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2期


幽居流离日 爱国情愈炽

作者:杨天石




  1936年12月31日,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审判后,张被移禁孝陵卫孔祥熙宅。次日为1937年元旦,张学良开始写日记,此后历年不断。这些日记,现均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它们不仅是张学良漫长幽居生活的可靠记录,而且充分显示出日记主人的爱国主义激情。张学良曾自称“爱国狂”。读他的日记,可证此言不虚。
  
  持枪冲锋成梦想
  
  张学良被移禁孔宅这一天,恰逢除夕之夜。张学良梦中过年,有两位东北老乡来访,诉说国破家亡之苦,三人相对涕泣,张学良不觉哭出声来,被看守唤醒。次日元旦,张学良日记云:
  呀!廿六年的元旦了!不只失地未复,而国权日衰,就是我今日之处境,百感交集。但我是中国人,我是个丈夫,悲愤是无用的,只有不顾一切,冲出一条血路,打倒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国事有复兴的机会。
  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时,张学良已被移禁奉化溪口。18日,张学良致函蒋介石,要求给以杀敌机会,不论官阶、职务,只要能血染敌襟,死得其愿,但蒋要张“好好读书”,不予批准。张猜想日寇对华北可能采取的措施:成立自治政府,在察哈尔、绥远、内蒙等地成立“大元国”,与华北伪组织订立协定……,继而又想到华南状况以及将来的中日结局,忧愤不能自已。不久,日军进攻上海,张学良愈加不能自安。9月18日日记云:
  9月18日 啊呀,又到九一八了!六年中我做了些什么?悲惨忍痛,过了六年。今天中日战争展开,而我安居山上,凡我同志多去肉搏,我不能执戈为民族去冲锋,报家国之仇。九一八我失却冲锋机会,那是我的罪恶,忍耐点吧。不怨天,不尤人,自励身心,以备国家需用年的时候,你能担起一个任务……
  次日为中秋佳节,张学良等在妙高台赏月会餐,张学良内心痛苦,喝得酩酊大醉。日记云:“此时惟酒可以解去苦闷,希望对日战胜。我在此赏月赏桂,要大大痛饮一回。”当时,日军倚仗空中优势,多次出动飞机,狂轰南京。20日,张学良满怀仇恨地在日记中写道:“夺我土地,杀我同胞,袭我首都,再加以杀父之仇,真无法同倭寇戴天了!!”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目的在于促进国共合作,团结抗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张学良眼见目的已达,非常高兴,24日日记云:“共产党宣言服从三民主义,一致御侮。蒋先生已发表谈话,抗敌前途之一大快事也。抗日方有真实的统一,今日可证之也。”
  抗战虽然开始,但战局一直不利。张学良高兴未久,就得到保定失陷的消息,辗转不能成眠。9月25日日记云:“保定失守,忧愤万分。忧华北局势,愤华北将领,何以如此之可恨!该杀!”10月25日,中国上海守军在经过艰苦奋战后,被迫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但谢晋元部八百壮士奉命坚守闸北四行仓库,掩护主力撤退。张学良闻讯,非常赞赏谢部的“死战”精神,在日记中写下了“可嘉”二字。次月,张学良奉命自溪口迁安徽黄山,到达黄山后又奉命迁江西萍乡。12月14日晨,张学良听到广播,蒋介石命南京卫戍长官唐生智退出南京,立即推测到南京已经陷入敌手,日记云:“那末,南京陷入小鬼之手了,痛哉!!!”
  12月31日,又是一年除夕,张学良日记云:“一年过去了!这一年中,个人及国家,风云变化,全是划时代的。现抄一句吉祥话,祝明年中华民国国运亨通,打倒帝国主义,完成自由解放。”报国无门,张学良所能做的只有祈祷,为国家、民族的命运祝福。
  
