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2期
大洋彼岸的“红卫兵大学生”
作者：谭毅挺
这批美国进步大学生在北京访问几天后，来到上海访问四天，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工农兵大学生”的代表，全程陪同了这批来自大洋彼岸的“红卫兵大学生”。
代表成员来自美国16个激进组织都支持中国搞“文化大革命”
1971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一条消息：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今天晚上会见了由歇莱尔·希尔和杰里·董率领的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乒乓球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这条消息的版面位置很突出，排在周总理会见新任和即将离任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主任，和西哈努克亲王（那时他住在北京）会见伊拉克政府代表团这两条重要外事消息之前，还围了小花边。这条消息右下侧是条公告：“中美政府商定，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为首的先遣组，将于1972年1月3日访问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技术安排。”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以显著位置报道了江青、耿飚、王猛和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一起参观北京体育学院，一起观看表演的消息。消息中写到他们“同运动员热烈握手，并一起高唱革命歌曲”。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学生代表团，接待规格竟有如此之高呢？这个团是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出使中国之后，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前，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高校学生代表团，是支持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美国大学生组织和所谓“政党”的代表，有的组织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建立的。在美国，他们与美国政府对着干，造反精神很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大洋彼岸的“红卫兵大学生”。
北京是美国“红卫兵”大学生的第一站，中途去了一趟延安，他们的第二站是上海。我那时是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工农兵大学生”，上海为了接待这个美国进步大学生代表团，安排了四位“工农兵”大学生做陪同，复旦大学和我们学校各派两名，我便是其中之一。
1971年12月29日上午，学校派我和我们班来自内蒙包头的女同学郭秀芬到锦江饭店212号房间找桂龙生同志，老桂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的工作人员。当时的上海是“组”的天下，不少单位的办事机构都是“组”，“组”的级别高可以达到现在的厅局级，低的可低到不入流，市外事组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市外办。
我们到了不久，复旦大学的两位女同学也来了。三位女同学都是1969年国庆赴京观礼的代表。我在读大学前则是新疆建设兵团后勤部政治部宣传科的通讯干事，属于调干生。我们四人都不会英语，听说要接待外宾，不由得感到紧张。桂龙生给我们布置任务时，我问不会英语怎么办？老桂说：“没关系，有翻译，你们不要怕。关键你们积极主动一点。你们的任务是加强中美革命大学生之间的友谊，同时要了解美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国大学生运动情况；二是美国国内人民革命的情况；三是公害问题；四是民族问题。每天及时汇报。“公害”问题就是现在所说的“环境污染”问题，当时国内一般人都没有把它当回事，所以老桂特别强调，这是周恩来总理很关心的问题。
桂龙生告诉我们：这个团是由美国进步劳工党副主席威廉·埃普顿出面组织，我国以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邀请过来的，上海则以上海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接待，实际上接待他们的是中联部。在代表团启程前，威廉·埃普顿又一次被捕，但他的被捕并没有影响代表团的行程。在这个25人组成的代表团中，年纪最大的33岁，最小的是菲律宾裔女孩刚过16岁，绝大多数为二十多岁。他们中间有5个学历史的，这可能就是派我们这些学历史的前来陪同的缘故；他们中间还有学政法的、社会学，动物学、化学、心理学的，有几个弄不清是学什么专业的。他们分属16个政治组织，每个组织都有激进的政治主张，上海外事组有份关于这些组织的材料，老桂拿给我们看，要我们掌握情况。我出于好奇，便从这个内部文件中摘抄下部分有关内容：
