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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致函共产国际代表王明
作者：李嘉谷／译
盛世才1984年1月生，辽宁省开原县人，早年两度留学日本，1927年初秋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曾在南京国发革命军参谋本部工作。因不得志，经人介绍于1930年11月去新疆发民用工业，在新疆边防督办金树仁手下任职。
辛亥革命后的新疆虽"归附民国"，但因与内地交通不便，中央政府一直鞭长莫及，处于半独立状态。1933年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推翻金树仁政权后，由于当时盛世才已接任东路剿匪总指挥，握有重兵，被推举为新任新疆边防督办，后又兼任新疆省主席，直至于1944年9月被迫调离新疆赴重庆任农林部长，统治新疆长达11年零5个月之久。
盛世才早年接触过马列主义，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盛世才接任新疆边防督办后，在形势的逼迫下，他借用苏联红军，消灭了新疆境内的敌对军事势力，统一了新疆，并实行亲苏亲共政策，依靠苏联开发，建设新疆，同其前任相比，更加远离中央，更具独立性。
从盛世才的这封信里，可以看出，盛蔚和实行亲苏亲共政策，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他1929年就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而没有加入国民党。在这封信里，盛蔚和虽未向王明正式提出加入国中共产党的要求，但他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溢于言表，他表示完全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并为中国共产党出计划划策。也许正是由于盛蔚和的这一态度。才使中共中央于1936年10月决定另工农红领宁夏与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通道，并已在9月间派邓发经新疆去莫斯科联系，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进过程中遭马步芳土匪部队的袭击，损失惨重，最后余部左支队四百余人，在盛世才的协助下才于1937年4月进入新疆，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接待。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经新疆回延安时，盛世才便直接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根据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原准备接收盛世才入党，但遭到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否定，因此中共中央只能对盛世才的入党要求予以婉拒。
根据俄罗斯最近公布的档案资料，盛世才则于1938年9月秘密访问莫斯科时，向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直接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并在盛世才的坚持下，斯大林答应了盛世才的请求，批准他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而后盛世才打出了"独立"的旗号，进入1939年他便正式宣称新疆是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集团"，即六大政策政治集团，以后又将自己定位为"英明的伟大领袖督办兼主席"，赫然出现于报端。最后在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处境危急的情况下，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压迫与政治利诱下，盛世才抛弃了亲苏亲共政策，并向在新疆帮助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大陆解放前夕，盛世才又随蒋介石国民党去台湾，任"国防部上将参议"、"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1970年7月13日病逝于台北。
盛世才写此信时，王明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王明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起草过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因此，当时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声望，为盛世才所崇拜。
由于盛世才的叛变，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失败了。抗战时期曾在新疆工作，熟悉盛世才并对盛世才有研究的赵明同志说：1937年11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新疆时，盛世才向王明提出入党的要求，并郑重提出在新疆组织一个党的小省委会，由邓发、徐孟秋(此人后来叛变)、黄火青、盛世才、苏联驻新总领事组成，讨论全疆各种工作，一切决议由盛世才出面执行。
从盛世才这封给王明的信的内容看，盛世才后来向王明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提议在新疆成立党的小省委，是合乎逻辑的。
敬爱的革命导师王明：
1.我本人虽然从未见过您，但我不仅由衷地敬重您，而且早已确认，您是中国青年实际的领导人，读过您的大作《新形势与新政策》、《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与《苏维埃中国》后，我深信，您不仅是未来新中国的领导人，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
2.您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有历史意义的指导世界革命的总部--共产国际的工作，而这一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光荣事业是多么伟大，多么受人尊敬。世界被压迫人民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下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光焰不仅已照亮全世界，并且已迫使可恶的帝国主义列强恐慌不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光焰的力量已在1917年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俄国十月革命中产生。俄国十月革命在列宁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的基础上，一方面建立了稳固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世界无产阶级有了祖国，展示了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光辉前程。