  大好河山难住脚
  
  1938年初,张学良奉命迁移湖南郴州,再次开始颠沛流离的旅行。1月2日张学良在途中赋诗一首:
  剡溪别去又郴州,四省驰车不久留。大好河山难住脚,孰堪砥柱在中流?
  古人云:“闻鼙鼓而思将帅”。从离开溪口始,张学良的脚印已经踩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省,但是,仍然收不住脚,自然,张学良希望能有人砥柱中流,支撑战争危局。2日,张学良一行抵达。3日,张学良游览郴州郊外的名胜苏仙庙,勾起对故乡的怀念,赋诗云:
  马岭云松少见松,神仙羽化总成空。
  辽东万里家何在,今住牛山第一峰。
  眼前风景虽好,其奈家山沦陷,返乡无日何!
  3月16日,张学良读韬奋的《萍踪忆语》,其中写到殖民者对黑人的压迫,黑人与白人乘车时必须“分座”,张学良由此想到日本在南满“东洋车”中实行的“分座”制,岂不同黑白分座一样吗?当日日记云:“国未亡,日本小鬼早已用劣等民族看我,不把小鬼此种心理打倒,中日安有和平之望乎?”4月9日,张学良从报上读到中国军队在山东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兴奋地写道:“(此)为抗战九个月来第一次大胜利,更使人快意者是将板垣、矶谷两个王八旦打败了。”接着,又传说中国军队收复济南,张学良高兴地写下了“快活极了”四字。
  台儿庄战役后,日军调整战略,将兵力集中到华中战场,企图攻取武汉。4月18日,张学良奉命迁居湖南沅陵凤凰山。这是当地的一座小山,状似凤凰,山上建有古刹,风景宜人。在这里,张学良的生活是安适的,但他却常常自责:“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我,当此时期,而驻此清快处所,心中愧杀,但又奈何乎!”他仍然渴望有机会报国杀敌。6月1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得到蒋介石允许,到沅陵探视张学良,张学良将事先写好的请缨书交给张治中,托他转呈蒋介石,同时另抄一份给看守自己的特务刘乙光,让刘转交戴笠,请其帮忙。结果,仍然石沉大海。
  报国无门,坏消息却不断传来。10月22日,张学良得知广州失陷,深为中国军人难过,日记云:“呀!中国军人该死,我也是中国军人,也是不肖之一,思之不知容身于何地!”26日,又得知汉口失陷,心中更加悲痛,日记云:
  今年以来未有如此之悲痛者。从抗战以来,失陷多地,未有如此之难过者。思今后,想往昔,五衷如焚,竭力自制这一极端懦弱现象,但一时仍不能止!痛哉!!!难道中国人必须要一度为亡国奴乎?不能!不能!不能!我也不肯!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联合起来吧!!我们必须拿我们的血来洗这个耻辱。
  11月9日,戴笠到凤凰山,晚后畅谈,张学良得知抗战中真情不少,不禁悲喜交集。当日,张学良托戴笠转呈蒋介石一函,再次表示参加抗战的意愿。
  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进攻长沙,密令张治中于必要时焚毁市区,实行“焦土抗战”。11月2日,日军侵占岳阳,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匆匆下令点火,全城被焚十分之九,居民被烧死两万余人。16日戴笠再到凤凰山,谈起长沙放火情况。张学良深为不满,日记云:“长沙当局,彼时之张皇失措,沿途之惨,又怨又气。抗战不败于敌,乃败于自己也。”中日之战,中方屡败,其原因固在于双方在国力、军力上的差距,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战略失当亦是原因之一。“败于自己”,张学良的这一结论有其深刻性。
  1938年除夕,张学良从无线电中听到南京日伪电台的隆隆钟声,又羞又气,但转念一想:“此声虽可敲碎我们的心,但是也可以警醒睡人们的迷梦吧!”
  