美国全国黑人学生联合会。1969年8月从美国全国学联中分裂出来的一个黑人学生组织，共有5000多人，他们的口号是发展成一个全美大、中学生中的“革命青年无产者的群众性学生组织”，“以一切必要手段争取黑人解放”。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的歇莱尔·希尔属于这个组织的成员。
纽约马列主义学习集体。从美国进步劳工党分裂出来的组织，成员有80多人，共分4个小组，有黑人工人委员会、拉丁裔工人学习小组、工人学习小组和学生学习小组。代表团另一位负责人杰里·董，即华裔大学生董其昌，是这个组织学生小组的负责人。
第三世界妇女联盟。这个组织的前身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的一个黑人妇女小组，1968年成立，奋斗目标是“消灭压迫和剥削”、“重建社会主义”；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大男子主义”。这个“联盟”强调学习“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内的革命思想家的著作”。在这年的10月，“联盟”致函黄华，祝贺“中国在联合国的胜利”（加入联合国）。
种族团结党。美国墨西哥族等拉丁美洲裔人组织的民族主义党，1969年在德克萨斯州的克里斯特尔城成立后，就参加了当地的竞选，在克市和其它几个墨西哥居民居多的城市获得一些胜利。1971年11月，他们在科罗拉多州的普埃布洛城举行了全国会议，有400多名墨西哥和波多黎各人参加。
十月同盟（马列）。这是个比较成熟的……
正抄到这里，老桂来了，对我笑了一笑说：“这可是内部文件，不能抄。”我不好意思地合上了作记录的小本本，后面各组织的情况就没有记了。
老桂还告诉我们，这个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他们到北京一下飞机就找毛主席的“五二0”声明的有关资料（当美国策动朗诺集团发动颠覆西哈努克的政变后，毛泽东主席于1970年5月20日发表了著名的声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全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游行）。老桂特别讲了杰里·董，他是唯一的华裔大学生，到北京后表示愿意留在中国，但我国的态度是，希望他能回美国，在那里向广大华侨宣传社会主义的中国。
洋红卫兵造反的行动，只是跺脚吼歌喊口号
1971年12月30日下午，我们四个“工农兵大学生”跟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的同志到虹桥机场迎接美国进步大学生代表团。为首的是上海外事组一位姓谭的“核心”（名字记不清了），“核心”是职务，也是“文革”的产物，据说上海外事组没有明确谁是组长，只任命了几位“核心”，相当于组长的职务。
下午4时，一架苏制伊尔－18飞机降落在机场上，中联部以朱达成为首的几位干部先下飞机，他们是专门陪代表团来上海的。这个团是13男12女，不仅有白人、黑人，还有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菲律宾人和华裔学生。为首的歇莱尔·希尔是位比我这个1米78个子的人还高半个头的黑人女大学生，另一位“头”就是杰里·董，则是比我短半个头，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还会讲上海话。他们走下飞机后，中联部的同志向他们一一介绍了谭“核心”和上海外事组的同志，然后介绍了我们。他们一听我们是“工农兵”大学生，马上为之一振，露出欢快的笑容，和我们亲切握手，有的用刚刚学会的中国话对我们说“你好”。
在机场的休息室里，我想跟他们攀谈，但又不会英语，显得很尴尬，只好陪笑。倒是活跃的美国大学生打开了局面，代表“绿色贝雷帽退伍军人组织”、曾在越南打过仗、26岁的大学生鲁迪·施奈德主动搭上了话，他指着我的衣服问我：“你是解放军，还是过去的解放军？”因为我穿着新疆建设兵团制作的绿“军”棉衣。通过翻译，我告诉他，我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他听了非常高兴：“我在美国就听说中国有这样一支部队。”他说完后，气氛变得热烈起来，有好几位大学生从提包里拿出中央首长和他们合影和分别握手的大照片来，都是黑白照片。有位拿着周恩来和他握手的大照片给我看时，带着笑容翘起大拇指，有的嘴里还发出得意的“哼”声，不知他们是在夸周恩来总理，还是为自己能和周总理握手而感到自豪。在交谈中，他们称我们为“Comrade”（同志），我们也称他们为同志，这也是事先经过批准的。
稍稍休息了一会，大家乘坐一辆豪华大轿车回锦江饭店。车的速度很快，通过郊区向市区行进。在这段路程中，代表团的人几乎都在闭目养神。