3.在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中国时，当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出卖中国人民时，当出卖国家的国民党丧失中国青年的信任时，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是集合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周围；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因此所有对中国国际局势有清楚认识的青年男女都争先恐后地参加共产党，以便同凶恶的帝国主义与叛卖中国人民的国民党进行殊死的斗争，争得中国的独立与自主，达到中国卓越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4.我盛世才生活在帝国主义列强与军阀双重压迫下的中国，在东北长大；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东北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之下。当我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富于哲理的著作，那正确的理论，"历史唯物论"、"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便点亮了我的心，确立了我的信仰。1929年我曾写信给宋扶摇先生(1936年时宋已在新疆工作，为盛才世的"十大博士"之一，后改名宋念慈，现居台湾)，请求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但不幸，由于宋先生在日本被捕入狱，我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虽然我当时没有能加入共产党，但我参加共产党的愿望从未改变。因此我后来没有参加国民党，我不愿在蒋介石手下工作，目睹蒋介石的腐败作风和军阀作风，我离开了热闹的中国内地，来到长城外的荒凉的新疆。当伟大的"四·一二革命"（指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的推翻金树仁统治的政变）发生时，我正巧被全疆各族各阶层人民推举为新疆边防督办。在取得政权之后，我对苏联驻乌鲁木齐的总领事兹拉特金表示友好，然后，立即命令陈德立和姚雄带着我给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亲笔信去莫斯科，我在信里写道，我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表示愿意接受斯大林的领导。由于我要求取得斯大林的领导，我完全亲苏，因此，我不服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领导，我对南京完全采取疏远态度。况且，我在南京工作期间未加入国民党，而是秘密来到新疆，并当了督办，惹怒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因此，他们先是命令军阀黄慕松(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政府派赴新疆的宣慰使)与国民党分子陈冲、李笑天与官僚陶明樾(三人均为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的实际领导人)密谋推翻新政府。第二次，他们又命令官僚罗文干(黄慕松入新宣慰失败后，国民党政府派其入新视察)阴谋与张培元、马仲英以及刘文龙(三人依次为金树仁的旧部、甘肃河西进入新疆的回民土匪部队首领、新疆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密谋推翻新政府并杀害督办。虽然黄、罗离开了，遭到了失败，但蒋介石和汪精卫对于新疆的阴谋并未停止。与此同时，新疆实行反帝、亲苏两项基本的外交政策，因而惹怒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英国帝国主义，他们不断制造阴谋，对新疆进行干涉。然而尽管如此，我坚决给予回击，我不仅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加强了我同帝国主义，同叛徒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斗争意志。
5.新疆四·一二革命已快三年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新疆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新疆的这一进步不应归功于我个人，而应归功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帮助。斯大林遵循列宁的教导，援助东方弱小民族，特别是阿布列索夫总领事执行斯大林的命令，给新疆直接的武力支援。目前新疆的光荣与喜悦只属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以及阿布列索夫。苏联对新疆的这一援助不仅使四百万新疆人民有可能认识苏联，深深感谢它的友好之情，而且促使全中国人民了解与加强对苏联的友好。现在有希望中苏两国在国家关系方面向友好的方向转变，尽管这一目标还未实现；因为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蒋介石没有出路，他要寻求苏联的友谊，而苏联对新疆的帮助对此有巨大影响，并有利于新疆反帝、亲苏。这便使全中国人民与蒋介石手下的军官们从苏联对新疆帮助的事实中明了，苏联不是侵略国家，而是实行列宁教导的给予东方弱小民族援助的国家，苏联给予新疆援助的事实成为这一了解有力的实际证据，是中苏友好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6.虽然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学问，见识浅陋，但因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而您是中国革命领导人中最有才能的领导人，所以我要向您说明本人有关苏维埃在中国取得胜利的策略。
(1)必须尽可能使红军充实自己的装备，主要是武器和弹药。