  以“九一八”作为个人一年之始
  
  1939年,张学良迁移贵州龙场。很快又到了九一八。这一天,对于张学良说来,可谓创痛钜深。一听到那首著名的抗战歌曲:“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张学良的心中就为之酸痛。他决定将这一天作为他个人的一年之始。其理由有三:第一,就世界来说,张学良认为,这一天“日本野心的军阀之一弹,震荡了全世界”,“使全世界认清了侵略者的真面目,辨明了法西斯的本质,反侵略者奋起,为世界史造一新阶段”。第二,就中国来说,张学良认为,“我中国丧失土地、生命、财产,其惨其苦,笔之为之心痛!但是,另一方面,深刻刺激了国人的惰性,警醒国人的沉昏,加强团结,各阶层群起抗敌,给中国有史以来开了一个新纪元”。第三,就张学良自己来说,“在责任上,为国家民族负重大之罪恶,在个人名誉上、声望上、经济上,一切之一切受无限的损失。可是,另一方面,改变了我的环境,改变了我的思想,能使我了解了人生,使我认识了些真理,也可以说使我由污浊的深渊跃出,给我开了一个新生命”。一直到1946年,张学良才将个人的一年之始改回到元旦。
  张学良的幽居生活很清闲,但是,愈清闲,张学良愈苦闷。9月27日,张学良试写了一首新诗:
  人家都在那里打仗,
  咱“国难家仇”的人,
  静坐塘边来钓鱼,
  呵!“戎马半生”已经三十年了!
  年近四十,再干一干“蠹书虫”儿。
  国难家仇,戎马半生,竟然只能静坐钓鱼,做“蠹书虫”儿,张学良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
  
  参与谋杀汪精卫
  
  汪精卫早就对抗战失去信心。1938年12月,汪精卫等自重庆出逃,发表“艳电”,主张接受日本首相近卫文的“三原则”。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决议,永远开除汪的党籍。次日,张学良日记云:“汪氏之为人行动,不只丢国民党的脸,也丢中国人的脸。但其人如此,其客观条件早已将他完成了,不过今天更显著些罢了!中央党部已将汪永开除党籍,不过晚了一点。”
  汪精卫被开除党籍之后,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曾派人赶到越南河内,企图将他除掉,不料错杀汪的助手曾仲鸣。这以后,汪即转赴上海,招降纳叛,积极筹备建立日军卵翼下的伪国民政府。9月5日,成立伪中央党部,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出任伪中央委员。10月11日,戴笠到张学良贵州寓所,要求张学良利用和鲍的旧关系,致鲍一函,请其帮忙铲除汪精卫。张觉得义不容辞,立即答应,并且声明:“凡有利我民族国家问题,用我的头全可以,其他不必说了。”戴笠又谈到于学忠,怕他继起投敌。张学良保证,此人决不会当汉奸。他按照戴笠意思,分别作致鲍文樾、于学忠等人函,统交戴笠。10月12日,张学良日记云:“但愿除此汉奸,为民族国家去一大害,我尽一点小小职务。假如雨农叫我去执行,我全愿意。那个王八旦,头号汉奸,人人得而诛之!”11月26日,南宁失守,中国对外交通线被切断。张学良估计这是汪精卫向日军所献之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汪兆铭这混帐,为要证实他的投降理论,不惜‘卖身投靠’,向敌献策,攻我西南国际交通线。也许南宁失守,这东西在那得意呢?他那里晓得,他正给自己加工赶造棺木哪!”
  1940年1月,参与汪精卫集团对日谈判的高宗武、陶希圣自上海出逃香港。22日,香港《大公报》公布了日本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面目,也揭露了汪精卫之流的卖国丑态。26日,张学良日记云:“汪精卫之卖国协定,被高、陶宣布,我读过之后,对于汪之无耻和只要钱,不值得再加批判。关于日人之毒辣,我也不惊奇。”
  所见既多,经验愈深,对敌伪,张学良己经进入“横眉冷对”的境界了。
  
  中国内部不能再分裂
  
  对于一个志在报国的人来说,其痛苦莫过于不能有所作为。1939年12月11日,张学良又写了一首新诗:
  现在我有血无处流,
  有精力无处去使;
  只有武装我的头脑,
  充实我的体力——
  以待国家民族需用我时。
  诗中可见,张学良虽痛苦,但仍存有希望,渴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为国效劳。
  幽居中,张学良不忘时事,不忘读书。1940年1月,有人从贵阳给他带来一些刊物,其中有一份《反攻时与潮》,内有好几位东北老乡的文章。张学良读后十分兴奋。21日日记云:“并不是我狭窄的地域观念,因为我听到这些不甘作奴隶的东北人底呼声,——也代表着不甘作奴隶的中国人底呼声,使我心中说不出来有一种快愉,我意味着,这是中国前途的光明。”4月4日,宋子文来,告诉他“抗战有办法”,也使他高兴了很久。但是, 当年的九一八,张学良仍处于痛苦中,日记云:“一到这个日子,心中总是难过。想把它忘了,又忘不掉。等到中华民族解放自由那天,也许到了这一天的心绪就不同了吧!”
  1941年1月初,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3月2日,董、邓等致函参政会,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同月10日,张学良得到消息,忧心如焚,日记云:“中国内部又将分裂,痛心!痛心!余曾为促中国之统一,牺牲权利,牺牲性命,皆所不惜,而今日正在对外抗战之时,不幸再要分裂,何只余一人痛心乎!”不过,大敌当前,国共双方都还比较克制,张学良所担心的分裂局面没有出现,抗日统一战线得以继续维系。
  
