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谁把吴祖光定为右派
作者：张 颖
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国剧协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最初党组成员都参加了。田汉是组长，具体负责整风事宜的是剧协的两位副秘书长，其中一人担任副组长，我也是成员之一。这两个副秘书长刚从外地调来剧协不久，他们在戏剧界没有什么名气，但很有一点野心。在从整风向反右的转变中，他们在戏剧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戏剧报》是全国戏剧界的主要舆论阵地，为了造声势，领导小组决定《戏剧报》应该首先鸣放起来。于是我在《戏剧报》编辑部传达指示，并派出了《戏剧报》内所有记者以及编辑，约有十数人在北京各戏剧院团，其后到上海、武汉、四川等地去采访，动员大家提意见，要大家鸣放。最初几天，没有人响应，于是我亲自给吴祖光等人打电话，告诉他要派记者采访他，希望他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其实他最初是碍于情面才接受采访的。记者回到编辑部写了一篇采访吴祖光的报道，文章中主要谈到文艺工作的领导许多都不是内行，所以常常会有不了解情况而瞎指挥，使文艺创作不能很好发展。这样的意见在当时相当普遍，而在各个专业确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戏剧报》发表北京及各地戏剧界人士的鸣放报导约有三期(当时为半月刊)。
到六月初，风向突然转变。上海《文汇报》受到批判，《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击右派猖狂进攻，很快全国各地掀起反右派的大浪。中国剧协整风领导小组立即变成反右派领导小组。在剧协内首当其冲的是《戏剧报》。田汉在《戏剧报》发表了几篇文章，如《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被视为向党进攻的右派言论。《戏剧报》编辑部成了"剧协"右派分子的大本营，编辑部记者和编辑大部分都被划成为右派分子。我一时被打糊涂了。当时是我布置记者们去采访，责任不在他们。那两个领导指着我说："你就是《戏剧报》右派的头目。"过了几天，反右斗争更扩大了，要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戏剧界没有知名人物当右派分子怎么行，于是在《戏剧报》上找到了采访吴祖光的报道。《外行领导内行》是尖锐问题。领导小组上报材料中提出了吴祖光。我知道后坚决反对：吴祖光的意见是我们特意采访他才说的善意批评，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怎么能看成反党言论而定右派呢？那时田汉的两篇文章已经在党内受到了批判，他心情十分沉重，一言未发。剧协定右派名单上报文联党组后，我被撤消党的职务，撤职检查。那个副组长成了戏剧报主编。
吴祖光的材料上报后，文联领导认为还不够，于是又召集一个座谈会，让一些有所谓右派言论的著名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包括吴祖光等人，继续鸣放，并就此组织成一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报道。参加这次座谈会发言的人，几乎都被定为右派分子。吴祖光的发言，其实没有更多的内容。而见报时文章却加了一个吓人的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就是典型的右派言论了。我记得那个领导将这篇文章拿到编辑部来已经是打印好的通稿，准备在《文艺报》、《戏剧报》上同时刊登。像这样的标题显然不是田汉所写。文联反右派领导小组拟定各协会右派名单时，虽然田汉仍以剧协党组书记的身份参加讨论，其他成员作为领导中的积极分子也参加了会议。
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有次去看望阳翰笙同志，他劫后余生忽然提起旧话，说当年反右派时，剧协右派分子名单我名列首位，后来是文联领导认为我既无反党言论，又无反共文章，只是行政上犯了严重错误，属思想极右，后期批判处理，就不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反右派斗争后我被调往《剧本》，接受批判。我都记不起来在各种会上曾作过多少次检讨，受到多少批判，但总是通不过。可能因为精神过度紧张，身心疲惫已极。最终是我在一次检讨会上突然晕厥过去，被抬至协和医院抢救，诊断为急性心肌炎。两个月高烧不退，从此卧床不起。在北京医院住院一年有余，我这个思想极右分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分子，不仅他个人受害，而且全家遭殃。