车进入市区之后，车速明显地减慢了，美国朋友们马上又变得活跃起来，好像是经过一尊毛主席大的雕塑像时，有几位显得很激动，掏出毛主席语录本挥动着，齐声喊口号“long longlives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一带头，几乎所有的洋“红卫兵”们都掏出语录本跟着喊了起来，我们也激动地挥起语录用中文一起喊，大轿车里一片口号声。过了一会，有位女大学生带头唱起洋味十足的中文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连续唱了好几遍，有的还边唱边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他们唱这个歌虽说中文咬字不准，但整齐有力，而且音调很准，真有中国红卫兵唱语录歌的味道。他们兴奋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便通过翻译告诉他们，用这个歌的曲子，还可以唱成“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他们一学就会，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锦江饭店。在下车前，他们不但一齐唱，而且边唱边有节奏的跺脚。这个劲头，更像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疯”了，在陪同他们的四天中，只见他们“疯”过两次，其它的时候，他们总是显得那么懂礼貌、有教养、讲文明，尽管思想上他们有时显得比我国当时的政策都“左”。
第二次“疯”是12月31日晚上，上海市外事组在锦江饭店为他们举行了一次迎新宴会，那时的宴会十分丰盛，菜都不知道上了多少道。宴会后，开了个联欢会，但主要是他们轮流表演节目，节目分别是个人或几个人表演，“压轴戏”则是集体表演，个个都参加。这个节目可充满了火药味，一个人站在前面指挥，24个人排成两行，后面的人用双手搭在前面那个人的双肩上，指挥者打着拍子，大家边走边唱，边唱边跺脚。唱的那个歌也颇有“文革”味道，整齐有力，如同喊口号。伴随着歌声，二十多个人组成的两条“长龙”在餐厅里转起圈圈来，步伐也很整齐有力，把地板跺得“咚咚”响，边唱边跺脚。我忙问翻译他们唱的是什么歌？翻译笑着说：“他们唱的是‘警察——狗’。这是一支反战歌曲，美国的大学生反对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上街游行，警察出来阻挠，抓人甚至打人，大学生们为了不让被警察抓走，免得被拖出去遭到毒打，就排成这样的队形，边走边齐声骂警察是狗。慢慢地骂声变成了歌声——骂警察的歌，所有参加反战的学生几乎都会唱的歌‘警察——狗’。”
美国大学生对中国事事好奇，特别关注敏感问题
上海市外事组安排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在沪的活动内容为：31日上午到上海柴油机厂和一个居民新村参观，下午好像是自由活动。元旦那天，上午参观党的“一大”旧址和静安区少年宫，下午到徐行公社参观。2日，上午由上海市革委会来人与他们座谈“文化大革命”，下午参观上港五区和一个造船厂。3号上午离开上海到广州访问。可以说时间安排得很紧。
12月30日下午，谭“核心”向代表团的学生介绍了在上海参观访问的内容，当他们听说要参观中共“一大”旧址时，报以十分热烈的掌声。有的学生马上提出，要求与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座谈，请他们介绍和敌人战斗的情况。谭“核心”笑了笑，没有表态。
美国的学生穿着五光十色，白人男的多为西装、猎装和夹克之类，女的多为西装裙和夹克。至于黑人等美国少数民族的服装就更是多样化了，什么样子都有，记得有对印第安人夫妻的衣服，就是披着的毛毯——在综色毛毯中间剪一长道，扎上边，成了一个洞，头往洞里一钻，毛毯套在身上，便成了大衣。他们穿着这么有特色，十分吸引人，特别是上海人中又有些非常爱看热闹的人，弄得他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围得紧紧的，少则数十，多则数百。当时上海不准在街头围观外国人，在美国大学生参观少年宫、“一大”旧址和几次到剧院看节目时，都出动“工纠”(上海工人纠查队）来维持秩序。而这些“工纠”实在太凶，不是劝大家不要围观，而是当着美国大学生的面，用野蛮的动作把围观的人推来推去，好几次把人推倒在地。中联部的同志看不下去了，有位年纪稍大些的同志对上海外事组的同志说，请维持秩序的同志别那么推来推去，在外国人面前要注意影响。上海外事组的也认同他的意见，我记得老桂从一个参观点回来后，就跟有关部门打电话说了这方面的内容。但没有用，上海“工纠”在那时可是“老大”，他们能听得进谁的话？这种对围观人的野蛮行径，一直到送走美国朋友也没有改变。
在被当时看成穿“奇装异服”的美国大学生中，“围观率”最高的不是那对印第安人夫妻，而是日本裔的小伙子埃德蒙·小知山。这个只有16岁多的小知山，留了一个披肩发，头发披到了背上，让上海人感到瞠目。中联部的同志讲，小知山来到中国后，在北京有关部门也引起了议论：“这么一个颓废派，怎么作为革命者被请到北京？”这个议论很快传到了周恩来总理耳朵里，所以总理在接见他们时，专门指着小知山说：有的年轻人为什么留长头发？是不满社会，是抗议的一种形式嘛。你说对吗？小知山（大意）。小知山连连点点头。这位小知山，个子又瘦又高，戴着一副太阳墨镜，与其他美国大学生那热情奔放相比，他显得很冷淡，每天见了面，微微点点头，几乎不说话；参观时也显得漫不经心。
