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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素描（二）
作者：胡长水等
说起周恩来，薄一波有的是敬重和感慨。
早在大革命时期，薄一波就知道周恩来是我党卓越的活动家，可谓心仪已久，但二人相见，已经是抗日战争时的事。1937年，周恩来率八路军高级干部到了太原。当时薄一波正在山西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便请他给牺盟会训练班的学员作报告。薄一波至今还记得，山西国民师范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大礼堂，一下子挤进了四千多人。30多岁的周恩来，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侃侃而谈，讲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讲党的统一战线，一口气讲了三个钟头。台下一片寂静，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对薄一波在山西的工作，周恩来赞赏有加。1943年，薄一波到延安参加全党整风时，周恩来还特地向他征询在山西新军中开展党的政治工作的经验。
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战线上，薄一波成了周恩来的直接助手。1953年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矛头不仅指向刘少奇，也指向了周恩来。1956年周恩来主持“反冒进”，薄一波是积极支持者，为此后来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党的“八大”以后，在1956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家经委和工交工作，和周恩来的联系就更多了。无论是制定二五计划、三五计划，还是石油会战、经济调整，薄一波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周恩来始终提倡艰苦朴素，反对铺张奢华。解放后一进城，有些部门要求盖楼堂馆所，他坚决不同意。他对薄一波等人说，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周恩来的率先垂范，给薄一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薄一波立即被卷入漩涡之中。9月，薄一波在家中跌伤，周恩来批准他到广州休养6个月，可不久就被红卫兵揪回北京，从此陷入无休止的批斗和囚禁之中。对于周恩来在“文革”逆境中相忍为党、为国的处境，薄一波在心中表示深深的理解和敬重，只是无力助他一臂之力了。1976年1月9日，当他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恳切要求去向自己的老领导作最后的告别。然而，得到的答复竟是：“你没有这个权利！”这使薄一波感到无比的悲愤和遗憾。
薄一波与张闻天
1943年，薄一波在延安认识了张闻天。其后，二人尽管交往不多，但薄一波却对张闻天怀着崇高的敬意。
1936年，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向中央提出营救关押在草岚子监狱中的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一批党员出狱，当时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慎重地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研究后，批准了北方局的这一要求。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此后，无论是党的七大，还是1953年的财经会议，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一再表示知道此事，薄一波等人在政治上也一直受到党中央的信任。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康生等人却炮制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冤案。祸水泼向了刘少奇，泼向了薄一波等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包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九位烈士。这时，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就处在逆境中的张闻天，一次又一次地顶住康生和专案组的威逼利诱，勇敢地说明事实真相。
张闻天的高风亮节，使薄一波感到由衷的敬佩。1990年9月，张闻天铜像揭幕仪式在他青年时期的母校——江苏河海大学举行，薄一波欣然前往参加并发表讲话。他深情地说：张闻天“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顾个人安危来保护同志、保护党，他的这种崇高品德感人至深”。
薄一波与朱德
1937年9月，薄一波与朱德在山西抗日前线初次突然相遇。早在大革命时期，薄一波就知道朱德这个响亮的名字，以为他是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不料一见之下，“朴素浑如田家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使薄一波不禁平添几分敬意。
朱德也知道薄一波的名字，知道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山西接办牺盟会，创办新军，把山西的抗战搞得红红火火。正是这第一次见面，薄一波领受了朱德交给他的一个重大任务：立即率部到晋东南太行山，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在敌后沦陷区做几个“活眼”。薄一波没有辜负这一重托。他率领决死队赶到太行山，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此后，朱德对薄一波的工作一直给予极大的支持。当有人质疑“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是不是右时，朱德指出这恰恰是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了起来。当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时，朱德又支持薄一波予以坚决的反击。临汾战役时，朱德又致信当时主持晋冀鲁豫边区工作的薄一波，叮嘱“如（徐）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撑他的腰”。朱总司令卓越的指挥才能，也给薄一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昔日的总司令对经济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常常向薄一波了解经济建设情况。在薄一波心中，朱德既是战功赫赫的元帅，也是始终把国事民瘼装在心中的人民公仆。
