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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内幕
作者：马贵凡
成立波斯别洛夫委员会，调查肃反时期发生的案件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义愤，那些受害者家属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55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责成苏联总检查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苏联总检查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重新审查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收到相当多的材料，谈到30年代下半期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对其应负的责任。看到这些材料，有些主席团委员感到，党的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如何对待斯大林时期的政治迫害事件，这是个问题。据米高扬回忆，他曾专门找到赫鲁晓夫，单独同他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找个时候，即使不向全党，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报告以前的情况。若是我们在这次会议上不这样做，那么什么时候有谁不等到下次代表大会这样做了，人们理所当然地会认为我们对以前犯下的罪行完全负有责任。"他接着说："当然，我们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我们可以说明我们当时的工作环境。如果我们自己主动这样做了，诚实地向代表大会代表说明事实真相，大家就会原谅我们。至少他们会说，我们是诚实的。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会身败名裂"。米高扬建议主席团成立一个有威信的专门委员会，研究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弄清所有迫害事件并为代表大会准备报告。赫鲁晓夫认真地听取了米高扬的意见，并表示同意他的建议。
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委员，已经意识到自己参与斯大林这些迫害活动的责任，担心有谁查出他们的问题，也怕代表大会询问他们每个人在组织大规模迫害行动时担任了什么角色。米高扬了解他们的心情，所以他又建议，最好先向主席团成员讲清迫害情况，不要等别的什么人做这件事。他认为，主席团成员可以向代表大会代表透露这样的信息：关于斯大林的罪行情况，他们只是在听取了大会之前成立的专门委员会的通报之后才知道的。这样，主席团成员可在某种程度上洗刷自己对30年代血腥镇压的部分责任。因为正是他们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可以免除对他们的种种指责。
赫鲁晓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一样，不仅希望摆脱自己的责任，而且知道最高党政领导承认斯大林的罪行，会损害曾长期同斯大林共事并在30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现主席团成员的威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扬的这个建议。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30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其中也谈到基洛夫被杀等问题，但会上谈的主要问题，是党的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大会代表的命运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成员有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全苏中央工会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党中央监查委员会副主席科马罗夫。会议责成该委员会研究有关1935年至1940年间对十七大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以及苏联公民进行迫害的各种材料，并向主席团作出报告。那么为什么十七大中央委员的命运如此引起主席团的关注呢？米高扬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因为十七大时"在党员中还没有迫害事件，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反党集团、没有意见分歧，党是团结的"，因此，看看这次大会的代表和选出的中央委员后来受迫害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二十大召开日期的临近，主席团收到关于斯大林罪行的事实材料越来越多。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工作很积极，不断向主席团通报这方面情况。在主席团会议上多次有人提出如何处理斯大林的问题。2月1日以前，只是讲通报30年代下半期至40年代初对党政干部的迫害情况。2月1日，中央传讯在押的原国家安全部特大案件侦查员罗多斯，此人在回答问题时谈到："有人对我说，科肖尔和丘巴尔（两人均为政治局委员）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侦查员，应该从他们那里取得口供，承认他们是敌人。我认为，我是在完成党的委托。"他的这个供词令主席团委员们大为震惊，斯大林问题就突出出来了。
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直接向自己的同事们提出："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赫鲁晓夫提议把这些事实写进报告。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表示支持。赫鲁晓夫在这里讲的报告是指中央总结报告。报告中含有对迫害手段和对斯大林的评价。
莫洛托夫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他说，报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米高扬第一个起来反对，然后是萨布罗夫反对。后者说："如果事实确凿，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不能饶恕。"马林科夫同意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的意见。他认为，提出斯大林问题是正确的，应该向党说明这一点。布尔加宁也发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他强调说，在报告中不要过分称赞斯大林。惟有伏罗希洛夫无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有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提出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讲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结论为时尚早。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第一次在主席团会议上，这样明确而尖锐地谈论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说他是大规模迫害活动的组织者。
2月初，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团提出约70页的打字稿报告。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据米高扬回忆，报告人是波斯别洛夫，报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实令人感到震惊。报告第一部分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肃反活动的命令。委员会列举了30年代下半期开展肃反活动所依据的最重要文件。委员会重新审查了一些侦查案件、研究了其他文件，最后得出结论说："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的反苏组织、同盟和各种中心的案件，都是侦查员对被监禁者采用刑讯手段捏造的。报告列举了国家安全机关捏造布留赫尔（加仑）、鲁祖塔克等案件的种种做法，说粗暴破坏法制的行为在侦查司法机关（包括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中已习以为常。
委员会指出："对被捕者的审讯记录，不断报送斯大林和一些政治局委员，根据被捕者的口供，一些还在工作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民族地区共产党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消失了，发生了大量毫无根据的逮捕行动。叶若夫在一些会议上公开声称，这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