美国大学生在上海期间，除了31日晚是迎新联欢外，天天晚上有节目。12月30日晚上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元旦晚上看芭蕾舞《白毛女》，2月2日晚上看上海杂技团的杂技，每次的座位都是前几排。美国学生对《智取威虎山》都比较感兴趣，华裔的董其昌更是兴致勃勃，他用流利的普通话对我说：“这个戏真好，特别是武术（指的武打动作）好看。”他还告诉我，在他们来中国之前，《红色娘子军》在纽约演出了一场，当地华人都挤着去看，一张椅子挤上了好几个人，个个挤得浑身流汗。看《白毛女》时，在杨白劳被迫害致死时，有的女学生边看边用手帕擦眼泪；当演到王大春和喜儿抓到黄世仁的时候，他们都热烈鼓掌。至于杂技节目，美国学生更是一次又一次地鼓掌。
美国大学生都对林彪的事情比较好奇。有一次，一位女学生在车上与我聊天，突然话题一转问我：“你们的林彪副主席现在身体健康吗？”翻译忍不住笑了，边笑边跟我说：“其实，她们都知道了林彪的事，你笑一笑就没事了。”我便按翻译说的笑了笑，那位美国女大学生跟着抿着嘴笑了起来。对于林彪这个敏感问题，除这次外，美国朋友还涉及过一次，那是在上海外滩的一个大批判专栏前，有位女大学生问我：“这个大字报写的是什么内容？”我通过翻译介绍是批判“天才史观”。她马上很敏感地提出：“大字报是个好形式，你们批判天才史观，是不是有阶级斗争新动向？”她已明显地问到了批判林彪这件事上，我又只得笑了笑，她也再没有问下去。其实这种图文并茂的大批判专栏并不是大字报。后来，我发现他们虽说在美国就知道中国有“大字报”，但“大字报”具体是个什么东西，他们弄不清。他们在居民新村参观时，看到一些电线杆子上和墙上贴了一些“换房”之类小纸条，忙去问翻译：“这些大字报写的什么内容？”翻译向他们作了解释，他们感到很奇怪：“那为什么不去登广告？”他们哪里知道，中国那个时候已经取消了广告。
在参观的过程中，美国朋友绝大多数看得很认真。在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轮《风云》号上，他们爬上爬下，热情很高。看到船长的休息室只是比其他船员的休息室多了一张办公桌，面积稍大一些，引起了他们大加赞扬，有的显得很激动，认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但他们发现了船上竟有四处英文差错，“船长休息室”这块挂在门前的铜牌上的英文字母就有错字，弄得上海外事办的同志很不好意思。
根据外事组的要求，我多次向美国朋友了解周恩来总理关心的“公害”情况，他们当时介绍很多污染的情况，现在都在我们国家重复。我记得他们说“公害”严重的地方，空气使人心里蹩得难受；洛杉矶有的地区污染到了不敢让小孩子上街，鸡蛋不能吃的地步。他们正说着，车过苏州河，一股刺鼻的气味冲进车内，美国朋友们或用手捂鼻子，或用手作扇状，有的说：“这就是公害”。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想，我们国家会治理好的。”他们有的说：“相信会治理好的。”
美国这些进步大学生，对中国充满好奇，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经历和中国的现状充满好奇。他们参观时提出很多问题，在我的记录本上，记下了当年他们的提问。在党的“一大”旧址参观时，他们的问题是：“两个第三国际代表，在‘一大’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一大’代表的阶级成份是什么？五四运动与党小组有没有关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否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在党的早期，有些大学生参加了党，他们怎么样与工人联系的？党成立初期，工农基础怎么样？（革命）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还是（工农）要求并不迫切……”
在船厂参观，他们的问题问得更多：“文化革命前的机构是什么样的？女工有多少？文化革命前党员有多少，现在有多少？船厂是否有医院、托儿所？每个工人的工资有多少？对残疾人怎么安排工作？到这儿来参加劳动的大学生多不多，文革前多不多？军代表的任务是什么？对工人的政治学习怎么抓的，采用什么形式，具体学习什么文章？船长、大副参不参加劳动？生产定额是不是要交群众讨论？工人有没有自己的组织，有没有工会，他们怎么样活动？”在他们与工厂代表座谈的时候，工厂的高音喇叭响起了军号声，那个时候全国很多地方搞军事化管理，所以我们中国人听起来习以为常，但美国朋友很敏感，马上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工厂里响起军号声？
