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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邓小平关注的一份特刊
作者：傅 颐
高考制度的起落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与会代表批判"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和摧残，批判"白卷英雄"，并对招生工作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但在是否在高校招生中恢复入学考试的问题上，却发生了争论。
早在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文件规定，中央成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一律参加统一招生，招生名额应报请审核批准，严格禁止乱招乱拉。招生日期、考试科目全国统一规定。1952年举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到"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招生一直沿用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生源以应届生为主，并包括其他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的人。这种高考制度的确立，是对数百年来世界通行的选拔人才的公平竞争原则的肯定。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制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各省、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从1966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停止了按计划招生的工作。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根据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1970年6月，中央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并明令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办法。通过这种办法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使高等教育难以正常进行。
1971年4月15日至7月2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插手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认为：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还明文规定："大专院校招生的主要对象是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一般应有相应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选拔工农兵学员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由于《纪要》是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十六字"招生办法因此成为金科玉律。
高考制度的否定以及"两个估计"的提出，给科教界和整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时间，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恶劣风气盛行；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大批青年被拒绝于高考之外，造成后继人才匮乏，给国家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教育界，"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推翻"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更是教育界和广大知识分子所企盼的两件大事。但是，"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的禁锢，令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举步维艰。在1977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要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招生制度，又谈何容易。由于教育部负责人不敢否定"两个估计"，8月4日，在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和《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维持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十六字"招生办法。这遭到教育界多数人的反对。
邓小平主持科教座谈会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他主动请缨，承担起领导科教界拨乱反正的重任。面对重重阻力，邓小平说，"我可是不客气的"。这表明了他不可动摇的决心。
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应纳入国家规划。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四十所到五十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育。"邓小平还提出了几个问题让大家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8月1日上午，邓小平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后，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学校的重点就是直接从高中招生。"针对知识分子问题，邓小平说："‘四人帮‘另搞一套，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嘛！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岂不都成了‘臭老九‘吗？总之，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他们世界观的改造。要提倡尊师爱生，现在要特别提倡尊师。"
8月4日，即教育部上报《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同一天，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取应邀参加座谈会的33位科教工作者的意见。
会议共开了4天，集中座谈科教工作中亟待解决的"两个估计"的是非、高校招生以及如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8月8日上午，邓小平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著名讲话。而其中"关于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的一段讲话，就是针对"两个估计"的。
邓小平明确提出，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这实际上是对第一个估计即"十七年黑线"论的有力批驳。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他还说："主导方面是红线，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特别是前十几年，我们自己培养的。"
在知识分子世界观问题上，邓小平批驳了"两个估计"提出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结论。他说："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当然，历史不断前进，人们的思想也要不断改造。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改造，就是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要继续改造。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要继续改造，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思想也要继续改造。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了的。"
