
在复旦大学的座谈会上，我听到的都是反对的声音。他们的调子太一致了，总让人觉得不正常。复旦大学有名的苏步青教授跟我很熟悉，散会后他悄悄对我讲，你有时间，到我家里坐坐。当时我觉得他有难言之隐，可能会有别的话要跟我说，但我安排的时间太紧，没有来得及。因感觉到复旦大学的座谈会好像统一过口径，我给华东师大打了电话。当时华东师大教育革命组组长是张奠宙，由他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华东师大方面没有统一过口径，对周培源的文章，也有人吞吞吐吐地反对，但大多数人赞同。我跟师大的一位老教授（名字我记不清了）提到：你们的意见跟复旦不一样，连苏步青同志都不赞成周培源同志的观点。这位老教授说：苏步青不赞成，那是他言不由衷。
回到北京后，我将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的情况写了个综合材料，大概有两三千字，经当时的报社领导交给姚文元。过了几天，那位领导对我说：‘你们搞的什么名堂？你们整的材料是怎么回事？复旦大学方面根据座谈会记录，自己整了个材料，直接报给了中央。’看来，那位报社领导和上海方面对我到华东师大座谈的举动很不满意。”
复旦大学座谈会后，姚文元一再拖延周培源文章的发表。8月15日，姚文元在给《人民日报》的一个批示中写到：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人民日报》有关部门的同志仍然认为可以发表，姚文元又说：“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你们如何收场？”下令把周培源的文章转到《光明日报》。在他们看来，这就表示“降格”了，文章还可以继续“讨论”。
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
早在1970年7月，经张春桥、姚文元插手，由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署名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在《红旗》第8期上发表。在当时，这是一篇对理工科教育革命具有“指导性”的文章。
文章在六个方面提出了如何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问题：一、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在斗争中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二、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大学办到社会上去”。四、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五、彻底改革教材。“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打破旧的教材体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工农兵的需要为出发点，以三大革命为源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六、实行新的教学方法。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基础革新等进行教学。打破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学边干。
按照《创办》一文所推行的理工科教育革命的道路，不可避免地出现“理向工靠”的倾向：以校办工厂来推动理科改造的问题，理科专业的改造向应用技术方面靠拢，理科的科研也大部分是解决生产实践上眼前需要的课题。对基础理论的否定，又导致基础课教研室的解散和基础理论课程的取消。而周培源却公开反对“理向工靠”，强调要发挥理科大学的特点，强调课程的系统性和相对独立性，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他还提出一些理论研究课题，当前不一定有用，要过若干年后才有用等观点。“四人帮”敏感地把周培源的这些观点和“关门办学”、“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革命群众、脱离生产实践）划上了等号。在他们看来，这是和他们的“教育革命”大方向不相符的。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前后，周恩来主持的调整，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左倾错误，为“四人帮”所不容。围绕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17年是“黑线”还是“红线”的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与周恩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相唱和的《看法》一文，自然要遭到“四人帮”的围攻，而攻击的最终目标是不言而喻的。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上海即派人到北大秘密调查文章发表的背景。他们找到北大空气动力实验室的一位同志，问周培源的文章到底是谁让写的。当时社会上流传说，文章是周总理叫周培源写的，这位同志就这样回答了。实际上周恩来对这篇文章事先并不知晓。
1972年10月，张春桥来到上海。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他说：“现在的主要危险是右，要警惕右倾思想的抬头。”“上海要独立作战，不管什么地方刮来的风，不管是东南西北风，都要顶住。”
10月18日，姚文元来到上海。他说：“《红旗》的文章（指《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一文）不一定都是我同意的。报刊上的文章并不都是对的，都对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不发不好，不发是得罪人，所以发在《光明日报》上。”“这些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现在有一股风，强调基础理论。”“有人连《自然辩证法》也没有看过，这很不正常。我们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微积分是怎么产生的？是为了生产的需要才出现的嘛！”“周培源文章的观点，可以用来写篇文章。”