  动员汉奸反正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随之形成。此后,战局逐渐变化,好消息也逐渐多起来。1943年10月,张学良读报,见到“英美宣布撤销在华治外法权”的消息,几乎不敢相信,日记云:“现在无确实消息,以待后证。”直到第二年1月,张学良看到正式消息,才在日记上记道:“中英、中美废除在华特权,已正式换约,报纸昨已公布。”晚清以来,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为了废除这些条约,无数仁人志士呼号奔走,甚至断头沥血,均无成效。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以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日本侵略,终于迫使英、美相继宣布,废除在华特权。张学良的有关日记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其兴奋可以相见。
  1945年,盟军反攻,日军已呈劣势,国民党当局开始策反伪满及汪伪集团部分人员。2月6日,戴笠致电张学良,要张致函伪满洲国的张景惠及投降汪伪的鲍文樾等人,劝他们弃暗投明。张学良当即遵嘱写了十一封信,说明“盟军迫近柏林”,“日本之必败,路人皆知”,“公等真危矣。进退无据,虽死无光,即欲终身夷狄,亦无可投之国。”张学良要求张景惠等人在中国军队反攻之时立功自赎,“振臂一呼,促敌速亡,断敌归路,使其片甲不回”。函称,这样做之后,“国人对往事有以谅解,政府可以宽容”,“切勿以过去问题徘徊踌躇,坐失良机”。戴笠收到这批信后,认为分量过重,不便挟带,给张学良送去两丈白绢,命张重写。张学良一一照办。4月25日,又按戴笠要求,补写了七封绢书。
  
  胜利了,但中国埋着大量炸药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28日,张学良日记云:“见报载,已占领东三省各大城,可以说完全东三省占领了。”
  30日日记云:“政府批准八月四日的《中苏盟好条约》……此条约不能算是完全平等。在中国立场上说,近百年来对强大国家所定的条约,这个可以说是较强人意的条约。”9月18日,张学良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今天天气十分晴朗,今年更比往年大不相同,我虽然还不能自由的走上我的故土,可是我的故土是在压迫之下而得到了自由。虽然故乡的老乡们受到了日寇的奴化,可是十四年的教训,使得多少老乡们改换他们的头脑,促成了他们自发的精神。我衷心期待着解放了的故乡焕然一新。”张学良等了又等,终于等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乡有期了!
  然而,张学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会自此太平。1946年元旦张学良日记云:“‘九一八’的问题虽然是有了结局,可是东北尚未得到自由解放,那块土里还是埋着大量的炸药,不晓得哪一天它还是会爆发的。可是,不只东北哟,中国全国还不是一样吗!”当时,东北人民对张学良表现出异常的热情,使张学良惭愧不已。1月3日日记云:“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等原则。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政协已获重大成果,“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2月5日,张学良日记云:“政协完成,和平建国纲领甚好,但愿不要只成为一张好的文献文章。但无论如何,中国总算有进步。”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很快就被撕毁,张学良本人也在不久之后转迁台湾,继续漫长的幽居生活。
  
  自我鉴定
  
  张学良是个复杂的人物。古人云:“盖棺论定。”张学良已经盖棺了,但是华人世界中关于张的评价却分歧颇大。1955年5月9日,张学良思考自己的前半生,日记云:“自觉自己还有一点优点:1.良心秉正,每遇大事,总是把国家和大众利害为思虑的主点,把自己的利害置之度外;2.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否则早成了满洲土皇帝;因之上不愧天,俯不怍人。”通读张的幽居日记之后,应可承认,他的上述鉴定不是自谀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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