在"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邓小平的讲话切中了"两个估计"的要害，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批判。尽管此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要推翻"两个估计"，但为时不远了。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道：我的想法是否可这样说，前提是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是红线，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体系是教育领域的指导思想，应该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二十八年来，我想不要分开讲十七年、十一年。邓小平还说，从整个二十八年来讲，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还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并且取得很大成绩。语言的表述以后也许可以写的更完备一些。这种看法是合乎实际的。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已经在考虑如何解决"两个估计"的问题。在当时还不具备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形下，邓小平暂时避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策略地提出建国后二十八年的教育战线都是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占主导地位。从逻辑上讲，建国后十七年的教育路线自然也是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占主导地位，这实际上是对"两个估计"的否定，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
在座谈会上，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实行的统一考试、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高等学校招生办法，得到了邓小平明确的肯定。教育部刚上送的《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和《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被追了回来。当教育部负责人提出，开学临近，只有推迟开学，还是可以恢复高考时，邓小平果断地说：既然如此，那就立即恢复！他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打破僵局之举
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89人（含工作人员），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6个组进行讨论。尽管邓小平对招生工作已有明确指示，但不少人对"两个估计"仍心有余悸。在是否正式恢复高考的问题上，会议又陷入胶着状态。"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终不开。"这首打油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教育界拨乱反正的艰难，以及人们对教育界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终于，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打破了僵局。
据穆扬回忆："当时人民日报社派我参加这次会议。很多代表私下里都认为应该恢复高考，但也有一些人总是不能从旧框框里跳出来。对1971年全教会《纪要》如何看，是代表们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之一。在这次招生会议上，除我之外，还有7位同志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其中6位同志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应该完全恢复高考。我和他们都比较熟悉，有什么想法，彼此间也不避讳。我感到这些问题不解决，招生会议开不下去，也开不出结果来，整个的教育也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不可能前进。私下里我也和教育部的一些领导个别交换过意见，当时大家都住在友谊宾馆的同一层楼上。其中的一个同志认为根本不能谈，一个同志是不敢谈。后来我又找到了雍文涛同志，他是教育部副部长，思想比较开放。我对他说：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我想写个内参给中央。雍文涛同志说：你要想写，可以写。
9月3号下午，我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6位同志进行座谈，希望能向中央反映另一方面的意见。自然，这个意见有别于当时的‘官方意见‘。之后，我连夜将他们的意见进行整理并写成内参。因心里早有酝酿，很快成稿。但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字斟句酌地修改。座谈会记录我还保存着，当时想，万一以后出了什么事儿，还可以留着打官司用。"（2002年11月1日采访穆扬）
参加座谈会的6位同志分别是：石油化学工业部教育组负责人于文达、吉林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王野平、陕西省教育局副局长文鉴白、河北省文教办公室高教组负责人刘龙祥、浙江省教育局负责人陈惠滋、福建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张惠中。
材料写完后，穆扬直接送往报社。参加座谈会的7位同志，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等待着未知的结局。
人民日报社发出《情况汇编》（特刊）
9月15日，人民日报社将座谈会记录《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以《情况汇编》（特刊第六二六期）的方式报送中央。
有关这次座谈会的详情及特刊内容，穆扬回忆说："在座谈会上，我们几个人认为，第一次全教会是在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前夕召开的。林彪、‘四人帮‘对会议和《纪要》是插了手的。特别是《纪要》中对十七年的估计和对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估计，是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的。‘两个估计‘严重地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至今还是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性的极大障碍。《纪要》中存在的问题成了教育战线的癌症。
我们几个同志还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九大‘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嗣后召开的其他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如科技会议、卫生会议、公安会议等等，都没有作这种估价。这样，在解放后十七年中，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这在逻辑上讲不通，也不符合事实。这是林彪和‘四人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证。"
当时，石油化学工业部教育组负责人于文达、吉林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王野平在座谈会上谈到，全教会前，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开了座谈会，定下了全教会的基调。全教会的第一阶段是展开"大批判"，以徐景贤、徐海涛为代表的上海组，搜集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把教育战线的十七年说得一团漆黑，使整个会议的气氛形成了只能说十七年坏，不能说十七年半句好话的局面。比如，当时说的中山医学院文化革命前的毕业生有百分之四十跑到了香港，实际上并非如此。《纪要》就是在这种所谓"大批判"的基础上起草的。