委员会还指出，主要托派、右派干部在1935年、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就被镇压了，后来同托派、季诺维也夫派和右派进行过斗争的党政干部也遭到了恐怖。
委员会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最可耻行为，对大量遭受诬告的无辜人们的最野蛮的审讯，曾两次得到斯大林以俄共（布）中央的名义的批准。在我们党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有过受到严重考验的时期，但还未曾有过比1937年至1938年毫无道理地实行大规模迫害行动的更为严重和更为痛心的时期。"
如何评价斯大林，主席团内部意见不一
报告结束后，主席团进行了讨论，赫鲁晓夫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斯大林作为领袖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他消灭所有的人，那还叫什么领袖？我们应该拿出勇气，说明事实真相。我的意见是向代表大会作出说明，要考虑考虑怎么讲，由谁来讲。如果不讲，那就表明我们对代表大会不忠实。或许由波斯别洛夫起草报告，并说明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是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集中在不忠实的人手里。"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应在哪里讲斯大林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回答说，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建议给大会代表印发列宁的"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
莫洛托夫第一个发言。他再次试图说服主席团委员们，在报告中应有"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继承者"的提法。他提出的理由是，党在斯大林领导下生活和工作30年，它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并使国家发展成了伟大的强国。莫洛托夫指出，对斯大林的态度，可以讲搞个人崇拜，但我们也要讲列宁，讲马克思。
赫鲁晓夫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
卡冈诺维奇接着发言，他说："不能欺骗历史，事实总是事实。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要听报告，要散发‘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我们要承担责任，但当时的情况是，我们不能反对。但是，如果我们说同托派的整个斗争是没有道理的，那我们是不诚实的。我同意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处理此事头脑要冷静。"
布尔加宁基本上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他认为，在评价斯大林作用时，可以把他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5年以前，那个阶段斯大林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阶段是1935年以后，这时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伏罗希洛夫发言时很激动，他要求谨慎从事。他讲了斯大林同党的敌人进行的不调和的和严酷的斗争，他指出："斯大林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是极其凶狠的。"
对斯大林的活动"分两个阶段的处理方法"得到了许多与会者的拥护。米高扬说："如何对待过去？1934年以前他表现英勇，1934年以后做了骇人听闻的事，篡夺了政权。"米高扬不谴责斯大林同托派进行的思想斗争。他建议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列宁的"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
苏斯洛夫建议只赋予报告政治性质，同时他认为"对斯大林作出总的评价"不合适，他赞成把斯大林的活动分成两个阶段的设想。
马林科夫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他说："同敌人的任何斗争，都不能说成是消灭干部的理由。不要分两个阶段，都要同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以此来真正恢复列宁的形象。斯大林曾流露出对列宁的不敬，根本不需要作关于斯大林的报告。"
阿里斯托夫不同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意见。他说，要声明"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这有损于政治局委员，这是欺骗人民的可怕年代。"
萨布罗夫积极捍卫赫鲁晓夫的建议：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工作结果的专门报告。他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他们虚伪。一个斯大林（而不是两个），他的本质近15年来已经暴露。这不是卡冈诺维奇所说的不足，而是罪过。莫洛托夫说他同我们共事30年，但他在战争中、在战后时期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要彻底说明斯大林作用的真相。"
谢皮洛夫的发言很尖刻，他说："人们写斯大林，但想起1937年事件，心里产生很大的疑虑。应该向党作出说明，否则我们得不到饶恕。要讲真相，讲党不是要把上百万人监禁起来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是要把成千上万的人送上断头台的国家。"
赫鲁晓夫对辩论作了总结。为了缓和辩论的尖锐程度，并考虑到表面上大家都认为有必要向大会通报斯大林时期发生的问题，他说，在应该向大会说明事实真相的这一点上，他未看到大家有分歧。当然，大家的发言有细微的差别，这应该注意到。我们都同斯大林共过事，但这不能束缚我们的手脚。当事实被揭露出来时，我们要讲他，或者还为他的行为作辩解。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去世后三个月，我们逮捕了贝利亚，这就为我们采取行动扫清了道路。在代表大会上要提出报告，吸收中央所有书记参加起草工作。谁作报告要考虑一下。
从上可见，在2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对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他对组织30年代下半期到40年代初的肃反活动的责任问题，提得很尖锐。辩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实际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运动和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其余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意见。
对于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结论，表面上看，主席团是赞同的，但不是所有结论。委员会的结论中说，所有"中心"和"同盟"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员捏造出来的。从这个结论中可以直接得出，有必要提出重新审查30年代下半期对反对派首领的判决问题。但这个结论未引起重视。
应该指出的是，在讨论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工作结果时，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都主张，要特别强调斯大林在反托派和反右派斗争中所起的突出作用。
