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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
作者：卢 荻
1946年底，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相继离开南京，上海，撤回延安。
李济深觉得在宁沪难于身，1947年春，他以回老家广西苍梧扫墓为名，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的上海，辗转抵达香港。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政局宣言》，指出："现在中国危机加深。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勇敢的站出来说话，同样，国民党本身危机更大，每一信仰总理遗教的党员，亦应该不客气的起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不应消极放任听其错误到底，误党误国，弄到同归于尽"。声明提出了"政府必须放度武力统一政策"等七项意见。李济深这一声明在国内外有别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5月间，国民党中常生会议竟以李济深"有背党纪"，"诋毁蒋主席及政府"的罪名，决议予以"惩处"，并下令"全国通缉"。李济深第三次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党籍。"
此时，因受国民党的迫害，许多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著名文化人士，亦纷纷从内地撤退到香港。
香港几乎云集了所有民主常派的领导人。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要做民主党派的工作。并指出李济深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要香港分局通过他和周围的人，把民主人士组织起来。方方，潘汉年等在香港成立了"工商俱乐部"，汇聚众多到港名流，定期聚餐，漫谈国是。以后这里即成为香港交流时政信息的扬所。
经过香港分局的帮助，民主党派同意联合起来，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还决定推选李济深当主席，与蒋介石集团分庭抗礼。起初，有人不同意李主席，认为他在1927年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提议宋庆龄领衔，但宋考虑留在组织外面用更大，可以做更广泛的工作，因此不愿当主席。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于是说服了柳亚子等人，最后，各方面都愿意联合，并决定推选李济深当主席。
1947年12月25日，在香港分局方方，连贯等人帮助下，民革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历时一星期，有240余人参加。会议期间，人表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不少争执，但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陈此生等人，坚持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民革要从国民党内部发展一切民主和平力量，全力以赴和中共合作，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打倒蒋介石，成立革命的联合政府。1948年1月1日，民革正式成立，李济深当选为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等200余人被选为执监委员，并正式发表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表示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革命的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前进，彻底铲除革命的障碍，建立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3月初，中共中央对民革和民盟的成立发表评论，欢迎他们拥护革命的态度，表示愿和民主团体携手前进。
放弃"中间路线"，与中共同舟共济
国民党、蒋介石对李济深发起成立民革，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指责李济深"妄图联合奸匪，组织联合政府，叛迹显著，且向国外与华侨间大肆宣传，耸人听闻，实可目为李之‘人民政府‘野心之再现"。他们还派人到香港活动，对民革成员进行利诱，分化瓦解，但由于李济深和民革其他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国民党的阴谋未能得逞。
同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口号，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民革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进行。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民革），沈钧儒、章伯钧（民盟），马叙伦、王绍鏊（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人民救国会），蔡廷锴（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以及其他知名人士，通电全国，热烈表示"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其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并联名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热烈响应中央号召。6月30日，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在香港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讨论召开新政协的有关问题。香港分局委员连贯、潘汉年也参加了会议。参加座谈会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人士有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茅盾、马叙伦、王绍鏊等。他们恳切表示愿意在中共的领导下，为新政协的早日召开作贡献。
李济深和在海外的冯玉祥等一些民主人士，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虽然一方面表示愿意和中共合作，另一方面却幻想走"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拟建立"第三武装"。他们写了一个建议书，由冯玉祥在华盛顿送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希望美国全力支持帮助他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方方、章汉夫、连贯、夏衍等人通过撰写文章和谈心方式，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经过批评教育和帮助引导，促使他们认清了形势，放弃幻想，转而站到人民革命的立场上来。李济深、蔡廷锴首先发表声明，不再搞独立武装，要全力支持中共的地方武装斗争，壮大人民力量。在李济深、蔡廷锴的影响下，其他民主人士不再想走"第三条道路"和建立"第三武装"，表示要真诚与中共合作，打倒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建立新中国。