薄一波与任弼时
任弼时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成员之一。在薄一波几次受命担任党的重要工作时，都是任弼时代表党中央找薄一波谈的话。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央决定调薄一波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工作。临行前，毛泽东让任弼时找薄一波谈话。任对薄说，毛主席和中央对你的要求是：协助刘、邓做好工作，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多做团结工作，搞好地方与军队的团结，搞好军队原一、四方面军干部间的团结。遵照这一指示，薄一波全力协助刘、邓工作：凡要由中央局决策的重要问题都请示报告刘、邓，最后定案；对不搞团结的人坚决批评处理。由此，曾撤掉一位区党委书记，对另一位反刘、邓的高级指挥员也做了许多工作，从而有效地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部队的战斗力。
另一次是1949年3月。此时，党中央机关已从西柏坡迁到北平。一天，任弼时又一次找薄一波谈话，说：中央决定，让你以后列席书记处会议。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是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薄一波说：不够格。任弼时说：“我们考虑过了，够格”。从此薄一波开始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与中央重大决策的讨论与研究，直到1953年财经会议后不再列席，前后历时四年多时间。
遗憾的是，新中国建立不久，任弼时就因积劳成疾病逝。薄一波有《忆任弼时同志》一文，寄托了他深切的怀念之情。
薄一波与李先念
薄一波与李先念，相识在战争年代。长期共事，则是在李先念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之后。在建国兴邦，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事业中，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艰辛、曲折的岁月。
还在建国之初，李先念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薄一波任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时，他们就曾对财经工作详细交换过意见。1954年春夏间，李先念调到北京，接任原由邓小平担任的财政部长一职，他们在经济工作上的联系就更多了。李先念是将军管经济，管的又是全国的经济，因此很虚心，不仅经常向陈云请教，也时常和薄一波交换意见。1956年“反冒进”时，他俩是周恩来、陈云意见的积极支持者，主张“保证重点，适当收缩”，反对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反冒进”受到错误批判后，他们的境遇又相同，被迫一再作检讨。然而，当他们一旦觉察到“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时，又继续坚持从实际出发，对“大跃进”造成的比例失调现象提出批评，被认为是又犯了“右倾错误”。好在批评归批评，日常的经济工作党中央还是让他们去做。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薄一波、李先念坚决贯彻，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毛泽东风趣地把他们四个管经济的副总理称为“四大名旦”。
薄一波与刘伯承
在共和国元帅中，薄一波同刘伯承曾有一段特殊的工作关系。那是在1941年秋天，薄一波领导的决死一纵队与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组建为太岳纵队后，划入八路军一二九师建制，直接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在这以前，决死一纵队就经常配合一二九师作战，在刘伯承的指挥下，打了一连串漂亮的胜仗，使部队在实战的锻炼中迅速成长起来。抗日战争胜利后，薄一波到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工作，刘是司令员，邓是政委，薄是副政委。不久，组织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先是兵围长治，当阎锡山从太原出兵驰援时，刘伯承立即指挥部队冒雨急行军，围歼援敌于屯留县西北之老爷山，然后回师长治，瓮中捉鳖，聚歼守敌，共歼敌13个师，3万5千余人。刘伯承高超的韬略，使薄一波钦佩之余，也从中获益良多。接着，薄一波又随刘、邓参与组织“平汉战役”，并与刘伯承一起赴敌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司令部所在地，当面劝说高树勋最终下定决心起义，从而使“平汉战役”迅速取得胜利，同时也使敌军的心理防线开始动摇。经过长期的合作共事，薄一波与刘伯承结成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还有一件事令薄一波印象至深。党的“七大”以后，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党内一些负责人在提到他的时候已经开始讳言其名，而必称“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刘伯承又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会后他对薄一波说：“马恩列斯都称同志，为什么毛泽东不能称同志！”薄一波认为，刘伯承不仅足智多谋，而且政治上也能见微知著，堪称伟丈夫。
薄一波与贺龙
薄一波与贺龙初次见面是在1943年秋的陕北。但早在抗战初期，由于同处山西抗日前线，他们神交已久。贺龙是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二O师师长，薄一波则成功地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从而为山西抗战羸来新局面，并进而开辟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南北两地互为犄角，彼此呼应。二人每次相见，也总要坦诚交谈。