从1972年11月开始到1973年7月，《文汇报》连续发表《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到实践中去求真知——桑毛虫皮炎调查的体会》、《显微镜下看不见的广阔天地》、《“关门锁门”与“开门”》、《用唯物辩证法统帅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总是受哲学支配的——学习自然辩证法的笔记》、《生产的发展决定自然科学的进步》等文章，对周培源进行不点名的围攻。这些文章的立论无非是两个：一是取消和代替论。他们认为基础理论没有用处，是资产阶级偏见，“科技阵地都是资产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要取消；用哲学来代替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把哲学上的基本概念和自然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概念混为一谈，把学科上的具体概念拿到哲学上来批判。二是片面强调生产实践，无视科学实验。以开门办学取代实验室的建设，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科学实验，取消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有关“桑毛虫皮炎”、“显微镜”两篇文章即是典型。1972年夏，上海地区发现一种流行性皮炎，原因不明，影响了生产。市卫生局组织小组进行调查后，找到了病因，写出了调查报告。此事引起上海方面的注意。他们将调查报告几经修改，写成《到实践中去求真知——桑毛虫皮炎调查的体会》。此文以“桑毛虫皮炎”为例，借口“深入实践”来反对基础理论研究。在同一天的版面上还配发杂文《显微镜下看不见的广阔天地》，把科学实验与社会实践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否定科学实验特别是实验室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否定实验室工作的重要作用。文末还特意添上一笔，道出了对基础理论问题之争的焦点所在：“本文所说的关于显微镜问题的两种世界观、两条科研路线的看法，在显微镜下大概也是看不到的。”这两篇文章登出后，在科技界引起极大的反感，不少人打电话、写信到《文汇报》，要求辩论。
余波未了
在周恩来作出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后，北大、清华草拟了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1972年11月8日，周恩来批示：“将北大、清华两个加强基础科学学习的文件，好好按你们两个大学各自的特点改写一下，再通过教职员工和新老学生认真讨论后，然后由科教组审核上报。”
据此，北大、清华进一步调查研究，制订规划，并交给群众讨论。清华大学开设六个研究班，加强了基础理论的教学，开始恢复和整顿实验室。1973年3月，北大提交了《关于理科加速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加强理论工作的报告》。
但是，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实施。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等人经过策划，在北大、清华搞了“反击右倾回潮”的三个月运动，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对广大干部和教职工进行打击和迫害，被株连的有上千人。在三个月运动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被说成是“复古”、“右的东西抬头”；所制订的加强理论研究的规划受到公开批判；拥护周恩来的指示、积极行动的干部也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
对周培源的围攻，南北合流。1973年8月，迟群等人向上海方面打招呼：“听说你们上海要批周培源，那么批好了，我们支持。这老家伙是该批批。”11月，上海高校举行文艺会演。复旦大学演出了独幕话剧《抗寒的种子》。这出戏的主题是：某生物系学员下乡参加教育革命实践，通过同一位“发表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文章”的章教授作斗争，培育出“抗御西伯利亚寒流”的种子。在上海方面的指示下，复旦大学修改了剧本，给章教授挂上了系教育革命组副主任的头衔，并把他的造型模仿成白发、戴金丝边眼镜的周培源的形象。明眼人一看，章教授即是周教授。上海方面还指令电台、电视台播放这出戏，《朝霞》（上海市委写作组把持的刊物）发表剧本，搞小戏评论。
三个月运动后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在“四人帮”和迟群等人的破坏下，清华、北大的实验室绝大部分被搞垮，北大的文科则被拴在“梁效”的战车上，儒法斗争取代了一切。随着这一轮政治运动的开始，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成为一句空话。直到1975年，周恩来的这个指示仿佛又有了实现的希望。
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中，教育部长周荣鑫着手抓教育整顿。7月，教育部为研究改进理科教育，编印了《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7月24日，周荣鑫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说：“现在，大学理科向工靠，等于取消理科，那基本粒子怎么办？天体演化怎么办？”“主席历来重视科学实验。现在看来，不搞基础科学，问题还不大，十年八年就看出问题来了，国防、国民经济都要出问题。”10月8日，在教育部第一次研究《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时，他又说：“小平同志讲到，对理论要恢复名誉。……恢复名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老批抓‘基’，把抓基础理论批臭了。这可不得了。用什么指导实践呢？把理论批臭怎么能行呢？老批判基础风，批周培源的文章，基础理论就搞不起来了。”
可是教育整顿很快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断，对周培源的围攻仍持续不停。
1976年1月，《学习与批判》（上海市委写作组把持的刊物）发表了上海师大教革组的文章《开门办学好》，攻击周培源说：“数学系……，文化大革命以前，提倡‘一张纸、一支笔、一个脑袋’，搞‘三百年以后才有用’的数学，培养的人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而挖社会主义墙角，十七年几乎没有为工农业生产解决过问题。……”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加强基础理论的努力和设想，真像浮云一样过去了。“四人帮”和“两个估计”被推翻之后，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才有可能重新迈上新的台阶。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