对李济深等人的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极为重视。8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等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知名人士，赞扬他们为促进新政协的召开所作的努力，电文说："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电文还就召开新政协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他们的意见。毛泽东热情地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这一邀请，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并潘汉年电，要他们按照毛泽东上述电报征询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并把这个讨论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为使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安全顺利地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8月2日，周恩来又致电钱之光，嘱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到香港参加接送工作的还有杨琳、袁超俊、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人。钱之光到香港以后，即与香港分局取得联系，向方方和潘汉年等人介绍有关情况，传达中央指示，反复商量接送民主人士北上问题。其时香港形势十分复杂，国民党的特务很多，要把大批民主人士接送到解放区，任务十分艰巨。香港分局和钱之光认为这次护送任务，责任重大，因而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香港分局为此做了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负责人是潘汉年、许涤新、饶彰风和夏衍。潘、许负责经费--主要是租船，夏衍分管与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联系，饶彰风则带领杨奇、杜宣、赵枫、陈紫秋等人负责具体事宜。为尽快与中央和大连方面保持直接联系，还在港设立了专门电台，以便随时向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汇报，同时与大连刘昂等人保持直接联系。
当时，解放战争处于战略大反攻阶段，陆路由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北上的主要渠道是靠租用外轮到东北，以东北的大豆、人参、药材等土产在港澳市场换取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电讯器材等货物。趁此机会，民主人士搭船北上。而当时香港环境复杂，国民党密探四处跟踪。知名民主人士只有摆脱他们，方可分批秘密由海路北上。周恩来指示接送工作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要租用稳妥的船只输送。他对每批安排哪些民主人士北上，走哪条路线，都亲自过问。
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第一、二批民主人士（其中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等）先后于9月间离开香港，安全抵达东北。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李济深闻讯，十分高兴。他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热烈祝贺："贵党领导有方，奋斗不懈，造福国家，实至伟大"。10月，新成立的中央统战部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10月30日，中共中央将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在哈尔滨举行座谈会对草案提出的初步意见，转告尚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等11人，征询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11月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责成香港分局和钱之光，要他们在12月内邀请尚在香港、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他们中包括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等，还有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孙起孟、茅盾、马寅初、李达、叶圣陶、欧阳予倩、曾昭伦、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周恩来亲自布置他们北上、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并对安全措施进行了周密布置。11月23日，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沙千里、陈其尤、宦乡等30余人离港北上。
李济深的特殊身份，使他的北上十分困难
开始几次行动，因为走得悄无声息，在港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他们很快便听到风声，于是警戒森严，重重阻挠。特别是到1948年底，李济深动身北上之前，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李济深由于是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元老和前辈，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望。正在向蒋介石夺权的李宗仁、白崇禧，是很想打他这块牌子的。蒋介石对这位老对手当然也是很不放心的，他不愿李济深与桂系结成联盟，更不愿意看到李济深与共产党合作。港英政府对李济深的动向也很关注，甚至还在他的住宅对门租了一层楼，派了特工人员专门监视李的行动。因此，李济深动身北上要瞒过所有方面的监视，非常困难。
此时，李济深一方面跟中共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与港英当局和美国政府也常有接触。各种反动势力眼看国民党分崩离析，都想争取他作为政治斗争的资本。有人对李济深挑拨说：你不能去解放区，你到那里就身不由己了。而另一些人则想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请他到武汉"主持大计"，打他的旗号，由桂系和共产党"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局面。中外反动分子还散布谣言，说李济深将"出任临时联合政府主席"，阴谋挑拨他跟中共的关系。李济深保持冷静头脑，坚持正确立场，不为中外反动分子所利用。为正视野，以粉碎反动分子造谣惑众的阴谋，他在香港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关于出任联合政府主席的说法"均属不确"，我认为"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蒋政权的崩溃一定是全面的崩溃。
为动员李济深北上，中共及党外不少民主人士都做了工作。1948年冬，何香凝劝李济深说："任公，你还是早走为好，一则是形势需要，二则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在他身边工作的梅龚彬、陈此生等人也推动他走。香港分局领导人和钱之光等人对李济深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为了消除他的思想顾虑，对其家属作了妥善安排，以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同时还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士跟他一起走。经过这些工作，李济深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一同北上。