在听完上海市革委会代表介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美国大学生们提问题显得特别热烈。他们的问题有：“中央怎么样与刘少奇之流作斗争？五七干校是怎么开始的，它的作用，及怎样开展活动？中国军队是怎么样得到巩固的，为什么能在紧急关头支持文化大革命？‘文革’对于国际的影响是什么？上海人民公社与上海市革委会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别，为什么要改名字？上海的解放军发挥了什么作用？怎么样击败极‘左’思潮？上海原有的工会组织现在怎么样了，走资派是不同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他们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原来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怎么样堕落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文化大革命中，妇联的作用怎么样？怎么样把反帝与反修结合起来……”
在陪同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谁都没说过“暴力革命”、“武装斗争”这些中国革命中很强调的字眼，而当时我们国家又很强调这些内容，甚至于把是否承认“暴力革命”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受当时理论影响的我，不由地问中联部的一位老同志：“他们（美国朋友）为什么不提搞武装斗争？”那位老同志说，周恩来总理内部说过，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法和经济不发达国家可能不一样。在党与党的关系上，也不要强加于人，各国革命者都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
代表团每个成员都个性鲜明，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
在陪同美国进步大学生代表团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中联部和上海外事组的翻译同志，跟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团长歇莱尔·希尔，是个高大的黑人姑娘，名为团长，但没有团长的威风。虽然她在参观时经常说：“我代表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可是每个代表团成员在发言中也总要说：“我代表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给人的感觉这个团里个个是团长。她在沪参观时，显得比较冷静，可以用“勤看、勤记、勤问“来归纳她的行为。她也有稍稍激动的时候，在造船厂参观时，厂里的造反派代表介绍了他们在“文革”中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过程后，她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作为革命者，看到了路线的重要性，看到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我们回去后，也要用你们的精神搞革命，打倒美帝国主义。”她还说：“希望我们今天参观过的轮船，能够开到美国的西海岸。”她的话音一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听完上海市革委会介绍了上海“文革”的情况后，她又一次激动发言：“我们不但听到了上海文化大革命斗争经验，也听到其它方面革命的经验。回国后，我们要通过你们的对外友协，与你们通讯联系，使你们也了解美国人民斗争的情况。我们希望我们回国后，（所作所为）能反映出我们是在中国，在上海学习过的。”
副团长杰里·董，当年24岁，是1959年从上海到美国的。他长得很秀气，五官端正，纯书生一个，通过与他交谈，发现他读了不少毛主席的书。中联部的同志告诉我，董其昌曾因参加反战活动，入狱8个月。他在这个松散的代表团里，说话比那个黑人女团长灵得多，权威性大得多。大概是他不仅有组织能力，又会说流利的两国语言。董很热情，不仅跟我交上了朋友，还帮我当“翻译”，我们当时聊了很多，我那时对外面世界完全是个“井中之蛙”，不停地向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讲什么“解放全人类”之类。而他跟我讲的多是反战学生运动，声势十分浩大。元月一日下午我们到上海农村的“样板”徐行公社参观，一下汽车，看到的是绿色的田野，精巧的水泥白墙青瓦农舍，小船在田中的小河里摇过，他站在一座石板桥上，长长地赞叹了一句：“什么是天堂，这里就是天堂。没有公害，在宁静的原野里，安居乐业，是多么幸福。”他完全被田野风光陶醉了。