有传闻说，目前中国红军数量增加，但武器和弹药严重不足。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红军的最终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为了尽快完成中国革命，必须尽可能使红军有足够数量的武器和弹药。我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根本上是愿意援助红军武器和弹药的，问题只是他们担心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显然会加以阻挠。假如斯大林的革命战友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同意给予红军武器和弹药的援助，那我愿负责秘密将援助红军的武器和弹药发送到甘肃，无论是新疆的居民、南京政府还是帝国主义都绝对不会知道，以便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使苏维埃区域尽可能迅速发展和扩大，因为中国红军的胜利不仅是中国革命前途的胜利，而且还是世界革命前途的胜利。
(2)在中苏友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准备夺取政权。
最终，为什么叛徒和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蒋介石愿意停止反共和实行中苏友好政策呢。
依我的观察，首要的原因是中国北方九省的沦陷，包括东北四省，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新的反帝浪潮的高涨。目前全国人民反对不抵抗政策，即是反对蒋介石，反对国民党的国家。而假如蒋介石仍然不抗日，继续围剿红军，那无疑是危险的，全国人民，蒋介石部下的军队会帮助红军，围剿的结果是向红军投降，无论蒋介石还是国民党都将会灭亡。
第二个原因在于，蒋介石组织法西斯新派(指1932年在国民党内成立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来对付国民党旧派和非法西斯党派。近年，新派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所实行的暗杀政策，特别是对汪精卫的暗杀，在国民党旧派中和其他党派中引起了对蒋介石的仇恨。除新派之外，大家都担惊受怕。因此，由于国民党内反蒋介石的气氛与日俱增，使蒋介石处于没有出路的境地，使他感到不安。
第三个原因是，红军获得了西北的基地之后，那里无论是进攻或防御都能顺利进行，一方面它能容易依靠西北丰富的资源，补充人员、马匹、武器和干部，因此，它不仅能顺利发展，而且能困扰蒋介石的后方和进攻。另一方面红军有了从苏联得到武器援助的希望，所以今后红军不仅有光明的前途，能够日益发展，而且这一希望同时造成了一种威胁，使蒋介石反共的战略行动可能转变为共产党人反对蒋介石的战略行动。
第四个原因在于，当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华北之后，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感到在华影响和利益有被清除的威胁，因此它们倾向一致抗日。所以蒋介石打算利用美国、英国和苏联反对日本。
第五个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先生基于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证实中国共产党能够抛弃前嫌，同所有的党派在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拯救国家的旗帜下合作。这一统一战线的提议，在中国取得了成功，而这一成功，一方面造成一种局面，全国所有民族、所有阶级、所有党派、所有团体同共产党接近。另一方面，使全体人民感到，共产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议比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更加正确，同时感到，打碎双重枷锁--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军阀的枷锁只能指望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生存反对日本的斗争的胜利，只能在反帝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同日本斗争。所以，蒋介石了解，假如他与红军作战，那不仅他本人和中国将走进死胡同，而且这将违背全中国人民的意志。
第六个原因在于，国民党不是一个革命的党，而是一个独裁的党，蒋介石不是一个诚实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军阀，关心的只是他个人的声望，表面上却装做重视友人的声望，只要日本帝国主义维护他那怕是一点点的名声，他便乐意做帝国主义的奴仆，并且便会利用这一名声欺骗中国人民。因此，当日本强盗占领东北四省时，蒋介石等人还能用这样的口号欺骗人民："丧失不多，为了日后对日本进行总进攻。"而汪精卫的不正确政策源于需要消除内部危机，然后才能防备外来威胁。当日本强盗占领华北五省时，国民党和蒋介石已经用不着对人民说什么了，已经不大可能欺骗人民了，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压迫的加强，使蒋介石不能不走上接近苏联的道路。
从以上各点，可认清蒋介石停止反共和与苏联接近的原因，也就知道，蒋介石利用苏联的力量打击与驱逐中国境内的日本强盗之后，无疑将会剿共，将会利用英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列强反对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应当怎样行动呢，依我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应当与国民党和所有其它党派合作，运用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达到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解放中国，使其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共产党应当作好准备，创造足够的具体条件，使之在中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不仅能够不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而且相反，使共产党能够消灭国民党的法西斯派别的力量，以便在这之后不久，使中国苏维埃化。同时，从共产国际方面必须准备创造充分的具体条件，使之有可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进程的失败，使朝鲜自由和独立，使日本共产党夺取政权，并使日本苏维埃化。上述这些条件不仅是完成中国革命的条件，而且也是世界革命胜利的条件。