李济深临离开香港前夕，1948年12月22日，他托国民党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带一封亲笔信到武汉，争取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起义。信中，李济深劝白崇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他"赞成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黄启汉还将李济深讲的许多道理，转告白崇禧。李济深原话大意是：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他过去反对过共产党，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只要现在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富强的新中国，就会化敌为友。白崇禧一方面复信给李济深，表示赞同其革命主张，另一方面却梦想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最后，终于被历史潮流所抛弃。
李济深还指示其下属游击队一律无条件归中共领导和指挥。他把原来由他领导的"桂东人民抗暴义勇总队"200余人，划归粤桂湘边部队绥贺支队建制。这支部队后来在解放粤西战斗中作出了贡献。
当中共中央得悉李济深愿和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之后，对此极为关心，周恩来的电示更加具体、周密。他电示在大连的冯铉、刘昂：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这次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席位、座次都有明确的指示。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皮靴等。周恩来还专门密电潘汉年，对李济深的北上，提出"保密、谨慎、周到、安全"的八字原则。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冯铉、刘昂跟苏方交涉，租用苏联阿尔丹号船南下。潘汉年等人则在香港进行缜密的筹划，以确保万无一失。
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对共产党护送民主人土北上，警戒森严，多方阻挠。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李济深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更为紧张了。其时，美国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济深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他如何才能出走，却使具体负责此事的潘汉年颇费脑筋。如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济深，万一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作了缜密的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又商定实际陪同李济深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
此前，潘汉年数次拜会李济深，两人相谈甚欢，融洽无间。李济深十分"欣赏潘汉年言谈亦庄亦谐、举止温文尔雅，寓宣传于谈笑之间，还能随口念诗作对"。潘汉年曾专门向李济深秘密通报周恩来的指示以及安排他北上的准备工作。李济深为共产党人对他的尊重和悉心安排而深深感动，表示一切听从安排。
这时，港英当局已风闻李济深可能与中共联合，特派一名官员前往李济深寓所，探听虚实。这位官员装模作样地寒暄一阵后问："听说中共方面邀请先生北上共议政事，不知是否属实？"
李济深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淡淡地笑一笑说："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不息，动荡不安，老百姓再也不堪战乱了。国难当头，我是坐在香港自家屋里对国家大事发几句议论尚可，别的事做不了，任潮老矣，已经不堪颠沛流离了。"
几天之后，12月26日圣诞节之夜，在潘汉年和钱之光等人的周密安排下，为了迷惑外界，李济深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同时参加的有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老太太也到场作陪。席后，为掩人耳目，他们还带了酒菜，装着泛舟游览样子，乘着小艇在外轮之间游弋一个多小时，才秘密登上阿尔丹号。李济深一看，又惊又喜，原来章乃器、茅盾夫妇、彭泽民、邓初民、施复亮、洪深、马叙伦等人已先到了船上。香港分局派李嘉人，钱之光派徐德明护送他们。李济深等人都化装成商人，当作坐苏联船到东北做买卖的。所以每人口袋里都装着一套货单，把货单背熟，以避检查时盘问。不过，为了免于露出马脚，船长还是把李济深等几个人，暂时安顿到最底一舱的房里，和锅炉房的工人在一起。李济深夜不能寐，三次走出船舱，远望罗使臣道的家，依稀莫辨，不胜愁怅。
次日晨，领港人上船检查，又紧张了一阵。船出港后,才分定舱位，李济深和彭泽民、朱蕴山被安排在船长室里。
潘汉年、夏衍和饶彰风呆在一家旅馆里，守着一部电话机，焦灼不安地等候着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他们悬着的心才放松下来。潘汉年随即向周恩来拍发了电报，报告任务完成。
李济深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们一行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干是会短寿的"。潘汉年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
船行十天未到大连，周恩来虚惊一场
阿尔丹号顶风逆浪行了数日，才到舟山群岛附近海面。岁末晚上，大家将所有食物取出，请船长和船员一齐同席欢度。1949年元旦，茅盾备一手册，请各人签名，并请李济深题诗或词其上，李因作新诗一首：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茅盾后来回忆说："李任公这段话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表达了这些民主人士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渴望和欢欣鼓舞的心境。
大家坐了几日船，甚觉无聊，因而请李济深畅谈革命经历。李济深于是兴致勃勃地将入学、从军、参加革命、入粤军第一师、北伐、陈炯明叛变谋反、建立黄埔军校、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自己与蒋介石妥协、以致宁汉分裂、被蒋介石扣留南京汤山及后来反蒋经过，详详细细讲述一遍。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其后数日，相继由彭泽民、邓初民、朱蕴山、茅盾等人谈革命经历。
阿尔丹号到达青岛附近海面时，碰上大风，加上坏了一个引擎，每小时只能航行6海里。周恩来见阿尔丹号开航10天后还没到大连，十分焦急，数次电示大连、香港，要刘昂、钱之光迅速查明轮船方位。钱之光和刘昂数日没有睡觉，日夜守候在电台旁边，及时向周恩来汇报。当周得知轮船正在安全航行时，才放下心来。
1949年1月7日上午，阿尔丹号安全抵达大连。周恩来派李富春、张闻天、陶铸、陈郁等人专程到大连码头迎接。朱学范亦由沈阳来接船。李济深等人登陆后，即入大连最大的苏联人所开的大和饭店。当天中午，李富春等人以中央的名义在关东酒楼宴请李济深一行。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李济深："闻公抵沈，敬表欢迎。"同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表示完全的支持。不久，李济深等人乘坐李富春调来的专列，北上哈尔滨。后来，李济深等人南下入关，到达北平，参加全国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
是年6月，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全国新政协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少奇、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政府副主席。李济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庆之情，挥毫写下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感作》一诗。诗云；
叱咤风云定九州，指挥筹策世无俦。
百年帝国宜回首，千载工农庆领头。
耕者有田增出产，劳资合作利营谋。
安心倒向和平阵，建设荣华万万秋。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