19岁的希拉芙·甘曼，是位参加学运多年的“老革命”了。她是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学生，学动物学专业，是加州“红色支队”成员。在迎新年那个晚上，他们集体表演“反战”游行时，她是最会闹的一个。她也是最早主动向我了解情况的美国朋友之一。12月31日上午，我们陪美国朋友参观上海机床厂，车上就通过翻译聊开了。在徐行公社参观时，她通过董其昌跟我讲了她家里的情况，说她父亲是职业革命者，在麦卡锡时代沉默了一阵，后来又到铁路上参加了工人运动，很有威望。过了几年，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当了福利救济事业的官员，很有钱，不久，就跟她妈妈离了婚。她母亲身体不好，只好靠社会救济过日子。甘曼一直跟着母亲过，边工作边读书，由于参加学生运动，她多次被老板开除。她是来中国之前才找到工作，赚了钱交上了学费，加州大学的学费比较高。在整个代表团中，她可能是最穷的一个。
21岁的学历史的大学生艾琳·克莱尔是俄罗斯人的后裔，长得很漂亮，走起路来很有劲。有天中午，她和几位身体健壮的美国男学生一起在锦江饭店的篮球场打起篮球来，她在男子汉中间穿来穿去，灵巧极了。她的思绪非常快，爱发表意见。她对美国国内形势的看法是：“反战运动很活跃，但没有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就像中国的五四时期一样，很混乱，甚至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他们指责学生说，尼克松不正在越南撤军吗？在越南不就只剩下了十几万人了，你们还要尼克松干什么？”她对中国的情况也问得很细。在徐行公社参观时，她在公社社员（农民）家里问：“自留地和公社的土地，哪个产量高？”她几次问我在学校学习历史的情况，我说在学校还学习了美国历史，她问我学了革命史没有，我说学了美国独立战争后的谢斯农民起义，她大声反驳说那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农场主的起义。
27岁的鲁道夫·昆努奈斯，留着浓黑的八字胡，是个墨西哥人，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的学生。他是个热情奔放的人，很愿意跟我交谈。他问我去过延安没有?我说没有去过，他自豪地说：“我们去了。”通过接触，感到他的民族情绪比较强烈，他几次说：“我们墨西哥历史文化比美国强，但民族文化一直受到压抑，我们在美国专讲西班牙语，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他跟白人大学生约瑟夫·德雷斯纳很合不来，总是争论，有次在参观中，不知为什么两人又辩论起来，他通过翻译对我说：“有的白人，尽管他们也很穷，但总是有那么种优越感，还想压迫别人。帮助他们改变观点是要花很多时间的。”鲁道夫自命为“穷人”，那么他“穷”到什么程度？他一介绍情况，把一直认为美国有色人种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我，吓了一大跳，他家不仅有房子汽车，还养了几条大狗。他说：“我们这次来北京前，把狗专门送到了保管狗的地方，就像你们中国的托儿所一样的地方，养了起来。”鲁道夫最崇拜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位是格瓦拉。
回想起来，美国进步大学生代表团中，真正观点“左”得吓人的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20岁的约瑟夫·德雷斯纳，也就是总爱跟鲁道夫争论的白人大学生。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已没有“文革”初期那么“左”了，在北京时，中联部部长耿彪向他们介绍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后，约瑟夫听了很不满意，他说：“没想到中国的政策竟是这样（不革命）”。不过，这位又高又胖，戴着一副阔边大眼镜的他，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中国代表团去联合国的时候，他是自发到机场欢迎的群众之一，还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他把胶片都带来了，想送给我国，但我国偏偏没有放那种胶片的电影机，把胶片还给了他，弄得他满脸不高兴。他在上海期间很少说话，只是拿着摄影机不停地拍摄。可遇到他感兴趣的事，他则问个不停，例如听了上海“文革”情况介绍后，他连续问了好几个问题，“解放军起了什么作用？”“怎么样击败极‘左’思潮？”在参观党的“一大”旧址后的座谈会上，他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美国也正在准备建党，要在几年内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尽管我们不会机械地照搬中国的经验，但基本方法、原则，我们必须做到。”
1972年元月3日上午，我们到上海虹桥机场为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送行，他们下一站是广州，那时中美还没有直达航线，他们要经过香港回美国。我们把他们送到一架苏制安－24飞机旁，这架飞机可以说是他们的包机，没有别的乘客。他们在登机前和我们热烈握手，大家都恋恋不舍，特别是那位墨西哥人鲁道夫，临上飞机前把我紧紧拥抱，用他那长着粗粗胡子的嘴，在我面颊上深深地吻了一下。我们一直看着飞机起飞，飞向天际……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