2月13日，即大会开幕前一天，中央全会召开前几个小时，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通知全会，在大会上将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主席团会议还讨论了由谁来作报告的问题。所有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都发了言。米高扬建议，由波斯别洛夫代表委员会作报告。他认为，这样做会是客观的。既然作报告是我们确定的，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报告是以我们名义作的，而不是以中央名义。赫鲁晓夫也提由波斯别洛夫作报告，说波斯别洛夫主持了委员会工作，给主席团写了报告，把这个报告改写一下在大会上宣读就行了。但多数委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人们会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第一书记不作报告，而让别的书记作报告，这是逃避责任，所以他们建议由赫鲁晓夫作报告。当时赫鲁晓夫却感到很为难，因为在他作的中央总结报告中，对斯大林问题只字未提，不好再作第二个报告。他不同意。但有人反驳他说：如果现在作报告的不是你，而是波斯别洛夫，他又是中央书记之一，那有人会问：为什么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对斯大林问题只字不提，而现在波斯别洛夫就这样重要的问题作报告，这不意味着领导层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吗？听到这种说法，赫鲁晓夫觉得有一定道理，只好同意多数委员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团最后决定："向中央全会提出建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由此可见，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和报告人，是在大会开幕前一天，由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中央书记起草秘密报告，第一书记口授报告内容
2月9日，主席团在听取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就决定责成波斯别洛夫起草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2月13日，中央全会又决定让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中央其他书记参加报告起草工作。五天后，即2月18日，赫鲁晓夫在几个其他书记的帮助下提出报告第一稿，其中包含波斯别洛夫提供的报告稿。
报告中，除波斯别洛夫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外，又补充一些新的问题，其中包括在2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提出的农业工作失败问题，萨布罗夫提出的斯大林在战争中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问题，谢皮洛夫建议讲的战争时期对人民的迫害问题。
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赫鲁晓夫进行口授时，在他的办公桌上有波斯别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的报告稿以及谢皮洛夫起草的稿子。赫鲁晓夫没有完全采纳波斯别洛夫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结论，没有接受所谓反对派"中心"和"同盟"的说法。在波斯别洛夫报告中，直接明确地谈到对苏联普通公民实行的大规模迫害行动，说"没有任何理由对许多正直的苏联人、许多党政干部实行恐怖"。在赫鲁晓夫的报告稿中，只把拥护斯大林方针的共产党员作为个人崇拜的牺牲品，而不是反对派和普通公民。关于反对派，赫鲁晓夫谴责的不是对他们的镇压，而是镇压范围和广泛使用极刑。赫鲁晓夫报告稿重复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主要结论，谴责了"消灭党政干部的敌对政策"。总的看来，在赫鲁晓夫的口授中，有不少提法比波斯别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的报告稿更为尖锐。但他认为，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实行镇压是有道理的，只是不赞成斯大林搞的规模。他说："如果需要采取严厉措施，那也要用于很小范围、很少人身上，只针对那些坚持不放弃有害行为的不可救药分子。此外，也不一定把他们消灭，可以监禁、流放。"
在口授稿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在讲了斯大林滥用权力和残暴行径之后，缓和了对斯大林的评价，说他充满"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努力捍卫革命成果"。后来在大会上宣读的《报告》中，这一段话最后是这样表述的："毫无疑问，过去斯大林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功绩。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是在于，上面所说的都是在斯大林时期，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他的同意才发生的。而且他确信，为了捍卫劳动者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阴谋诡计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这样做是必要的。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姿意妄为的人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为了劳动人民、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做，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报告》的最后稿发给了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他们审阅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基本赞同这个稿子。到2月23日，报告稿准备就绪。
二十大举行秘密会议，报告出台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举行会议，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次日，即2月25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秘密会议进行得非同寻常，会议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而不是大会主席团。除大会代表外，还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出席。赫鲁晓夫作报告时，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一开始，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崇拜的语录和列宁关于领袖和共产党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论述，引证文件说明列宁对斯大林的否定态度，谴责斯大林的粗鲁，特别是表现在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上。同时强调指出，列宁要求无情地、残酷地镇压革命的敌人，作为例子，列举出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和1918年对农民暴动的镇压。
《报告》中详细谈了30年代下半期对党政干部的迫害，捏造案件、刑讯逼供，指责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夕犯了大错误，说斯大林对战争头几个月的严重失利负有责任。
《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说他亲自审定准备出版的个人传记，写进几整页过分夸奖自己的文字，说自己是人民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天才的学者。
作报告过程中，赫鲁晓夫还离开讲稿作些插话，如讲到斯大林对朱可夫和伏罗希洛夫的态度时，说斯大林认为伏罗希洛夫是英国的代理人，在他家里安装了专门的窃听器；讲到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时，说斯大林是拿着地球仪拟订作战计划、在上面标出战线，还说大会之后，需要重新评价许多战役，对这些战役作出正确的说明，等等。
报告结束时，赫鲁晓夫强调说："我们党应十分认真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拿到党外，更不能见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大会秘密会议上作出报告。要知道掌握分寸，不让敌人利用，不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祸根。我想，大会代表会正确理解和评价所有这些措施的。"
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报告》不做讨论，也未请大家向报告人提问题。他宣读了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稿，请大家审议，与会者一致通过。会议还作出把《报告》发至各级党组织、不见诸报端的决定。
1956年3月1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作一些改动和补充后，连同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的一个便函正式下发各级党组织。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