(3)您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是在全中国取得苏维埃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策略，而且是与帝国主义和日本斗争，解放中国，在目前时期唯一正确的策略，因为这一策略，一方面，能够使所有的党派抛弃他们以前所持的观点和敌对，一心一意地为了中国的解放，免除自己的毁灭而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它不仅能够使所有的民族，所有的阶级，所有的党派暂时同共产党接近，能够抛弃以前的观点，即共产党是这样的组织，它绝对不能同他们一起工作与合作，并且同样放弃以前的观点，即共产党成功后，所有民族、所有阶级、所有党派的优秀人物，不仅不能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的行政职务，而且自己的生命和财富也得不到保障。在这两种观点抛弃之后，共产党无疑能够获得在所有民族、阶级、党派的人们中的绝大多数的同情者，特别是在资产阶级中间，而且同时它能够使自己获得强大的同盟者--在农村的中国农民。获得这一强大的同盟者和同情者，中国共产党便有了保障胜利的条件。同时，组织这一抗日反帝统一战线，使所有民族、阶级和党派团结一致的意义，正适合目前中国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必须加强反帝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我不久前写了几篇文章，便是根据您的这一"统一战线"理论原理。既然，统一战线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尽快以自己为核心，采用统一战线的口号，以便联合起四亿一盘散沙的同胞，解放中国。同时，估计到中国的实际状况和当前的局势，可能为了工作的成功，国民党表面上做统一战线的领导，实际上使共产党成为统一战线的核心。换句话说，它的实际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不过，不知道我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
7.您每日每时所做的工作是伟大的工作，有历史意义，目的在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解放中国。我同阿布列索夫所做的工作，建设新新疆同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我现在很高兴，满怀激情地进行建设新新疆的工作。自然，因为我的知识的有限和能力的薄弱，并且我没有受到共产党的教育，虽然我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但由于没有参加实际的党的工作，不免被称为"空想"的人，因此，我有很多顾虑。这些顾虑在于，一方面，我担心我自己在领导的地区发生错误；另一方面，我担心辜负友好国家苏联的帮助，辜负斯大林的希望与我的好友阿布列索夫的帮助。因此我真诚希望，您在百忙中经常写信给我指导和给我批评，以使我消除这种顾虑。
8.我很想并希望获得您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没有半点虚假。过去，蒋介石和冯玉祥利用和欺骗苏联，利用和欺骗中国共产党，有谁能保证，我不是第二个蒋介石和冯玉祥。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作以下五点回答：
第一点：无论是蒋介石或是冯玉祥，完全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所以与苏联和共产党友好，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仅仅为了个人事业的成功利用苏联和共产党。我却正与此相反：从一开始就只是出于信仰，我实行亲苏亲共政策，因此这种友好不具有任何利用和欺骗的性质。
第二点：蒋介石和冯玉祥已有政治地位，为了维护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便利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我还在进入新疆之前和当督办之前，已经信任并要求参加共产党。只是当我担任新疆边防督办之后，我面对局势，利用自己的地位，公开亲苏、亲共，我毫无维护自己地位的思想。
第三点：蒋介石和冯玉祥实行亲苏亲共政策是由于他们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当他们觉得没有必要亲苏亲共时，他们便会敌视苏联并残暴地杀戮共产党人。而关于我不能说没有出路。正是由于亲苏与反帝，我招致了蒋介石、汪精卫和国民党政府的敌视，假如我不信仰共产主义并抛弃同苏联友好与反帝的政策，那毫无疑问，便能同南京政府建立最亲密的关系。此外，众所周知，如想维护督办的地位，最好的办法是表示对南京政府的绝对服从，愿意当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直接的奴仆和间接当帝国主义的走狗。然而，我敢于不顾督办的岗位，同苏联友好并反对南京政府，这是由于我信仰共产主义并反对南京政府的背叛行为。
第四点：蒋介石和汪精卫同苏联和共产党友好是临时性的并是短暂的。而我同苏联和共产党的友好是自始至终不变的。我到新疆工作三年的时间证实，我实际上是完全站在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上的。
第五点：从蒋介石和冯玉祥所采取的政治立场看，他们是军阀，从事残暴血腥的事业，而我个人，从担任督办的职务起绝对是诚实的。近80年间，在中国高层的军官和行政官员中和高层的地方官员中完全没有如同我这样大公无私的人。我之所以能成为这样大公无私的人，是由于我信仰共产主义。
我写了以上这些，不是担心您不相信我，而是因为以前我们不相识，您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因此我写这些，请不要介意。
9.我早已想给您写信，但总是没有机会。现在王立祥(由苏联派赴新疆工作的联共党员)来莫斯科，我利用这个机会，给您写这封信，以便向您叙述个人的历史并向您问好。
10.同时给您寄去我近年写的几篇文章，请指正。我写的这些文章称不上著作，很粗糙，很少价值，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请求您给予指正。
然后我要给您寄何语竹先生(新疆盛世才"十大博士"之一，1937年被盛世才以"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罪名逮捕入狱，1945年3月随军委会"特审团"去重庆)写的盛世才的传记。我想，您从领导中国革命的观点，必须知道我的传记。
此外，我给您寄去我已经读过的书目清单。
然后，以我个人和邱毓芳(盛的夫人)的名义给您和您的夫人菲薄的礼品，仅以表达我和邱毓芳以及所有在新疆工作的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们对您的敬意。
希望您和您的夫人笑纳。
我这封信写得很潦草，有失恭敬。然而，这是我亲笔写的信。
祝您和您的夫人健康。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信徒
盛世才
1936年3月15日
邱毓芳问您好。
随函寄上我的照片。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