有一次，二人就干部问题交换看法。贺龙谈到一二O师在晋西北开展工作时，得益于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同志在那里打下的基础，但对几个干部有看法，说牛荫冠表现不好。牛时任晋西北行署副主任，因家庭成份是地主，土改时斗争他父亲，有人竟用铁丝穿着老人的鼻子，让牛荫冠用手牵着，牛因有不满而被视为“立场不坚定”。贺龙所指即此。薄一波则当即直言，介绍说，牛荫冠在牺盟会负责日常工作是有成绩的。他父亲也给我们做了些好事，属于开明士绅，本来就不应该斗争，又何况那种做法极不人道。这样的坦诚交谈，既便于沟通情况，加深了解，也增强了彼此间的信任和友谊。
薄一波与聂荣臻
薄一波与聂荣臻相识于30年代顺直省委工作期间。聂时任省委组织部长，薄任北方军委常委。在做军运工作的过程中，薄一波感到只做士兵工作，不做军官工作，难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但在当时，党内一些人认为做军官工作是“上层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薄一波向聂荣臻提出了这个问题。开始聂未置可否。后来在与薄谈话时，明确表示了支持态度；显然他已经过深思熟虑。此后，薄一波相机在晋军和西北军军官中做了不少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使他更加体会到在中上层人士中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这样的认识和经验，对他后来在山西通过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开创抗日新局面，显然有内在影响。因此，薄一波认为聂荣臻当时对他的支持弥足珍贵。他后来回忆说：初次接触，感到荣臻同志沉默寡言，似难接近。深谈之后，才觉他厚道持重，头脑冷静，他的话让人放心。
1948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和华北军区，薄一波、聂荣臻分任第二、三书记（后分任第一、二书记）和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工作上配合默契。建国后，二人工作变动，但仍不时来往。
1950年，首批志愿军行将入朝，时值隆冬，棉衣问题尚无着落。情急之中，聂荣臻找到薄一波。薄立即在华北全区动员，昼夜赶制，保证了前方所需。聂那时在总参协助周恩来处理抗美援朝事宜，常通宵达旦。1952年9月的一天，突然晕倒在办公室，薄一波闻讯急往探望。晚年，二人相约每年至少见一次面。有一年，薄一波因身体不适，未能按时履约，聂荣臻便要夫人电话相邀。老友相见，抚今追昔，无所不谈。
薄一波与叶剑英
1943年秋，薄一波在延安王家坪军委总部第一次见到叶剑英时，叶说：“我们相识虽晚，却无陌生之感。古语说‘志同道合，易为良友’。”后来的历史证明，确乎如此。
1979年，薄一波在冤狱之后，邀安子文、刘澜涛驱车西山看望叶剑英。一见面，叶第一句话就说：“想不到你们受这么许多苦！”说着竟流下泪来。临别，依依不舍。
1982年，党的十二大前夕，薄一波到广州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叶剑英汇报人事安排问题。事毕，叶忽然想起一件往事说：“一波，你还记得吧，在华北局的时候，有一次为一件事你同彭真争论起来，可有点犟脾气咧！几十年过去了，你现在待人处事这样谦和，真是难得，值得我学习。”薄连忙说：我毛病不少，尚望随时指教。二人相叙甚欢。
1984年，叶剑英病危，薄一波急往探视。时叶剑英已不能语，薄紧握叶手，久久不放。走出病房，薄一波与叶的子女谈及此时心情与感受，挥毫写下1927年高一涵悼念李大钊的两句话：“他对人们，从浑厚中透出侠义气；人们对他，从亲爱中露出敬畏心。”
薄一波与王震
在薄一波眼中，王震虽然脾气大，却是很好交往的人。在延安，薄一波第一次见王震时，王的坦率和真诚就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建国后，王震曾受命率部屯垦，1956年出任农垦部长。1963年，薄一波到云南昆明，与王震不期而遇，见他闷闷不乐，便问缘由，得知他与农林口个别领导意见不合，工作不大顺心。薄便推心置腹，谈及自己曾经历这类事情的经验，劝他火气不可太大，要经得起委曲。薄一波说，“你这个将军本来豁达大度，内省无疚，何惧何忧，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二人整整谈了两个多小时，王愉快接受了薄的建议。
晚年，二人时常往来，相处甚得。1986年4月初，王震得知薄一波要到湖南去，便建议他到毛泽东家乡看看，也可到刘少奇家乡走走。6月21日，王得知薄成行，提笔给薄写信说：“湘人传来消息，我公访问毛、刘、彭（德怀）老一辈故居”，“是令人感奋的喜事”。
中顾委十年，薄一波始终是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王震后来也成为副主任之一。党的十三大召开前，中央成立七人人事安排小组，薄一波牵头，王震为成员之一。二人通力合作，圆满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务。
薄一波与滕代远
薄一波与滕代远第一次相交，是在1940年反击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之时。二人一起共事，则是抗战胜利后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当时，薄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和军区副政委，滕任军区副司令员，同为刘邓的副手。薄一波后来回忆说，那时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几位主要领导很团结，不但大事商量，平时也很融洽。代远同志那时就有些胖，伯承同志见面常开他的玩笑，说，人未到肚子就先到了。1946年，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到鲁西北和豫东一带作战后，二人分别主持中央局和军区日常工作。除指挥留下的兵力作战外，还要为前方补充兵员，筹集粮草，运送武器弹药，任务极为繁重。他们俩紧密配合，依靠全区同志，在抓紧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动员翻身农民保卫胜利果实，一年之中就为前线补充兵员十几万，动员民工数千万人次，有力地支持了前方作战。1948年华北局和华北军区成立，薄一波任华北局书记和军区政委，滕代远是军区副司令员。他们又相互配合，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责任编辑：瑶池)