参加过《纪要》起草工作的文鉴白谈到，从《纪要》起草小组的人选上看，是有问题的。起草小组共12人，由迟群亲自挂帅。12个人中，除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外，没有一个人搞过教育工作，大部分人是军、工宣队成员。参加这次全教会的800多名代表和工作人员中，只有3名非党群众，而在起草小组中就有两人。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迟群的亲信，成为"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干部。迟群亲自挂帅起草《纪要》。他一开始就坚持把十七年来教育战线是"黑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意思写进《纪要》。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对此有不同看法，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被迫退出了起草小组。"黑线"这个政治概念，是迟群从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贩来的。
据穆扬回忆："在这次座谈会上，大家还谈到，从全教会整个代表成员的情况看，《纪要》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当时，教育战线上的广大革命领导干部尚未解放，代表中的多数人是军、工宣队队员，或是年青的‘造反派‘，或是从其他战线上新调来的‘纯外行‘。而各省带队的，绝大多数都是军、工宣队成员。少数老干部，一般都是‘解放‘不久，没有发言权。就是偶尔发言，别人也不当一回事。周建人和王首道同志对于《纪要》在有关大学的段落中，专门写‘五·七‘大学和‘七·二一‘大学有不同看法，当即就受到了攻击。
《纪要》共写了十三稿，其间代表们争论得最厉害的是第一和第四段，也就是关于‘两个估计‘问题。这说明，尽管整个会议的气氛不对头，会议成员的大多数也不能代表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但是，许多人对于这样一个调门的《纪要》也是接受不了的。
《纪要》写到第十二稿时，向政治局作了汇报，决定由姚文元参加修改，由张春桥负责定稿。这时，代表们看到提意见没有用了，意见才提得少了。但是，《纪要》以文件形式下达后，全国教育战线的绝大多数同志，包括领导同志，从思想上从来是不通的。就连辽宁这个被毛远新控制得很严密的地方，多数同志也是不通的。毛远新只好亲自出马，用‘四人帮‘的帽子压人，要大家从‘立场上转变过来，从思想上端正过来，从感情上接受下来‘。"
穆扬还回忆说："当时我们认为，‘四人帮‘被粉碎后，有关方面有责任把全教会和《纪要》产生时的政治历史背景搞清楚并报告中央，而不应因《纪要》是毛主席圈阅同意的就死抱住不放。我在发言中还说了些尖锐的话。我说，‘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一个会议所肯定下来的东西，只能管一段时间。过去制订的宪法和党章都是周总理参加制订，毛主席批准同意的，每次代表大会都修改嘛！怎么一个《纪要》就动不得呢？‘后来我把这些话写到了内参上。事实上，《纪要》也不是不可以改动的。1971年下达的正式文件，有一处引用了林彪的话，‘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央做了删节，并通知了下面。林彪垮台后可以清除林彪的东西，‘四人帮‘垮台后为什么就不能清除‘四人帮‘的影响呢？
大家在座谈《纪要》时，对邓副主席在讲话中不分十七年、十一年，而是统一地提二十八年，感到十分满意。"（2002年11月1日采访穆扬）
一锤定音
《情况汇编》发出5天后，9月20日，在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的代表得到通知，到教育部大会议室集中，听文件传达。文件内容，没有提及。
穆扬回忆说："那时我相当紧张，心想：是不是我的那个材料闯了什么大祸？我已经感到和这个事情有关。"
在教育部会议室，主持人传达了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这个谈话后来被收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讲话一开始，邓小平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邓小平看到《情况汇编》（特刊）后，在9月19日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明确表态，要对"两个估计"进行批判。他说：1971年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在谈话中，邓小平还说："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
邓小平还提到要解决影响中国教育未来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的问题，正确理解毛主席"七·二一"指示问题，健全教育机构问题以及工宣队等问题。邓小平说："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据穆扬回忆："9月20号这天，听到小平同志的谈话后，我们几个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才放下心来。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对科教问题，小平同志已有过几次谈话，但我们不知晓，所以大家对小平同志并不那么了解。小平同志的这番谈话，我们都没有想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传达完小平同志的谈话后，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同志说：‘我再给你们传达个东西。毛泽东同志也是同意招生考试的。‘当时我心里就想，这个材料是从哪儿来的？刘西尧同志接着说：听到小平同志的谈话后，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怎么睡觉。我们发动大家，查了迟群的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文件。
1977年底，参加高考的考生正在认真地答卷。笔记本。查了很久，快天亮了，找到这么一段话，毛主席是同意可以考虑恢复招生考试的。"（2002年11月1日采访穆扬）
在这次会上，穆扬起草的全教会材料被传达到与会代表，并很快流传开来。
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并加快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修改工作。对这份文件，邓小平非常关注。1977年9月6日，邓小平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曾提到："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条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经过多次修改，教育部拟定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约占招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考试分文理两类，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录取新生时，优先保证重点院校。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根据文件规定，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于第四季度进行，新生于1978年2月前入学。
10月3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华国锋在会上谈了有关教育工作的问题。他指出，高等学校招生这件事很重要，要认真抓好。二十八年教育工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错误路线是破坏干扰，教育工作者是有成绩的，作出了贡献的，"十七年黑线统治"这种说法要好好批，狠批"两个估计"。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了。这一年，全国共有570万青年参加高考，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增招的新生6.2万多人）。
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此后，教育系统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
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两个估计"的推翻，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以教育界为突破口，各行各业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历史终于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