我作为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始终感到内疚。1996年董健写了一本《田汉传》，1997年在北京出版。在这本书中有一段关于吴祖光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叙述。我不知道董健是从哪里得到当时那些似是而非的情况，写得如此详细具体："1957年这一关，田汉总算过去了。他只是因为那两篇‘请命的文章‘受到批评，并没有被划为右派。……于是赶快检讨自己，轻装上阵投入反右派斗争。他身为剧协主席，必须亲自主持剧协反右派；一次次批判右派吴祖光的大会都是他主持的，有时还要发言。……他不是不知道，此次鸣放中吴祖光完全是被强拉着鼻子去吃钓的一条鱼。文章是〈戏剧报〉派人去动员写的，文联的鸣放会，是文联两位领导人写了信去请来的，更为要命的是吴祖光文中所讲的那些右派言论和他两篇"请命"文章的意见实在相差无几，有的地方还没有田汉的论点尖锐。……当吴祖光那一双充满困惑怨愤的大眼睛向田汉看来时，田汉觉得像一支支箭似的向他射过来。……
人到无可奈何之时往往会欺骗自己，以臆造的逻辑安慰自己失衡的心。田汉强迫自己相信，吴祖光既然被定为"右派"，那他一定是反党的，尽管我田汉说过的话和他吴祖光说过的话表面相同，实质上是不同的。……但将这篇文章发表时，田汉却大笔一挥，将标题定为〈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一改动，性质大变，确实把吴祖光和田汉分开了，这样批起来也就觉得"理顺"了。这样做，可害苦了吴祖光，这时，我们分明看到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被政治斗争扭曲，揉偏了的假田汉。……"我不想对《田汉传》这本书作任何评价，但这番叙述是猜测和心理分析，而不是历史真实。作者对当年复杂的矛盾斗争情况，是不了解的。因而又引来新的麻烦。
当吴祖光知道了有这一段描述后，信以为真，认定当年是田汉为了保全自己而陷害了他。1998年，吴祖光带着他的妻子新凤霞回常州老家探亲，新凤霞不幸突发脑栓塞，不治身亡。吴祖光悲痛欲绝，撰写纪念文章，感到新凤霞的病是他被划右派所累，又联想起董健书中所述田汉害他之事，难免文中痛责田汉。文章刊登于香港《明报》，很快被台湾一些报刊转载，于是又卷起了一阵反大陆文化人之风。吴祖光受了冤屈，使他大半生都过得不舒畅，田汉在文革中惨死狱中，这都使我辈人很感悲伤的事。而今几十年过去之后，田汉又背上了这个黑锅，更使人难受。
2000年，陈明远先生想要化解这两个前辈朋友之间的误会，他于是做了些调查核实情况，说明当年把吴祖光划为右派并不是田汉主持的。陈先生与我以往并没有什么交往，可能是他知道我看了吴祖光的文章，曾给祖光打过电话，想解释一下当年的实情，所以他给我打电话。我记得那次电话中谈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反右派时，我主持《戏剧报》工作的真实情况，另一点是他说在调查中看到一些资料，可以说明吴祖光被划成右派，并不是田汉所为。他还告诉我，他要写篇文章为田汉恢复原来的真面目。我曾在电话中回答他说，我很高兴他能写这篇文章。而当陈明远的文章发表后我阅读时使我大吃一惊。文中居然写道，曾经采访过张颖，她是当时的知情人，张颖说，错划吴祖光为右派分子的是周扬。这个内容和我同他在电话中所谈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周扬的名字。
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究竟是谁划定吴祖光为右派分子？这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也很难归咎于哪一个人。那时候田汉已经没有了权力。周扬虽有这权力，但具体到具体的人，他也不能专断定名，据我记忆当时的情况，中国文联反右派领导小组(这名字可能不准确)对整个文艺界是最有决定权的。而这个小组又由各协会的领导组成，名单由各协会提出。在文联领导小组中讨论以后，还要上报更高一层领导才能决定。当年的这批领导据我所知，几乎都已作古(也许还有个别健在的吧？)，文联的档案在文革中失散殆尽，从哪里能找到当时的会议记录呢？没有记录等于没有了证据。又比如吴祖光那篇文章是谁定的标题？如果找不到文章原稿，找不到笔迹，怎么能证明是田汉大笔一挥呢？
那个时代的许多事情离不开当年的大背景，那段历史，留给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评论吧。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人，如我者受到过伤害，也可能伤害过别人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这一代过来人要吸取，也应该让后人知道。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